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以後的好幾個月之內，各地監獄的管理人員仍是沙皇時代的原班人馬，派去的新人隻有監獄政委。厚臉皮的獄吏們成立了自己的工會(“監獄職工會”)並在監獄行政管理方麵實行了選舉製!犯人們也不甘落後，他們也實行了內部自治。(司法人民委員部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通令：凡有可能的地方，均應吸引犯人參加自管自監。)囚徒的這種自由群居方式(“無政府主義的散漫性”)自然不符合先進階級專政任務的需要，不利於從俄羅斯大地上消除害蟲的工作。(想想看，要是監獄教堂沒有封閉，我們蘇維埃的囚犯們每逢禮拜天都高高興興地往那裏跑，哪怕是為了散散心，那將成何體統!)
自然，盡管是沙皇時代的獄吏，對於無產階級說來，也並不全是廢物。不管怎麽說，這是一門對於實現革命的近期目標十分重要的專業。因而當時的任務就是“從監獄管理人員中挑選那些沙俄監獄的積習尚未深到麻木和冥頑程度(“尚未”是什麽意思?如何甄別?隻要忘掉《上帝佑我沙皇》就行了?)並且有可能留用來完成新任務(比方，凡能幹脆利落地回上司的話“是，長官!”，“不，長官!”或能迅速地開鎖的人都合格，是嗎?)的分子”。至於監獄建築物、囚室、鐵窗和門鎖，雖然表麵上還是原來的樣子，而實際上都獲得了嶄新的階級內容，崇高的革命意義。
然而直到一九一八年的年中，各個法院還是按照慣性習慣，在判決書上一味地寫什麽“入獄”、“入獄”之類的詞句。這就延緩了在監獄領域內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進度。
一九一八年的年中，確切的日子是七月六日，發生了一起並非所有人都理解其意義的事件。它表麵上叫做“鎮壓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叛亂”，其實是重要性不亞於十月二十五日的一場政變。十月二十五日宣告建立了一個“工農代表蘇維埃”的政權，由此得來“蘇維埃政權”的名號。但是這個政權的成分還十分渾濁，因為其中除布爾什維克以外還有其他黨派的代表。盡管聯合政府的成員隻有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兩個黨派，但在幾屆(第二、三、四屆)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上以及大會選出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裏卻有社會革命黨、社會民主黨、無政府主義者、人民社會黨等等其他社會主義政黨的代表。因而全俄中執委還帶有極不健康的“社會主義議會”的性質。一九一八年的頭幾個月內，由於採取了一係列(得到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支持的)果斷措施，其他社會主義政黨的代表或被開除出全俄中執委(是根據該組織本身的決議，此可謂別具一格的議會程序)，或者幹脆被取消了入選的資格。在議會中還占據著三分之一席位(第五屆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最後一個異黨就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了。但是擺脫他們的時刻也已經來到。一九一八年七月六日他們一個不剩地被清除出全俄中執委和人民委員會。這樣一來，“工農代表蘇維埃”政權(按傳統仍稱為“蘇維埃政權”)便再也不會違抗布爾什維克黨的意誌，並且從此便具備了新型民主的形式。
隻是從這個歷史性的日子起，舊型監獄機器的改造、群島的建立，才可能真正地著手進行。
至於這項希望中的改造的方向，那是早已明確了的。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裏已經指出，生產勞動是改造犯人的唯一手段。當然，許久以後維辛斯基做了解釋，“這不是那種使人心智枯竭的勞動”，而是“魔術師(!)般的勞動，它能把空虛和渺小的人們變成英雄。”為什麽我們的犯人不應該在囚室裏閑聊天或者翻書本而應當去勞動呢?那是因為在蘇維埃共和國裏是不能容許被迫的遊手好閑的，是不能容許“強迫寄生”的。這種現象隻能存在於寄生性的製度之下，例如在施呂瑟爾堡裏。如果讓囚犯們過這樣的閑散生活，那就直接違背了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憲法規定的蘇維埃共和國勞動製度的基本原則：“不勞動者不得食”。所以，如果不讓犯人參加勞動，這些人的口糧就會按照憲法的規定被剝奪。
一九一八年五月司法人民委員部中央懲治局《布列斯特和約》簽訂後左派社會革命黨退出政府，司法人民委員部由布爾什維克主持。一成立，馬上就把當時的犯人摸去勞動(“開始組織生產勞動”)。但是以立法形式正式宣布這個作法還是在七月政變之後，即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發布的《剝奪自由暫行條令》。整個國內戰爭期間，直到一九二年十一月為止，這個條令一直有效。“凡被剝奪自由並具有勞動能力者，必須從事強製性體力勞動。”
勞改營的出現，群島的誕生可以說正是從這個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十月革命後九個月)的條令開始的。(有誰會責怪它是早產兒嗎?)
