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幹活是為錢，你們是為嘴，這沒有什麽秘密。”一個修理壓磚機的邋裏邋遢的自由人機械工對我說。
運坯車裝滿以後，我和獨臂的阿爾泰人普寧一起把它推走。這種車的樣子像一座搖搖欲墜的小塔，因為各擺十二塊坯的十條木板使它的重心升得很高。這輛像裝得太滿的小書架子似的顫顫悠悠的小車，需要拽著它的鐵把手沿著一條筆直的軌道往前拉，把它推上一輛當作底座的平台車，固定在上麵，再沿著另一條直線把這輛平台車拉到一排烘幹室的門前。在適當的烘幹室前麵停下，把運坯車從平台車上移下來，再朝另一方向把它推進烘幹室。每一間烘幹室就是一個長走廊，兩邊牆壁各有十排凹槽和十排支架。需要把運坯車迅速地不偏不斜地推到裏麵，放鬆槓桿，把擺著磚坯的十條托板分放到十個架子上，再把十對鐵爪卸下來，然後立即推出卸空了的坯車。這一套工藝似乎是上一世紀某個德國人的發明(運坯車有個德國名稱)，但是按德國人的設計，不僅要有鐵軌支持著運坯車，在凹坑上還應該有地極支持著推車的工人呢。可是我們腳底下卻隻有一些朽爛、折斷的板子，我時常踩空，掉下去。想必原設計還規定烘幹室應安裝通風設備，實際卻沒有。每當我在那裏因為上不好架而手忙腳亂的時候(我時常把車推斜了，托板被卡住，放不到支架上去，弄得濕坯砸到頭上)，都要吸進大量煤煙，使氣管刺癢難忍。
所以把我趕回取土場時，我對離開車間並不太傷心。取土場也缺人手——那兒的犯人也在釋放。鮑裏斯·加麥羅夫也被派來挖土，我們開始一道幹活。定額早就清楚：一個人連挖帶裝，再加推到絞車跟前，一班要幹六車(六方)。兩人幹十二車。天氣幹燥，我們兩人一天來得及完成五車。但是下起了秋天的牛毛細雨。一天、兩天、三天，風也不刮，雨也不變大，隻是漸漸瀝瀝地下個不停。它不是傾盆大雨，所以誰也不敢負停止室外作業的責任。“運河工地從來不下雨!”——這本來是古拉格的一句有名的口號。但是在新耶路撒冷不知道為什麽連棉背心也不發。在這煩煞人的毛毛雨下麵，我們隻好穿著自己的前方的舊軍大衣，在褐紅色的取土坑裏連爬帶滾，染一身紅泥。到了第三天末尾，我們的大衣至少各吸進了一提桶水。勞改營也不發鞋，我們隻得在稀泥湯裏泡爛自己最後一雙前方帶回來的皮靴。
頭一天我們倆還說笑話;
“鮑裏斯，你不認為圖曾巴赫男爵現在會非常羨慕咱倆嗎?他總是夢想在磚窯裏勞動。記得嗎?他希望累出一身汗，回家倒頭就能睡著。他八成以為會有烤衣服的烘箱，有被窩蓋，一頓還能吃兩道熱菜呢。”
但是推完了兩車土，我一邊在空車槽幫子上生氣地磕著鐵鍬(粘土總是沾在鍬上不下來)，一邊說，話音裏已經帶著火氣了：
“你說，那三姊妹”怎麽就他媽的在家裏呆不住?星期天沒人強迫她們跟青年們一起去拾廢鐵。星期一沒人向她們要學習聖經的筆記。沒人勉強她義務教學。沒人趕她們走家串戶去搞普及教育。”
又推了一車：
“她們成天瞎叨叨些什麽：要勞動!要勞動!要勞動!你們勞動去好了，見你們的鬼去吧，誰攔著你們了?那將是多麽幸福的生活呀!多幸福呀!多幸福呀!什麽樣的幸福?該用警犬把你們送進這個幸福生活。那時候你們就知道了!……”
鮑裏斯體質比我弱，他勉強才使得動那把被土粘得越來越沉的鐵鍬，勉強才能把土甩到車幫子上。但是直到第二天他仍然盡力使我們的精神狀態維持在弗拉季米爾·索洛維約夫一的水平上。他在這方麵也比我領先了。他已經讀過多少索洛維約夫的作品，可是整日埋頭於貝塞爾函數的我，連一行也沒有讀過。
他把記得的向我口授，我也使勁記住，可是談何容易，這時候已經沒有那個腦袋瓜子啦!不，一個人怎樣既能保住性命又能求得真理呢?為了理解自己的貧乏，為什麽非得跌入勞改營的最底層不可呢?
