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一個例外，那是在安澤爾島上的各各他耶穌受難隱僧修道院，一個懲戒派遣點。那裏治病的辦法是用……謀害。被飢餓和虐待弄得奄奄一息的囚犯們躺在各各他教堂的地上，衰弱的神甫挨著花柳病患者，年邁的殘廢人挨著年輕的小偷。根據垂死者本人的請求，也是為了減輕自己的負擔，各各他的醫生給沒有希望的病人服用士的寧——烈性毒劑。隻穿著內衣的鬍子老長的屍體冬天要在教堂裏放很久。然後把它們在門庭裏豎著激起來，因為這樣可以少占地方。到了該運走的時候，隻消從各各他山頂上往下推就行了。
這個山名和修道院的名稱很不尋常，別處沒有見過。傳說(十八世紀手抄本，國立公共圖書館，《索洛維茨聖僧列傳》)，一七一二年六月十八日修士司祭約伯在這座山下做節前徹夜祝禱，忽然看見聖母“在天上光華中”顯靈。她說道：“這座山從此稱做各各他，山上將建造一座教堂，一座耶穌受難隱僧修道院。它將會因為遭受無數苦難而白頭。”因此就給它取了這個名字，建造了教堂。但是兩百多年過去，這個預言仍是一句空話，似乎看不出何時能夠應驗。自從這裏有了勞動營，你便不能這樣說了。
一九七五年去過的人說，寺院毀了(六十年代還是完整的)，但牆壁還保留著，有些地方還能看到壁畫。
一次，一九二八年，在克姆地區爆發了傷寒流行病。那裏的居民死掉了百分之六十。傷寒也蔓延到大索洛維茨島。在這個地方的冰冷的“劇場大廳”裏同時倒臥著好幾百名傷寒病人。成百的人進了墳場。(派工員為了怕把名單搞亂，就把姓氏寫在每個犯人的手上。這樣一來，病癒的人就把病死的短期犯人的姓氏改寫在自己手上，以便和他調換刑期。)一九二九年押來成千上萬的“巴斯馬赤”“他們帶來了一種流行病，得病的人身上出現黑斑，必死無疑。這種病決不可能是索洛維茨的犯人們推測的鼠疫或天花，因為這兩種疾病在蘇維埃共和國境內早已徹底消滅了。這種病被稱為“亞細亞型傷寒”。這種病是治不了的，隻能採取以下辦法加以根除：如果監室裏有一人得病，就把全室的人統統封閉在屋裏，不讓出來，隻把食物遞過去一直到全屋的人都死光。
如果能斷定，群島在索洛維茨時代對自己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認識，這個孩童還沒有猜出他自己將來的性格，這將會是我們的一大科學發現!接著，我們便可以順藤摸瓜地考察它的性格是怎樣一步步地顯示出來的。可惜不然!雖然當時沒有什麽人可以請教，也沒有先例可以效仿，好象也沒有什麽先天的遺傳——群島卻很快就認清了自己的性格並把它充分地顯示了出來。
未來的經驗中的許多東西，早在索洛維茨已經發明了。已經有了“免除一般勞動”這句話。全體犯人都睡板鋪，可是已經有人睡木床;整連人住在一間大廟堂裏，可是已經有人住在單間裏。有的二十人一間，有的四、五人一間。已經有人知道了自己的權力：打量每批新押解來的女犯，給自己挑選一個女人(幾千個男人隻有一兩百女人。後來增加了一些)。靠溜須拍馬和出賣別人取得舒適地位的鬥爭已經在進行。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被撤銷了辦公室內的職位，可是後來又恢復了他們的工作，因為刑事慣犯們隻會把一切事情弄亂。不斷傳來的兇險的風聲已經把營內的空氣搞得十分緊張。“對誰也不要相信!”——這已經成為人們行為的最高準則。(它擠走了和凍殺了“白銀時代”的溫情主義。)
自由人也已經嚐到了勞動營生活的甜頭，開始認真地享受它的快樂。自由人的家庭有權得到營裏派給的免費的女廚子，隨時可以叫劈柴工、洗衣婦、女裁縫、理髮匠到家裏來。文赫曼斯給自己建造了一座北極別墅。波將金的排場也很大，此人是沙俄龍騎兵上士，後來成了共產黨員、契卡幹部，現在又當了克姆中轉營的營長，他在克姆市內開設了一個飯店，他的樂隊隊員都是音樂學院畢業生，女服務員穿著絲綢布拉吉。三十年代初期，從實行配給製的莫斯科來的古拉格的同誌們可以在這裏痛快地吃喝玩樂一番，給他們端菜的是沙霍夫斯卡婭公爵夫人;帳單是象徵性的，隻要三十來戈比，其餘的錢由勞動營報銷。
索洛維茨衛城還不是整個索洛維茨，這還是最受優待的地方。真正的索洛維茨甚至不在各個修道院裏(把社會黨人運走以後，在那些地方成立了勞動派遣點)，而是在森林採伐場上，在遠處的工地上。但是現在最難探明這些偏遠荒僻的場所的情況，因為正是在那裏勞動的人沒有活下來。據我們知道，早在那時候就已經是：秋天不讓他們曬幹身上的衣服;冬天在老厚的雪地裏幹活也不發給禦寒的衣裳和靴襪;工作日的長短根據勞動定額決定：定額完成了，工作日結束;沒有完成，你就別想進屋。當時也已經發明了這種“開闢”新派遣點的辦法：把幾百名一批的犯人派到一些毫無準備的荒無人跡的地方就算了事。
