心驚膽戰的普拉夫金在一切事上，甚至在檢查衛生的工作上都喪失了魄力。他對炊事員、值日員，對自己的衛生科連一點要求也不會提了。食堂裏很髒，廚房裏不好好洗飯碗，衛生科不知道多少天才抖一次病房的被子。這些他全知道，可是都不能堅持衛生的要求。隻有一點是他和所有勞改營長官們共同犯的神經病——每天擦洗住房的地板(許多勞改營都搞這種窮開心的事)。這一點執行得倒是一絲不苟。永遠潮濕朽爛的地板使得房內的空氣和被褥從來沒有幹燥的時候。勞改營裏最不行的老弱病殘對普拉夫金也沒有什麽敬意。在他的獄中生涯裏，沒有搶劫過和欺騙過他的，隻有不想幹這種事的人。他的亂丟在床邊的東西所以能原封不動，他的全營最無秩序的、一切都往外掉的床頭櫃所以能不被偷光，全靠我們房間夜晚是上鎖的。
普拉夫金的刑期是八年，按五十八條10和11，即作為一名政治人物、鼓動者和組織者。但是我發現在他的頭腦裏裝的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嬰兒的幼稚性。他被監禁了兩年多，還沒有成熟到他在偵訊階段曾承認過的那些思想的高度。他仍相信把我們關進來是暫時的，是開開玩笑;現在正準備實行一次了不起的寬宏大量的大赦，這是為了使我們更加珍視自由，使我們為得到了這次教訓而永遠感謝機關。他相信集體農莊是繁榮的，旨在奴役歐洲的馬歇爾計劃是卑鄙陰險的，急於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同盟國是在搞陰謀詭計的。
我記得一次他滿麵春風地回到屋裏，像剛做完美好的通宵祈禱的善男信女一樣，臉上泛出安詳、仁愛、幸福的光輝。他的善良而坦率的大臉龐上的那對下眼眶下垂的大眼睛流露出非人間的柔順的神情。原來剛才開過一次營區雜役的會議。勞改點點長起先拍桌子大聲申斥他們，後來忽然平靜下來，說他對他們像對自己的忠實助手一樣信任。普拉夫金激動地向我們交心說：“聽了這些話，工作積極性一下子就冒出來了!”(關於將軍也要說句公道話，他聽到這個隻是輕蔑地撇了撇嘴。)
博士的姓氏並不是騙人的：他是個愛真理的人。愛倒是愛，隻可惜配不上!
他在我們這個小模型裏顯得可笑。但是如果把眼光從這個小模型轉向大模型，你就會驚呆。我們的精神的俄羅斯有多大的百分比變成了這副模樣?僅僅因為一個恐懼……
普拉夫金成長在有文化的人們當中，一生從事智力勞動，他周圍都是一些智力發達的人，但他能算一個知識分子即具有獨立智能的人嗎?