在第七屆全蘇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再次說明了對犯人實行強迫勞動的必要性(其實這時用不著說明已經很清楚了)：“勞動是抵製犯人彼此間無休止交談的……腐蝕作用的最好方法。有經驗的犯人正是利用這種交談對新手進行教唆。”
緊接著發動了“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運動。於是這個司法人民委員部又發出號召：“必須使(犯人)養成共產主義的、集體的勞動習慣。”這麽說，連強製性質的勞動營裏也要貫徹“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精神了。
那個匆忙的時代就是這樣地一下子提出成堆的任務，叫人幾十年也理不出個頭緒。
勞改政策的原理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寫進了新黨綱(一九一九年三月)。而勞改營網在蘇俄境內的設置在時間上是與最早的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二日至五月十七日)完全一致的。全俄中執委關於強迫勞動的幾個決議的通過日期是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和五月十七日產決議規定：(省肅委)必須在每一省會(視當地條件，可設在城內或修道院內，也可設在近郊莊園內)和某些縣份(暫不規定在一切縣份)建立強勞營地。每一營地的容納量不得少於三百人(為了可以靠犯人的勞動收回警衛和行政管理的費用)並應歸屬省懲治處管轄。
然而強迫勞動營仍然不是俄羅斯聯邦境內最早的營地。讀者在革命法庭判決書(第一部第八章)裏已經幾次見到“集中營”這個字眼。也許你們會認為這是我們的筆誤?認為我們輕率地使用著後來才出現的術語?不對。
一九一八年八月，在。·卡普蘭行刺的前幾天，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在打給葉甫蓋尼亞·博什(整個平紮省的命運當時都託付給了——由中央和肅委——這個現在已經被人遺忘的女人。)和平紮省執委會的電報裏寫到;“將可疑分子(不是“犯罪分子”，而是“可疑分子!”——作者注)關人城外的集中營。”(此外還有“……實行無情的大規模恐怖……”——這還是在頒布《紅色恐怖法令》之前。)
一九一八年九月五日，在上述電報發出十天之後，頒布了由彼得羅夫斯基、庫爾斯基和邦奇-布魯耶維奇簽署的《人民委員會紅色恐怖法令》。除了大批處決以外，法令還特別提到：“採用集中營隔離方法使蘇維埃共和國免受階級敵人的危害。”
自然，盡管是沙皇時代的獄吏，對於無產階級說來，也並不全是廢物。不管怎麽說，這是一門對於實現革命的近期目標十分重要的專業。因而當時的任務就是“從監獄管理人員中挑選那些沙俄監獄的積習尚未深到麻木和冥頑程度(“尚未”是什麽意思?如何甄別?隻要忘掉《上帝佑我沙皇》就行了?)並且有可能留用來完成新任務(比方，凡能幹脆利落地回上司的話“是，長官!”，“不，長官!”或能迅速地開鎖的人都合格，是嗎?)的分子”。至於監獄建築物、囚室、鐵窗和門鎖，雖然表麵上還是原來的樣子，而實際上都獲得了嶄新的階級內容，崇高的革命意義。
然而直到一九一八年的年中，各個法院還是按照慣性習慣，在判決書上一味地寫什麽“入獄”、“入獄”之類的詞句。這就延緩了在監獄領域內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進度。
一九一八年的年中，確切的日子是七月六日，發生了一起並非所有人都理解其意義的事件。它表麵上叫做“鎮壓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叛亂”，其實是重要性不亞於十月二十五日的一場政變。十月二十五日宣告建立了一個“工農代表蘇維埃”的政權，由此得來“蘇維埃政權”的名號。但是這個政權的成分還十分渾濁，因為其中除布爾什維克以外還有其他黨派的代表。盡管聯合政府的成員隻有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兩個黨派，但在幾屆(第二、三、四屆)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上以及大會選出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裏卻有社會革命黨、社會民主黨、無政府主義者、人民社會黨等等其他社會主義政黨的代表。因而全俄中執委還帶有極不健康的“社會主義議會”的性質。一九一八年的頭幾個月內，由於採取了一係列(得到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支持的)果斷措施，其他社會主義政黨的代表或被開除出全俄中執委(是根據該組織本身的決議，此可謂別具一格的議會程序)，或者幹脆被取消了入選的資格。在議會中還占據著三分之一席位(第五屆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最後一個異黨就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了。但是擺脫他們的時刻也已經來到。一九一八年七月六日他們一個不剩地被清除出全俄中執委和人民委員會。這樣一來，“工農代表蘇維埃”政權(按傳統仍稱為“蘇維埃政權”)便再也不會違抗布爾什維克黨的意誌，並且從此便具備了新型民主的形式。
