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留意者說，母親獲釋後從保育院領回孩子的事並不經常(女賊們從來不領)。因而，這些自幼小肺葉的第一次呼吸就吸進了群島含毒菌的空氣的孩子，許多人一落地就受到詛咒。另一些孩子有人領。有的母親出獄前就委託一些無知識的(也許是信教的)老太婆去把孩子領出來。古拉格放這些孩子出去，盡管這樣做對政府的教育工作不利，而且少一個孩子就少一份產房、產假補貼和育嬰室的經費。
戰前和戰時，隻要懷了孩子，勞改夫妻就得分離，他們來之不易、拚命隱瞞、四麵受敵並且本來就不那麽牢靠的結合就要毀於一旦，所以這時期女人們竭力避免生孩子。這又是群島跟外邊不一樣的地方：墮胎在外邊犯禁，要受法院追究，女人做這種事很不容易。而在勞改營裏，長官們對醫院裏經常實行的墮胎從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對勞改營隻有好處。
孩子生不生下來?生下以後怎麽帶?這對任何一個婦女都是難題，對於女勞改犯是更加苦惱的。如果變化莫測的勞改營命運寬容許你從一個心愛的男子那裏受孕，怎麽下得了決心墮胎?生嗎?——必然馬上要分開。你走後他在本勞改點不會跟別的女人相好?孩子會是怎麽樣的?(由於父母營養不良，孩子往往發育不正常。)斷奶以後，就會把你送到別處去(你還有好多年的牢要坐)，他們會照看孩子嗎，不會把孩子糟踐嗎?將來能領孩子回家嗎(有些人不許領孩子)?如果不許領，就要傷心一輩子(有些人一點不會)。
打算獲釋後跟孩子爹結合的人，毫不猶豫地走上當媽媽這條道兒。(這種打算有時候能夠實現。這就是a·格列鮑夫與勞改營的妻子二十年後的合影：身邊的一個女兒還是在翁日拉格生的，現在十九歲，多可愛的姑娘，另一個是十年後在外邊生的，當時雙親已經服滿了刑期。)走這條道兒的，還有急著想體驗母性的感受的人——既然沒有別的生活，就在勞改營裏體驗體驗也罷。這個噴著你的奶頭的活生生的小東西畢竟不是冒牌的或次等的貨色呀?(哈爾濱來的利亞利亞生第二個孩子隻是為了可以藉此機會回到兒童村看望她頭一個孩子!後來又生第三個，也是為了能回去看頭兩個。服完了五年徒刑，她竟能把三個都保全下來，帶了他們出去。)女勞改犯本人低人一等已無可挽回，但她們通過做母親又樹立起自己的尊嚴，在一個短時期內她們似乎與自由的婦女取得了平等地位。她們還這樣說：“盡管我是犯人，我的孩子可是自由人!”她們寸步不讓他要求給予自己的孩子同真正的自由人一樣的供養和照顧。第三類女人，一般是勞改營裏的老油條和女賊，把當媽媽看做是逍遙自在一年的機會，有時候看成是爭取提前釋放的門道。她們根本不把孩子當做自己的骨血，連看也不想去看，是活是死也從不打聽。
西烏克蘭來的婦女，有時還包括出身低微一些的俄羅斯婦女，一旦當了媽媽必定想方設法給孩子舉行洗禮(這已經是在戰後)。小十字架巧妙地藏在包裹裏從外邊送進來(看守員決不輕易放過這種反革命行為)，或是以麵包為代價向營裏的能工巧匠訂做。也有辦法搞到係十字架的帶子，還有辦法給孩子做一件後開襟的小罩衫和一頂小帽子。從口糧裏省出砂糖，用點什麽糧食烘一塊小甜餅，把最親近的女友們邀請來。會念一段祈禱詞(隨便哪一段都行)的女人總是有的。把孩子在溫水裏浸一浸，就算行完了洗禮，滿心歡喜的媽媽這時便邀請客人們就餐。
