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觸犯政治條律而坐牢的青年決不會是一個國家的一般青年，而是其中遠遠走到前麵去的那一部分。在那些年代，廣大青年群眾麵臨的前景，還剛剛是“瓦解”、失望、淡漠化和對甜蜜生活的迷戀。在這以後，或許會從舒適的小山穀裏重新爬起，開始——二十年以後?——向著新高峰的痛苦的登攀。但是，一九四五年的這幾名年輕的“五十八一10”囚犯隻一步就跨越了屬於未來的淡漠的深淵，生氣勃勃地向刀斧手們昂然奉上自己的頭顱。
在布蒂爾卡的教堂監室裏，一批被定了罪，被割斷了和外界的聯繫，和一切都疏遠了的莫斯科大學生編了一首歌曲，在黃昏之前用他們的尚未定型的嗓音唱著：
一日三次為菜湯而奔波，
黃昏時光在歌聲中消磨。
用獄中私藏的針和線，
為上路快把行囊縫做。
我們已不再為自己傷神：
字已簽——早登程!
遼遠的西伯利亞勞改營，
他日歸來有誰人?
我的天啊，我們當真是未曾留意到這一切嗎?當我們在橋頭陣地上的泥濘中跋涉，在炮彈坑裏痙攣抽搐，從灌木叢中伸出炮兵潛望鏡的時候——在大後方又成長出另一類青年，他們出發了。他們是朝著那個方向出發了嗎?……是朝著那個我們沒有膽量前去的地方出發了嗎?——我們受到的是與他們不同的教育啊。
我們這一代人將返回家園——交回了手中的武器，胸前掛著叮噹作響的勳章，向人們講述自己的戰鬥事跡。而我們這些弟弟們將僅僅會向我們做個鬼臉說：哎呀，瞧你們這些傻瓜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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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阿芙樂爾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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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馬常提到的厄俄斯，亦即羅馬人稱為阿芙樂爾的司晨女神，也曾用她的玫瑰色的手指撫摸過群島的第一個黎明。
當我國同胞們從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裏聽到，m·米哈伊洛夫發現我國早在一九二一年就有了集中營的時候，許多人(西方也有許多人)大為震驚：難道這麽早嗎?難道一九二一年就有了?
當然不對!當然是米哈伊洛夫搞錯了。實際上，在一九二一年集中營已經發展到了鼎盛時期(甚至已經接近了尾聲。如果說群島是在阿芙樂爾巡洋艦的炮聲中誕生的，那要確切得多。
情況能不是這樣的嗎?讓我們細想一下。
難道馬克思和列寧沒有教導過，必須摧毀舊的資產階級的強製機器並且應立即建立新的來代替它嗎?而強製機器包括：軍隊(我們對於一九一八年初紅軍的建立並沒有覺得奇怪);警察(建立軍隊以前就重建了民警);法庭(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開始存在);再就是監獄。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新型監獄的設置怎麽可以慢慢來呢?
總之，在監獄的事情上，無論是新的舊的，都是不可以慢慢來的。十月革命以後的最初幾個月，列寧就已經要求採取：“最堅決最嚴酷的加強紀律的措施。”而嚴酷的措施沒有監獄能辦得到嗎?
無產階級國家在這方麵能提供一些什麽新的東西呢?伊裏奇正在摸索新的途徑。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作為初步的設想，他提出了一套懲戒方法：“凡不服從本法令者……沒收其全部財產……並加以監禁或押送前線進行強迫勞動。”據此我們可以指出，群島的主導思想即強迫勞動是在十月革命後的頭一個月內提出來的。
當伊裏奇還和和平平地坐在拉茲裏夫的芬芳蔥鬱的列草場上聽著丸花蜂的嗡嗡聲的時候，他已經禁不住要思考未來的刑罰製度了。早在那時候他已經對這個問題做過估量並且要我們放寬心，因為：“由昨天還是僱傭奴隸的多數人去鎮壓剝削者少數人是一件比較容易、比較簡單和比較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會比從前少數人對多數人的鎮壓少得多，人類為此而付出的代價要小得多。”
那麽，從十月革命開始的這種“比較容易的”國內鎮壓讓我們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呢?據流亡國外的統計學教授伊·阿·庫爾幹諾夫計算，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五九年，不算戰爭死亡，單算由於以恐怖手段消滅、鎮壓、飢餓而死的，以及勞改營中高於正常的死亡率，包括由於低於正常的出生率而造成的人口赤字，我們付出了……六千六百萬人的代價(不算上述赤字則是五千五百萬)。
六千六百萬人!五千五百萬人!
