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出工站隊時他總是焦躁不安;他巴不得快些沖向工作地點。雜役小隊一跨進工區他就故做姿態地趕到侵騰騰返方步的人們前頭，差不多跑步走進辦公室。他是想讓長官們看在眼裏嗎?這沒有多大意思。是要犯人們看到他工作多忙嗎?——這是一部分原因。而主要的、最真實的原因是想盡快脫離人群，脫離營區，把自己關在計劃科的安靜的小房間裏，在那兒……在那兒決不是做瓦西裏·弗拉索夫做的那些事，決不為解救作業班裏的難友們打主意，而是混鍾點、抽菸、幻想再來一次大赦，想像自己坐在另一張辦公桌旁，在另一間辦公室裏，有好幾個按鈴，有好幾部電話，有奴顏婢膝的女秘書，有站得筆直的來訪者。
我們知道他的事很少。他不喜歡談起內務部的往事，無論是級別、職務還是工作性質。這是前內務部人員普遍的“靦腆勁兒”。可是他身上的軍大衣恰好是《白波運河》一書的作者們描寫的那種青灰色的。進了勞改營他也沒有想到要從製服上衣和製褲上把藍滾邊拆掉。在受監禁的兩年中，他連勞改營真正的老虎口的邊都沒有挨到過，連群島的無底深淵的氣味也沒有聞到過。送進現在這個勞改營自然是由他選定的：他的住宅離勞改營隻有幾站無軌電車的距離，在卡盧加廣場附近。他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掉進底層，也沒意識到現在周圍的人對他多麽敵視，所以在房間裏有時也漏出一點底細：有一天說他跟克魯格洛夫(那時候還不是內務部長)很熟，另一次說跟弗連克爾、紮維尼亞會很熟，說的全是古拉格的大頭頭。有一回提到他戰時領導過塞茲蘭-薩拉托夫鐵路很長一段的築路工程，這麽說是在弗連克爾的古爾熱德斯(鐵道建設勞改營管理總局)裏幹過。“領導”這兩個字可能包含些什麽意思?他什麽工程師也不是。那麽說是勞改營管理局局長嘍?是另一位可愛的克萊因米海爾嘍?就是從這樣的高峰一下子鼻青臉腫地跌到幾乎是普通囚犯的水平。他的問題是屬於一百零九條，對於內務部來說，這意思是收受了超過級別所容許的賄賂。因為是自己人，判了七年。(這表明他收受的賄賂夠判二十年。)根據史達林的大赦令，他剩餘的刑期被減掉了一半，今後還得蹲兩年多一點。但是他很傷心——傷心得和被判了整十年一樣。
我們房間的唯一的窗戶是朝涅斯庫奇內公園開的。窗外不遠處，略低於窗口的樹梢在隨風擺動。景色不斷在這裏交替;暴風雪，解凍，新綠。當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沒有受到什麽刺激而隻是感到淡淡的哀愁時，他往往臨窗而立，眼望著公園，用輕柔好聽的聲音唱一支歌;
啊，睡吧，睡吧，我的心!
莫要把往事喚醒。
你說怪也不怪?——嚴然一位坐在客廳裏的十分可愛的先生。可是他沿著自己的路基留下了多少囚犯的埋葬坑!……
漢斯庫奇內公園靠近我們營區的一角，有幾道小土崗把遊人隔開，是塊十分隱蔽的地方，如果不算我們這些剃光頭的人能從窗口看到的話。五一節，有個中尉把一個穿花布拉吉的姑娘帶到這個隱蔽處所，他們避開了公園的遊人，而對我們就像對貓兒狗兒的目光一樣滿不在乎。軍官把他的女朋友平攤在地上，那女的也不是個客臊的。
一去不返的莫再召喚，
往昔的愛情莫再留戀。
整個說來我們的小房間像是一個小模型。內務部官員和將軍完全支配著我們。隻有得到他們的允許我們才能在他們不用的時候使用電爐(它是人民的)。一切問題全由他們決定：給房間通通風還是不通風，鞋放在什麽地方，褲子掛在什麽地方，什麽時候停止說話，什麽時候睡覺，什麽時候醒。沿著走廊走幾步就是大統艙房間的房門，那裏麵是吵嚷喧鬧的共和國，那裏麵把一切權威都罵得狗屎不值;而我們這裏卻是享有特權的，我們依仗特權，也就必須盡力遵守法紀。自從我被踢進了渺小的油漆班，我就一言不發了：我成了無產者，任何一分鍾都可以把我推到大房間去。農民普羅霍羅夫名義上是生產雜役的“小隊長”，實際是叫他擔任一個侍候人的職務——拿麵包、端小鍋、和看守及值日員辦交涉，總之是做全部低賤的工作(這正是那個養活兩個將軍的農夫)，所以我們這樣的人就隻能聽命於兩個獨裁者。但是偉大的俄國知識界在哪裏呢?他們在瞧著什麽呢?
