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要好生觀察一下教堂建築裏的這一間牢房，就足以看清，當局現在捕抓的頭號對象就是青年。戰爭臨近結束，隻要選定了什麽人，全可以大手大腳地抓起來：已經用不著他們去當兵了。據說，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小盧賓卡(莫斯科省內務機關)審理過一起“民主黨”的案子。根據傳聞，這個黨是由五十來個少年組成的，有黨章、黨證。其中年紀最大的是一個莫斯科中學的十年級學生，擔任“總書記”。戰爭最後一年，一些大學生也偶爾出現在莫斯科的監獄裏。我在各處都遇到一些。當時我自己似乎還不算老，但是他們——更年輕。
這是怎樣在不知不覺中悄悄發生的?我們——我、我的同案犯、我的同齡人——在前方打仗的四年當中，在後方成長起來了另外一代人。曾幾何時我們還在大學走廊的鑲木地板上高視闊步，自認是全國、全世界最年輕最聰明的人?!可是忽然，一群麵色蒼白神態傲岸的少年踩著監室的花磚地向我們迎麵走來。這時候我們愕然地發現，最年輕最聰明的已經不是我們——而是他們!但是我對此毫無怨尤，這時候我已經滿心喜悅地願意為他們讓路。他們要和一切人爭論、要探明一切的激情，我是那麽熟悉。我懂得他們的自豪感，那是因為他們自己選擇了這個高貴的命運，並且絲毫也不後悔。每當我看到監獄的光環在這些自尊而智慧的小臉蛋的周圍搖曳的時候，總是感到不寒而慄。
在那以前的一個月，在布蒂爾卡監獄的另一間半病房性質的監室裏，當我剛一跨進它的過道，還沒有找到空位的時候，一個膚色淡黃、有著猶太人的柔和臉型的小青年朝我迎上來。盡管是夏天，他仍然裹著一件有彈洞的破舊士兵大衣，看來他冷得難受。他的神氣預示著一場舌戰，甚至可以說是在祈求著一場舌戰。他叫鮑裏斯·加麥羅夫。他開始向我提問題;談話的內容一方麵牽涉到各自的經歷，另一方麵牽涉到政治。不記得為什麽我提起了我國報紙上發表的剛去世的羅斯福總統的一段祈禱詞並且給了它一個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評語：
“嗯，這當然是虛偽的。”
年輕人的淡黃色的眉毛忽然抖動了一下，蒼白的嘴唇圓了起來，身體好像挺得更直了。他問我：
“為什麽?為什麽您認為一個政治領袖不可能真誠地信奉上帝?”
他所說的僅僅是這些!但是你瞧這是從哪一個方向發起的攻擊?這難道是從一個一九二三年生的人的嘴裏聽到的話嗎?我本來可以給他一個很堅定的回答，但是監獄已經動搖了我的信心。而最主要的是，我們每人內心的深處，都有一種最純淨的感覺，它存在於我們的諸種信念之外。這種感覺此時向我指明：我剛才說的並不是我e已的信念，而是從外麵加諸於我的思想。所以，我未能反駁他，隻是反問：
“您信奉上帝嗎?”
“當然，”他從容地回答。
當然?當然……是啊，是啊。共青團的青春在凋落。全麵地凋落。但是最早注意到它的，卻隻有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
別看他這麽年輕，鮑裏斯·加麥羅夫不僅曾是反坦克部隊的中士，用士兵們稱為“永別祖國”的四五反坦克炮打過仗，而且肺部還受過傷，至今也沒有治癒。他的結核病就是由此引起的。加麥羅夫因傷致殘，脫離了軍隊，考進莫斯科大學生物係。這樣一來，在他身上就有兩股線交織在一起：一股來自士兵生活，另一股來自戰爭末期決非愚昧、決非僵死的大學生生活。對未來進行著思考和議論的同學們成立了一個小組(盡管沒有受到任何人的指使)——而“機關”的老練的眼睛便從他們當中選定了三個人，把他們揪了進來。加麥羅夫的父親一九三七年在獄中被折磨致死或是被處決，現在他的兒子也正往這條道上闖。在受偵查的時候，他曾帶表情地向偵查員朗讀了自己的幾首詩作。(我深憾一首也未能記住，現在也沒有辦法找到，不然我真想在這裏引用。)