但是索洛維茨的最初幾年，要求拚命幹活和下達突擊任務看起來是陣發性的，是間歇發作的火氣。它們還沒有變成纏住不放的製度。全國的經濟還沒有以它們為基礎，五年計劃還沒有製定。北方特種營最初幾年顯然並沒有對外承擔硬性的經濟計劃，而且對於營內勞動的耗工量也並沒有認真的統計。因此他們忽然可以隨隨便便地用懲罰代替正經的生產勞動：從一個冰窟窿裏舀水灌進另一個冰窟窿，把圓木從一地搬到另一地，然後再搬回來。這表現出殘酷性，是的，但是也表現出原始性。當要求拚命幹活變成了一種周密的製度以後，在嚴寒中往身上潑水和捆在樹上餵蚊子就已經是多餘的了，是浪費劊子手們的精力。
有這樣一個官方的數字：一九二九年以前全俄羅斯聯邦範圍內，“參加勞動的犯人隻占全體犯人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四至四十一”(在國內有大量失業的情況下，也隻可能是這樣)。不清楚這裏麵包括了勞動營本身的內勤勞動或者僅僅是“外活”。但是其餘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的犯人反正也是沒有那麽多內勤勞動可幹的。這種比例不能不同樣表現在索洛維茨。可以肯定，整個二十年代那裏有不少犯人沒有被派去從事任何經常性的勞動(部分的原因是他們身上沒有衣裳)，或者隻擔負著形同虛設的職務。
震撼了全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頭一年也震撼了索洛維茨。北方特種營管理局的新局長(一九三0年前上任的)諾格捷夫(就是那個屠殺社會黨人的薩瓦季修道院勞動營的長官)“在大為震驚的聽眾的一片驚訝的低語聲中”向克姆市的自由人報告了以下的數字：不算北方特種營本身的正以空前速度增長的森林採伐業，單單依照鐵道木材公司和卡累利阿木材公司兩家的“外活”訂貨計劃，北方特種營管理局完成了以下採伐任務：一九二六年產值——六萬三千盧布;一九二九年——兩百三十五萬五千盧布(增加三十七倍!)，一九三o年又翻了兩番。在卡累利阿的摩爾曼斯克邊疆區境內，道路建設的產值，一九二六年完成了十萬零五千盧布，一九三0年完成了六百萬盧布——增加了五十七倍!
這個山名和修道院的名稱很不尋常，別處沒有見過。傳說(十八世紀手抄本，國立公共圖書館，《索洛維茨聖僧列傳》)，一七一二年六月十八日修士司祭約伯在這座山下做節前徹夜祝禱，忽然看見聖母“在天上光華中”顯靈。她說道：“這座山從此稱做各各他，山上將建造一座教堂，一座耶穌受難隱僧修道院。它將會因為遭受無數苦難而白頭。”因此就給它取了這個名字，建造了教堂。但是兩百多年過去，這個預言仍是一句空話，似乎看不出何時能夠應驗。自從這裏有了勞動營，你便不能這樣說了。
一九七五年去過的人說，寺院毀了(六十年代還是完整的)，但牆壁還保留著，有些地方還能看到壁畫。
一次，一九二八年，在克姆地區爆發了傷寒流行病。那裏的居民死掉了百分之六十。傷寒也蔓延到大索洛維茨島。在這個地方的冰冷的“劇場大廳”裏同時倒臥著好幾百名傷寒病人。成百的人進了墳場。(派工員為了怕把名單搞亂，就把姓氏寫在每個犯人的手上。這樣一來，病癒的人就把病死的短期犯人的姓氏改寫在自己手上，以便和他調換刑期。)一九二九年押來成千上萬的“巴斯馬赤”“他們帶來了一種流行病，得病的人身上出現黑斑，必死無疑。這種病決不可能是索洛維茨的犯人們推測的鼠疫或天花，因為這兩種疾病在蘇維埃共和國境內早已徹底消滅了。這種病被稱為“亞細亞型傷寒”。這種病是治不了的，隻能採取以下辦法加以根除：如果監室裏有一人得病，就把全室的人統統封閉在屋裏，不讓出來，隻把食物遞過去一直到全屋的人都死光。
如果能斷定，群島在索洛維茨時代對自己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認識，這個孩童還沒有猜出他自己將來的性格，這將會是我們的一大科學發現!接著，我們便可以順藤摸瓜地考察它的性格是怎樣一步步地顯示出來的。可惜不然!雖然當時沒有什麽人可以請教，也沒有先例可以效仿，好象也沒有什麽先天的遺傳——群島卻很快就認清了自己的性格並把它充分地顯示了出來。
