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監獄的最大限度的強化進入社會主義!——這可不是某一份幽默雜誌的俏皮話,這是蘇聯總檢察長的言論!所以說“刺蝟皮手套”在沒有“刺蝟”的時候就已經縫好了。
第二個五年計劃,有誰還記得(我們國內誰也不記得什麽事情!記憶是俄羅斯人最薄弱的一環,特別是對壞事的記憶),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許多光輝燦爛的(至今也沒有完成的)任務當中還有一項這樣的任務:“剷除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這就是說,這項剷除的工作也需要在一九三八年完成。請你們自己考慮考慮吧,靠什麽才能把它們這樣迅速地剷除掉呢?
“在進入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時刻,蘇聯的剝奪自由場所不僅絲毫沒有喪失其意義,而且變得更為重要。”(科甘做出勞改營不久將消失的預言還不到一年。但是他那時候還不知道一月全會嘛!)“在進入社會主義的時代,勞動改造機構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作為鎮壓機關,作為強製和教育(強製已經擺在首位了)手段的作用必須更加增長和加強。”(不然的話,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領導幹部們幹什麽去——喝西北風嗎?)
誰能責怪我們的先進理論落後於實踐呢?所有這一切都是白紙黑字印出來的。隻怪我們當時還不會讀。一九三七年的大清洗,人家早就公開地有言在先,並且想好了理論根據。
但是一九三七年群島實際出現了什麽情況?在和維辛斯基協調一致的努力下,群島得到了明顯的“加強”:它的人口大幅度地上升了。但和普遍流行的概念相反,人數的增加遠遠不僅是靠一九三七年從外麵抓的人:而是因為“特別移民”變成了犯人。他們是集體化和消滅富農運動嚼剩下來的渣子,是那些竟能在泰加森林裏、凍土地帶上活下來的人們,是那些被剝奪得幹幹淨淨,沒有牛,沒有家什,沒有工具的人們。全仗農民的體質結實,沒死絕的人還剩下幾百萬。被掃地出門的人們居住的“特別村”現在已不復存在了,——但這並不是由於把他們分別送回了原地,或者讓他們自由了,不,是把這些村子整個劃進了古拉格。這些村子四周圍上帶刺的鐵絲網(如果原來沒有的話),變成了勞改點(整個諾裏爾斯克綜合勞改營就是這樣形成的),過後有人被押解到其他勞改營,已經是當犯人了(孩子們被送到兒童院)。這一增加可就是幾百萬——又是農民大軍啊!一九三七年湧向群島的大潮主要是這一批人。雖然那年在農村沒像城裏那樣大把抓人(不過也明顯地掃到了),——但見到的人們記得,總體上說,群島居民中農民成分變得很稠密了。
群島巨人般地成長了——但它的管理製度還能不能變得更加殘忍呢?原來是可以的。
那些花花草草的小玩藝兒一下子被一隻毛茸茸的大手揪個精光。勞動集體?禁止!還發明了些什麽花樣?勞改營內的自我管理?除了作業班,再沒什麽好東西!還有什麽政治談話?停止!犯人們來這裏是幹活的,不一定要懂什麽事。在烏赫塔提出了“消滅最後一個‘小車廂”’的口號?政治錯誤!怎麽?要我們把他們安置到彈簧床上?就讓他們在“小車廂”裏擠擠吧,而且每間工棚裏的人數還要加倍!折減?這是首先該取消的!你們想讓法庭白幹嗎?已經給了折減的怎麽辦?宣布無效(一九三七年)!有一些勞改營裏還允許接見親屬嗎?統統禁止!有一所監獄裏把一個神甫的屍體交給了外麵的人,以便讓他們去舉行葬禮嗎?你們這是發了瘋!你們這是在為反蘇示威提供藉口。對有關人員必須嚴懲,以做效尤!要向他們講清楚:死者的屍體是屬於古拉格的,而墳墓純屬機密。為犯人舉辦的職業技術訓練班該怎麽處理?解散!誰要他們在外頭的時候不學呢?什麽……全俄中執委的指示?哪一個全俄中執委?是加裏寧簽署的?……我們不是國家政治保衛局,我們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等這些人出去了,讓中執委自己去教他們吧!進度表和圖表?從牆上撕下來!把牆刷白!當然不刷白也行。這是一張什麽表報?發給犯人的工資?是監禁場所管理總局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通令,按國營工業相應級別工人工資的百分之二十五發給?