不管是自己的還是異己的——誰不渾身發麻?
我們當然不能擔保庫爾幹諾夫教授數字的準確性，但我們沒有官方的數字。隻要發表了官方數字，專家們可以拿兩者做批判性的對照。(現在已經出現了幾篇利用了被隱瞞和打亂的蘇聯統計數字的研究文章，——但被害者的數量之大仍是這樣令人驚心動魄。)
再舉出幾個數字來對照一下也很有意思。人們談虎色變的沙俄憲兵第三廳曾像一條繩索似地把偉大的俄國文學團團捆牢，可是它的中央機關有多大的編製呢?成立時是十六個人，活動的全盛時期是四十五人。對於任何一個最偏遠的省份的契卡機關說來，這都是一個可笑的數字。再如：在沙俄的“各民族的監獄”裏，二月革命發現了多少政治犯?(應當記住，“剝奪者”、搶劫者、政治殺人犯當時也列為政治犯。)什麽地方是存著所有這些數字的。大約，單在一座克列斯特監獄就關著五十多名這類犯人，還有施呂瑟爾堡的六十三名，還有從西伯利亞流放地和苦役場所回來的幾百名(亞歷山大羅夫斯克中心監獄釋放了約兩百人)，另外在每一座省監獄裏都還蹲著一些他們這樣的人呢!不過想知道有多少呢?請看摘自當地態度激烈的報紙的唐波夫省的數字。二月革命打開了唐波夫監獄的牢門以後，在裏麵發現了政治犯……七人。在伊爾庫茨克要多得多——二十人。(無需我們提醒大家：一九一七年從二月到七月沒有因政治原因抓人，七月以後坐牢的也寥寥無幾，條件也極為寬鬆。)
然而這時候卻遇到了麻煩：首屆蘇維埃政府是個聯合政府，部分人民委員部不得不交給左派社會革命黨，司法人民委員部便不幸落到了他們手中。這個司法人民委員部按照腐朽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觀念辦事，差點沒把我國的刑罰製度引向了崩潰的邊緣。它做出畸輕的判決，對於先進的強勞原則幾乎是拒不實行的。一九一八年二月，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同誌要求增加監禁場所的數量和強化刑事鎮壓，五月，他轉入具體的指導，指示：對受賄者必須判處不少於十年的監禁，此外再附加十年強迫勞動，總共二十年。這樣的量刑標準最初可能使人覺得悲觀：莫非二十年以後仍舊需要強迫勞動嗎?可是我們現在知道了，強勞原來是一種生命力極強的措施，哪怕是五十年以後仍會是十分流行的。
在布蒂爾卡的教堂監室裏，一批被定了罪，被割斷了和外界的聯繫，和一切都疏遠了的莫斯科大學生編了一首歌曲，在黃昏之前用他們的尚未定型的嗓音唱著：
一日三次為菜湯而奔波，
黃昏時光在歌聲中消磨。
用獄中私藏的針和線，
為上路快把行囊縫做。
我們已不再為自己傷神：
字已簽——早登程!
遼遠的西伯利亞勞改營，
他日歸來有誰人?
我的天啊，我們當真是未曾留意到這一切嗎?當我們在橋頭陣地上的泥濘中跋涉，在炮彈坑裏痙攣抽搐，從灌木叢中伸出炮兵潛望鏡的時候——在大後方又成長出另一類青年，他們出發了。他們是朝著那個方向出發了嗎?……是朝著那個我們沒有膽量前去的地方出發了嗎?——我們受到的是與他們不同的教育啊。
我們這一代人將返回家園——交回了手中的武器，胸前掛著叮噹作響的勳章，向人們講述自己的戰鬥事跡。而我們這些弟弟們將僅僅會向我們做個鬼臉說：哎呀，瞧你們這些傻瓜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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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馬常提到的厄俄斯，亦即羅馬人稱為阿芙樂爾的司晨女神，也曾用她的玫瑰色的手指撫摸過群島的第一個黎明。
當我國同胞們從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裏聽到，m·米哈伊洛夫發現我國早在一九二一年就有了集中營的時候，許多人(西方也有許多人)大為震驚：難道這麽早嗎?難道一九二一年就有了?
當然不對!當然是米哈伊洛夫搞錯了。實際上，在一九二一年集中營已經發展到了鼎盛時期(甚至已經接近了尾聲。如果說群島是在阿芙樂爾巡洋艦的炮聲中誕生的，那要確切得多。
情況能不是這樣的嗎?讓我們細想一下。
難道馬克思和列寧沒有教導過，必須摧毀舊的資產階級的強製機器並且應立即建立新的來代替它嗎?而強製機器包括：軍隊(我們對於一九一八年初紅軍的建立並沒有覺得奇怪);警察(建立軍隊以前就重建了民警);法庭(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開始存在);再就是監獄。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新型監獄的設置怎麽可以慢慢來呢?
