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請看看克裏沃謝科沃的婦女勞動。在磚廠的取土場，一個地段開來完畢，就把頂板扔到那裏去(開採前頂板平鋪在地麵上)。過後就需要把這些又濕又沉的原木從十至十二米深的大坑裏拉上來。怎麽拉法?讀者會說：用機械嘛。那是自然。於是一個婦女作業班用兩根纜繩(用纜繩的半中腰)套住原木的兩頭。每一頭站兩排人，像縴夫似地拽(步子要走齊，免得原木脫掉，一切又要從頭做起)纜繩的一端，拉出原木。然後她們二十人一撥，把這樣的一根原木扛上肩，在橫眉豎眼的作業班長的罵罵咧咧的號令聲中把它抬到新地方，堆在那裏。你們會問為什麽不用拖拉機?哎呀，饒了我吧!這是一九四八年，哪兒去找拖拉機?你們會說為什麽不用吊車?可是你們忘記了維辛斯基說的“能把人們從空虛和渺小變成英雄的魔術師般的勞動”了嗎?如果使用吊車，魔術師怎麽辦?如果使用吊車，這些人不得永遠空虛和渺小嗎!
幹這樣的勞動能把一個人的身體耗空。女人身上一切女性的東西，不論是固定的還是每月一次的，都不再有了。如果她們能拖到下一次的體驗，在醫生麵前脫下衣服後露出來的已經不是洗澡房走廊裏雜役們垂涎三尺的那個身體：她變成了說不出年齡的女人;肩膀呈現出尖銳的稜角，乳房耷拉著，像兩隻幹癟的小口袋;扁平的屁股上多餘的肉皮打著福子。膝蓋以上的肉已經這樣少，以致兩腿之間形成了空擋，一個羊頭，甚至一隻足球都能通過。嗓音變粗、變啞，臉上已經出現糙皮病的黑斑。(據一個婦科大夫說，婦女在伐木場上勞動幾個月，一個更要緊的器官就會發生下垂和脫出。)
魔術師般的勞動!
生活裏本來沒有一般齊的事情，在勞改營裏更不用說。在勞動中也不是所有人的處境都同樣絕望，越是年輕，日子越好過些。我見過一個十九歲的姑娘納波利娜婭，長得結結實實，她的農村丫頭的麵頰整個兒是紅通通的。她在卡盧加關卡小型勞改營裏當塔吊司機。她爬上吊車像猴子一樣敏捷，有時候完全沒有必要地爬到吊臂上，從那地朝整個工地大聲咋呼：“噢……噢……”她沒有電話，從操縱室和地麵上的自由人工地主任、工長聯絡也是扯著嗓子喊話。一切她覺得有趣、快樂，好像不是進了勞改營，簡直都能入團了。她帶著非勞改營式的善意向每個人微笑。她永遠領得到百分之一百四十的口糧——勞改營的最高標準。她不用害怕任何人(當然除了“教父”)——工地主任不會讓她受人欺侮。隻有一件事我弄不明白，她在營裏怎麽得到學開弔車的機會的。人家同意她幹這個活不圖什麽好處嗎?不過她坐牢是因為觸犯了一條無關緊要的非政治性法律。她煥發著旺盛的精力，而她贏得的地位允許她不是根據物質的需要，而是根據內心的要求跟別人戀愛。
十九歲進監獄的薩奇科娃也是這樣描寫她的景況。她被送進了勞改農場，那地方向來吃得比較飽，所以日子比較好過。“我唱著歌從一架收割機跑向另一架收割機，學習打麥相。”如果除了勞改營裏的青春就沒有別的青春，那就該在這裏快活快活，不然在哪兒呢?後來她被轉押到諾裏爾斯克附近的凍土地帶。連這個地方她也覺得像是“兒時夢中的神話城市”。服完刑期，她以自由人身份留營就業。“記得我走在暴風雪中，心裏忽然冒出一股想撒撒野的情緒，我邊走邊揮動雙臂，和暴風雪搏鬥。我唱起‘快樂的心隨著歌聲跳蕩……’望著輝映著北極光的色彩變幻的天幕。我撲到雪堆上，仰望高空。我想唱歌，讓整個諾裏爾斯克全聽到：五年沒有戰勝我，是我把它戰勝了。什麽鐵絲網、板鋪、押解隊全結束了。我想愛什麽人!想為人們做什麽事!要使大地上再也不會有惡勢力。”
不錯，這正是許多人的願望。
薩奇科娃畢竟未能使我們大家擺脫惡勢力：勞改營依然存在。但她本人倒真是個幸運兒：別說五年，就是五個星期也足以把她消滅，無論做為一個女人還是一個人。