短短的幾個月間，三個同案人全都和我的路交匯了：還是在布蒂爾卡的一間牢房裏我就遇見了維亞切斯拉夫·杜布羅沃利斯基。後來在布蒂爾卡教堂監室裏，他們當中最年長的一個——格奧爾基·英加爾也跟我湊堆了。盡管年紀還輕，他已經是作家協會預備會員。他筆頭很明快，慣用奇突的對比手法。如果政治上聽話，有轟動效應而又空虛的文學道路是會在他麵前展開的。
他寫的一部關於德彪西的長篇小說已經接近脫稿。但是這些早期的成就並沒有使他軟化，在他的老師尤裏·蒂尼亞諾夫的葬禮上，他挺身而出，公開說蒂尼亞諾夫曾受到迫害，為此便給自己贏得了八年的刑期。
現在加麥羅夫也與我們會合了。在等待解往紅色普列斯尼亞的那些日子裏，我曾處在他們共同觀點的對立麵的地位。這個衝突是我頗難招架的。當日我恪守的那種世界觀，在找到現成的標籤以前，對於任何新的事實都是不能認識的，對於任何新的見解都是無力評價的。這些標籤或是“小資產階級的惶遽不定的兩麵性”，或是“落魄的知識階層的好鬥的虛無主義”等等。不記得英加爾和加麥羅夫可曾在我麵前攻擊過馬克思，可是記得他們攻擊過列夫·托爾斯泰——而且竟是從哪些方麵發起的攻擊!——托爾斯泰否定教會?可是他沒有考慮到教會的神秘的和組織的作用!他摒棄聖經的教義?可是現代科學與聖經的內容並不矛盾，甚至與它關於創世的開宗明義也並無矛盾。他摒棄國家?但是沒有國家將會是一片混亂!他主張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結合在一個人的身上?但這將是把個人的才能毫無意義地拉平!而且，最後我們從史達林的專橫恣肆的事實中也可以看出來，個別的歷史人物是全能的，而托爾斯泰對於這種想法卻妄加譏笑。
這些男孩們把自己的詩作念給我聽，也要求聽我的，而當時我還兩手空空。他們朗誦最多的是帕斯捷爾納克，對他推崇備至。我讀過《生活，我的姊妹》，並不喜歡，認為它距離普通人的生活境遇實在太遠。但是他們讓我初次聽到了施密特中尉在法庭上的最後陳述。它深深地打動了我，因為它對於我們是這麽適合：
對祖國的熱愛，
我孕育了三十個年頭。
對於你們的寬大，
我不期待……加麥羅夫和英加爾的心境就是這麽明朗：我們不需要你們的寬宵!坐牢並不使我們苦惱，反而使我們感到驕傲!(雖然誰能真正不苦惱呢?英加爾的年輕的妻子在他被捕幾個月之後就宣布和他脫離關係，拋棄了他。加麥羅夫因為一向從事革命探索，連個女朋友也還沒有。)偉大的真理莫不是正在這監室的四壁中萌動?牢房不自由，但獄外世界豈非更不自由?遭苦難受欺瞞的我國人民不是正同我們一道躺在板鋪底下和過道的地麵?
不能和祖國一同奮起，
才是更大的哀愁，
回顧我走過的道路，
今日我絕無怨尤。
這是怎樣在不知不覺中悄悄發生的?我們——我、我的同案犯、我的同齡人——在前方打仗的四年當中，在後方成長起來了另外一代人。曾幾何時我們還在大學走廊的鑲木地板上高視闊步，自認是全國、全世界最年輕最聰明的人?!可是忽然，一群麵色蒼白神態傲岸的少年踩著監室的花磚地向我們迎麵走來。這時候我們愕然地發現，最年輕最聰明的已經不是我們——而是他們!但是我對此毫無怨尤，這時候我已經滿心喜悅地願意為他們讓路。他們要和一切人爭論、要探明一切的激情，我是那麽熟悉。我懂得他們的自豪感，那是因為他們自己選擇了這個高貴的命運，並且絲毫也不後悔。每當我看到監獄的光環在這些自尊而智慧的小臉蛋的周圍搖曳的時候，總是感到不寒而慄。
在那以前的一個月，在布蒂爾卡監獄的另一間半病房性質的監室裏，當我剛一跨進它的過道，還沒有找到空位的時候，一個膚色淡黃、有著猶太人的柔和臉型的小青年朝我迎上來。盡管是夏天，他仍然裹著一件有彈洞的破舊士兵大衣，看來他冷得難受。他的神氣預示著一場舌戰，甚至可以說是在祈求著一場舌戰。他叫鮑裏斯·加麥羅夫。他開始向我提問題;談話的內容一方麵牽涉到各自的經歷，另一方麵牽涉到政治。不記得為什麽我提起了我國報紙上發表的剛去世的羅斯福總統的一段祈禱詞並且給了它一個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評語：
“嗯，這當然是虛偽的。”
年輕人的淡黃色的眉毛忽然抖動了一下，蒼白的嘴唇圓了起來，身體好像挺得更直了。他問我：
“為什麽?為什麽您認為一個政治領袖不可能真誠地信奉上帝?”