住口!扯掉!我們要停發你們自己的工資!犯人,還要給錢?沒有槍斃,他們就該感激不盡了。一九三三年的勞動改造法典?壓根忘掉它!從所有的勞改營保險櫃裏把這個文件剔除!“一切違反全蘇勞動法典的措施……必須徵得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的同意”?莫非要我們上門去找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工會算得了什麽?吹口氣它就沒了!第七十五條——“從事較重勞動時口糧應相應增加”?倒——轉——來!變為從事較輕勞動時口糧相應減少吧。就這麽辦。不會浪費資金。
洋洋數百條的勞動改造法典就象被鯊魚吞進了肚裏,不僅以後二十五年誰也沒有見過它,就連這個名稱也沒有留下一點影子。
他們把群島搖晃了一下,結果斷定,早在索洛維茨的時代,特別在修築運河的時候,整個勞動營的機器就鬆散到了不能容許的程度。於是現在便著手消除這些鬆弛的地方。
首先,警衛工作就完全不像個樣子。這根本不是一些勞改營:瞭望塔上隻在晚間才有哨兵;門房裏隻有孤零零的一個不帶武器的值勤員,如果跟他說好話,還能讓你短時間出入;營區裏麵允許用煤油燈;幾十名犯人隻有一個帶槍的兵押著上工。現在,沿著營區拉上了一排電燈(使用政治上可靠的電工和發電工)。警衛隊的持槍人員得到了戰鬥條令和軍事訓練。警犬、飼養員、教練員列入了不可缺少的編製之內,這方麵還有單行的條令。勞改營終於獲得了十足現代化的即我們現在知道的麵貌。
勞改營管理製度中有多少日常細節被卡緊了,被磨尖了,在這裏是列舉不完的。發現還有一些外麵的人可以藉以窺探群島的小洞。馬上掐斷了這些聯繫,堵死了這些小洞。還剩下了個什麽“監督委員會”之類的東西,也被趕走了。
本書沒有別的地方能夠說明這是一個什麽東西。那麽就讓我在這裏為好奇者做一大段註解吧。
虛偽的資產階級社會想出來這樣一個名堂,就是對監禁場所的狀況和感化囚犯的過程應當實行社會的監督。在沙皇俄國有“監獄監督協會”,宗旨是“為了改善囚犯的肉體和精神狀況”,有“監獄慈善事業委員會”和“囚犯保護協會”。而在美國監獄裏,二十和三十年代的由各界代表組成的監督委員會已經享有廣泛的權利:它甚至有權提前釋放(不是提出申請,而是直截了當地釋放,木經過法院)。不過,我們辯證的法學家們一針見血地反駁說:“不要忘記他們的委員會是由哪些階級組成的,他們採取的決定都是符合於本階級的利益的。”
在我國則大不相同。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下達的關於建立首批集中營的第一個“臨時指令”就規定了要在各省的懲治處下麵設立分配委員會。它們的任務是根據早期的俄羅斯聯邦製定的七種剝奪自由的形式分配所有的已決犯。這項工作(類似代行法院職能)是那樣重要,以至司法人民委員在一九二0年的報告裏把分配委員會的活動稱為“懲治工作的神經”。這些委員會的構成是反映了高度民主精神的,例如一九二二年它是一個三人小組:省內務局局長、省法院主席團成員和本省剝奪自由場所的負責人。後來增補了省工農監察院和省工會理事會各一人。但是到了一九二九年,上頭對它們已經很不滿意了:它們對階級異己分子適用了提前釋放和優惠待遇。“這是內務人民委員部領導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行徑”。為此分配委員會就在那個大轉變的一年被撤銷,代替它的是監督委員會,各地方委員會的主席由審判長擔任,成員是勞改營營長、檢察長和社會各界的一名代表——即看守工作者、民警、區執委和共青團的代表。我們的法學家們多麽一針見血地反駁說,不要忘記它是由哪些階級……哦,對不起,這話我在前麵已經引用過了……內務人民委員部方麵交給監督委員會的任務是處理折減和提前釋放的問題;全俄中執委(不對了,該叫國會才是)方麵交下來的任務是督促生產財務計劃的完成。
第二個五年計劃,有誰還記得(我們國內誰也不記得什麽事情!記憶是俄羅斯人最薄弱的一環,特別是對壞事的記憶),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許多光輝燦爛的(至今也沒有完成的)任務當中還有一項這樣的任務:“剷除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這就是說,這項剷除的工作也需要在一九三八年完成。請你們自己考慮考慮吧,靠什麽才能把它們這樣迅速地剷除掉呢?