他說：
“弗拉季米爾·索絡維約夫教誨我們應當歡樂地迎接死亡。不會有比這裏更壞的地方。”
說得對……
我們能裝多少就裝多少。懲戒口糧就懲戒口糧，去他媽的蛋!混完了一天，就往營裏蹭。但是那裏也沒有什麽好事在等我們：一天三次不放鹽的用蕁麻葉煮的黑湯，頓頓如此;一天發給一勺稀粥，隻有一公升的三分之一。麵包是已經切好的，四百五十克，早上一次發齊，中午和晚上一點麵包皮也不給。接著還要叫我們淋著雨站隊清點人數。又得穿著一身沾滿粘土的濕衣裳躺在光板上睡覺，凍得哆嗦，因為工棚裏是不生火的。
到第二天，那濛濛細雨還是下個沒完。取土場泡透了。我們徹底陷在裏麵拔不動腳了。不論你一鍬鏟多少，也不論你在車幫子上怎麽磕打，粘土反正是不下去。每次都得伸手把粘土由鍬上摳進車鬥。這時我們明白了我們這是白搭工，索性丟開鐵鍬，幹脆用雙手把腳底下吱吱作響的稀泥斂在一起，捧進車裏去。
鮑裏斯在咳嗽。他肺葉裏還留著一塊德國坦克炮彈的彈片。他又黃又瘦，鼻子、耳朵、麵部輪廓變得像死人一樣尖削。我細心觀察他，我已經說不準他今年還能不能在勞改營裏過冬。
我們仍盡量轉移注意力，用思想戰勝我們的處境。但是什麽哲學、文學之類的話題已經談不起來了。兩隻胳臂重得跟鐵鍬一樣，耷拉著抬不起來。鮑裏斯建議;
“算了，說話太費勁。我們沉默著，想些有用的事吧。例如作詩。在心裏作。”
我顫抖了。他現在還能作詩?死亡的陰影籠罩著他枯黃的前額，可是在那上麵同樣也籠罩著多麽頑強的天才的陰影啊!
於是我們沉默，用手捧著粘土。雨還在下著……但是他們不但不把我們從取土場上撤回，馬特羅寧娜反而親自駕到了。她目光炯炯(黑色的鬥篷蒙在她“紅色的”頭頂上)，站在陡坡上向作業班長指點著各個角落。我們明白了：今天下午兩點這個作業班下不了班。什麽時候完成定額，什麽時候才讓回去。午飯和晚飯一塊吃吧。
莫斯科的建築工程因為沒有磚正在停工……
馬特羅寧娜走了。雨越下越大。粘土層到處是淡紅色的水潭。我們的車鬥裏也積了水。皮靴筒變紅了，軍大衣蓋上了一塊塊的紅斑。雙手被冰冷的粘土凍僵了，用手也已經撈不起什麽東西往車鬥裏拋。這時我們放棄了這件徒勞無益的工作，爬到高處的草叢裏坐下，低下頭，翻起大衣領子罩住後腦勺。
從旁邊看，像是野地裏的兩塊淡紅色的石頭。
我們的同齡青年正在索邦(巴黎大學文理學院)或者牛津上學，在充裕的休息時間裏打網球，在大學生咖啡館裏爭論世界性問題。他們已經有著作出版，有圖畫展出。他們挖空心思地尋找能使周圍不夠新穎的世界變形的新穎方法。他們生古典大師們的氣，因為那些人用完了情節和主題。他們生本國政府和本國反動分子的氣，因為它們不願意理解和接受先進的蘇聯經驗。他們對著電台記者的麥克風喋喋不休地發表談話，自說自話、嬌聲嬌氣地解釋著他們在自己最近的或最初的一本書裏想說些什麽。他們判斷人世間的一切都充滿自信，特別是關於我國的昌盛繁榮和最高度的正義。隻有到了老年，當他們編纂百科全書的時候，才會驚異地發現在我國的字頭裏，在我國的全部字頭裏，找不到有價值的俄國姓名……
