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成一個女人以及一般人生活內容的東西:家庭、母性、親朋往來、熟悉的甚而是感興趣的職業,對於某些人還包括藝術和書籍——所有這一切全被剝奪了,在恐懼、飢餓、被遺忘、野獸行為的重壓下,女勞改犯的心除了愛情還有什麽寄託?受上帝祝福的愛情幾乎已不包含肉慾的成份。因為在灌木叢裏不好意思,在工棚裏當著眾人的麵做不出來,況且男人並不是隨時做得了。再說勞改營看守員隻要見到兩人“偷偷摸摸”(單獨在一起),馬上拉出去關禁閉。但是婦女們現在回憶,由於勞改營愛情的非肉體性,它的精神因素變得特別深。正因為沒有肉體接觸,它變得比獄外的愛情更加強烈!偶然的微笑、瞬間的注意,都足以使年歲不輕的女人們夜不成寐。在勞改營的骯髒陰暗的生活的背景上,愛情的光輝顯得格外鮮明。


    h·斯托裏亞洛娃在她的女友(莫斯科女演員)以及和她一起運幹草的男搭檔(不識字的奧斯曼)的臉上看出了“幸福的密謀”。女演員向她吐露了真情,說誰也沒有這樣愛過她,無論她的當電影導演的丈夫還是所有她以前的崇拜者。隻是為了這個原因,她才不願意離開運幹草的工作,不願意離開“一般勞動”。


    再說是風險——幾乎和打仗一樣,幾乎要豁出性命:一次幽會被發覺,就要付出被趕出習慣了的地點的代價,這等於付出生命的代價。在這性格變得愚蠢而放蕩的地方,刀叢上的愛情畢竟是英勇的愛情啊!(奧爾塔烏勞改營的阿尼娘·列赫托年和她的情夫被持槍士兵帶往禁閉室。情夫低聲下氣地懇求士兵放他走,經過了這二十分鍾,阿尼娜永遠斷絕了對那人的愛情。)有人為活命甘願充當受雜役養活的沒有愛情的姘婦。有人為愛情甘願去幹一般勞動,甘願去死。


    連一些完全不年輕的女人有時也陷入這類事件,弄得看守員們也毫無辦法:在獄外誰也不會想到這樣的女人還能搞這種名堂!這些女人已經不是尋求情慾,而是為了滿足這樣的需要:關懷什麽人,溫暖什麽人,自己省下吃的給什麽人墊補墊補;替他洗洗涮涮,縫縫補補。她和他共用的飯缽是他們神聖的定情戒指。個女犯向祖波夫醫生解釋說:“我並不要跟他睡覺。在我們這野獸過的日子裏,在我們那成天為口糧和破布爛套子爭吵的工棚裏,我心裏總惦念著:今天該給他補補衣裳,我們還要煮個土豆吃呢。”但是男人有時候還要求別的事,隻好跟他就合。而看守員專等著抓幹這事的……翁日拉格有一個波利婭大嬸,是醫院的洗衣婦,她很早就守了寡,一直獨身,曾在教堂裏當過差。她的刑期已經到了末尾,突然一天夜裏發現她跟一個男人在一起。醫生們嘆息說:“波利婭大嬸,你這是怎麽啦!我們對你還抱很大希望呢!現在他們準得調你去幹一般勞動了。”老太婆傷心地點頭:“是啊,是我的錯。照福音書上說是淫婦,照勞改營的說法是……。”


    對被查獲的情侶的懲罰也跟古拉格的整個製度一樣缺少不偏不倚的精神。如果情侶之一方是和首長關係密切或工作上很需要的雜役,對他的私情可以好幾年都裝做沒有看見。(一個免除看押的電工調來翁日拉格婦科醫院獨勢點工作。所有的自由人都求得著他。自由人主任醫師把管總務的護土——一個女犯人叫來吩咐說:“給穆霞·布堅科創造點條件!”穆霞是個女護士,電工就是為了她才到這兒來的。)如果是無關緊要的犯人或者失寵的人物,那就會受到迅速而殘忍的懲處。