未來的經驗中的許多東西，早在索洛維茨已經發明了。已經有了“免除一般勞動”這句話。全體犯人都睡板鋪，可是已經有人睡木床;整連人住在一間大廟堂裏，可是已經有人住在單間裏。有的二十人一間，有的四、五人一間。已經有人知道了自己的權力：打量每批新押解來的女犯，給自己挑選一個女人(幾千個男人隻有一兩百女人。後來增加了一些)。靠溜須拍馬和出賣別人取得舒適地位的鬥爭已經在進行。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被撤銷了辦公室內的職位，可是後來又恢復了他們的工作，因為刑事慣犯們隻會把一切事情弄亂。不斷傳來的兇險的風聲已經把營內的空氣搞得十分緊張。“對誰也不要相信!”——這已經成為人們行為的最高準則。(它擠走了和凍殺了“白銀時代”的溫情主義。)
自由人也已經嚐到了勞動營生活的甜頭，開始認真地享受它的快樂。自由人的家庭有權得到營裏派給的免費的女廚子，隨時可以叫劈柴工、洗衣婦、女裁縫、理髮匠到家裏來。文赫曼斯給自己建造了一座北極別墅。波將金的排場也很大，此人是沙俄龍騎兵上士，後來成了共產黨員、契卡幹部，現在又當了克姆中轉營的營長，他在克姆市內開設了一個飯店，他的樂隊隊員都是音樂學院畢業生，女服務員穿著絲綢布拉吉。三十年代初期，從實行配給製的莫斯科來的古拉格的同誌們可以在這裏痛快地吃喝玩樂一番，給他們端菜的是沙霍夫斯卡婭公爵夫人;帳單是象徵性的，隻要三十來戈比，其餘的錢由勞動營報銷。
索洛維茨衛城還不是整個索洛維茨，這還是最受優待的地方。真正的索洛維茨甚至不在各個修道院裏(把社會黨人運走以後，在那些地方成立了勞動派遣點)，而是在森林採伐場上，在遠處的工地上。但是現在最難探明這些偏遠荒僻的場所的情況，因為正是在那裏勞動的人沒有活下來。據我們知道，早在那時候就已經是：秋天不讓他們曬幹身上的衣服;冬天在老厚的雪地裏幹活也不發給禦寒的衣裳和靴襪;工作日的長短根據勞動定額決定：定額完成了，工作日結束;沒有完成，你就別想進屋。當時也已經發明了這種“開闢”新派遣點的辦法：把幾百名一批的犯人派到一些毫無準備的荒無人跡的地方就算了事。
但是索洛維茨的最初幾年，要求拚命幹活和下達突擊任務看起來是陣發性的，是間歇發作的火氣。它們還沒有變成纏住不放的製度。全國的經濟還沒有以它們為基礎，五年計劃還沒有製定。北方特種營最初幾年顯然並沒有對外承擔硬性的經濟計劃，而且對於營內勞動的耗工量也並沒有認真的統計。因此他們忽然可以隨隨便便地用懲罰代替正經的生產勞動：從一個冰窟窿裏舀水灌進另一個冰窟窿，把圓木從一地搬到另一地，然後再搬回來。這表現出殘酷性，是的，但是也表現出原始性。當要求拚命幹活變成了一種周密的製度以後，在嚴寒中往身上潑水和捆在樹上餵蚊子就已經是多餘的了，是浪費劊子手們的精力。
有這樣一個官方的數字：一九二九年以前全俄羅斯聯邦範圍內，“參加勞動的犯人隻占全體犯人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四至四十一”(在國內有大量失業的情況下，也隻可能是這樣)。不清楚這裏麵包括了勞動營本身的內勤勞動或者僅僅是“外活”。但是其餘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的犯人反正也是沒有那麽多內勤勞動可幹的。這種比例不能不同樣表現在索洛維茨。可以肯定，整個二十年代那裏有不少犯人沒有被派去從事任何經常性的勞動(部分的原因是他們身上沒有衣裳)，或者隻擔負著形同虛設的職務。
震撼了全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頭一年也震撼了索洛維茨。北方特種營管理局的新局長(一九三0年前上任的)諾格捷夫(就是那個屠殺社會黨人的薩瓦季修道院勞動營的長官)“在大為震驚的聽眾的一片驚訝的低語聲中”向克姆市的自由人報告了以下的數字：不算北方特種營本身的正以空前速度增長的森林採伐業，單單依照鐵道木材公司和卡累利阿木材公司兩家的“外活”訂貨計劃，北方特種營管理局完成了以下採伐任務：一九二六年產值——六萬三千盧布;一九二九年——兩百三十五萬五千盧布(增加三十七倍!)，一九三o年又翻了兩番。在卡累利阿的摩爾曼斯克邊疆區境內，道路建設的產值，一九二六年完成了十萬零五千盧布，一九三0年完成了六百萬盧布——增加了五十七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