多年來我不得不對“知識階層”這個字眼進行認真的思考。我們都很喜歡把自己歸入這一類，而實際上並非全都能歸得進去。這個字眼的含意在蘇聯完全歪曲了。凡是不用(和害怕用)雙手勞動的人都成了知識分子。這裏包括所有黨的、國家的、軍隊的和工會的官僚;所有的會計和記帳員——撥算盤珠的機械奴隸;所有的辦公室職員。我們更加輕易地把全體教師(那些頂多隻是個會說話的教科書，即沒有獨立的知識也沒有獨立的教育見解的人也在內)也都歸到這裏。還有所有的醫生(那些隻會在病歷上瞎劃兩筆的也在內)。至於那些僅僅和編輯部、出版社、電影廠，演奏廳沾點邊的，也都被毫不猶豫地劃入了這一類，更不消說那些出書、拍片、拉琴的人了。
實際上一個人不能單憑上麵任何一個標誌就劃入知識界。如果我們不想根本失去這個概念，我們就不應降低它的價值。知識分子不是依職業屬性和工作種類決定的。良好的教育和良好的家庭也不一定能培養出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這樣的人，他對精神生活的興趣和誌向是換而不舍的，是固定不變的，並不是外界環境所強加，甚而是與外界環境相對立的。知識分子是這樣的人：他的思想不是模仿性的。
在我們這個屋子裏的畸形人當中別利亞耶夫和季諾維也夫被認為是最大的知識分子。這兩位高級人士對於工長奧拉切夫斯基和粗俗的保管員普羅霍羅夫感到很不舒服。在我當總理的時代，將軍和內務部官員攛掇我把這兩個鄉巴佬從我們房裏驅逐出去，因為他們身上太髒，因為他們愛穿著皮靴躺在床上，總之是因為他們缺乏知識分子味(將軍們竟要趕走供他們吃喝的農人了?)。但是我很喜歡那兩個人，我自己靈魂深處也是一個農夫，從而屋裏形成了均勢。(後來將軍們大概又對別人提出要把我趕出去。)
奧拉切夫斯基的外貌確乎有些粗俗，一點知識分子的味道也沒有。音樂，他隻懂烏克蘭民歌，什麽古老的義大利繪畫，什麽現代的法國繪畫，他連聽也沒有聽說過。他愛不愛看書我不好說，因為我們營裏沒有書。屋裏發生抽象的爭論他從不參加。別利亞耶夫關於英屬蘇丹和季諾維也夫關於自己住宅的最精彩的獨白，他都像沒聽見似的。他在空閑時間愛把腳蹺到床頭欄杆上長久地沉思默想，大皮靴的後跟搭著欄杆，靴底朝著將軍們。(並不是有意挑釁。出工集合前、午休或者在還等著出門的黃昏，哪個明智的人能放棄稍躺一會兒的樂趣?而長筒靴脫起來很麻煩，裏麵用兩副包腳布撐得緊繃繃的。)奧拉切夫斯基對於博士的那些自我折磨也是木頭木腦地毫無反應。他沉默了一兩個鍾頭以後突然會和房裏發生的事情牛頭不對馬嘴地用悲劇的口吻宣告：“是的!五十八條獲得自由比駱駝穿針眼還困難!”另一方麵，凡是關於日常用品的屬性，並於日常生活行為的正確性等實際問題的爭論，他總是帶著烏克蘭人的倔勁參加進來，性急地證明氈靴所以會壞是因為在爐子上烤的，一冬不烤反倒有好處，穿著更舒服。由此說來，當然，他哪裏算得了什麽知識分子!
但是我們當中隻有他一人對建設工程忠心耿耿，隻有他一人能在工作時間以外有興趣地談這件事。當他聽說犯人們竟把完全裝好的隔斷牆板拆掉當柴燒的時候，他用粗笨的雙手抱住粗笨的頭好像疼痛似地搖晃起來。他不能理解土著們的野蠻行為。這也許是因為他隻蹲了一年的原故。有人跑來說，從八層樓上掉下一塊水泥板。所有人都驚呼：“砸死人沒有?”可是奧拉切夫斯基卻向：“你看見它是怎麽摔碎的?裂縫沿著哪個方向?”(水泥板是按照他的圖紙澆灌的，他想弄清楚他的鋼筋布得好不好。)在十二月的大冷天，作業班長和工長們聚在辦公室烤火，聊著勞改營裏的閑話。奧拉切夫斯基進來，摘下一隻手套，鄭重其事、小心翼翼地從裏麵取出一隻不能動彈了但仍活著的有桔黃和黑色花紋的漂亮的蝴蝶：“請看，這是一隻零下十九度裏凍不死的蝴蝶!是停在大樑上的。”