    在蒙古境內的古爾熱德斯(鐵道勞改總局)係統的勞改營裏(一九四七一五0年我國犯人在那裏修築鐵路),兩個免除看押的姑娘跑到男犯大隊去會朋友被抓住了。一個警衛隊員用繩子把她係在馬後,騎上馬,在草地上拖著走薩爾台奇啥也沒有做過這種事。可是索洛維茨做出來了。


    隨時遭追究、查獲、拆散的土著情侶似乎是不可能牢固的。然而卻有這樣的事情,被分開後的有情人仍保持通信聯繫,獲釋後終於結合。我們知道這樣一件事:醫生,某省醫學院的副教授,他自己都不記得在勞改營裏和多少女人發生過關係,連一個女護士都沒有放過,而且還不止護土。但自從3加入了這個行列,隊伍就到此為止了。3沒有終止妊娠,把孩子生下來了。不久獲釋,定居地未受限製,本可以返回原居住城市,但是為了和3母子呆在一起,他決定留營就業。他的妻子等不及了,自己來這裏尋夫。他躲進隔離區裏麵,不跟她見麵!(他的妻子不能進去逮他)。他在那裏跟3生活在一起並通過各種方式轉告他的妻子,說他已跟她離婚,勸她離開這裏。


    但是能夠使勞改夫妻分離的不僅僅是看守員和長官。群島是一個一切都被顛倒了的國度,嬰兒的誕生本應當使一對男女結合得更緊.在這裏卻把他們分開。孕婦!腦產前一個月被解送到另一個勞改點,那裏有附設產科病房的勞改營醫院。小生命在那裏叭叭哭叫:他們不願意為父母的罪孽而當囚犯。孩子生下來,便把產婦送到不遠的一座專門收容“媽姆卡”(孩子媽)的勞改點。


    這裏需要插一句!在這裏不能不插一句!“媽姆卡”這個字包含了多少自我嘲諷啊!“我們不是真正的……”犯人的語言很喜歡給每個字眼加上示卑的後綴,並且總是頑固地這樣做。不說(母親),而說“mamka”;不說(醫院),而說……——同樣的嘲諷,隻是不表現在後綴上。甚至表示“二十五年刑期”的這個字也被降格為。即由“二十五盧布”降低到“二十五戈比”。


    犯人利用語言的這種固定的偏輕企圖表明,群島上一切都不是真正的,都是冒牌的,都是最次等的,還想表明他們並不珍視一般人珍視的東西。他們很清楚給他們提供的治療完全是冒牌貨;他們被逼著姑妄寫之的所謂赦免申請也完全是冒牌貨。犯人把“二十五盧布”降低為“二十五戈比”是想顯示對這種幾乎等於無期的徒刑也抱著超然的態度:


    “媽姆卡”在專門的勞改點居住和勞動,從那裏被押著去給土著新生兒餵奶。嬰兒此時已經不在醫院,而是送進了“兒童村’(或“育嬰院”。各地的叫法不同。哺乳期結束後就再不讓母親和孩子見麵,除非“在勞動和紀律方麵有模範表現”的可以破例。(這個辦法的好處是不必為這事把“媽姆卡”留在附近的勞改點,哪兒生產需要就可以把她們派到哪兒去。)但另一方麵,這些女人也八成回不到她們原來的勞改點與她們的勞改“丈夫”會合。當爸爸的隻要不離開勞改營,一般見不到自己的孩子。斷奶以後,孩子繼續在兒童村裏養上一年光景(他們的夥食標準跟自由人的孩子一樣,所以勞改營醫務和總務人員的夥食都占他們的便宜)。有的孩子斷奶後不適應餵食,便夭亡了。活下來的孩子再過一年就送進了普通的保育院。土著男女生下的孩子就這樣暫別了群島,但並沒有失去以少年罪犯身份重返故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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