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戰略家同意了。於是古爾熱代斯成立了!群島被劈成兩半了嗎?不，群島隻是更強大了，規模倍增了，它將更迅速地接管這個國家。
弗連克爾的卡累利阿鐵路終於沒有趕上使用：史達林匆忙地以和局收兵了。但是古爾熱代斯日益鞏固和生長。它不斷地接到新任務(已經有了正常的核算和手續)：與伊朗邊境平行的鐵路線，然後是由塞茲蘭到史達林格勒的沿伏爾加河鐵路，然後是從薩勒哈爾德到伊卡爾卡的“死亡之路”，特別是貝阿幹線：從泰謝特到布拉茨克以遠。
進一步說：弗連克爾的思想還使古拉格本身的發展獲得了更豐富的內容：按經濟部門管理係統建立古拉格的必要性得到了承認。就跟人民委員會是由各人民委員部組成一樣，古拉格也為自己的帝國建立了各部：木材勞改營管理總局，工業建設總局，礦山冶金工業勞改營管理總局。
這時候戰爭開始了。這些古拉格的各部全都疏散到了不同城市。古拉格本身撤到了烏髮市，古爾熱代斯到了維亞特卡。各個省城之間的聯繫已經不像以莫斯科為中心的輻射狀的聯繫那樣可靠，因而戰時的整個上半期古拉格好像分解了：它已經不操縱整個群島。群島國的每一州的地界分別歸入內遷到該地的各總局的管轄。於是坐鎮在基洛夫市的弗連克爾便得到了管轄整個俄羅斯東北部的大權(因為那裏除了群島之外幾乎一無所有)。然而如果誰把這個局麵看成是羅馬帝國的解體，那就錯了——這個帝國在戰爭結束後將會聚合成一個更為強大的整體。
弗連克爾不忘舊時的友誼;他把布哈爾采夫——他革命前在馬裏烏波爾辦的黃色報紙《一戈比》的編輯——叫來，讓他在古爾熱代斯裏麵擔任了一個重要職位，而此人的共事者們或者早已被槍決或者早已流散到各地。
弗連克爾的傑出才能不僅表現在經商和組織工作方麵。好幾排數字他隻需過一次目，就能用心算加出來。他喜歡誇口說，他能記住四萬名犯人的麵孔和他們每個人的姓、名、父名、條款和刑期(在他的勞改營裏有這個規矩，當高級首長走過來的時候，犯人要報告這些事項)。他從來不要總工程師。他看到呈閱的鐵路車站設計圖，就急於在裏麵發現錯誤，一旦發現，他就會把這張圖紙揉成一團，朝部下的臉上摔過去，並且對他說：“你應當明白，你是一頭驢，不是設計師!”他的話聲帶著難聽的鼻音，語調一般是平靜的。弗連克爾身材矮小，帶著鐵道將軍的羊羔皮高筒帽，藍項，紅裏子。在各個年代一直穿著軍服式的弗列奇上裝。這種裝束表明他是國家領導幹部同時又表明他不是知識分子。他像托洛茨基一樣，永遠住在列車裏，經常巡視分散在各地的建設戰場。從群島上著的簡陋環境裏被召到他的車廂裏來開會的人們見到維也納式的椅子，軟墊的家具，都深感驚訝，因而在他們的首長的申斥和命令麵前更加不勝惶恐了。他本人可從來沒有走進過任何一間工棚，沒有聞過那裏的惡臭，他過問和要求的隻是工作。他特別喜歡半夜打電話給工地，藉以維持關於他從來不睡覺的傳說。(不過，在史達林時代許多大官們也習慣於這麽幹。)
他此後再也沒有被關過。他成了卡岡諾維奇的負責鐵路基建工程的副手。五十年代以中將的軍銜，在高壽、尊榮和安閑中死於莫斯科。
我的感覺是——他痛恨這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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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群島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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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的遠東曾有一座城市，它有一個頗帶忠君色彩的名字——太子城。革命把它改名為自由城。城裏原來的居民——阿穆爾哥薩克——都被驅散了，變成了一座空城。需要有人住進去。於是遷來了新居民：犯人們和看管他們的契卡人員。整個城市變成了一座勞改營(貝阿拉格)。
所以說，象徵是自然地從生活中產生的。