大家全圍在蝴蝶旁邊。我們之中有幸活著出去的人到了刑期結束的那一天未必能比這隻蝴蝶更有生氣。
奧拉切夫斯基自己的刑期隻有五年。他是因麵部犯罪(完全和奧威爾寫的一樣)——因微笑而被抓的。他原是工程兵學校教師。在教員休息室他向另一個教師指著《真理報》上部的什麽東西微笑了一下!那另一個教師很快被打死了，奧拉切夫斯基究竟笑什麽，誰也沒弄清楚。但是有人看見他笑，對黨中央機關報發笑的事實本身就是大不敬行為!後來要奧拉切夫斯基做一篇政治報告。他回答說，命令他要服從，可是他做的報告不會帶勁。這下就越過了槓槓。
普拉夫金的刑期是八年，按五十八條10和11，即作為一名政治人物、鼓動者和組織者。但是我發現在他的頭腦裏裝的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嬰兒的幼稚性。他被監禁了兩年多，還沒有成熟到他在偵訊階段曾承認過的那些思想的高度。他仍相信把我們關進來是暫時的，是開開玩笑;現在正準備實行一次了不起的寬宏大量的大赦，這是為了使我們更加珍視自由，使我們為得到了這次教訓而永遠感謝機關。他相信集體農莊是繁榮的，旨在奴役歐洲的馬歇爾計劃是卑鄙陰險的，急於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同盟國是在搞陰謀詭計的。
我記得一次他滿麵春風地回到屋裏，像剛做完美好的通宵祈禱的善男信女一樣，臉上泛出安詳、仁愛、幸福的光輝。他的善良而坦率的大臉龐上的那對下眼眶下垂的大眼睛流露出非人間的柔順的神情。原來剛才開過一次營區雜役的會議。勞改點點長起先拍桌子大聲申斥他們，後來忽然平靜下來，說他對他們像對自己的忠實助手一樣信任。普拉夫金激動地向我們交心說：“聽了這些話，工作積極性一下子就冒出來了!”(關於將軍也要說句公道話，他聽到這個隻是輕蔑地撇了撇嘴。)
博士的姓氏並不是騙人的：他是個愛真理的人。愛倒是愛，隻可惜配不上!
他在我們這個小模型裏顯得可笑。但是如果把眼光從這個小模型轉向大模型，你就會驚呆。我們的精神的俄羅斯有多大的百分比變成了這副模樣?僅僅因為一個恐懼……
普拉夫金成長在有文化的人們當中，一生從事智力勞動，他周圍都是一些智力發達的人，但他能算一個知識分子即具有獨立智能的人嗎?
多年來我不得不對“知識階層”這個字眼進行認真的思考。我們都很喜歡把自己歸入這一類，而實際上並非全都能歸得進去。這個字眼的含意在蘇聯完全歪曲了。凡是不用(和害怕用)雙手勞動的人都成了知識分子。這裏包括所有黨的、國家的、軍隊的和工會的官僚;所有的會計和記帳員——撥算盤珠的機械奴隸;所有的辦公室職員。我們更加輕易地把全體教師(那些頂多隻是個會說話的教科書，即沒有獨立的知識也沒有獨立的教育見解的人也在內)也都歸到這裏。還有所有的醫生(那些隻會在病歷上瞎劃兩筆的也在內)。至於那些僅僅和編輯部、出版社、電影廠，演奏廳沾點邊的，也都被毫不猶豫地劃入了這一類，更不消說那些出書、拍片、拉琴的人了。
