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業班是進行再教育的基本形式”(一九三三年德米特拉格內部命令)。“它意味著對集體的信任，這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是不可能的!”(但在封建製度下是完全可能的：村裏一個人有了過失，把全村的人都扒光了抽鞭子!然而聽起來畢竟是高貴的：對集體的信任!)“這還意味著勞改犯人在再教育工作中的主動性!”“這表示個人從集體中獲得的心理上的充實!”(且慢，且慢，你們聽聽都是些什麽詞兒!他這一個“心理上的充實”就感動得我們鼻子發酸，喉嚨哽噎。有學問的人畢竟不一樣!)“集體能夠提高每一個犯人的人類尊嚴(不錯!不錯!)的感覺，從而免除實行精神鎮壓手段的必要!”
你瞧，在阿維爾巴赫之後三十年，關於作業班我也不得不說三兩句話了。我隻說說那裏到底是什麽情形，因為人們對它做了完全另一樣的、完全歪曲的解釋：“作業班是共產主義對於懲罰學的主要貢獻(這點倒是說得不錯，阿維爾巴赫也是這麽說的)……這是一種在無情的強迫共生中一同生活、工作、吃飯、睡覺和受難的集合體。”
啊，如果沒有作業班，勞改營的日子還是可以熬下來的!沒有作業班，你是一個個體，你自己選擇行為的路線。沒有作業班，你至少可以高傲地死去，在作業班裏連死也隻許你以卑劣的方式，隻許你肚皮貼地。首長、領班、看守員、押解員——所有這些人你都能躲得開，能偷偷找出一小會兒休息時間，這裏偷個懶，那裏耍個滑。但是那些傳動帶——本班的夥伴，你可是躲不開，逃不脫，也得不到他們半點寬恕的。你沒有法子不想幹活，你沒有法子由於意識到自己是政治犯而寧願餓死也不去上工。這是辦不到的，因為隻要你走出了營區，在出工登記簿上記了帳——全作業班今天完成任務的總數就不是除以二十五，而是除以二十六了。整個作業班的百分數將可能由於你的原故從百分之一百二十三降低到百分之一百一十九，從高產班的夥食降低為普通夥食。每人都將失去一塊小麥麵做的甜麵包，都將少領一百克普通麵包。同伴們會比任何看守員更好地監視你!班長的一隻拳頭給你的懲罰會比整個的內務人民委員部更能使你清醒。
這就是所謂“在再教育中的主動性”!這就是所謂“個人從集體平獲得的心理l的充實”!
今天這在我們眼裏像明鏡似地清楚，但是當年在伏爾加運河工地上，組織者們本人還不敢相信他們是找到了一個多麽結實的脖套。作業班在他們那裏是偏居末位的，隻有勞動集體被理解為最高的榮譽和鼓勵。甚至到了一九三四年的五月，德米特羅夫勞改營裏還有一半犯人是“無組織的”，勞動集體……不接受他們，隻許他們去參加勞動組合，而且也不是全體：不要神甫，教派分子以及一般的信徒。(如果放棄宗教——按所能得到的好處，是值得這樣幹的!——那就允許加入，但有一個月的試驗期!)“五十八條”也開始被勉勉強強地接受加入勞動集體了，但是也隻要那些刑期在五年以下的。勞動集體設有主席和委員會，還享有全不受拘束的民主：集體的全體大會隻有得到文教科的準許才能召開，而且必須有連(對了，還建立了連隊!)教育員在場。不用說，集體的夥食要比落後分子們好一些：營區內的菜園子撥給最優秀的集體(不是分給個人，而是按集體農莊的方式——用於補貼公共夥食)。集體劃分為若幹小組，隻要有一點空餘時間，他們要不就搞生活檢查，要不就是討論盜竊和浪費公家財產的問題，要不就是出壁報，要不就討論違犯紀律的問題。在集體的全體大會上一連幾小時地板著臉研究這樣的問題：怎樣改造懶漢沃夫卡?裝病者格裏什卡?集體本身也有權力開除自己的成員以及申請取消他們的折減。但是更厲害的是，管理當局有時候解散整個的集體，因為它們“繼續著犯罪的傳統”(大概是對集體生活不感興趣吧?)。然而最有意思的還是集體的定期清洗——清除懶漢、不夠資格的分子、說閑話的(他們把勞動集體說成是互相告密的組織)以及混進來的階級敵人的代理人。例如，發現了什麽人進了勞改營以後隱瞞自己的富農出身(他本來就是為了這個出身而進的勞改營)——現在對他進行痛斥並且清除出去——當然不是清除出勞改營，而是清除出勞動集體。(噢，現實主義美術家們!噢，請畫出這樣一幅作品：《勞動集體中的清洗》!這些剃光的腦袋，這些戒備的表情，這些疲憊不堪的麵孔，這些勉強遮身的襤褸——還有這些窮凶極惡的發言人!。如果誰對於想像感到困難，那麽在自由人中間也能找到類似的典型。請聽吧：“事先把清洗的任務和目的傳達到每一個勞改犯。然後集體中的每一個成員在群眾麵前匯報自己的情況”
還有揭發假突擊手呢!還有選舉文化委員呢!還有對掃盲學習成績不好的人的申斥呢!還有掃盲課程本身：“我一們一不一是一奴一隸!!奴一隸一不一是一我一們!”還有歌曲呢!