普拉夫金一博士(他的姓並不是我臆造的!)神經病理學家，勞改營醫生，今年七十歲了，這表明革命到來的時候他已經是四十多歲的人，是在俄國思想界最美好的年代，在講究良心、榮譽、愛人民的精神薰陶下成熟的人。請看他有怎樣的儀表!在令人肅然起敬的碩大的頭顱上飄動著灰白的銀髮，勞改營裏的剃頭推子也未敢觸動它(這是衛生科長恩準的優待)。他的肖像會使世界上第一流的醫學雜誌的封麵生色!任何國家有這樣一個衛生部長都不會覺得寒磣!他的莊重的大鼻子使人們對他的診斷產生充分的信任感。他的一舉一動顯得尊嚴而穩重。博士的身軀如此奇偉，以至單人鐵床幾乎容納不下，一部分隻好懸在外麵。
我不知道他是個怎麽樣的神經病理學家。很可能是個好大夫。但是那必須是在一個鬆鬆散散、和和氣氣的時代，並且一定不是在國立醫院工作，而是在家裏開業。橡木的房門上釘著銅牌，靠牆坐地的大自鳴鍾發出悅耳的哨哨聲。不慌不忙，除了自己的良心對什麽也不用服從。然而在那以後，他著實地被嚇壞了，嚇得他一輩子也沒有緩過勁來。我不知道他以前坐過牢沒有，內戰時期拉他去陪過綁沒有(這沒什麽奇怪的)。但是不用手槍頂著他的腦門，也足能嚇破他的膽。隻要讓他做做這些事就夠了：叫他到門診部去工作，那裏要求一小時看完九個病人，時間隻夠用小槌敲一敲膝蓋;再讓他噹噹“勞動力醫務鑑定委員會”委員，還有療養區委員會委員，還有兵役委員會委員，到處都要在各種文件上簽字、簽字、簽字，同時知道每簽一個字都可能掉腦袋，某某大夫已經抓進去了，某某也是了，可是你仍得不停地簽字：病假條子、診斷書、鑑定人證明、醫生證明、病歷。每簽一個字都引起一次哈姆雷特式的苦惱：給假還是不給假?適合現職還是不適合?有病還是沒病?病人朝一邊求你，長官朝另一邊壓你。驚恐過度的博士手足無措，猶豫不定，渾身發抖，常常吃後悔藥。
但這都還是在外邊的時候，這還都是些甜點心!自從帶上“人民敵人”帽子被抓進來，被偵查員嚇出足以致命的心肌梗死(我想像他既然嚇成這個樣子，會有多少人被他攀扯了進來，恐怕整個醫學研究所都被他攀扯進來了)以後，你看他現在變成了怎麽樣的一個人!獨勞點衛生科長(一個自由人身份的根本沒有學過醫的老酒鬼)的一次普通的例行巡視都會使普拉夫金惶恐到這個地步，以至連病人卡片上的俄文字也念不下來了。他現在變得十倍地猶豫不定。在勞改營裏他簡直手足無措，連體溫達到37.7能不能開病假也不知道了。萬一挨罵怎麽辦?必定會跑回我們屋子裏來商量。每當受到勞改營長或者哪怕是普通看守的誇獎以後，他才能在安定平穩的狀態中生活上一天。受到誇獎以後的二十四小時之內他似乎感到自己是安全的，從第二天早上起難以擺脫的恐慌感又偷偷地回到他的身上。一次營裏發送出一批很緊急的解犯，因為太匆忙，以至沒有時間安排他們洗澡(沒有把他們光著身子趕進冰涼的澡房，算他們幸運人看守長來找普拉夫金，叫他寫一張解犯已經過衛生處理的證明。普拉夫金照例唯命是從，但是事後瞧他變成了什麽樣子!一回到屋裏他就像砍斷了腿似地一頭栽到床上，手按心口，哼哼唉唉。他根本不聽我們的寬慰。我們睡著了，他一根接一根地抽菸，上廁所。最後，到了後半夜，他穿上衣服，樣子像瘋子似地去找值班看守員商量，這個看守員外號叫“小矮個”，是個大字不識的直立猿人，隻不過帽子上有顆小紅星罷了。他問他現在會怎麽樣?犯下這個罪會按五十八條給他再到一次刑?還是不會判?或許隻會從莫斯科市內的勞改營發送到遠地的勞改營?(他家在莫斯科，經常送來豐富的食物，因而他一心賴在我們這個小勞改營裏。)