實際上一個人不能單憑上麵任何一個標誌就劃入知識界。如果我們不想根本失去這個概念，我們就不應降低它的價值。知識分子不是依職業屬性和工作種類決定的。良好的教育和良好的家庭也不一定能培養出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這樣的人，他對精神生活的興趣和誌向是換而不舍的，是固定不變的，並不是外界環境所強加，甚而是與外界環境相對立的。知識分子是這樣的人：他的思想不是模仿性的。
在我們這個屋子裏的畸形人當中別利亞耶夫和季諾維也夫被認為是最大的知識分子。這兩位高級人士對於工長奧拉切夫斯基和粗俗的保管員普羅霍羅夫感到很不舒服。在我當總理的時代，將軍和內務部官員攛掇我把這兩個鄉巴佬從我們房裏驅逐出去，因為他們身上太髒，因為他們愛穿著皮靴躺在床上，總之是因為他們缺乏知識分子味(將軍們竟要趕走供他們吃喝的農人了?)。但是我很喜歡那兩個人，我自己靈魂深處也是一個農夫，從而屋裏形成了均勢。(後來將軍們大概又對別人提出要把我趕出去。)
奧拉切夫斯基的外貌確乎有些粗俗，一點知識分子的味道也沒有。音樂，他隻懂烏克蘭民歌，什麽古老的義大利繪畫，什麽現代的法國繪畫，他連聽也沒有聽說過。他愛不愛看書我不好說，因為我們營裏沒有書。屋裏發生抽象的爭論他從不參加。別利亞耶夫關於英屬蘇丹和季諾維也夫關於自己住宅的最精彩的獨白，他都像沒聽見似的。他在空閑時間愛把腳蹺到床頭欄杆上長久地沉思默想，大皮靴的後跟搭著欄杆，靴底朝著將軍們。(並不是有意挑釁。出工集合前、午休或者在還等著出門的黃昏，哪個明智的人能放棄稍躺一會兒的樂趣?而長筒靴脫起來很麻煩，裏麵用兩副包腳布撐得緊繃繃的。)奧拉切夫斯基對於博士的那些自我折磨也是木頭木腦地毫無反應。他沉默了一兩個鍾頭以後突然會和房裏發生的事情牛頭不對馬嘴地用悲劇的口吻宣告：“是的!五十八條獲得自由比駱駝穿針眼還困難!”另一方麵，凡是關於日常用品的屬性，並於日常生活行為的正確性等實際問題的爭論，他總是帶著烏克蘭人的倔勁參加進來，性急地證明氈靴所以會壞是因為在爐子上烤的，一冬不烤反倒有好處，穿著更舒服。由此說來，當然，他哪裏算得了什麽知識分子!
但是我們當中隻有他一人對建設工程忠心耿耿，隻有他一人能在工作時間以外有興趣地談這件事。當他聽說犯人們竟把完全裝好的隔斷牆板拆掉當柴燒的時候，他用粗笨的雙手抱住粗笨的頭好像疼痛似地搖晃起來。他不能理解土著們的野蠻行為。這也許是因為他隻蹲了一年的原故。有人跑來說，從八層樓上掉下一塊水泥板。所有人都驚呼：“砸死人沒有?”可是奧拉切夫斯基卻向：“你看見它是怎麽摔碎的?裂縫沿著哪個方向?”(水泥板是按照他的圖紙澆灌的，他想弄清楚他的鋼筋布得好不好。)在十二月的大冷天，作業班長和工長們聚在辦公室烤火，聊著勞改營裏的閑話。奧拉切夫斯基進來，摘下一隻手套，鄭重其事、小心翼翼地從裏麵取出一隻不能動彈了但仍活著的有桔黃和黑色花紋的漂亮的蝴蝶：“請看，這是一隻零下十九度裏凍不死的蝴蝶!是停在大樑上的。”
大家全圍在蝴蝶旁邊。我們之中有幸活著出去的人到了刑期結束的那一天未必能比這隻蝴蝶更有生氣。
奧拉切夫斯基自己的刑期隻有五年。他是因麵部犯罪(完全和奧威爾寫的一樣)——因微笑而被抓的。他原是工程兵學校教師。在教員休息室他向另一個教師指著《真理報》上部的什麽東西微笑了一下!那另一個教師很快被打死了，奧拉切夫斯基究竟笑什麽，誰也沒弄清楚。但是有人看見他笑，對黨中央機關報發笑的事實本身就是大不敬行為!後來要奧拉切夫斯基做一篇政治報告。他回答說，命令他要服從，可是他做的報告不會帶勁。這下就越過了槓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