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勞改營裏印的那些小冊子裏,這種調子滲透得更利害。下麵是一個例子:“尊貴的客人們——卡岡諾維奇、雅戈達和別爾曼同誌(每一間工棚裏都掛著他們的肖像)來到了三號船閘。人們幹得更歡了。他們在上頭露出微笑——這微笑傳給了在基坑裏勞動的幾百個人。”在官家譜寫的歌曲裏也是:


    雅戈達親自把我們帶領和教育,


    他的眼光敏銳,他的手腕有力。


    對勞改營生活方式的全麵的熱愛,使作者們唱出了這樣的讚美詩:“不論命運把我們拋到蘇聯國土的哪個角落,即使是最遙遠的荒野和僻壤——在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任何一個組織的身上都可以看到秩序……準確和自覺性的印記。”然而在俄國的窮鄉僻壤有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什麽組織呢?隻有勞改營。把勞改營當做進步的燈塔——這就是我們手裏這部歷史資料的水平。


    主編本人也講了話。高爾基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德米特羅夫市舉行的白波運河建設者(這時他們已經轉移到莫斯科伏爾加運河工程上來了)最後一次代表會上致詞說:“從一九二八年起,我就注視著國家政治保衛局重新教育人的工作。”(這說明還在索洛維茨以前,在那個男孩子被槍斃以前,剛從國外回到蘇聯,他就注視著了。)接下去,他已經是強忍著淚水,向在場的契卡人員們欷噓地說:“你們這些神通廣大的小鬼們,你們自己也不知道你們做了些什麽事情……”作者們在這裏註明:契卡人員們這時隻是露出了微笑。(他們知道他們做了些什麽……)高爾基在這本書裏也特別指出了契卡人員的高度的謙遜精神。(他們不喜歡公開,這的確是一個感人的特點。)


    集體作者們對於白波運河施工期間的死亡並不是簡單地閉口不談,也就是說,沒有遵循隻講一半實話的怯懦的規則,而是直截了當地寫道:施工中沒有死一個人!(大約他們的帳是這樣算的:運河開工時是十萬人,完工時仍是十萬人。這說明全都活著。他們隻不過是忘了在兩個嚴寒的冬季被工程吞噬的一批批新解來的犯人、但這已經是應該由不老實的工程技術人員們去解算的餘弦值一類的問題了。)


    作者們看不到任何比勞改營勞動更令人興奮鼓舞的東西了。他們認為強迫勞動是熱火朝天的自覺性創造活動的最高形式。請看,這就是進行再教育的理論基礎:“犯罪分子是舊時代的醜惡環境的產物,而我們的國家是美麗的,強大的,寬宏的,我們應當把它變得更加美麗。”照他們的看法,這些被拉來修運河的人,如果不是僱主們派他們來溝通白海和波羅的海,自己永遠也不會找到生活的道路。因為你們要知道:“對人的原料進行加工,比對木料進行加工,要困難不知多少倍。”——怎樣的語言!怎樣的深度!這是誰的高論?這是高爾基在這本書中批駁“‘人道主義’的華麗詞藻”時說的話。而左琴科經過深思之後寫道:“接受改造——這就意昧著並非單純想服完刑期和獲得釋放(這類可疑現象總歸是有過的吧?——作者注),而是要真正地獲得思想上的轉變和建設者的自毫感。”噢,好一位人學家!你在運河上推過獨輪車嗎?而且是吃著懲戒口糧推車……


    這本給蘇維埃文學帶來光榮的可尊敬的書,我們在探討運河的問題時還將以它為依據。


    為什麽偏偏選中了白波運河作為群島的頭一件大工程?是經過仔細斟酌的經濟上或軍事上的必要性迫使史達林這樣做嗎?我們看到完工後的情況,就可以有把握地回答:不是。是想和曾沿這條路線地麵拖運自己艦隊的彼得一世成和首次提出修這條運河的沙皇保羅爭一高下的崇高精神使他突然渾身發熱了嗎?可是英明的領袖未必知道這些事。史達林需要的是在隨便什麽地方搞一項由犯人施工的大工程,它將能吞掉許多勞力和許多生命(由。消滅富農運動的結果而多餘出來的),它具有毒氣殺人室的可靠性,但比它便宜,同時又可以留下一座屬於他的朝代的金字塔式的宏偉的紀念碑。在他最喜歡的奴隸製的東方——史達林一生中差不多樣樣都是從那裏學來的——人們有修建“大運河”的愛好。我幾乎看見了,我們的君主滿懷深情地查看著集中了大部分勞改營的歐俄北方的地圖,一麵用菸鬥柄在這地區的中心地帶劃出了


    一道從一個海洋通向另一個海洋的線條。


    這個工程項目,必須宣布為緊急的。因為在那些年代在我國凡是不緊急的事情一件也做不成。如果它是不緊急的,那麽誰也不會相信它的生命攸關的重要性—一連手推車翻了被壓在下麵慢慢死去的犯人也必須相信這個重要性。如果它是“不緊急的”,那也就沒法讓犯人死掉,沒法為新社會清除地基。


    “運河必須又快又省地建成!——這是史達林同誌的指示!”(在那時候生活過的人記得史達林同誌的指示意味著什麽)。二十個月!——這就是偉大領袖給自己的罪犯們規定的建成運河和完成改造的兩大任務的期限:從一九三一年九月到一九三三年四月。連兩個整年都不能給,他迫不及待。二百二十六公裏。多石土壤。地麵亂石堆積。沼澤。“波維涅茨台階”的七座船閘,麵向白海的傾斜麵上的十二座船閘。同時,“這可不是給予了足夠的期限和批給了外匯的第聶伯工程。修建白波運河的任務是交給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一分錢的外匯也沒有批!”


    現在我們越來越看清了意圖:原來史達林和國家太需要這條運河了,所以一分錢的外匯也不給。讓十萬犯人同時給你們幹活,還有什麽比這更貴重的投資?限你們在二十個月之內把運河給我交出來,一天也不許拖延!


    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得不對那些工程師一暗害分子們發發脾氣了。工程師說:構築物要做混凝土的。契卡人員回答:沒那閑工夫。工程師說:需要大量鋼材。契卡人員:用木料代替。工程師:需要拖拉機、起重機、建築機械!契卡人員:都不會有。一分錢外匯都沒有:一切用人力!


    該書把這稱做“對技術任務的敢想敢幹的契卡式的提法”。換句話說,就是拉波波爾特的“餘弦”……(附帶說一句:在《白海波羅的海運河修建史》一書的不同版本裏,“餘弦”的值是互不相同的。)


    我們這樣著急,以至為了這個北方的項目從塔什幹調來中亞的水利工程技術人員和灌溉技術專家(恰好這時候及時地抓進來了一大批)。使用這些人在莫斯科的富爾卡索夫胡同(大盧賓卡後麵)建立了一個特別(又是特別,多麽心愛的字眼!)設計室。(不過契卡人員伊萬琴科向茹林工程師問道:“已經有了個伏爾加-頓運河設計方案,你們幹嘛還要設計?就照它修吧。”)


    我們這樣著急,以至在實地勘測以前就開始設計!同時另派一些勘測隊趕赴卡累利阿。設計人員一概不許走出設計室的大院,更不用說去卡累利阿(警惕性)。於是往返電報滿天飛:那裏標高多少?那裏是什麽土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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