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偵查階段也不會不想到她們，畢竟她們的監室和你隻隔一堵牆啊!她們——弱者們就在這同一座監獄裏，在這同樣的管理製度下，這種無法忍受的偵訊她們如何經受得了?!
走廊寂靜無聲，聽不出她們的腳步和衣裙的悉蔌。但是如果布蒂爾卡的看守員為開哪把鎖而多耽擱了點時間，如果讓我們監室的男犯在樓上明亮的走廊窗口站立半分鍾，通過窗外的“籠口”，我們忽然會看到下麵翠綠的小庭園一角的柏油地麵上的女人的腳踝和皮鞋。她們也是排成兩路縱隊，也是等著開門。隻能看見腳踝和皮鞋，還是高跟的呢!這真像是演出華格納的《特裏斯坦與依索爾德》時樂隊的一聲轟鳴。比它們高的部位我們一點也看不見，這時看守員已經趕我們進屋。我們漫騰騰往屋裏蹭，心裏又好像是亮堂了一點，又好象是罩上了一層雲霧。我們在腦子裏補足其餘部分的形象，把她們幻想成因精神沮喪而活不下去的天使般的可憐人地。她們怎麽樣了?她們怎麽樣了?!
但是看來她們非但不比我們更沉重，也許反比我們輕鬆。從婦女們寫的有關偵查階段的回憶文章裏我暫時還沒有發現什麽材料，可以據以做出她們比我們更消沉更沮喪的結論。婦科大夫祖波夫蹲過十年，在勞改營裏一直給女犯們看病，並對她們進行觀察。他說：不假，從統計數字看，婦女對逮捕及其主要後果——喪失家庭——的反應比男人來得快，來得明顯。她在精神上受到損害，這常常表現為最脆弱的女性機能的喪失。
婦女們寫的關於偵訊的回憶中最令我驚異的是這一點：在那種地方，她們竟能想一些從囚犯(但決不是女人)的角度看來如此“瑣碎”的事情：納佳·蘇羅夫采娃，一個漂亮的年紀還輕的女人，被提審時在忙亂中穿了兩隻不同的長襪。在偵查員辦公室裏，審訊者的眼睛老往她腿上瞅，弄得她十分難堪。你滿以為她心裏準會說：“去他的，關他個屁事”吧?她又不是跟他到劇場看戲，何況她差不多是一個哲學博士(按西方標準的)和一個熱心的政治家呢?誰想得到她竟會對這種事在意呢?一九四三年在大盧賓卡蹲過監獄的亞歷山德拉·奧斯特列佐娃後來在勞改營裏告訴我，她在監室裏時常鬧著玩：有時候躲在桌子底下，看守員因為少了犯人而嚇得要死，跑進屋來找;有時候用糖蘿蔔汁染個大紅臉出去放風;有時候在提審之前和女難友們熱烈地討論今天該穿樸素一點還是穿上晚禮服。誠然，奧斯特列佐娃當時還是個嬌養慣了的小淘氣並且是同一個年輕姑娘米拉·烏波列維奇關在一起的。
後來在紅色普列斯尼亞監獄大院裏我碰巧和一批解來的女犯坐在一起，她們跟我們一樣，也是新判的。我驚奇地看到她們不像我們這樣瘦、這樣衰弱和蒼白。一樣的口糧標準，一樣的獄中折磨，在女人身上產生的效果平均說來輕微一些。她們餓垮得不是那麽快。
但是對我們全體，尤其是對於婦女來說，監獄隻是開花，勞改營才是結果。正是到了那裏，婦女才或者被摧毀，或者屈服、蛻變，以適應環境。
在勞改營裏情況反過來了，婦女的日子越來越比我們男人不好過。就從勞改營的骯髒說起吧。在遞解站和遞解途中她們已經吃夠了骯髒的苦頭，到了勞改營也講不了幹淨。在一個平常的勞改營的婦女作業班裏，也就是說在集體工棚裏，她幾乎永遠沒法覺得自己身上是真正幹淨的，永遠搞不到溫水(有時候什麽水也沒有。在克裏沃謝科沃第一勞改點裏，冬天連臉也洗不成。水象冰一樣涼，沒地方燒熱)。她不能通過任何合法途徑得到紗布和布條。哪兒還談得上洗衣服!