“在進入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時刻,蘇聯的剝奪自由場所不僅絲毫沒有喪失其意義,而且變得更為重要。”(科甘做出勞改營不久將消失的預言還不到一年。但是他那時候還不知道一月全會嘛!)“在進入社會主義的時代,勞動改造機構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作為鎮壓機關,作為強製和教育(強製已經擺在首位了)手段的作用必須更加增長和加強。”(不然的話,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領導幹部們幹什麽去——喝西北風嗎?)
誰能責怪我們的先進理論落後於實踐呢?所有這一切都是白紙黑字印出來的。隻怪我們當時還不會讀。一九三七年的大清洗,人家早就公開地有言在先,並且想好了理論根據。
但是一九三七年群島實際出現了什麽情況?在和維辛斯基協調一致的努力下,群島得到了明顯的“加強”:它的人口大幅度地上升了。但和普遍流行的概念相反,人數的增加遠遠不僅是靠一九三七年從外麵抓的人:而是因為“特別移民”變成了犯人。他們是集體化和消滅富農運動嚼剩下來的渣子,是那些竟能在泰加森林裏、凍土地帶上活下來的人們,是那些被剝奪得幹幹淨淨,沒有牛,沒有家什,沒有工具的人們。全仗農民的體質結實,沒死絕的人還剩下幾百萬。被掃地出門的人們居住的“特別村”現在已不復存在了,——但這並不是由於把他們分別送回了原地,或者讓他們自由了,不,是把這些村子整個劃進了古拉格。這些村子四周圍上帶刺的鐵絲網(如果原來沒有的話),變成了勞改點(整個諾裏爾斯克綜合勞改營就是這樣形成的),過後有人被押解到其他勞改營,已經是當犯人了(孩子們被送到兒童院)。這一增加可就是幾百萬——又是農民大軍啊!一九三七年湧向群島的大潮主要是這一批人。雖然那年在農村沒像城裏那樣大把抓人(不過也明顯地掃到了),——但見到的人們記得,總體上說,群島居民中農民成分變得很稠密了。
群島巨人般地成長了——但它的管理製度還能不能變得更加殘忍呢?原來是可以的。
那些花花草草的小玩藝兒一下子被一隻毛茸茸的大手揪個精光。勞動集體?禁止!還發明了些什麽花樣?勞改營內的自我管理?除了作業班,再沒什麽好東西!還有什麽政治談話?停止!犯人們來這裏是幹活的,不一定要懂什麽事。在烏赫塔提出了“消滅最後一個‘小車廂”’的口號?政治錯誤!怎麽?要我們把他們安置到彈簧床上?就讓他們在“小車廂”裏擠擠吧,而且每間工棚裏的人數還要加倍!折減?這是首先該取消的!你們想讓法庭白幹嗎?已經給了折減的怎麽辦?宣布無效(一九三七年)!有一些勞改營裏還允許接見親屬嗎?統統禁止!有一所監獄裏把一個神甫的屍體交給了外麵的人,以便讓他們去舉行葬禮嗎?你們這是發了瘋!你們這是在為反蘇示威提供藉口。對有關人員必須嚴懲,以做效尤!要向他們講清楚:死者的屍體是屬於古拉格的,而墳墓純屬機密。為犯人舉辦的職業技術訓練班該怎麽處理?解散!誰要他們在外頭的時候不學呢?什麽……全俄中執委的指示?哪一個全俄中執委?是加裏寧簽署的?……我們不是國家政治保衛局,我們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等這些人出去了,讓中執委自己去教他們吧!進度表和圖表?從牆上撕下來!把牆刷白!當然不刷白也行。這是一張什麽表報?發給犯人的工資?是監禁場所管理總局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通令,按國營工業相應級別工人工資的百分之二十五發給?住口!扯掉!我們要停發你們自己的工資!犯人,還要給錢?沒有槍斃,他們就該感激不盡了。一九三三年的勞動改造法典?壓根忘掉它!從所有的勞改營保險櫃裏把這個文件剔除!“一切違反全蘇勞動法典的措施……必須徵得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的同意”?莫非要我們上門去找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工會算得了什麽?吹口氣它就沒了!第七十五條——“從事較重勞動時口糧應相應增加”?倒——轉——來!變為從事較輕勞動時口糧相應減少吧。就這麽辦。不會浪費資金。
