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白波運河及伏爾加運河的情形卻不相同。關於其中每一項工程我手頭都有一本書。所以至少寫這一章的時候我們可以依據蘇聯的文獻的和負責的證明材料。
在認真的論文中，在利用某種資料以前，都應該先對它進行描述。我們也要這樣做。
擺在我們前麵的這一部書，開本與福音書差不多大小，硬紙殼封麵上壓印著半神半人的淺浮雕肖像。書名為《史達林白海波羅的海運河修建史》，國家出版社一九三四年出版。作者們把它獻給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看來是為大會趕印出來的。它是高爾基主編的《工廠史》叢書的一種。該書的編輯有：馬克西姆·高爾基、阿維爾巴赫和菲林。最後一個名字在文學界知道的人不多，我們解釋一下其原因：謝明·菲林，雖然年紀很輕，卻是古拉格的副局長。在當著作家的虛榮心驅使下，他單獨寫了一本關於白波運河的小冊子;列奧波德·列昂尼多維奇·阿維爾巴赫(我們已經遇到過的伊達·列昂尼多夫娜的兄弟)則相反，在蘇聯文學中沒有比他更榮耀的了，《在文學崗位上》雜誌責任編輯，給作家們打棍子的主要打手，他還是斯維爾德洛夫的外甥。
產生這部書的歷史是這樣的：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七日，一百二十位作家乘輪船遊覽剛完工的運河。維特科夫斯基，犯人身分的運河工程施工員親眼見到，在輪船通過閘門的時候，這些穿白西裝的人聚集在甲板上，把閘門區內的犯人叫過來(當時在這個地方的多數人已經是操作人員，而不是施工人員)，當著運河長官們的麵問一個犯人愛不愛他的運河和他的工作;他是不是認為自己在這裏得到了改造;首長們對犯人的生活福利關心得夠不夠。提的問題很多，都是這一類的。所有的人都是從船上向岸上提問，當著長官們的麵，僅用了輪船通過閘門的這一段時間。這次遊覽結束以後，八十四名作家用各種方式開了小差，沒有參加高爾基的集體創作(但也許去寫他們自己的歌功頌德的詩歌和特寫去了)，其餘的三十六名組成了一個創作集體。經過一九三三年一個秋冬的緊張勞動，他們完成了這一部獨一無二的著作。
出版這部書本來是為了流傳千古的，本來是為了讓子孫萬代永遠閱讀和驚訝的。但是由於一種宿命的巧合，書中照片上露麵的和文字中頌揚的大多數領導人在兩三年以內都被揭發為人民的敵人。這部書的所有印本自然都從圖書館裏取出銷毀了。一九三七年，這部書的私人擁有者因為不想為了它而去坐牢，也都把它毀掉了。現存的冊數已經很少，而且沒有重版的希望，所以我們更覺得自己肩負著不使書中寫出的指導思想和事實在我國同胞心中永遠湮滅的重大責任。如果不為文學史保留下該書作者們的姓名，那也是不公道的。起碼是這些人的名字：m·高爾基，維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弗謝沃洛德·伊萬諾夫，薇拉·因貝爾，瓦連京·卡達耶夫，米哈伊爾·左琴科，拉賓和哈茨列文，尼庫林，科爾涅利·澤林斯基，布魯諾·亞先斯基(《徹底打垮階級敵人》一章)，e·加布裏洛維奇，a·吉洪諾夫，阿列克謝·托爾斯泰，k·芬。