洗澡房?對了!進勞改營正是從洗澡房開始的——如果不算在雪地裏跳下悶罐車馱著行李在押解隊和警犬的包圍中走的那一段路程的話。勞改營的洗澡房是像驗收貨物一樣檢驗脫光了的女犯人的地方。澡房裏有水也罷無水也罷，反正檢查虱子、剃腋毛和陰毛這兩件差事總能給營區內並非本等的貴族——理髮員察看新來的娘兒們的機會。緊接著別的雜役也來逐個察看z這還是索洛維茨的老傳統，隻是群島草創期還存在非土著式的拘謹——是在她們做輔助勞動時隔著衣服進行察看的。但是群島漸漸硬結了，這道程序也變得肆無忌憚起來。費多特·c夫婦(他倆就是在這樣的境遇中結合的)現在笑著回憶說，男雜役們排在一條窄走廊兩邊，讓新來的女犯們脫光衣裳通過走廊，不是全體一道，而是一個一個地通過。然後雜役們討論決定誰要哪一個。(據二十年代的統計資料，我國在押的女犯和男犯是一與六、七之比嚴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一連串《法令》發布後，比例一點點地拉平了。但是仍沒有達到不看重婦女的程度，尤其是漂亮的娘兒們。)有的勞改營裏這道程序保持了客套的形式：把女犯帶進工棚以後，一個個保養得很好的穿著嶄新的棉背心的(在勞改營裏穿一件沒有破口和油汙的衣裳，馬上顯得像了不得的花花公子的打扮)自信而放肆的雜役這時才跟著進來。他們在“小車廂”之間不慌不忙走來走去，進行挑選。他們坐到床沿上，說長道短，邀請到他們那裏去“作客”。他們住的不是大統艙式的工棚，而是幾人一間的“小室”。他們那裏又有電爐，又有平鍋。他們還有人類的夢想——炸土豆呢!頭一次去僅僅是美餐一頓，以便對勞改營生活的不同方麵做一番比較和認識。急性子的在給女人吃了土豆以後馬上要求“付帳”，克製一些的把女人送出門，把今後的前途解釋給她聽。趁著人家客客氣氣地上門請你，你就在營區內找個安身的地方吧!這兒又幹淨，又有洗衣房，又能穿整齊的服裝，活兒又不累——你全能得到!
在這個意義上說，可以認為女人在勞改營裏“比較容易”。單純保住一條命，女人比較容易做到。有的垂死者對於不需到泔水坑裏揀食物的女犯懷著某種“性的憎恨”。從這種感情出發，自然會認為女人在勞改營裏的日子比較容易過，“因為她們靠較少的口糧也過得去，因為她們有避免飢餓和活下去的門徑。一個餓瘋了的男人，他的整個世界都被飢餓之神的翅膀遮住了，對其它一切都看不見了。
不錯，是有一些水性楊花的女人，她們在外邊就比較容易跟男人相好，不大挑揀。勞改營裏條條輕鬆的門徑對於這樣的女人自然是永遠開放的。雖然個人的特點不能簡單地按照刑法典的條文劃分，然而我這話大致不會說錯：大部分五十八條女犯不屬於這一類。有的人自始至終認為走這一步比死更難受。另一些人躊躇、動搖、難為情(在女友麵前的羞愧也阻止她們走上這條路)，等到她們終於下了決心，終於打算順從，一看已經太遲了，在勞改營裏已經找不到買主了。
因為不是每一個女人都有人要。
進營的頭幾天就有許多女人順從了。前景是那麽殘酷，希望是絲毫沒有。做出這種選擇的包括有夫之婦、孩字媽媽，也包括未成年的少女。正是這些被勞改營的粗魯和野蠻壓得出不了氣的小姑娘們變成最無顧忌的蕩婦。
走廊寂靜無聲，聽不出她們的腳步和衣裙的悉蔌。但是如果布蒂爾卡的看守員為開哪把鎖而多耽擱了點時間，如果讓我們監室的男犯在樓上明亮的走廊窗口站立半分鍾，通過窗外的“籠口”，我們忽然會看到下麵翠綠的小庭園一角的柏油地麵上的女人的腳踝和皮鞋。她們也是排成兩路縱隊，也是等著開門。隻能看見腳踝和皮鞋，還是高跟的呢!這真像是演出華格納的《特裏斯坦與依索爾德》時樂隊的一聲轟鳴。比它們高的部位我們一點也看不見，這時看守員已經趕我們進屋。我們漫騰騰往屋裏蹭，心裏又好像是亮堂了一點，又好象是罩上了一層雲霧。我們在腦子裏補足其餘部分的形象，把她們幻想成因精神沮喪而活不下去的天使般的可憐人地。她們怎麽樣了?她們怎麽樣了?!