總之，在監獄的事情上，無論是新的舊的，都是不可以慢慢來的。十月革命以後的最初幾個月，列寧就已經要求採取：“最堅決最嚴酷的加強紀律的措施。”而嚴酷的措施沒有監獄能辦得到嗎?
無產階級國家在這方麵能提供一些什麽新的東西呢?伊裏奇正在摸索新的途徑。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作為初步的設想，他提出了一套懲戒方法：“凡不服從本法令者……沒收其全部財產……並加以監禁或押送前線進行強迫勞動。”據此我們可以指出，群島的主導思想即強迫勞動是在十月革命後的頭一個月內提出來的。
當伊裏奇還和和平平地坐在拉茲裏夫的芬芳蔥鬱的列草場上聽著丸花蜂的嗡嗡聲的時候，他已經禁不住要思考未來的刑罰製度了。早在那時候他已經對這個問題做過估量並且要我們放寬心，因為：“由昨天還是僱傭奴隸的多數人去鎮壓剝削者少數人是一件比較容易、比較簡單和比較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會比從前少數人對多數人的鎮壓少得多，人類為此而付出的代價要小得多。”
那麽，從十月革命開始的這種“比較容易的”國內鎮壓讓我們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呢?據流亡國外的統計學教授伊·阿·庫爾幹諾夫計算，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五九年，不算戰爭死亡，單算由於以恐怖手段消滅、鎮壓、飢餓而死的，以及勞改營中高於正常的死亡率，包括由於低於正常的出生率而造成的人口赤字，我們付出了……六千六百萬人的代價(不算上述赤字則是五千五百萬)。
六千六百萬人!五千五百萬人!
不管是自己的還是異己的——誰不渾身發麻?
我們當然不能擔保庫爾幹諾夫教授數字的準確性，但我們沒有官方的數字。隻要發表了官方數字，專家們可以拿兩者做批判性的對照。(現在已經出現了幾篇利用了被隱瞞和打亂的蘇聯統計數字的研究文章，——但被害者的數量之大仍是這樣令人驚心動魄。)
再舉出幾個數字來對照一下也很有意思。人們談虎色變的沙俄憲兵第三廳曾像一條繩索似地把偉大的俄國文學團團捆牢，可是它的中央機關有多大的編製呢?成立時是十六個人，活動的全盛時期是四十五人。對於任何一個最偏遠的省份的契卡機關說來，這都是一個可笑的數字。再如：在沙俄的“各民族的監獄”裏，二月革命發現了多少政治犯?(應當記住，“剝奪者”、搶劫者、政治殺人犯當時也列為政治犯。)什麽地方是存著所有這些數字的。大約，單在一座克列斯特監獄就關著五十多名這類犯人，還有施呂瑟爾堡的六十三名，還有從西伯利亞流放地和苦役場所回來的幾百名(亞歷山大羅夫斯克中心監獄釋放了約兩百人)，另外在每一座省監獄裏都還蹲著一些他們這樣的人呢!不過想知道有多少呢?請看摘自當地態度激烈的報紙的唐波夫省的數字。二月革命打開了唐波夫監獄的牢門以後，在裏麵發現了政治犯……七人。在伊爾庫茨克要多得多——二十人。(無需我們提醒大家：一九一七年從二月到七月沒有因政治原因抓人，七月以後坐牢的也寥寥無幾，條件也極為寬鬆。)
然而這時候卻遇到了麻煩：首屆蘇維埃政府是個聯合政府，部分人民委員部不得不交給左派社會革命黨，司法人民委員部便不幸落到了他們手中。這個司法人民委員部按照腐朽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觀念辦事，差點沒把我國的刑罰製度引向了崩潰的邊緣。它做出畸輕的判決，對於先進的強勞原則幾乎是拒不實行的。一九一八年二月，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同誌要求增加監禁場所的數量和強化刑事鎮壓，五月，他轉入具體的指導，指示：對受賄者必須判處不少於十年的監禁，此外再附加十年強迫勞動，總共二十年。這樣的量刑標準最初可能使人覺得悲觀：莫非二十年以後仍舊需要強迫勞動嗎?可是我們現在知道了，強勞原來是一種生命力極強的措施，哪怕是五十年以後仍會是十分流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