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扯遠了，我原想說，在我國，最優秀的著作是不為當時人所知的。因此我很可能在徒勞地重複另一人已經秘密地寫出來的東西。如果我知道他的著作，本可把自己的書寫短一些。但是在七年的蒼白無力的自由時期，總算冒出來了一些東西。在黎明前的海洋中一個泅水者看到了另一個泅水者的頭，並向他發出了沙啞的呼喊。這樣，我發現了沙拉莫夫的六十篇勞改營小說以及他對刑事慣犯的研究。
我想在這裏聲明，除了某些局部性問題，我倆對群島的看法從未發生過分歧。我們對土著生活的評價基本一致。沙拉莫夫的勞改營經歷比我苦，比我長。我懷著敬意承認，是他，而不是我，觸及了勞改營生活把我們一切人拖入的那個獸性和絕望的深淵的最底層。
然而這並不能阻止我在我們的分歧點上對他進行反駁。其一就是對勞改營衛生科的看法。沙拉莫沙談到勞改營的每一項設施都是深惡痛絕的(很對!)，隻對衛生科做出偏袒的例外。他支持，如果不是製造，關於做好事的勞改營衛生科的奇談。他斷言勞改營裏所有人都跟犯人作對，隻有醫生可以幫助他們。
但是可以幫助並不等於真的幫助。工地主任、定額員、會計。保管員、炊事員、值日員、派工員等等，如果樂意，也可以幫助。但真有那麽多人幫助嗎?
一九三二年以前，勞改營醫務部門還隸屬衛生人民委員部，那時候的醫生可能真的是醫生。一九二二年這個部門完全由古拉格接管，它的任務變成幫助壓迫犯人和充當掘墓人。把個別好心醫生做的好心事放到一邊不說，如果勞改營衛生科不為共同目標服務，誰會讓它在群島上呆著?
一個垂死者因拒絕上工而遭管理員和作業班長毆打，打得他像狗似地舔著傷口，躺在禁閉室裏兩天不省人事(巴比奇)，過後兩個月下不了鋪——一這時候不肯寫遭毆打的證明又不肯治療的不正是衛生科嗎?(治達勞改營第一勞改點。)
每一張把犯人關禁閉的決定上不都是有衛生科的簽字嗎?不過也不能忽略這個事實：長官們並不是非要醫生簽名不可。c·a·切博塔廖夫是英迪吉爾卡河畔勞改營裏的一名自由僱傭的“貼橡皮膏的”(即醫助。這個勞改營術語並不是胡造的!)。獨勞點點長的禁閉決定，他一張也沒有簽過字，因為他認為這樣的禁閉室別說關人，連關狗都不行：爐子隻供走廊裏的看守員取暖。但這有啥關係?他不簽字，仍是照關不誤。
由於工地主任或工長的過錯，或者由於沒有設置圍柵或防護裝置，在生產中造成犯人死亡。這時不正用得著醫助和衛生科簽字證明他是死於心髒病發作嗎?(其結果是一切保持原樣，以便明天另一個人去喪命。醫助不這樣做，明天自己就得下掌子麵去勞動!哪怕你是醫生，也得下去。)
每季度一次的體檢的任務是把勞改營全體居民分成以下幾類：重體勞、中等體勞、輕體勞、單人體勞。每當演出這種衛生普查的喜劇的時候，曾有很多好醫生出來反對他們的專靠提供大批“重體勞”來保烏紗帽的壞科長嗎?