但是看來她們非但不比我們更沉重，也許反比我們輕鬆。從婦女們寫的有關偵查階段的回憶文章裏我暫時還沒有發現什麽材料，可以據以做出她們比我們更消沉更沮喪的結論。婦科大夫祖波夫蹲過十年，在勞改營裏一直給女犯們看病，並對她們進行觀察。他說：不假，從統計數字看，婦女對逮捕及其主要後果——喪失家庭——的反應比男人來得快，來得明顯。她在精神上受到損害，這常常表現為最脆弱的女性機能的喪失。
婦女們寫的關於偵訊的回憶中最令我驚異的是這一點：在那種地方，她們竟能想一些從囚犯(但決不是女人)的角度看來如此“瑣碎”的事情：納佳·蘇羅夫采娃，一個漂亮的年紀還輕的女人，被提審時在忙亂中穿了兩隻不同的長襪。在偵查員辦公室裏，審訊者的眼睛老往她腿上瞅，弄得她十分難堪。你滿以為她心裏準會說：“去他的，關他個屁事”吧?她又不是跟他到劇場看戲，何況她差不多是一個哲學博士(按西方標準的)和一個熱心的政治家呢?誰想得到她竟會對這種事在意呢?一九四三年在大盧賓卡蹲過監獄的亞歷山德拉·奧斯特列佐娃後來在勞改營裏告訴我，她在監室裏時常鬧著玩：有時候躲在桌子底下，看守員因為少了犯人而嚇得要死，跑進屋來找;有時候用糖蘿蔔汁染個大紅臉出去放風;有時候在提審之前和女難友們熱烈地討論今天該穿樸素一點還是穿上晚禮服。誠然，奧斯特列佐娃當時還是個嬌養慣了的小淘氣並且是同一個年輕姑娘米拉·烏波列維奇關在一起的。
後來在紅色普列斯尼亞監獄大院裏我碰巧和一批解來的女犯坐在一起，她們跟我們一樣，也是新判的。我驚奇地看到她們不像我們這樣瘦、這樣衰弱和蒼白。一樣的口糧標準，一樣的獄中折磨，在女人身上產生的效果平均說來輕微一些。她們餓垮得不是那麽快。
但是對我們全體，尤其是對於婦女來說，監獄隻是開花，勞改營才是結果。正是到了那裏，婦女才或者被摧毀，或者屈服、蛻變，以適應環境。
在勞改營裏情況反過來了，婦女的日子越來越比我們男人不好過。就從勞改營的骯髒說起吧。在遞解站和遞解途中她們已經吃夠了骯髒的苦頭，到了勞改營也講不了幹淨。在一個平常的勞改營的婦女作業班裏，也就是說在集體工棚裏，她幾乎永遠沒法覺得自己身上是真正幹淨的，永遠搞不到溫水(有時候什麽水也沒有。在克裏沃謝科沃第一勞改點裏，冬天連臉也洗不成。水象冰一樣涼，沒地方燒熱)。她不能通過任何合法途徑得到紗布和布條。哪兒還談得上洗衣服!