運坯車裝滿以後，我和獨臂的阿爾泰人普寧一起把它推走。這種車的樣子像一座搖搖欲墜的小塔，因為各擺十二塊坯的十條木板使它的重心升得很高。這輛像裝得太滿的小書架子似的顫顫悠悠的小車，需要拽著它的鐵把手沿著一條筆直的軌道往前拉，把它推上一輛當作底座的平台車，固定在上麵，再沿著另一條直線把這輛平台車拉到一排烘幹室的門前。在適當的烘幹室前麵停下，把運坯車從平台車上移下來，再朝另一方向把它推進烘幹室。每一間烘幹室就是一個長走廊，兩邊牆壁各有十排凹槽和十排支架。需要把運坯車迅速地不偏不斜地推到裏麵，放鬆槓桿，把擺著磚坯的十條托板分放到十個架子上，再把十對鐵爪卸下來，然後立即推出卸空了的坯車。這一套工藝似乎是上一世紀某個德國人的發明(運坯車有個德國名稱)，但是按德國人的設計，不僅要有鐵軌支持著運坯車，在凹坑上還應該有地極支持著推車的工人呢。可是我們腳底下卻隻有一些朽爛、折斷的板子，我時常踩空，掉下去。想必原設計還規定烘幹室應安裝通風設備，實際卻沒有。每當我在那裏因為上不好架而手忙腳亂的時候(我時常把車推斜了，托板被卡住，放不到支架上去，弄得濕坯砸到頭上)，都要吸進大量煤煙，使氣管刺癢難忍。
所以把我趕回取土場時，我對離開車間並不太傷心。取土場也缺人手——那兒的犯人也在釋放。鮑裏斯·加麥羅夫也被派來挖土，我們開始一道幹活。定額早就清楚：一個人連挖帶裝，再加推到絞車跟前，一班要幹六車(六方)。兩人幹十二車。天氣幹燥，我們兩人一天來得及完成五車。但是下起了秋天的牛毛細雨。一天、兩天、三天，風也不刮，雨也不變大，隻是漸漸瀝瀝地下個不停。它不是傾盆大雨，所以誰也不敢負停止室外作業的責任。“運河工地從來不下雨!”——這本來是古拉格的一句有名的口號。但是在新耶路撒冷不知道為什麽連棉背心也不發。在這煩煞人的毛毛雨下麵，我們隻好穿著自己的前方的舊軍大衣，在褐紅色的取土坑裏連爬帶滾，染一身紅泥。到了第三天末尾，我們的大衣至少各吸進了一提桶水。勞改營也不發鞋，我們隻得在稀泥湯裏泡爛自己最後一雙前方帶回來的皮靴。
頭一天我們倆還說笑話;
“鮑裏斯，你不認為圖曾巴赫男爵現在會非常羨慕咱倆嗎?他總是夢想在磚窯裏勞動。記得嗎?他希望累出一身汗，回家倒頭就能睡著。他八成以為會有烤衣服的烘箱，有被窩蓋，一頓還能吃兩道熱菜呢。”
但是推完了兩車土，我一邊在空車槽幫子上生氣地磕著鐵鍬(粘土總是沾在鍬上不下來)，一邊說，話音裏已經帶著火氣了：
“你說，那三姊妹”怎麽就他媽的在家裏呆不住?星期天沒人強迫她們跟青年們一起去拾廢鐵。星期一沒人向她們要學習聖經的筆記。沒人勉強她義務教學。沒人趕她們走家串戶去搞普及教育。”
又推了一車：
“她們成天瞎叨叨些什麽：要勞動!要勞動!要勞動!你們勞動去好了，見你們的鬼去吧，誰攔著你們了?那將是多麽幸福的生活呀!多幸福呀!多幸福呀!什麽樣的幸福?該用警犬把你們送進這個幸福生活。那時候你們就知道了!……”
鮑裏斯體質比我弱，他勉強才使得動那把被土粘得越來越沉的鐵鍬，勉強才能把土甩到車幫子上。但是直到第二天他仍然盡力使我們的精神狀態維持在弗拉季米爾·索洛維約夫一的水平上。他在這方麵也比我領先了。他已經讀過多少索洛維約夫的作品，可是整日埋頭於貝塞爾函數的我，連一行也沒有讀過。
他把記得的向我口授，我也使勁記住，可是談何容易，這時候已經沒有那個腦袋瓜子啦!不，一個人怎樣既能保住性命又能求得真理呢?為了理解自己的貧乏，為什麽非得跌入勞改營的最底層不可呢?