洋洋數百條的勞動改造法典就象被鯊魚吞進了肚裏,不僅以後二十五年誰也沒有見過它,就連這個名稱也沒有留下一點影子。
他們把群島搖晃了一下,結果斷定,早在索洛維茨的時代,特別在修築運河的時候,整個勞動營的機器就鬆散到了不能容許的程度。於是現在便著手消除這些鬆弛的地方。
首先,警衛工作就完全不像個樣子。這根本不是一些勞改營:瞭望塔上隻在晚間才有哨兵;門房裏隻有孤零零的一個不帶武器的值勤員,如果跟他說好話,還能讓你短時間出入;營區裏麵允許用煤油燈;幾十名犯人隻有一個帶槍的兵押著上工。現在,沿著營區拉上了一排電燈(使用政治上可靠的電工和發電工)。警衛隊的持槍人員得到了戰鬥條令和軍事訓練。警犬、飼養員、教練員列入了不可缺少的編製之內,這方麵還有單行的條令。勞改營終於獲得了十足現代化的即我們現在知道的麵貌。
勞改營管理製度中有多少日常細節被卡緊了,被磨尖了,在這裏是列舉不完的。發現還有一些外麵的人可以藉以窺探群島的小洞。馬上掐斷了這些聯繫,堵死了這些小洞。還剩下了個什麽“監督委員會”之類的東西,也被趕走了。
本書沒有別的地方能夠說明這是一個什麽東西。那麽就讓我在這裏為好奇者做一大段註解吧。
虛偽的資產階級社會想出來這樣一個名堂,就是對監禁場所的狀況和感化囚犯的過程應當實行社會的監督。在沙皇俄國有“監獄監督協會”,宗旨是“為了改善囚犯的肉體和精神狀況”,有“監獄慈善事業委員會”和“囚犯保護協會”。而在美國監獄裏,二十和三十年代的由各界代表組成的監督委員會已經享有廣泛的權利:它甚至有權提前釋放(不是提出申請,而是直截了當地釋放,木經過法院)。不過,我們辯證的法學家們一針見血地反駁說:“不要忘記他們的委員會是由哪些階級組成的,他們採取的決定都是符合於本階級的利益的。”
在我國則大不相同。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下達的關於建立首批集中營的第一個“臨時指令”就規定了要在各省的懲治處下麵設立分配委員會。它們的任務是根據早期的俄羅斯聯邦製定的七種剝奪自由的形式分配所有的已決犯。這項工作(類似代行法院職能)是那樣重要,以至司法人民委員在一九二0年的報告裏把分配委員會的活動稱為“懲治工作的神經”。這些委員會的構成是反映了高度民主精神的,例如一九二二年它是一個三人小組:省內務局局長、省法院主席團成員和本省剝奪自由場所的負責人。後來增補了省工農監察院和省工會理事會各一人。但是到了一九二九年,上頭對它們已經很不滿意了:它們對階級異己分子適用了提前釋放和優惠待遇。“這是內務人民委員部領導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行徑”。為此分配委員會就在那個大轉變的一年被撤銷,代替它的是監督委員會,各地方委員會的主席由審判長擔任,成員是勞改營營長、檢察長和社會各界的一名代表——即看守工作者、民警、區執委和共青團的代表。我們的法學家們多麽一針見血地反駁說,不要忘記它是由哪些階級……哦,對不起,這話我在前麵已經引用過了……內務人民委員部方麵交給監督委員會的任務是處理折減和提前釋放的問題;全俄中執委(不對了,該叫國會才是)方麵交下來的任務是督促生產財務計劃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