在我手裏，和成千個悽慘或無恥的事例相反的就隻有這兩個事例。
如果你像尼娜·別列古德那樣，還是八年級女學生就被判了十五年(按照政治性條款)關進來，除了在勞改營裏你還能在哪裏經歷你的初戀?你怎麽能不愛上不久前還是全市眾口稱讚、紅得發紫，當時你還覺得高攀不上的爵士樂演奏員美男子瓦西裏·科茲明呢?尼娜寫了首《白丁香》，他譜成曲，隔著營區向她歌唱(他們倆已經被分開，他現在又是“高攀不上”的了)。
克裏沃謝科沃工棚裏的少女們也戴花——插在頭髮裏，這是已結成勞改營婚姻的標誌，但也說不定是已獲得真正愛情的標誌。
外麵(古拉格外麵)的法律似乎促成著營內的姻緣。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頒布關於鞏固婚姻關係的全蘇法令的同時，還有一項沒有公布的人民委員會決議和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司法人民委員部指示。那裏麵規定，隻需自由的蘇聯公民一方提出要求，法院必須不加阻撓地解除該公民與其在監禁(或在瘋人院)中的配偶的婚姻關係。甚至免付辦理離婚證書的手續費，以資鼓勵。(在這種場合，任何人沒有將既成事實的離婚通知另一方的法律責任!)這就等於號召男女公民趕緊在患難中拋棄他(她)們的丈夫或妻子，而在押者則應更徹底她忘掉他(她)們原來的婚姻。如果在押的妻子思念留在外邊的丈夫，這已經不僅僅是愚蠢的和非社會主義的，而且簡直成了違法。被丈夫牽連作為“反屬”(反革命家屬)入獄的卓婭·雅庫舍娃落得了這樣的結果：丈夫是重要專家，三年就獲釋了，他並沒有把釋放他老婆作為必需條件提出來。而她竟為了丈夫熬完了整整八年……
忘掉原來的婚姻，好吧。但是亂搞男女關係也受古拉格內部條令的譴責，當做是破壞生產計劃的行為。這些忘掉了對國家和群島負有義務的不要臉的娘兒們在生產場所亂竄，隨時隨地可以仰麵躺下——泥地上、木屑上、碎石上、煤渣上、金屬刨屑上全行——因而生產計劃便會完不成!五年計劃便會原地踏步!獎金也不會往古拉格首長的腰包裏流了!不光如此，有的女犯還暗藏著懷孩子的卑汙念頭，想利用我國法律的人道主義以懷孕為名刨掉幾個月的刑期。這幾個月可以不幹活，而她們的刑期有時候統共隻有短短的五年或三年。所以古拉格的條令才要求：凡發覺有姘居行為者，必須立即將二人隔離，將其中價值較小的一方轉解他處。(這跟把使喚丫頭髮送到遠地的莊子上去的薩爾台奇哈們當然是毫無共同之處的。)
這一類囚衣下的風流韻事給看守人員增添了無窮的煩惱。看守員夜晚本可以在值班室安安生生地打呼嚕，可是卻不得不提著馬燈查夜，捕捉男工棚裏光著大腿的死皮賴臉的老娘兒們以及鑽進女工棚的老爺兒們。更別說也許他自己正慾火中燒呢(畢竟看守員也不是石頭做的)，卻還得費一番工夫把幹了壞事的女人送進禁閉室或者對她做一整夜的思想教育工作，向她解釋她的行為為什麽不對，然後還要寫出一份報告(一個沒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寫這玩藝兒簡直活受罪)。
幹這樣的勞動能把一個人的身體耗空。女人身上一切女性的東西，不論是固定的還是每月一次的，都不再有了。如果她們能拖到下一次的體驗，在醫生麵前脫下衣服後露出來的已經不是洗澡房走廊裏雜役們垂涎三尺的那個身體：她變成了說不出年齡的女人;肩膀呈現出尖銳的稜角，乳房耷拉著，像兩隻幹癟的小口袋;扁平的屁股上多餘的肉皮打著福子。膝蓋以上的肉已經這樣少，以致兩腿之間形成了空擋，一個羊頭，甚至一隻足球都能通過。嗓音變粗、變啞，臉上已經出現糙皮病的黑斑。(據一個婦科大夫說，婦女在伐木場上勞動幾個月，一個更要緊的器官就會發生下垂和脫出。)
魔術師般的勞動!