修建運河的犯人們為什麽需要這本書，高爾基做了這樣的說明：“運河軍戰士們”缺乏表達他們接受改造的複雜心情的“必要的詞彙”，而作家們是掌握著這些詞彙的，所以他們要來幫忙。他也解釋了，為什麽作家們需要這本書：“許多作家訪問了運河以後……得到了充實，這對於他們的創作有了十分積極的影響……一種新的氣氛正在當前的文藝中出現，它將推動我國文藝前進並把它置於我們偉大事業的水平上。”(重點是我加的——作者注。這就是我們在今天的蘇聯文學中仍然感覺得到的那個水平。)至於這本書對於幹百萬讀者(其中許多人很快自己就要流入群島)的必要性，則是不言自明的了。
集體作者們對於他們描寫的對象抱著什麽觀點?首先是：確信所有的判決都是公正的，所有被驅趕來修運河的人都是有罪的。甚至“確信”這個字眼都嫌太無力：在作者們看來，這個問題不僅沒有討論的餘地，甚至連提都不該提出來。這件事情在他們眼裏就象夜晚比白天黑一樣的明顯。當他們利用自己的詞彙和形象向我們灌輸這個三十年代的仇恨人類的傳奇的時候，“暗害分子”這個字在他們的解釋裏成了工程技術人員的實質。對提早播種(可能是在雪地和泥濘裏?)發表了反對意見的農學家，給中亞提供了水源的灌溉專家，在他們眼裏全是一些地地道道的暗害分子。這些作家們在書的每一章裏談到工程師階層，全是用一種自上而下的口氣，好象談論低級劣等的人種。在這本書的第一二五頁上，指責革命前很大一部分工程技術界人士有不老實的行為。這不是對個別人的指責，完全不是。(我們應該理解為工程師們甚至對沙皇製度也挖過牆角嗎?)寫這些話的人，沒有一個能(像馬戲團的某些馬能做到的一樣)求出哪怕最簡單的平方根。
作者們向我們重複著那些年代流行的荒誕的傳聞，當作不容置疑的歷史真實：在工廠食堂裏有人用砒霜毒死了女工;如果國營農場的牛奶變酸，那不是因為工作馬虎，而是階級敵人為了使我國人民餓得鬧浮腫(原文就是這樣寫的)而採取的策略。他們使用籠統的和不指名的筆法，又端出那個作為集合名詞的兇惡的富農，他進工廠勞動，把一根螺栓偷偷地丟進工具機裏麵。這沒有什麽，人家是人類心靈的知情人嘛，想像這種事情在他們顯然是比較容易的：某人依靠某種奇蹟逃避了往凍土地帶的流放，躲進城裏。當他快要餓死的時候，依靠另一種更大的奇蹟竟在工廠裏找到了工作。在這個節骨眼上，他不去掙錢養家湖口，而是把一根螺栓偷偷地丟進工具機!
在另一方麵，對運河工程的領導者，對僱主，作者們卻不能也不願抑製自己的讚揚。盡管已經是三十年代，他們仍然頑固地把這些人稱作“契卡”，害得我們也不得不使用這個名詞。他們不僅讚美他們的智慧，他們的意誌，他們的組織，而且還在最高的人性的意義上讚賞他們本人，認為他們是一些令人驚異的人物。有關雅科夫·拉波波爾特的一段插曲就有代表性。此人原是德爾普特大學學生，未能畢業就疏散到了沃龍涅日，在他的新故鄉當上了省契卡副主席，後來是白波運河工程局副局長。作者們描寫，一次他巡視工地，對工人推車的情況不滿意，便向工程師提出了一個毀滅性的問題：四十五度的餘弦等於幾，你記得嗎?工程師被拉波波爾特的博學壓倒了，羞愧難言，馬上改正了自己破壞性的指揮，推車的工作馬上提到了高度的技術水平。用諸如此類的笑話，作者們不僅給自己的敘述添加了藝術的作料，而且也把我們提上了科學的高峰!