也許至少對那些損毀自身之一部以保全其餘部分的人們，衛生科能發一點慈悲?但誰都知道這條規矩，各勞改點都一樣：對自傷者、自殘肢體者、自損勞功能力者不得提供醫療幫助!命令是行政方麵下的，們不摸摸幫助的是誰呢?是醫生……。用雷管炸掉四根手指，來到小醫院——人家不會給你繃帶：滾開，死去吧，狗東西!在早年的伏爾加運河工地上，當全麵競賽正搞得熱火朝天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麽(?)自報勞動能力的事件忽然大量發生。馬上找到了原因：階級敵人搗亂!這些人還要治嗎?……(當然這有賴於自報者的狡猾程度：可以把自損搞得沒法驗證。安斯·伯恩施坦巧妙地隔著一層布用滾水把一隻手燙壞，從而保住一條命。另一個人用不帶手套的辦法巧妙地凍壞一隻手。還有的在氈靴裏撤一泡尿然後穿著它站到冰天雪地裏去。但是你不可能把一切都計算得很周到：弄不好，傷口發生壞疽，把命也丟了。也有不是出於本意的勞動能力的損傷：巴比奇因環血病而不能癒合的潰瘍被誤認為梅毒。無處驗血，他本人也很樂意地扯了個流，說他和他的所有親屬都有梅毒史。結果他轉入性病隔離區，從而推遲了他的死期。)
衛生科哪天給所有確實有病的人開過免體勞證明?哪天不把一定數量的重病號趕到營區外去勞動?蘇列曼諾夫醫生不同意“澤克”(犯人)民族的英雄和喜劇演員彼得·基什金住院，理由是他的瀉肚還沒有達到標準：應當每半小時一次並必須帶血。基什金隨大隊被押上工地，半路上他冒著被槍斃的危險蹲下來。但是押解兵比醫生要仁慈些，他截住了一輛過路汽車，把基什金送進醫院。當然有人會反駁，說丙類人員(病號)住院和門診的人數是規定了嚴格比例的，衛生科要按這個比例辦事。反正每件事都有理由，但每件事也都包含了殘忍，那是用“另一方麵對某些人也做了好事呀!”的想法絕對抵銷不了的。
再請你們看一看像克裏沃謝戈沃第二勞改點住院處這樣的慘不忍睹的勞改營小型醫院。廁所的臭氣充斥於整個醫院。但問題僅僅在於廁所嗎?這裏每張病床上躺著兩名瀉肚的病人，病床間的地上也有兩名。虛弱無力的病人直接拉在床上，既沒有床單，也沒有醫藥(一九四八一四九年)。管理住院處的是一個醫學院三年級學生(因觸犯五十八條而坐牢的)，忙得焦頭爛額，可是一點辦法沒有。派來給病號送飯的是一些身大力強的年輕人，病號飯落進了他們的嘴，病號口糧被他們偷走。是誰安排他們幹這個美差?毫無疑問是“教父”。醫學院學生自然沒有力量攆走這幫人，以便保護病號的口糧。可是哪個醫生有這力量呢……o
也許在某個勞改營裏衛生科有可能為犯人爭取到真正適合人吃的夥食?比方說至少不讓出現下工時互相牽著手走路的“夜盲班”沒有!如果像出了奇蹟一樣，竟有什麽人在為改善夥食出力，那一定是需要結實的勞動力的生產管理當局，決不會是衛生科。
誰也沒有把這些責任全推在醫生身上(雖然他們反抗的勇氣往往是很微弱的，因為害怕被派去幹一般勞動)。可是也用不著製造救命恩人衛生科的神話_衛生科跟勞改營任何分支一樣是魔鬼所生，自然流著魔鬼的血。
沙拉莫夫繼續發揮他的思想，他說在勞改營裏囚犯們隻能指望衛生科救命。他們不能指望也不敢指望自己雙手的勞動給他帶來好處：這是死路一條。“在勞改營裏殺人的不是低口糧而是高口糧。”
這句諺語說得好：高標準的口糧是一把殺人刀。一個拖運原本的季節幹下來，頂結實的勞力也隻能剩下一口氣。那時對他就改為臨時殘廢待遇：四百克麵包和最低一級的飯食。在一個冬天之內他們大部分都會死掉(比方說，八百人當中死掉七百二十五人)。剩下的轉入“輕體勞”，到那兒慢慢去死。
我們能給伊萬·傑尼索維奇提供什麽旁的出路?當醫助，人家不要;當衛生員，人家也不要。連一天的病假條子也不給他開。在營區裏找個雜役的差事噹噹吧，一來文化不夠，二來良心太多。除了靠自己一雙手，還有什麽別的活路?休息點?自殘?爭取以健康原因提前釋放?