我們知道他的事很少。他不喜歡談起內務部的往事，無論是級別、職務還是工作性質。這是前內務部人員普遍的“靦腆勁兒”。可是他身上的軍大衣恰好是《白波運河》一書的作者們描寫的那種青灰色的。進了勞改營他也沒有想到要從製服上衣和製褲上把藍滾邊拆掉。在受監禁的兩年中，他連勞改營真正的老虎口的邊都沒有挨到過，連群島的無底深淵的氣味也沒有聞到過。送進現在這個勞改營自然是由他選定的：他的住宅離勞改營隻有幾站無軌電車的距離，在卡盧加廣場附近。他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掉進底層，也沒意識到現在周圍的人對他多麽敵視，所以在房間裏有時也漏出一點底細：有一天說他跟克魯格洛夫(那時候還不是內務部長)很熟，另一次說跟弗連克爾、紮維尼亞會很熟，說的全是古拉格的大頭頭。有一回提到他戰時領導過塞茲蘭-薩拉托夫鐵路很長一段的築路工程，這麽說是在弗連克爾的古爾熱德斯(鐵道建設勞改營管理總局)裏幹過。“領導”這兩個字可能包含些什麽意思?他什麽工程師也不是。那麽說是勞改營管理局局長嘍?是另一位可愛的克萊因米海爾嘍?就是從這樣的高峰一下子鼻青臉腫地跌到幾乎是普通囚犯的水平。他的問題是屬於一百零九條，對於內務部來說，這意思是收受了超過級別所容許的賄賂。因為是自己人，判了七年。(這表明他收受的賄賂夠判二十年。)根據史達林的大赦令，他剩餘的刑期被減掉了一半，今後還得蹲兩年多一點。但是他很傷心——傷心得和被判了整十年一樣。
我們房間的唯一的窗戶是朝涅斯庫奇內公園開的。窗外不遠處，略低於窗口的樹梢在隨風擺動。景色不斷在這裏交替;暴風雪，解凍，新綠。當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沒有受到什麽刺激而隻是感到淡淡的哀愁時，他往往臨窗而立，眼望著公園，用輕柔好聽的聲音唱一支歌;
啊，睡吧，睡吧，我的心!
莫要把往事喚醒。
你說怪也不怪?——嚴然一位坐在客廳裏的十分可愛的先生。可是他沿著自己的路基留下了多少囚犯的埋葬坑!……
漢斯庫奇內公園靠近我們營區的一角，有幾道小土崗把遊人隔開，是塊十分隱蔽的地方，如果不算我們這些剃光頭的人能從窗口看到的話。五一節，有個中尉把一個穿花布拉吉的姑娘帶到這個隱蔽處所，他們避開了公園的遊人，而對我們就像對貓兒狗兒的目光一樣滿不在乎。軍官把他的女朋友平攤在地上，那女的也不是個客臊的。
一去不返的莫再召喚，
往昔的愛情莫再留戀。
整個說來我們的小房間像是一個小模型。內務部官員和將軍完全支配著我們。隻有得到他們的允許我們才能在他們不用的時候使用電爐(它是人民的)。一切問題全由他們決定：給房間通通風還是不通風，鞋放在什麽地方，褲子掛在什麽地方，什麽時候停止說話，什麽時候睡覺，什麽時候醒。沿著走廊走幾步就是大統艙房間的房門，那裏麵是吵嚷喧鬧的共和國，那裏麵把一切權威都罵得狗屎不值;而我們這裏卻是享有特權的，我們依仗特權，也就必須盡力遵守法紀。自從我被踢進了渺小的油漆班，我就一言不發了：我成了無產者，任何一分鍾都可以把我推到大房間去。農民普羅霍羅夫名義上是生產雜役的“小隊長”，實際是叫他擔任一個侍候人的職務——拿麵包、端小鍋、和看守及值日員辦交涉，總之是做全部低賤的工作(這正是那個養活兩個將軍的農夫)，所以我們這樣的人就隻能聽命於兩個獨裁者。但是偉大的俄國知識界在哪裏呢?他們在瞧著什麽呢?