他所說的僅僅是這些!但是你瞧這是從哪一個方向發起的攻擊?這難道是從一個一九二三年生的人的嘴裏聽到的話嗎?我本來可以給他一個很堅定的回答，但是監獄已經動搖了我的信心。而最主要的是，我們每人內心的深處，都有一種最純淨的感覺，它存在於我們的諸種信念之外。這種感覺此時向我指明：我剛才說的並不是我e已的信念，而是從外麵加諸於我的思想。所以，我未能反駁他，隻是反問：
“您信奉上帝嗎?”
“當然，”他從容地回答。
當然?當然……是啊，是啊。共青團的青春在凋落。全麵地凋落。但是最早注意到它的，卻隻有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
別看他這麽年輕，鮑裏斯·加麥羅夫不僅曾是反坦克部隊的中士，用士兵們稱為“永別祖國”的四五反坦克炮打過仗，而且肺部還受過傷，至今也沒有治癒。他的結核病就是由此引起的。加麥羅夫因傷致殘，脫離了軍隊，考進莫斯科大學生物係。這樣一來，在他身上就有兩股線交織在一起：一股來自士兵生活，另一股來自戰爭末期決非愚昧、決非僵死的大學生生活。對未來進行著思考和議論的同學們成立了一個小組(盡管沒有受到任何人的指使)——而“機關”的老練的眼睛便從他們當中選定了三個人，把他們揪了進來。加麥羅夫的父親一九三七年在獄中被折磨致死或是被處決，現在他的兒子也正往這條道上闖。在受偵查的時候，他曾帶表情地向偵查員朗讀了自己的幾首詩作。(我深憾一首也未能記住，現在也沒有辦法找到，不然我真想在這裏引用。)
短短的幾個月間，三個同案人全都和我的路交匯了：還是在布蒂爾卡的一間牢房裏我就遇見了維亞切斯拉夫·杜布羅沃利斯基。後來在布蒂爾卡教堂監室裏，他們當中最年長的一個——格奧爾基·英加爾也跟我湊堆了。盡管年紀還輕，他已經是作家協會預備會員。他筆頭很明快，慣用奇突的對比手法。如果政治上聽話，有轟動效應而又空虛的文學道路是會在他麵前展開的。
他寫的一部關於德彪西的長篇小說已經接近脫稿。但是這些早期的成就並沒有使他軟化，在他的老師尤裏·蒂尼亞諾夫的葬禮上，他挺身而出，公開說蒂尼亞諾夫曾受到迫害，為此便給自己贏得了八年的刑期。
現在加麥羅夫也與我們會合了。在等待解往紅色普列斯尼亞的那些日子裏，我曾處在他們共同觀點的對立麵的地位。這個衝突是我頗難招架的。當日我恪守的那種世界觀，在找到現成的標籤以前，對於任何新的事實都是不能認識的，對於任何新的見解都是無力評價的。這些標籤或是“小資產階級的惶遽不定的兩麵性”，或是“落魄的知識階層的好鬥的虛無主義”等等。不記得英加爾和加麥羅夫可曾在我麵前攻擊過馬克思，可是記得他們攻擊過列夫·托爾斯泰——而且竟是從哪些方麵發起的攻擊!——托爾斯泰否定教會?可是他沒有考慮到教會的神秘的和組織的作用!他摒棄聖經的教義?可是現代科學與聖經的內容並不矛盾，甚至與它關於創世的開宗明義也並無矛盾。他摒棄國家?但是沒有國家將會是一片混亂!他主張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結合在一個人的身上?但這將是把個人的才能毫無意義地拉平!而且，最後我們從史達林的專橫恣肆的事實中也可以看出來，個別的歷史人物是全能的，而托爾斯泰對於這種想法卻妄加譏笑。
這些男孩們把自己的詩作念給我聽，也要求聽我的，而當時我還兩手空空。他們朗誦最多的是帕斯捷爾納克，對他推崇備至。我讀過《生活，我的姊妹》，並不喜歡，認為它距離普通人的生活境遇實在太遠。但是他們讓我初次聽到了施密特中尉在法庭上的最後陳述。它深深地打動了我，因為它對於我們是這麽適合：
對祖國的熱愛，
我孕育了三十個年頭。
對於你們的寬大，
我不期待……加麥羅夫和英加爾的心境就是這麽明朗：我們不需要你們的寬宵!坐牢並不使我們苦惱，反而使我們感到驕傲!(雖然誰能真正不苦惱呢?英加爾的年輕的妻子在他被捕幾個月之後就宣布和他脫離關係，拋棄了他。加麥羅夫因為一向從事革命探索，連個女朋友也還沒有。)偉大的真理莫不是正在這監室的四壁中萌動?牢房不自由，但獄外世界豈非更不自由?遭苦難受欺瞞的我國人民不是正同我們一道躺在板鋪底下和過道的地麵?
不能和祖國一同奮起，
才是更大的哀愁，
回顧我走過的道路，
今日我絕無怨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