有時候專為有乳嬰的女犯(“五十八條”當然除外)頒發局部赦令或提前釋放的指令。這些指令的受益者主要是案情輕微的女刑事犯和女流氓。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本來就打的這個主意。這一類“媽姆卡”隻要在附近的區中心領到了一張身份證和火車票，便常常把已經沒有用處的嬰兒留在火車站的長椅上，丟在頭一個人家的台階上。(不過也要替她沒想一下，她們並不是都能得到住處、派出所的好臉色、戶口、工作。明天早晨她已經吃不到勞改營的現成口糧。沒有孩子就比較容易重新開始生活。)
一九五四年在塔什幹火車站的候車大廳裏，我挨著一群犯人度過一晚上，他們是根據特別指令從勞改營放出來的。約模三十人，占了大廳的一角。他們舉止囂張，顯出半盜賊式的放肆派頭。這是一些真正的古拉格兒女，他們知道生活值幾個大錢，根本不把周圍的自由人放在眼裏。男的玩紙牌，抱孩子的女人扯著嗓子爭論什麽事。忽然一個“媽姆卡”發出一聲壓倒別人的尖叫，跳將起來，抓住孩子的腳丫子一掄，把孩子的腦袋在水泥地上“砰”地撞了一下。整個大廳裏的自由人都驚叫起來：“母親!母親怎麽能幹出這種事?”……他們不懂，那女的不是母親，而是“媽姆卡”。
前麵所說，都屬於男女混合的勞改營，也就是從革命後頭幾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這段時期的勞改營。那些年代在俄羅斯聯邦境內好像隻有一個諾文斯克拘留所(由原莫斯科女犯監獄改成)羈押清一色的女犯。這個經驗沒得到推廣，它本身也沒存在多久。
但是偉大的導師和締造者終於安然無恙地從差點兒被他打輸了的戰爭的廢墟底下站起來了，他開始考慮臣民的福利。他的腦子現在騰出來用於安排人民的生活了。當時他發明的有益民生、增進道德的東西可謂多矣!其中的一條就是分開男女，首先從學校和勞改營做起(下一步他可能想推廣到整個獄外社會。在中國還做過更廣泛的實驗)。
群島男女的全麵大隔離始於一九四六年，於一九四八年完成。男女犯人分送到不同島嶼。如果是留在同一島嶼，則在男女營區之間拉上一道久經考驗的老友——鐵絲網。
如同別的許多做過科學預言和科學設想的行動一樣，這項措施產生了意料之外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後果。
婦女單獨分出來以後，她們在生產中的地位急劇惡化。先前在男女混合的勞改營裏，許多婦女做洗衣婦、衛生員、炊事員、鍋爐工、保管員、會計等工作。現在她們必須丟下所有這些職位。而另一方麵，在婦女勞改營裏這類職位要少得多。婦女們被趕出去做一般勞動，被趕進使她們特別受不了的純婦女的作業班。能不能哪怕暫時地從“一般”勞動裏掙脫出來，也成了生死攸關的問題。所以女人們開始爭取懷孕，設法從任何一次短暫的相遇，任何一次接觸中留下一個孩子。現在不必像以前一樣害怕懷孕造成夫妻分離，因為一道英明的指令已經把分離賞給了他們。
這樣一來，送進保育院的孩子數量一年之內翻了一番!(翁日’拉格，一九四五年：從一百五十人增至三百人。)雖然同一時期在押女犯的數目並沒有增加。
“給小丫頭取什麽名字?”——“就叫奧林匹亞達(比賽)吧。她是在業餘文藝活動比賽的時候懷上的。”業餘文藝活動比賽，男犯文藝工作隊到婦女勞改點演出，男女突擊工作者聯合集會等等形式的文化活動，還習慣地保留著，男女共用的醫院也保留了下來，現在這些地方也成了幽會的場所。據說一九四六年在索裏卡姆斯克勞改營，分隔男女的鐵絲網是拉在單排柱子上的，網眼很稀(當然也沒有火力警戒)。這樣，饞貓似的土著們聚攏在鐵絲網兩側，女人採取彎腰擦地板的姿勢，男人不用跨過分界線就能占有她們。