普拉夫金一博士(他的姓並不是我臆造的!)神經病理學家，勞改營醫生，今年七十歲了，這表明革命到來的時候他已經是四十多歲的人，是在俄國思想界最美好的年代，在講究良心、榮譽、愛人民的精神薰陶下成熟的人。請看他有怎樣的儀表!在令人肅然起敬的碩大的頭顱上飄動著灰白的銀髮，勞改營裏的剃頭推子也未敢觸動它(這是衛生科長恩準的優待)。他的肖像會使世界上第一流的醫學雜誌的封麵生色!任何國家有這樣一個衛生部長都不會覺得寒磣!他的莊重的大鼻子使人們對他的診斷產生充分的信任感。他的一舉一動顯得尊嚴而穩重。博士的身軀如此奇偉，以至單人鐵床幾乎容納不下，一部分隻好懸在外麵。
我不知道他是個怎麽樣的神經病理學家。很可能是個好大夫。但是那必須是在一個鬆鬆散散、和和氣氣的時代，並且一定不是在國立醫院工作，而是在家裏開業。橡木的房門上釘著銅牌，靠牆坐地的大自鳴鍾發出悅耳的哨哨聲。不慌不忙，除了自己的良心對什麽也不用服從。然而在那以後，他著實地被嚇壞了，嚇得他一輩子也沒有緩過勁來。我不知道他以前坐過牢沒有，內戰時期拉他去陪過綁沒有(這沒什麽奇怪的)。但是不用手槍頂著他的腦門，也足能嚇破他的膽。隻要讓他做做這些事就夠了：叫他到門診部去工作，那裏要求一小時看完九個病人，時間隻夠用小槌敲一敲膝蓋;再讓他噹噹“勞動力醫務鑑定委員會”委員，還有療養區委員會委員，還有兵役委員會委員，到處都要在各種文件上簽字、簽字、簽字，同時知道每簽一個字都可能掉腦袋，某某大夫已經抓進去了，某某也是了，可是你仍得不停地簽字：病假條子、診斷書、鑑定人證明、醫生證明、病歷。每簽一個字都引起一次哈姆雷特式的苦惱：給假還是不給假?適合現職還是不適合?有病還是沒病?病人朝一邊求你，長官朝另一邊壓你。驚恐過度的博士手足無措，猶豫不定，渾身發抖，常常吃後悔藥。
但這都還是在外邊的時候，這還都是些甜點心!自從帶上“人民敵人”帽子被抓進來，被偵查員嚇出足以致命的心肌梗死(我想像他既然嚇成這個樣子，會有多少人被他攀扯了進來，恐怕整個醫學研究所都被他攀扯進來了)以後，你看他現在變成了怎麽樣的一個人!獨勞點衛生科長(一個自由人身份的根本沒有學過醫的老酒鬼)的一次普通的例行巡視都會使普拉夫金惶恐到這個地步，以至連病人卡片上的俄文字也念不下來了。他現在變得十倍地猶豫不定。在勞改營裏他簡直手足無措，連體溫達到37.7能不能開病假也不知道了。萬一挨罵怎麽辦?必定會跑回我們屋子裏來商量。每當受到勞改營長或者哪怕是普通看守的誇獎以後，他才能在安定平穩的狀態中生活上一天。受到誇獎以後的二十四小時之內他似乎感到自己是安全的，從第二天早上起難以擺脫的恐慌感又偷偷地回到他的身上。一次營裏發送出一批很緊急的解犯，因為太匆忙，以至沒有時間安排他們洗澡(沒有把他們光著身子趕進冰涼的澡房，算他們幸運人看守長來找普拉夫金，叫他寫一張解犯已經過衛生處理的證明。普拉夫金照例唯命是從，但是事後瞧他變成了什麽樣子!一回到屋裏他就像砍斷了腿似地一頭栽到床上，手按心口，哼哼唉唉。他根本不聽我們的寬慰。我們睡著了，他一根接一根地抽菸，上廁所。最後，到了後半夜，他穿上衣服，樣子像瘋子似地去找值班看守員商量，這個看守員外號叫“小矮個”，是個大字不識的直立猿人，隻不過帽子上有顆小紅星罷了。他問他現在會怎麽樣?犯下這個罪會按五十八條給他再到一次刑?還是不會判?或許隻會從莫斯科市內的勞改營發送到遠地的勞改營?(他家在莫斯科，經常送來豐富的食物，因而他一心賴在我們這個小勞改營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