僱主的職位越高，作者們描寫時懷著的崇敬就越深。對古拉格局長馬特維·別爾曼的溢美之詞如長江大河。對拉紮爾·科甘的熱情洋溢的讚頌也是滔滔不絕。這個人原來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一九一八年投靠得勝的布爾什維克，先後在第九軍特別處處長和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部隊副司令員的崗位上證明過自己的忠實性。他是古拉格的組織者之一，現在是白波運河工程局局長。種甘同誌談到“鋼鐵一般的人民委員”時說。“雅戈達同誌是我們的總領導，是我們每日每時的領導。”對於這個言論，作者們更是隻能大表贊同。(這本書倒黴最主要就倒在這句話上!連倖存下來落在我們手裏的這一本，吹捧亨裏希·雅戈達的那一段，連同他的肖像，也被撕掉了。為了尋找他這張肖像，我們花費了好長時間。)
在認真的論文中，在利用某種資料以前，都應該先對它進行描述。我們也要這樣做。
擺在我們前麵的這一部書，開本與福音書差不多大小，硬紙殼封麵上壓印著半神半人的淺浮雕肖像。書名為《史達林白海波羅的海運河修建史》，國家出版社一九三四年出版。作者們把它獻給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看來是為大會趕印出來的。它是高爾基主編的《工廠史》叢書的一種。該書的編輯有：馬克西姆·高爾基、阿維爾巴赫和菲林。最後一個名字在文學界知道的人不多，我們解釋一下其原因：謝明·菲林，雖然年紀很輕，卻是古拉格的副局長。在當著作家的虛榮心驅使下，他單獨寫了一本關於白波運河的小冊子;列奧波德·列昂尼多維奇·阿維爾巴赫(我們已經遇到過的伊達·列昂尼多夫娜的兄弟)則相反，在蘇聯文學中沒有比他更榮耀的了，《在文學崗位上》雜誌責任編輯，給作家們打棍子的主要打手，他還是斯維爾德洛夫的外甥。
產生這部書的歷史是這樣的：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七日，一百二十位作家乘輪船遊覽剛完工的運河。維特科夫斯基，犯人身分的運河工程施工員親眼見到，在輪船通過閘門的時候，這些穿白西裝的人聚集在甲板上，把閘門區內的犯人叫過來(當時在這個地方的多數人已經是操作人員，而不是施工人員)，當著運河長官們的麵問一個犯人愛不愛他的運河和他的工作;他是不是認為自己在這裏得到了改造;首長們對犯人的生活福利關心得夠不夠。提的問題很多，都是這一類的。所有的人都是從船上向岸上提問，當著長官們的麵，僅用了輪船通過閘門的這一段時間。這次遊覽結束以後，八十四名作家用各種方式開了小差，沒有參加高爾基的集體創作(但也許去寫他們自己的歌功頌德的詩歌和特寫去了)，其餘的三十六名組成了一個創作集體。經過一九三三年一個秋冬的緊張勞動，他們完成了這一部獨一無二的著作。
出版這部書本來是為了流傳千古的，本來是為了讓子孫萬代永遠閱讀和驚訝的。但是由於一種宿命的巧合，書中照片上露麵的和文字中頌揚的大多數領導人在兩三年以內都被揭發為人民的敵人。這部書的所有印本自然都從圖書館裏取出銷毀了。一九三七年，這部書的私人擁有者因為不想為了它而去坐牢，也都把它毀掉了。現存的冊數已經很少，而且沒有重版的希望，所以我們更覺得自己肩負著不使書中寫出的指導思想和事實在我國同胞心中永遠湮滅的重大責任。如果不為文學史保留下該書作者們的姓名，那也是不公道的。起碼是這些人的名字：m·高爾基，維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弗謝沃洛德·伊萬諾夫，薇拉·因貝爾，瓦連京·卡達耶夫，米哈伊爾·左琴科，拉賓和哈茨列文，尼庫林，科爾涅利·澤林斯基，布魯諾·亞先斯基(《徹底打垮階級敵人》一章)，e·加布裏洛維奇，a·吉洪諾夫，阿列克謝·托爾斯泰，k·芬。