他說：
“弗拉季米爾·索絡維約夫教誨我們應當歡樂地迎接死亡。不會有比這裏更壞的地方。”
說得對……
我們能裝多少就裝多少。懲戒口糧就懲戒口糧，去他媽的蛋!混完了一天，就往營裏蹭。但是那裏也沒有什麽好事在等我們：一天三次不放鹽的用蕁麻葉煮的黑湯，頓頓如此;一天發給一勺稀粥，隻有一公升的三分之一。麵包是已經切好的，四百五十克，早上一次發齊，中午和晚上一點麵包皮也不給。接著還要叫我們淋著雨站隊清點人數。又得穿著一身沾滿粘土的濕衣裳躺在光板上睡覺，凍得哆嗦，因為工棚裏是不生火的。
到第二天，那濛濛細雨還是下個沒完。取土場泡透了。我們徹底陷在裏麵拔不動腳了。不論你一鍬鏟多少，也不論你在車幫子上怎麽磕打，粘土反正是不下去。每次都得伸手把粘土由鍬上摳進車鬥。這時我們明白了我們這是白搭工，索性丟開鐵鍬，幹脆用雙手把腳底下吱吱作響的稀泥斂在一起，捧進車裏去。
鮑裏斯在咳嗽。他肺葉裏還留著一塊德國坦克炮彈的彈片。他又黃又瘦，鼻子、耳朵、麵部輪廓變得像死人一樣尖削。我細心觀察他，我已經說不準他今年還能不能在勞改營裏過冬。
我們仍盡量轉移注意力，用思想戰勝我們的處境。但是什麽哲學、文學之類的話題已經談不起來了。兩隻胳臂重得跟鐵鍬一樣，耷拉著抬不起來。鮑裏斯建議;
“算了，說話太費勁。我們沉默著，想些有用的事吧。例如作詩。在心裏作。”
我顫抖了。他現在還能作詩?死亡的陰影籠罩著他枯黃的前額，可是在那上麵同樣也籠罩著多麽頑強的天才的陰影啊!
於是我們沉默，用手捧著粘土。雨還在下著……但是他們不但不把我們從取土場上撤回，馬特羅寧娜反而親自駕到了。她目光炯炯(黑色的鬥篷蒙在她“紅色的”頭頂上)，站在陡坡上向作業班長指點著各個角落。我們明白了：今天下午兩點這個作業班下不了班。什麽時候完成定額，什麽時候才讓回去。午飯和晚飯一塊吃吧。
莫斯科的建築工程因為沒有磚正在停工……
馬特羅寧娜走了。雨越下越大。粘土層到處是淡紅色的水潭。我們的車鬥裏也積了水。皮靴筒變紅了，軍大衣蓋上了一塊塊的紅斑。雙手被冰冷的粘土凍僵了，用手也已經撈不起什麽東西往車鬥裏拋。這時我們放棄了這件徒勞無益的工作，爬到高處的草叢裏坐下，低下頭，翻起大衣領子罩住後腦勺。
從旁邊看，像是野地裏的兩塊淡紅色的石頭。
我們的同齡青年正在索邦(巴黎大學文理學院)或者牛津上學，在充裕的休息時間裏打網球，在大學生咖啡館裏爭論世界性問題。他們已經有著作出版，有圖畫展出。他們挖空心思地尋找能使周圍不夠新穎的世界變形的新穎方法。他們生古典大師們的氣，因為那些人用完了情節和主題。他們生本國政府和本國反動分子的氣，因為它們不願意理解和接受先進的蘇聯經驗。他們對著電台記者的麥克風喋喋不休地發表談話，自說自話、嬌聲嬌氣地解釋著他們在自己最近的或最初的一本書裏想說些什麽。他們判斷人世間的一切都充滿自信，特別是關於我國的昌盛繁榮和最高度的正義。隻有到了老年，當他們編纂百科全書的時候，才會驚異地發現在我國的字頭裏，在我國的全部字頭裏，找不到有價值的俄國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