洗澡房?對了!進勞改營正是從洗澡房開始的——如果不算在雪地裏跳下悶罐車馱著行李在押解隊和警犬的包圍中走的那一段路程的話。勞改營的洗澡房是像驗收貨物一樣檢驗脫光了的女犯人的地方。澡房裏有水也罷無水也罷，反正檢查虱子、剃腋毛和陰毛這兩件差事總能給營區內並非本等的貴族——理髮員察看新來的娘兒們的機會。緊接著別的雜役也來逐個察看z這還是索洛維茨的老傳統，隻是群島草創期還存在非土著式的拘謹——是在她們做輔助勞動時隔著衣服進行察看的。但是群島漸漸硬結了，這道程序也變得肆無忌憚起來。費多特·c夫婦(他倆就是在這樣的境遇中結合的)現在笑著回憶說，男雜役們排在一條窄走廊兩邊，讓新來的女犯們脫光衣裳通過走廊，不是全體一道，而是一個一個地通過。然後雜役們討論決定誰要哪一個。(據二十年代的統計資料，我國在押的女犯和男犯是一與六、七之比嚴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一連串《法令》發布後，比例一點點地拉平了。但是仍沒有達到不看重婦女的程度，尤其是漂亮的娘兒們。)有的勞改營裏這道程序保持了客套的形式：把女犯帶進工棚以後，一個個保養得很好的穿著嶄新的棉背心的(在勞改營裏穿一件沒有破口和油汙的衣裳，馬上顯得像了不得的花花公子的打扮)自信而放肆的雜役這時才跟著進來。他們在“小車廂”之間不慌不忙走來走去，進行挑選。他們坐到床沿上，說長道短，邀請到他們那裏去“作客”。他們住的不是大統艙式的工棚，而是幾人一間的“小室”。他們那裏又有電爐，又有平鍋。他們還有人類的夢想——炸土豆呢!頭一次去僅僅是美餐一頓，以便對勞改營生活的不同方麵做一番比較和認識。急性子的在給女人吃了土豆以後馬上要求“付帳”，克製一些的把女人送出門，把今後的前途解釋給她聽。趁著人家客客氣氣地上門請你，你就在營區內找個安身的地方吧!這兒又幹淨，又有洗衣房，又能穿整齊的服裝，活兒又不累——你全能得到!
在這個意義上說，可以認為女人在勞改營裏“比較容易”。單純保住一條命，女人比較容易做到。有的垂死者對於不需到泔水坑裏揀食物的女犯懷著某種“性的憎恨”。從這種感情出發，自然會認為女人在勞改營裏的日子比較容易過，“因為她們靠較少的口糧也過得去，因為她們有避免飢餓和活下去的門徑。一個餓瘋了的男人，他的整個世界都被飢餓之神的翅膀遮住了，對其它一切都看不見了。
不錯，是有一些水性楊花的女人，她們在外邊就比較容易跟男人相好，不大挑揀。勞改營裏條條輕鬆的門徑對於這樣的女人自然是永遠開放的。雖然個人的特點不能簡單地按照刑法典的條文劃分，然而我這話大致不會說錯：大部分五十八條女犯不屬於這一類。有的人自始至終認為走這一步比死更難受。另一些人躊躇、動搖、難為情(在女友麵前的羞愧也阻止她們走上這條路)，等到她們終於下了決心，終於打算順從，一看已經太遲了，在勞改營裏已經找不到買主了。
因為不是每一個女人都有人要。
進營的頭幾天就有許多女人順從了。前景是那麽殘酷，希望是絲毫沒有。做出這種選擇的包括有夫之婦、孩字媽媽，也包括未成年的少女。正是這些被勞改營的粗魯和野蠻壓得出不了氣的小姑娘們變成最無顧忌的蕩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