戰前和戰時，隻要懷了孩子，勞改夫妻就得分離，他們來之不易、拚命隱瞞、四麵受敵並且本來就不那麽牢靠的結合就要毀於一旦，所以這時期女人們竭力避免生孩子。這又是群島跟外邊不一樣的地方：墮胎在外邊犯禁，要受法院追究，女人做這種事很不容易。而在勞改營裏，長官們對醫院裏經常實行的墮胎從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對勞改營隻有好處。
孩子生不生下來?生下以後怎麽帶?這對任何一個婦女都是難題，對於女勞改犯是更加苦惱的。如果變化莫測的勞改營命運寬容許你從一個心愛的男子那裏受孕，怎麽下得了決心墮胎?生嗎?——必然馬上要分開。你走後他在本勞改點不會跟別的女人相好?孩子會是怎麽樣的?(由於父母營養不良，孩子往往發育不正常。)斷奶以後，就會把你送到別處去(你還有好多年的牢要坐)，他們會照看孩子嗎，不會把孩子糟踐嗎?將來能領孩子回家嗎(有些人不許領孩子)?如果不許領，就要傷心一輩子(有些人一點不會)。
打算獲釋後跟孩子爹結合的人，毫不猶豫地走上當媽媽這條道兒。(這種打算有時候能夠實現。這就是a·格列鮑夫與勞改營的妻子二十年後的合影：身邊的一個女兒還是在翁日拉格生的，現在十九歲，多可愛的姑娘，另一個是十年後在外邊生的，當時雙親已經服滿了刑期。)走這條道兒的，還有急著想體驗母性的感受的人——既然沒有別的生活，就在勞改營裏體驗體驗也罷。這個噴著你的奶頭的活生生的小東西畢竟不是冒牌的或次等的貨色呀?(哈爾濱來的利亞利亞生第二個孩子隻是為了可以藉此機會回到兒童村看望她頭一個孩子!後來又生第三個，也是為了能回去看頭兩個。服完了五年徒刑，她竟能把三個都保全下來，帶了他們出去。)女勞改犯本人低人一等已無可挽回，但她們通過做母親又樹立起自己的尊嚴，在一個短時期內她們似乎與自由的婦女取得了平等地位。她們還這樣說：“盡管我是犯人，我的孩子可是自由人!”她們寸步不讓他要求給予自己的孩子同真正的自由人一樣的供養和照顧。第三類女人，一般是勞改營裏的老油條和女賊，把當媽媽看做是逍遙自在一年的機會，有時候看成是爭取提前釋放的門道。她們根本不把孩子當做自己的骨血，連看也不想去看，是活是死也從不打聽。
西烏克蘭來的婦女，有時還包括出身低微一些的俄羅斯婦女，一旦當了媽媽必定想方設法給孩子舉行洗禮(這已經是在戰後)。小十字架巧妙地藏在包裹裏從外邊送進來(看守員決不輕易放過這種反革命行為)，或是以麵包為代價向營裏的能工巧匠訂做。也有辦法搞到係十字架的帶子，還有辦法給孩子做一件後開襟的小罩衫和一頂小帽子。從口糧裏省出砂糖，用點什麽糧食烘一塊小甜餅，把最親近的女友們邀請來。會念一段祈禱詞(隨便哪一段都行)的女人總是有的。把孩子在溫水裏浸一浸，就算行完了洗禮，滿心歡喜的媽媽這時便邀請客人們就餐。
有時候專為有乳嬰的女犯(“五十八條”當然除外)頒發局部赦令或提前釋放的指令。這些指令的受益者主要是案情輕微的女刑事犯和女流氓。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本來就打的這個主意。這一類“媽姆卡”隻要在附近的區中心領到了一張身份證和火車票，便常常把已經沒有用處的嬰兒留在火車站的長椅上，丟在頭一個人家的台階上。(不過也要替她沒想一下，她們並不是都能得到住處、派出所的好臉色、戶口、工作。明天早晨她已經吃不到勞改營的現成口糧。沒有孩子就比較容易重新開始生活。)