這一片沼澤和泥窪的王國，
將變成我們幸福的故鄉。
或者是迸發自內心的業餘創作的歌詞：
即使用最美好的歌曲，
也說不盡，也唱不完
世界上最奇妙的國家，
我們美麗的家園。這一切照勞改營裏的說法，就是“唧唧喳喳學鳥叫”。
噢，它們能把你搞得這麽難受，以至當你回想起庫裏爾科騎兵大尉，回想起簡便近捷的處決之路，回想起索洛維茨的坦率的無法無天，不由得要灑下留戀的眼淚。
天哪!你要我們把這一段歷史淹沒在哪一條運河的河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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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群島在硬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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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鍾聲鐺鐺地報著時辰。
一九三三年，在中央及中監委一月全會上，腦子裏正盤算著在這個國家裏還要一次又一次地搞掉多少兩腳動物的具體數字的偉大領袖宣布，列寧如此許諾的、人道主義者們如此企盼的“國家的消亡，不是通過國家政權的削弱，而將是通過它的最大限度的加強來實現，它的加強是為徹底消滅垂死階級的殘餘所必需的……”(重點是我加的——作者注)。而由於那些殘餘在瀕臨自己的末日的時候“訴諸於居民中的落後階層，動員他們反對蘇維埃政權”，——而落後階層的帽子又是可以扣在任何一個不屬於垂死階級的人的頭上的，——所以“我們要迅速地，無需造成特殊死傷地消滅這類分子”。(如何才能“無需造成特殊死傷”，大恩人沒具體說明。)
這種如此出人意料之外的天才論斷，並非任何一個腦袋瓜子都有本事裝得進去的。但是有維辛斯基堅守著自己的打下手的崗位，他立刻接茬做了如下的發揮：“這還意味著，要通過勞動改造機構的最大限度的強化。”
你瞧，在阿維爾巴赫之後三十年，關於作業班我也不得不說三兩句話了。我隻說說那裏到底是什麽情形，因為人們對它做了完全另一樣的、完全歪曲的解釋：“作業班是共產主義對於懲罰學的主要貢獻(這點倒是說得不錯，阿維爾巴赫也是這麽說的)……這是一種在無情的強迫共生中一同生活、工作、吃飯、睡覺和受難的集合體。”
啊，如果沒有作業班，勞改營的日子還是可以熬下來的!沒有作業班，你是一個個體，你自己選擇行為的路線。沒有作業班，你至少可以高傲地死去，在作業班裏連死也隻許你以卑劣的方式，隻許你肚皮貼地。首長、領班、看守員、押解員——所有這些人你都能躲得開，能偷偷找出一小會兒休息時間，這裏偷個懶，那裏耍個滑。但是那些傳動帶——本班的夥伴，你可是躲不開，逃不脫，也得不到他們半點寬恕的。你沒有法子不想幹活，你沒有法子由於意識到自己是政治犯而寧願餓死也不去上工。這是辦不到的，因為隻要你走出了營區，在出工登記簿上記了帳——全作業班今天完成任務的總數就不是除以二十五，而是除以二十六了。整個作業班的百分數將可能由於你的原故從百分之一百二十三降低到百分之一百一十九，從高產班的夥食降低為普通夥食。每人都將失去一塊小麥麵做的甜麵包，都將少領一百克普通麵包。同伴們會比任何看守員更好地監視你!班長的一隻拳頭給你的懲罰會比整個的內務人民委員部更能使你清醒。
這就是所謂“在再教育中的主動性”!這就是所謂“個人從集體平獲得的心理l的充實”!