隻是從這個歷史性的日子起，舊型監獄機器的改造、群島的建立，才可能真正地著手進行。
至於這項希望中的改造的方向，那是早已明確了的。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裏已經指出，生產勞動是改造犯人的唯一手段。當然，許久以後維辛斯基做了解釋，“這不是那種使人心智枯竭的勞動”，而是“魔術師(!)般的勞動，它能把空虛和渺小的人們變成英雄。”為什麽我們的犯人不應該在囚室裏閑聊天或者翻書本而應當去勞動呢?那是因為在蘇維埃共和國裏是不能容許被迫的遊手好閑的，是不能容許“強迫寄生”的。這種現象隻能存在於寄生性的製度之下，例如在施呂瑟爾堡裏。如果讓囚犯們過這樣的閑散生活，那就直接違背了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憲法規定的蘇維埃共和國勞動製度的基本原則：“不勞動者不得食”。所以，如果不讓犯人參加勞動，這些人的口糧就會按照憲法的規定被剝奪。
一九一八年五月司法人民委員部中央懲治局《布列斯特和約》簽訂後左派社會革命黨退出政府，司法人民委員部由布爾什維克主持。一成立，馬上就把當時的犯人摸去勞動(“開始組織生產勞動”)。但是以立法形式正式宣布這個作法還是在七月政變之後，即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發布的《剝奪自由暫行條令》。整個國內戰爭期間，直到一九二年十一月為止，這個條令一直有效。“凡被剝奪自由並具有勞動能力者，必須從事強製性體力勞動。”
勞改營的出現，群島的誕生可以說正是從這個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十月革命後九個月)的條令開始的。(有誰會責怪它是早產兒嗎?)
在第七屆全蘇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再次說明了對犯人實行強迫勞動的必要性(其實這時用不著說明已經很清楚了)：“勞動是抵製犯人彼此間無休止交談的……腐蝕作用的最好方法。有經驗的犯人正是利用這種交談對新手進行教唆。”
緊接著發動了“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運動。於是這個司法人民委員部又發出號召：“必須使(犯人)養成共產主義的、集體的勞動習慣。”這麽說，連強製性質的勞動營裏也要貫徹“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精神了。
那個匆忙的時代就是這樣地一下子提出成堆的任務，叫人幾十年也理不出個頭緒。
勞改政策的原理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寫進了新黨綱(一九一九年三月)。而勞改營網在蘇俄境內的設置在時間上是與最早的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二日至五月十七日)完全一致的。全俄中執委關於強迫勞動的幾個決議的通過日期是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和五月十七日產決議規定：(省肅委)必須在每一省會(視當地條件，可設在城內或修道院內，也可設在近郊莊園內)和某些縣份(暫不規定在一切縣份)建立強勞營地。每一營地的容納量不得少於三百人(為了可以靠犯人的勞動收回警衛和行政管理的費用)並應歸屬省懲治處管轄。
然而強迫勞動營仍然不是俄羅斯聯邦境內最早的營地。讀者在革命法庭判決書(第一部第八章)裏已經幾次見到“集中營”這個字眼。也許你們會認為這是我們的筆誤?認為我們輕率地使用著後來才出現的術語?不對。
一九一八年八月，在。·卡普蘭行刺的前幾天，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在打給葉甫蓋尼亞·博什(整個平紮省的命運當時都託付給了——由中央和肅委——這個現在已經被人遺忘的女人。)和平紮省執委會的電報裏寫到;“將可疑分子(不是“犯罪分子”，而是“可疑分子!”——作者注)關人城外的集中營。”(此外還有“……實行無情的大規模恐怖……”——這還是在頒布《紅色恐怖法令》之前。)
一九一八年九月五日，在上述電報發出十天之後，頒布了由彼得羅夫斯基、庫爾斯基和邦奇-布魯耶維奇簽署的《人民委員會紅色恐怖法令》。除了大批處決以外，法令還特別提到：“採用集中營隔離方法使蘇維埃共和國免受階級敵人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