生活裏本來沒有一般齊的事情，在勞改營裏更不用說。在勞動中也不是所有人的處境都同樣絕望，越是年輕，日子越好過些。我見過一個十九歲的姑娘納波利娜婭，長得結結實實，她的農村丫頭的麵頰整個兒是紅通通的。她在卡盧加關卡小型勞改營裏當塔吊司機。她爬上吊車像猴子一樣敏捷，有時候完全沒有必要地爬到吊臂上，從那地朝整個工地大聲咋呼：“噢……噢……”她沒有電話，從操縱室和地麵上的自由人工地主任、工長聯絡也是扯著嗓子喊話。一切她覺得有趣、快樂，好像不是進了勞改營，簡直都能入團了。她帶著非勞改營式的善意向每個人微笑。她永遠領得到百分之一百四十的口糧——勞改營的最高標準。她不用害怕任何人(當然除了“教父”)——工地主任不會讓她受人欺侮。隻有一件事我弄不明白，她在營裏怎麽得到學開弔車的機會的。人家同意她幹這個活不圖什麽好處嗎?不過她坐牢是因為觸犯了一條無關緊要的非政治性法律。她煥發著旺盛的精力，而她贏得的地位允許她不是根據物質的需要，而是根據內心的要求跟別人戀愛。
十九歲進監獄的薩奇科娃也是這樣描寫她的景況。她被送進了勞改農場，那地方向來吃得比較飽，所以日子比較好過。“我唱著歌從一架收割機跑向另一架收割機，學習打麥相。”如果除了勞改營裏的青春就沒有別的青春，那就該在這裏快活快活，不然在哪兒呢?後來她被轉押到諾裏爾斯克附近的凍土地帶。連這個地方她也覺得像是“兒時夢中的神話城市”。服完刑期，她以自由人身份留營就業。“記得我走在暴風雪中，心裏忽然冒出一股想撒撒野的情緒，我邊走邊揮動雙臂，和暴風雪搏鬥。我唱起‘快樂的心隨著歌聲跳蕩……’望著輝映著北極光的色彩變幻的天幕。我撲到雪堆上，仰望高空。我想唱歌，讓整個諾裏爾斯克全聽到：五年沒有戰勝我，是我把它戰勝了。什麽鐵絲網、板鋪、押解隊全結束了。我想愛什麽人!想為人們做什麽事!要使大地上再也不會有惡勢力。”
不錯，這正是許多人的願望。
薩奇科娃畢竟未能使我們大家擺脫惡勢力：勞改營依然存在。但她本人倒真是個幸運兒：別說五年，就是五個星期也足以把她消滅，無論做為一個女人還是一個人。
在我手裏，和成千個悽慘或無恥的事例相反的就隻有這兩個事例。
如果你像尼娜·別列古德那樣，還是八年級女學生就被判了十五年(按照政治性條款)關進來，除了在勞改營裏你還能在哪裏經歷你的初戀?你怎麽能不愛上不久前還是全市眾口稱讚、紅得發紫，當時你還覺得高攀不上的爵士樂演奏員美男子瓦西裏·科茲明呢?尼娜寫了首《白丁香》，他譜成曲，隔著營區向她歌唱(他們倆已經被分開，他現在又是“高攀不上”的了)。
克裏沃謝科沃工棚裏的少女們也戴花——插在頭髮裏，這是已結成勞改營婚姻的標誌，但也說不定是已獲得真正愛情的標誌。
外麵(古拉格外麵)的法律似乎促成著營內的姻緣。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頒布關於鞏固婚姻關係的全蘇法令的同時，還有一項沒有公布的人民委員會決議和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司法人民委員部指示。那裏麵規定，隻需自由的蘇聯公民一方提出要求，法院必須不加阻撓地解除該公民與其在監禁(或在瘋人院)中的配偶的婚姻關係。甚至免付辦理離婚證書的手續費，以資鼓勵。(在這種場合，任何人沒有將既成事實的離婚通知另一方的法律責任!)這就等於號召男女公民趕緊在患難中拋棄他(她)們的丈夫或妻子，而在押者則應更徹底她忘掉他(她)們原來的婚姻。如果在押的妻子思念留在外邊的丈夫，這已經不僅僅是愚蠢的和非社會主義的，而且簡直成了違法。被丈夫牽連作為“反屬”(反革命家屬)入獄的卓婭·雅庫舍娃落得了這樣的結果：丈夫是重要專家，三年就獲釋了，他並沒有把釋放他老婆作為必需條件提出來。而她竟為了丈夫熬完了整整八年……
忘掉原來的婚姻，好吧。但是亂搞男女關係也受古拉格內部條令的譴責，當做是破壞生產計劃的行為。這些忘掉了對國家和群島負有義務的不要臉的娘兒們在生產場所亂竄，隨時隨地可以仰麵躺下——泥地上、木屑上、碎石上、煤渣上、金屬刨屑上全行——因而生產計劃便會完不成!五年計劃便會原地踏步!獎金也不會往古拉格首長的腰包裏流了!不光如此，有的女犯還暗藏著懷孩子的卑汙念頭，想利用我國法律的人道主義以懷孕為名刨掉幾個月的刑期。這幾個月可以不幹活，而她們的刑期有時候統共隻有短短的五年或三年。所以古拉格的條令才要求：凡發覺有姘居行為者，必須立即將二人隔離，將其中價值較小的一方轉解他處。(這跟把使喚丫頭髮送到遠地的莊子上去的薩爾台奇哈們當然是毫無共同之處的。)
這一類囚衣下的風流韻事給看守人員增添了無窮的煩惱。看守員夜晚本可以在值班室安安生生地打呼嚕，可是卻不得不提著馬燈查夜，捕捉男工棚裏光著大腿的死皮賴臉的老娘兒們以及鑽進女工棚的老爺兒們。更別說也許他自己正慾火中燒呢(畢竟看守員也不是石頭做的)，卻還得費一番工夫把幹了壞事的女人送進禁閉室或者對她做一整夜的思想教育工作，向她解釋她的行為為什麽不對，然後還要寫出一份報告(一個沒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寫這玩藝兒簡直活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