修建運河的犯人們為什麽需要這本書，高爾基做了這樣的說明：“運河軍戰士們”缺乏表達他們接受改造的複雜心情的“必要的詞彙”，而作家們是掌握著這些詞彙的，所以他們要來幫忙。他也解釋了，為什麽作家們需要這本書：“許多作家訪問了運河以後……得到了充實，這對於他們的創作有了十分積極的影響……一種新的氣氛正在當前的文藝中出現，它將推動我國文藝前進並把它置於我們偉大事業的水平上。”(重點是我加的——作者注。這就是我們在今天的蘇聯文學中仍然感覺得到的那個水平。)至於這本書對於幹百萬讀者(其中許多人很快自己就要流入群島)的必要性，則是不言自明的了。
集體作者們對於他們描寫的對象抱著什麽觀點?首先是：確信所有的判決都是公正的，所有被驅趕來修運河的人都是有罪的。甚至“確信”這個字眼都嫌太無力：在作者們看來，這個問題不僅沒有討論的餘地，甚至連提都不該提出來。這件事情在他們眼裏就象夜晚比白天黑一樣的明顯。當他們利用自己的詞彙和形象向我們灌輸這個三十年代的仇恨人類的傳奇的時候，“暗害分子”這個字在他們的解釋裏成了工程技術人員的實質。對提早播種(可能是在雪地和泥濘裏?)發表了反對意見的農學家，給中亞提供了水源的灌溉專家，在他們眼裏全是一些地地道道的暗害分子。這些作家們在書的每一章裏談到工程師階層，全是用一種自上而下的口氣，好象談論低級劣等的人種。在這本書的第一二五頁上，指責革命前很大一部分工程技術界人士有不老實的行為。這不是對個別人的指責，完全不是。(我們應該理解為工程師們甚至對沙皇製度也挖過牆角嗎?)寫這些話的人，沒有一個能(像馬戲團的某些馬能做到的一樣)求出哪怕最簡單的平方根。
作者們向我們重複著那些年代流行的荒誕的傳聞，當作不容置疑的歷史真實：在工廠食堂裏有人用砒霜毒死了女工;如果國營農場的牛奶變酸，那不是因為工作馬虎，而是階級敵人為了使我國人民餓得鬧浮腫(原文就是這樣寫的)而採取的策略。他們使用籠統的和不指名的筆法，又端出那個作為集合名詞的兇惡的富農，他進工廠勞動，把一根螺栓偷偷地丟進工具機裏麵。這沒有什麽，人家是人類心靈的知情人嘛，想像這種事情在他們顯然是比較容易的：某人依靠某種奇蹟逃避了往凍土地帶的流放，躲進城裏。當他快要餓死的時候，依靠另一種更大的奇蹟竟在工廠裏找到了工作。在這個節骨眼上，他不去掙錢養家湖口，而是把一根螺栓偷偷地丟進工具機!
在另一方麵，對運河工程的領導者，對僱主，作者們卻不能也不願抑製自己的讚揚。盡管已經是三十年代，他們仍然頑固地把這些人稱作“契卡”，害得我們也不得不使用這個名詞。他們不僅讚美他們的智慧，他們的意誌，他們的組織，而且還在最高的人性的意義上讚賞他們本人，認為他們是一些令人驚異的人物。有關雅科夫·拉波波爾特的一段插曲就有代表性。此人原是德爾普特大學學生，未能畢業就疏散到了沃龍涅日，在他的新故鄉當上了省契卡副主席，後來是白波運河工程局副局長。作者們描寫，一次他巡視工地，對工人推車的情況不滿意，便向工程師提出了一個毀滅性的問題：四十五度的餘弦等於幾，你記得嗎?工程師被拉波波爾特的博學壓倒了，羞愧難言，馬上改正了自己破壞性的指揮，推車的工作馬上提到了高度的技術水平。用諸如此類的笑話，作者們不僅給自己的敘述添加了藝術的作料，而且也把我們提上了科學的高峰!
僱主的職位越高，作者們描寫時懷著的崇敬就越深。對古拉格局長馬特維·別爾曼的溢美之詞如長江大河。對拉紮爾·科甘的熱情洋溢的讚頌也是滔滔不絕。這個人原來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一九一八年投靠得勝的布爾什維克，先後在第九軍特別處處長和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部隊副司令員的崗位上證明過自己的忠實性。他是古拉格的組織者之一，現在是白波運河工程局局長。種甘同誌談到“鋼鐵一般的人民委員”時說。“雅戈達同誌是我們的總領導，是我們每日每時的領導。”對於這個言論，作者們更是隻能大表贊同。(這本書倒黴最主要就倒在這句話上!連倖存下來落在我們手裏的這一本，吹捧亨裏希·雅戈達的那一段，連同他的肖像，也被撕掉了。為了尋找他這張肖像，我們花費了好長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