一九五四年在塔什幹火車站的候車大廳裏，我挨著一群犯人度過一晚上，他們是根據特別指令從勞改營放出來的。約模三十人，占了大廳的一角。他們舉止囂張，顯出半盜賊式的放肆派頭。這是一些真正的古拉格兒女，他們知道生活值幾個大錢，根本不把周圍的自由人放在眼裏。男的玩紙牌，抱孩子的女人扯著嗓子爭論什麽事。忽然一個“媽姆卡”發出一聲壓倒別人的尖叫，跳將起來，抓住孩子的腳丫子一掄，把孩子的腦袋在水泥地上“砰”地撞了一下。整個大廳裏的自由人都驚叫起來：“母親!母親怎麽能幹出這種事?”……他們不懂，那女的不是母親，而是“媽姆卡”。
前麵所說，都屬於男女混合的勞改營，也就是從革命後頭幾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這段時期的勞改營。那些年代在俄羅斯聯邦境內好像隻有一個諾文斯克拘留所(由原莫斯科女犯監獄改成)羈押清一色的女犯。這個經驗沒得到推廣，它本身也沒存在多久。
但是偉大的導師和締造者終於安然無恙地從差點兒被他打輸了的戰爭的廢墟底下站起來了，他開始考慮臣民的福利。他的腦子現在騰出來用於安排人民的生活了。當時他發明的有益民生、增進道德的東西可謂多矣!其中的一條就是分開男女，首先從學校和勞改營做起(下一步他可能想推廣到整個獄外社會。在中國還做過更廣泛的實驗)。
群島男女的全麵大隔離始於一九四六年，於一九四八年完成。男女犯人分送到不同島嶼。如果是留在同一島嶼，則在男女營區之間拉上一道久經考驗的老友——鐵絲網。
如同別的許多做過科學預言和科學設想的行動一樣，這項措施產生了意料之外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後果。
婦女單獨分出來以後，她們在生產中的地位急劇惡化。先前在男女混合的勞改營裏，許多婦女做洗衣婦、衛生員、炊事員、鍋爐工、保管員、會計等工作。現在她們必須丟下所有這些職位。而另一方麵，在婦女勞改營裏這類職位要少得多。婦女們被趕出去做一般勞動，被趕進使她們特別受不了的純婦女的作業班。能不能哪怕暫時地從“一般”勞動裏掙脫出來，也成了生死攸關的問題。所以女人們開始爭取懷孕，設法從任何一次短暫的相遇，任何一次接觸中留下一個孩子。現在不必像以前一樣害怕懷孕造成夫妻分離，因為一道英明的指令已經把分離賞給了他們。
這樣一來，送進保育院的孩子數量一年之內翻了一番!(翁日’拉格，一九四五年：從一百五十人增至三百人。)雖然同一時期在押女犯的數目並沒有增加。
“給小丫頭取什麽名字?”——“就叫奧林匹亞達(比賽)吧。她是在業餘文藝活動比賽的時候懷上的。”業餘文藝活動比賽，男犯文藝工作隊到婦女勞改點演出，男女突擊工作者聯合集會等等形式的文化活動，還習慣地保留著，男女共用的醫院也保留了下來，現在這些地方也成了幽會的場所。據說一九四六年在索裏卡姆斯克勞改營，分隔男女的鐵絲網是拉在單排柱子上的，網眼很稀(當然也沒有火力警戒)。這樣，饞貓似的土著們聚攏在鐵絲網兩側，女人採取彎腰擦地板的姿勢，男人不用跨過分界線就能占有她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