不能把勞改營僅僅當作是我國革命後生活的一個“陰暗麵”。它們的規模使它們成為不是一個“麵”，不是一“側”，而幾乎成為一切事件的肝髒。我國最近的五十年很少在哪方麵像在這方麵一樣把自己顯示得如此徹底，如此淋漓盡致。
正如任何一個點都是由至少兩條線的相交形成的，任何一個事件都是由至少兩種必要性形成的一樣，我們走向勞改營製度的原因，經濟需要是一個方麵;但是如果隻有這一個因素，也可能把我們引向“勞動軍”，可是它偏巧與幸好已經形成的勞改營理論根據相交了。
兩者一相交，就長在一起了;如揮榫入槽，如凸入凹。結果就誕生了群島。
經濟需要的表露，向來是公開而貪婪的;一個決心在短期內(事情的四分之三就在於期限，就象在白波運河工程中一樣!)不要外援而強大起來的國家，需要的就是符合以下條件的勞動力：
甲、廉價到極點的，而最好是免費的;
乙、在生活上沒有要求的，可以在任何一天從一地轉移到另一地的，沒有家庭牽連的，不要求事先安排好的住處，也不要求學校、醫院，而且在一段時間之內連廚房、洗澡房都不要求的。
要獲得這樣的勞力，隻有採取吞下自己的兒子的辦法。
理論上的根據，如果不是早在上一世紀就開了頭的話，恐怕未必能這樣有把握地在這些忙亂的年代裏形成。恩格斯補充研究出來，人類的出現不是隨著道德意識的產生，也不是隨著思維的形成，而是隨著偶然的和無意義的勞動：猴子拿起了一塊石頭——一切便由此開始了。而馬克思，當他涉及到較近時期(《哥達綱領批判》)的時候，也以同樣的自信宣稱，使罪犯(誠然，他指的是刑事犯;他怎麽也沒有想到他的學生們會把政治犯當做罪犯)改過自新的唯一手段——仍然不是獨自的思考，不是道德上的自我反省，不是悔過，不是憂愁(這些全屬於上層建築!)，而是生產勞動。他本人生來沒有拿起過一把丁字鎬，到死沒有推過一輛獨輪車，沒有採過煤，沒有伐過木，我們不知道他劈劈柴怎麽樣，——但是竟然把這些寫到了紙上，而紙張竟然沒有表示反抗。
而對於他的門徒們說來，現在一切都順理成章了：強迫犯人每天勞動(有時候每天十四小時，像在科雷馬的工作麵上)是合乎人道的並且會導致他的改造。相反，把他的監禁局限於監獄的牢房、小庭院和菜園子，提供他在這些年內讀書、寫作、思考和爭論的機會——則意味著“使犯人受到牲畜一樣的待遇”。(引自上麵說過的那本《批判》)。
誠然，在十月革命後的大忙時期曾顧不上這個精微的道理，當時覺得幹脆槍斃更加人道。那些沒有被斃掉而是被關進最早的集中營裏去的，不是為了去改過自新，而是為了使他們不能為害，為了單純的隔離。
弗連克爾的卡累利阿鐵路終於沒有趕上使用：史達林匆忙地以和局收兵了。但是古爾熱代斯日益鞏固和生長。它不斷地接到新任務(已經有了正常的核算和手續)：與伊朗邊境平行的鐵路線，然後是由塞茲蘭到史達林格勒的沿伏爾加河鐵路，然後是從薩勒哈爾德到伊卡爾卡的“死亡之路”，特別是貝阿幹線：從泰謝特到布拉茨克以遠。
進一步說：弗連克爾的思想還使古拉格本身的發展獲得了更豐富的內容：按經濟部門管理係統建立古拉格的必要性得到了承認。就跟人民委員會是由各人民委員部組成一樣，古拉格也為自己的帝國建立了各部：木材勞改營管理總局，工業建設總局，礦山冶金工業勞改營管理總局。
這時候戰爭開始了。這些古拉格的各部全都疏散到了不同城市。古拉格本身撤到了烏髮市，古爾熱代斯到了維亞特卡。各個省城之間的聯繫已經不像以莫斯科為中心的輻射狀的聯繫那樣可靠，因而戰時的整個上半期古拉格好像分解了：它已經不操縱整個群島。群島國的每一州的地界分別歸入內遷到該地的各總局的管轄。於是坐鎮在基洛夫市的弗連克爾便得到了管轄整個俄羅斯東北部的大權(因為那裏除了群島之外幾乎一無所有)。然而如果誰把這個局麵看成是羅馬帝國的解體，那就錯了——這個帝國在戰爭結束後將會聚合成一個更為強大的整體。
弗連克爾不忘舊時的友誼;他把布哈爾采夫——他革命前在馬裏烏波爾辦的黃色報紙《一戈比》的編輯——叫來，讓他在古爾熱代斯裏麵擔任了一個重要職位，而此人的共事者們或者早已被槍決或者早已流散到各地。