今天這在我們眼裏像明鏡似地清楚，但是當年在伏爾加運河工地上，組織者們本人還不敢相信他們是找到了一個多麽結實的脖套。作業班在他們那裏是偏居末位的，隻有勞動集體被理解為最高的榮譽和鼓勵。甚至到了一九三四年的五月，德米特羅夫勞改營裏還有一半犯人是“無組織的”，勞動集體……不接受他們，隻許他們去參加勞動組合，而且也不是全體：不要神甫，教派分子以及一般的信徒。(如果放棄宗教——按所能得到的好處，是值得這樣幹的!——那就允許加入，但有一個月的試驗期!)“五十八條”也開始被勉勉強強地接受加入勞動集體了，但是也隻要那些刑期在五年以下的。勞動集體設有主席和委員會，還享有全不受拘束的民主：集體的全體大會隻有得到文教科的準許才能召開，而且必須有連(對了，還建立了連隊!)教育員在場。不用說，集體的夥食要比落後分子們好一些：營區內的菜園子撥給最優秀的集體(不是分給個人，而是按集體農莊的方式——用於補貼公共夥食)。集體劃分為若幹小組，隻要有一點空餘時間，他們要不就搞生活檢查，要不就是討論盜竊和浪費公家財產的問題，要不就是出壁報，要不就討論違犯紀律的問題。在集體的全體大會上一連幾小時地板著臉研究這樣的問題：怎樣改造懶漢沃夫卡?裝病者格裏什卡?集體本身也有權力開除自己的成員以及申請取消他們的折減。但是更厲害的是，管理當局有時候解散整個的集體，因為它們“繼續著犯罪的傳統”(大概是對集體生活不感興趣吧?)。然而最有意思的還是集體的定期清洗——清除懶漢、不夠資格的分子、說閑話的(他們把勞動集體說成是互相告密的組織)以及混進來的階級敵人的代理人。例如，發現了什麽人進了勞改營以後隱瞞自己的富農出身(他本來就是為了這個出身而進的勞改營)——現在對他進行痛斥並且清除出去——當然不是清除出勞改營，而是清除出勞動集體。(噢，現實主義美術家們!噢，請畫出這樣一幅作品：《勞動集體中的清洗》!這些剃光的腦袋，這些戒備的表情，這些疲憊不堪的麵孔，這些勉強遮身的襤褸——還有這些窮凶極惡的發言人!。如果誰對於想像感到困難，那麽在自由人中間也能找到類似的典型。請聽吧：“事先把清洗的任務和目的傳達到每一個勞改犯。然後集體中的每一個成員在群眾麵前匯報自己的情況”
還有揭發假突擊手呢!還有選舉文化委員呢!還有對掃盲學習成績不好的人的申斥呢!還有掃盲課程本身：“我一們一不一是一奴一隸!!奴一隸一不一是一我一們!”還有歌曲呢!
這一片沼澤和泥窪的王國，
將變成我們幸福的故鄉。
或者是迸發自內心的業餘創作的歌詞：
即使用最美好的歌曲，
也說不盡，也唱不完
世界上最奇妙的國家，
我們美麗的家園。這一切照勞改營裏的說法，就是“唧唧喳喳學鳥叫”。
噢，它們能把你搞得這麽難受，以至當你回想起庫裏爾科騎兵大尉，回想起簡便近捷的處決之路，回想起索洛維茨的坦率的無法無天，不由得要灑下留戀的眼淚。
天哪!你要我們把這一段歷史淹沒在哪一條運河的河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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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鍾聲鐺鐺地報著時辰。
一九三三年，在中央及中監委一月全會上，腦子裏正盤算著在這個國家裏還要一次又一次地搞掉多少兩腳動物的具體數字的偉大領袖宣布，列寧如此許諾的、人道主義者們如此企盼的“國家的消亡，不是通過國家政權的削弱，而將是通過它的最大限度的加強來實現，它的加強是為徹底消滅垂死階級的殘餘所必需的……”(重點是我加的——作者注)。而由於那些殘餘在瀕臨自己的末日的時候“訴諸於居民中的落後階層，動員他們反對蘇維埃政權”，——而落後階層的帽子又是可以扣在任何一個不屬於垂死階級的人的頭上的，——所以“我們要迅速地，無需造成特殊死傷地消滅這類分子”。(如何才能“無需造成特殊死傷”，大恩人沒具體說明。)
這種如此出人意料之外的天才論斷，並非任何一個腦袋瓜子都有本事裝得進去的。但是有維辛斯基堅守著自己的打下手的崗位，他立刻接茬做了如下的發揮：“這還意味著，要通過勞動改造機構的最大限度的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