我想在這裏聲明，除了某些局部性問題，我倆對群島的看法從未發生過分歧。我們對土著生活的評價基本一致。沙拉莫夫的勞改營經歷比我苦，比我長。我懷著敬意承認，是他，而不是我，觸及了勞改營生活把我們一切人拖入的那個獸性和絕望的深淵的最底層。
然而這並不能阻止我在我們的分歧點上對他進行反駁。其一就是對勞改營衛生科的看法。沙拉莫沙談到勞改營的每一項設施都是深惡痛絕的(很對!)，隻對衛生科做出偏袒的例外。他支持，如果不是製造，關於做好事的勞改營衛生科的奇談。他斷言勞改營裏所有人都跟犯人作對，隻有醫生可以幫助他們。
但是可以幫助並不等於真的幫助。工地主任、定額員、會計。保管員、炊事員、值日員、派工員等等，如果樂意，也可以幫助。但真有那麽多人幫助嗎?
一九三二年以前，勞改營醫務部門還隸屬衛生人民委員部，那時候的醫生可能真的是醫生。一九二二年這個部門完全由古拉格接管，它的任務變成幫助壓迫犯人和充當掘墓人。把個別好心醫生做的好心事放到一邊不說，如果勞改營衛生科不為共同目標服務，誰會讓它在群島上呆著?
一個垂死者因拒絕上工而遭管理員和作業班長毆打，打得他像狗似地舔著傷口，躺在禁閉室裏兩天不省人事(巴比奇)，過後兩個月下不了鋪——一這時候不肯寫遭毆打的證明又不肯治療的不正是衛生科嗎?(治達勞改營第一勞改點。)
每一張把犯人關禁閉的決定上不都是有衛生科的簽字嗎?不過也不能忽略這個事實：長官們並不是非要醫生簽名不可。c·a·切博塔廖夫是英迪吉爾卡河畔勞改營裏的一名自由僱傭的“貼橡皮膏的”(即醫助。這個勞改營術語並不是胡造的!)。獨勞點點長的禁閉決定，他一張也沒有簽過字，因為他認為這樣的禁閉室別說關人，連關狗都不行：爐子隻供走廊裏的看守員取暖。但這有啥關係?他不簽字，仍是照關不誤。
由於工地主任或工長的過錯，或者由於沒有設置圍柵或防護裝置，在生產中造成犯人死亡。這時不正用得著醫助和衛生科簽字證明他是死於心髒病發作嗎?(其結果是一切保持原樣，以便明天另一個人去喪命。醫助不這樣做，明天自己就得下掌子麵去勞動!哪怕你是醫生，也得下去。)
每季度一次的體檢的任務是把勞改營全體居民分成以下幾類：重體勞、中等體勞、輕體勞、單人體勞。每當演出這種衛生普查的喜劇的時候，曾有很多好醫生出來反對他們的專靠提供大批“重體勞”來保烏紗帽的壞科長嗎?