弗連克爾的傑出才能不僅表現在經商和組織工作方麵。好幾排數字他隻需過一次目，就能用心算加出來。他喜歡誇口說，他能記住四萬名犯人的麵孔和他們每個人的姓、名、父名、條款和刑期(在他的勞改營裏有這個規矩，當高級首長走過來的時候，犯人要報告這些事項)。他從來不要總工程師。他看到呈閱的鐵路車站設計圖，就急於在裏麵發現錯誤，一旦發現，他就會把這張圖紙揉成一團，朝部下的臉上摔過去，並且對他說：“你應當明白，你是一頭驢，不是設計師!”他的話聲帶著難聽的鼻音，語調一般是平靜的。弗連克爾身材矮小，帶著鐵道將軍的羊羔皮高筒帽，藍項，紅裏子。在各個年代一直穿著軍服式的弗列奇上裝。這種裝束表明他是國家領導幹部同時又表明他不是知識分子。他像托洛茨基一樣，永遠住在列車裏，經常巡視分散在各地的建設戰場。從群島上著的簡陋環境裏被召到他的車廂裏來開會的人們見到維也納式的椅子，軟墊的家具，都深感驚訝，因而在他們的首長的申斥和命令麵前更加不勝惶恐了。他本人可從來沒有走進過任何一間工棚，沒有聞過那裏的惡臭，他過問和要求的隻是工作。他特別喜歡半夜打電話給工地，藉以維持關於他從來不睡覺的傳說。(不過，在史達林時代許多大官們也習慣於這麽幹。)
他此後再也沒有被關過。他成了卡岡諾維奇的負責鐵路基建工程的副手。五十年代以中將的軍銜，在高壽、尊榮和安閑中死於莫斯科。
我的感覺是——他痛恨這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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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的遠東曾有一座城市，它有一個頗帶忠君色彩的名字——太子城。革命把它改名為自由城。城裏原來的居民——阿穆爾哥薩克——都被驅散了，變成了一座空城。需要有人住進去。於是遷來了新居民：犯人們和看管他們的契卡人員。整個城市變成了一座勞改營(貝阿拉格)。
所以說，象徵是自然地從生活中產生的。
不能把勞改營僅僅當作是我國革命後生活的一個“陰暗麵”。它們的規模使它們成為不是一個“麵”，不是一“側”，而幾乎成為一切事件的肝髒。我國最近的五十年很少在哪方麵像在這方麵一樣把自己顯示得如此徹底，如此淋漓盡致。
正如任何一個點都是由至少兩條線的相交形成的，任何一個事件都是由至少兩種必要性形成的一樣，我們走向勞改營製度的原因，經濟需要是一個方麵;但是如果隻有這一個因素，也可能把我們引向“勞動軍”，可是它偏巧與幸好已經形成的勞改營理論根據相交了。
兩者一相交，就長在一起了;如揮榫入槽，如凸入凹。結果就誕生了群島。
經濟需要的表露，向來是公開而貪婪的;一個決心在短期內(事情的四分之三就在於期限，就象在白波運河工程中一樣!)不要外援而強大起來的國家，需要的就是符合以下條件的勞動力：
甲、廉價到極點的，而最好是免費的;
乙、在生活上沒有要求的，可以在任何一天從一地轉移到另一地的，沒有家庭牽連的，不要求事先安排好的住處，也不要求學校、醫院，而且在一段時間之內連廚房、洗澡房都不要求的。
要獲得這樣的勞力，隻有採取吞下自己的兒子的辦法。
理論上的根據，如果不是早在上一世紀就開了頭的話，恐怕未必能這樣有把握地在這些忙亂的年代裏形成。恩格斯補充研究出來，人類的出現不是隨著道德意識的產生，也不是隨著思維的形成，而是隨著偶然的和無意義的勞動：猴子拿起了一塊石頭——一切便由此開始了。而馬克思，當他涉及到較近時期(《哥達綱領批判》)的時候，也以同樣的自信宣稱，使罪犯(誠然，他指的是刑事犯;他怎麽也沒有想到他的學生們會把政治犯當做罪犯)改過自新的唯一手段——仍然不是獨自的思考，不是道德上的自我反省，不是悔過，不是憂愁(這些全屬於上層建築!)，而是生產勞動。他本人生來沒有拿起過一把丁字鎬，到死沒有推過一輛獨輪車，沒有採過煤，沒有伐過木，我們不知道他劈劈柴怎麽樣，——但是竟然把這些寫到了紙上，而紙張竟然沒有表示反抗。
而對於他的門徒們說來，現在一切都順理成章了：強迫犯人每天勞動(有時候每天十四小時，像在科雷馬的工作麵上)是合乎人道的並且會導致他的改造。相反，把他的監禁局限於監獄的牢房、小庭院和菜園子，提供他在這些年內讀書、寫作、思考和爭論的機會——則意味著“使犯人受到牲畜一樣的待遇”。(引自上麵說過的那本《批判》)。
誠然，在十月革命後的大忙時期曾顧不上這個精微的道理，當時覺得幹脆槍斃更加人道。那些沒有被斃掉而是被關進最早的集中營裏去的，不是為了去改過自新，而是為了使他們不能為害，為了單純的隔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