也許至少對那些損毀自身之一部以保全其餘部分的人們，衛生科能發一點慈悲?但誰都知道這條規矩，各勞改點都一樣：對自傷者、自殘肢體者、自損勞功能力者不得提供醫療幫助!命令是行政方麵下的，們不摸摸幫助的是誰呢?是醫生……。用雷管炸掉四根手指，來到小醫院——人家不會給你繃帶：滾開，死去吧，狗東西!在早年的伏爾加運河工地上，當全麵競賽正搞得熱火朝天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麽(?)自報勞動能力的事件忽然大量發生。馬上找到了原因：階級敵人搗亂!這些人還要治嗎?……(當然這有賴於自報者的狡猾程度：可以把自損搞得沒法驗證。安斯·伯恩施坦巧妙地隔著一層布用滾水把一隻手燙壞，從而保住一條命。另一個人用不帶手套的辦法巧妙地凍壞一隻手。還有的在氈靴裏撤一泡尿然後穿著它站到冰天雪地裏去。但是你不可能把一切都計算得很周到：弄不好，傷口發生壞疽，把命也丟了。也有不是出於本意的勞動能力的損傷：巴比奇因環血病而不能癒合的潰瘍被誤認為梅毒。無處驗血，他本人也很樂意地扯了個流，說他和他的所有親屬都有梅毒史。結果他轉入性病隔離區，從而推遲了他的死期。)
衛生科哪天給所有確實有病的人開過免體勞證明?哪天不把一定數量的重病號趕到營區外去勞動?蘇列曼諾夫醫生不同意“澤克”(犯人)民族的英雄和喜劇演員彼得·基什金住院，理由是他的瀉肚還沒有達到標準：應當每半小時一次並必須帶血。基什金隨大隊被押上工地，半路上他冒著被槍斃的危險蹲下來。但是押解兵比醫生要仁慈些，他截住了一輛過路汽車，把基什金送進醫院。當然有人會反駁，說丙類人員(病號)住院和門診的人數是規定了嚴格比例的，衛生科要按這個比例辦事。反正每件事都有理由，但每件事也都包含了殘忍，那是用“另一方麵對某些人也做了好事呀!”的想法絕對抵銷不了的。
再請你們看一看像克裏沃謝戈沃第二勞改點住院處這樣的慘不忍睹的勞改營小型醫院。廁所的臭氣充斥於整個醫院。但問題僅僅在於廁所嗎?這裏每張病床上躺著兩名瀉肚的病人，病床間的地上也有兩名。虛弱無力的病人直接拉在床上，既沒有床單，也沒有醫藥(一九四八一四九年)。管理住院處的是一個醫學院三年級學生(因觸犯五十八條而坐牢的)，忙得焦頭爛額，可是一點辦法沒有。派來給病號送飯的是一些身大力強的年輕人，病號飯落進了他們的嘴，病號口糧被他們偷走。是誰安排他們幹這個美差?毫無疑問是“教父”。醫學院學生自然沒有力量攆走這幫人，以便保護病號的口糧。可是哪個醫生有這力量呢……o
也許在某個勞改營裏衛生科有可能為犯人爭取到真正適合人吃的夥食?比方說至少不讓出現下工時互相牽著手走路的“夜盲班”沒有!如果像出了奇蹟一樣，竟有什麽人在為改善夥食出力，那一定是需要結實的勞動力的生產管理當局，決不會是衛生科。
誰也沒有把這些責任全推在醫生身上(雖然他們反抗的勇氣往往是很微弱的，因為害怕被派去幹一般勞動)。可是也用不著製造救命恩人衛生科的神話_衛生科跟勞改營任何分支一樣是魔鬼所生，自然流著魔鬼的血。
沙拉莫夫繼續發揮他的思想，他說在勞改營裏囚犯們隻能指望衛生科救命。他們不能指望也不敢指望自己雙手的勞動給他帶來好處：這是死路一條。“在勞改營裏殺人的不是低口糧而是高口糧。”
這句諺語說得好：高標準的口糧是一把殺人刀。一個拖運原本的季節幹下來，頂結實的勞力也隻能剩下一口氣。那時對他就改為臨時殘廢待遇：四百克麵包和最低一級的飯食。在一個冬天之內他們大部分都會死掉(比方說，八百人當中死掉七百二十五人)。剩下的轉入“輕體勞”，到那兒慢慢去死。
我們能給伊萬·傑尼索維奇提供什麽旁的出路?當醫助，人家不要;當衛生員，人家也不要。連一天的病假條子也不給他開。在營區裏找個雜役的差事噹噹吧，一來文化不夠，二來良心太多。除了靠自己一雙手，還有什麽別的活路?休息點?自殘?爭取以健康原因提前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