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監室裏進來新人(不是新入獄的，這種人進來的時候必然是垂頭喪氣和局促不安的。我指的是老資格的犯人)的那一時刻。我自己也喜歡走進一間新的監室(不過，上帝開思，可別讓我再進去了)——一無憂無慮的微笑，大模大樣的姿態：“嘿，哥兒們好嗎?”把小行囊往板鋪上一甩：“喂，布蒂爾卡最近一年有啥新聞?”
開始互相介紹。有一個小夥子姓蘇沃洛夫，是五十八條的。初看這個人沒有什麽值得注意的，可是你要抓緊打聽，千萬別放過：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遞解站曾經有一個叫馬霍特金的人跟他蹲過一個監室……
“慢點，他就是那個北極飛行員嗎?”
“正是他。用他的名字命名過……”
“……泰梅爾灣裏的一個島。可是他本人卻按五十八-10的罪名坐在牢裏。請您告訴我，是已經放他到杜金卡去了嗎?”
“不錯。您怎麽知道的?”
好極了。這位和我素不相識的馬霍特金的傳記又增添了新的一節。我從未見過他，也許永遠不會見到他，但是旺盛的記憶力把我所知的關於他的一切都積累起來了：馬霍特金被判了十年，而那個島嶼卻沒有法子易名，因為已經寫在各國出版的地圖上了(這可不是古拉格的島嶼)。他被送到波爾申諾的航空天堂島。他在那裏無聊得要命。全都是工程人員，就他一個飛行員，那裏又不讓他飛行。這個天堂島分成兩攤，馬霍特金被分到塔甘羅格的那一攤。和外界的聯繫似乎完全掐斷了。當我在雷賓斯克的那一攤裏的時候，曾聽說這個小夥子要求到極北地區去飛行。現在我知道已經獲準了。這種新聞對我並沒有什麽用，但我全記下來了。十天以後在布蒂爾卡的一間小浴室裏(為了不占用大洗澡間，布蒂爾卡裏麵專設了一些非常可愛的有水龍頭和木盆的小單間)又和一位p君相遇。我和p君也不認識，但問出他在布蒂爾卡住了半年醫院，現在要去雷賓斯克的天堂島。三天以後——在雷賓斯克，關在那隻隔斷了與外界一切聯繫的匣子裏的人們將會知道馬霍特金現在到了社金卡，也將知道我現在被送到了什麽地方。留心、記憶、相遇——這就是囚犯的無線電報。
這一個戴著玳瑁眼鏡的有吸引力的男人是誰?他在監室裏漫步，一邊用好聽的男中音哼著舒伯特的曲子;
“青春又使我煩惱憂傷,通向墳墓的道路入此漫長……”
“查拉普金，謝爾蓋·羅曼諾維奇。”
“噢，慢點，我很熟悉您。生物學家?拒絕回國者?從柏林來?”
“您怎麽知道的?”
“那有什麽，世界是狹小的嘛。四六年我曾經跟尼古拉·弗拉基米羅維奇·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一起……”……哦，那曾經是一間怎樣的監室啊!那也許是我整個監獄生涯中最光彩的一間監室了。那是在七月。他們奉了那個神秘的“內務部長指令”把我從勞改營送進了布蒂爾卡。我們午飯後就到達了，可是監獄裏忙得不可開交，交接手續辦了十一個小時，直到半夜三點才把在隔離室裏餓得半死的我帶進了七十五號監室。兩個拱形屋頂下安著兩盞強光燈泡，把監室照得通明。監室裏人挨人地睡著，憋悶使他們不得安生：罩著“籠口”的窗戶透不進七月的灼熱的氣流。徹夜不眠的蒼蠅嗡嗡地叫著，停在睡覺的人們身上，引起他們的抽動。有人用手帕蒙在眼上遮擋刺目的光亮。便桶散發著強烈的臭味，在這樣的高溫下，分解的過程進行得特別迅速。監定原定容納二十五人，現在填塞得還不算過分，總共才八十來個人。兩邊的板鋪上躺滿了，兩排板鋪中間的過道又搭上板子當作加鋪。板鋪底下東伸出一雙腳，西伸出一雙腳。傳統的布蒂爾卡櫥桌被移到了靠便桶的地方。在那附近還剩下一小塊空地，於是我就在那兒躺下了。一直到天亮，凡是上便桶的人都必須從我身上跨過。
從牢門的送飯口傳來一聲“起床!”的命令，全體立時動彈起來：拆掉臨時搭的鋪板，把櫥桌推回窗口。犯人們走過來對我進行訪問：是新入獄的還是勞改營來的?原來，這個監室裏匯合了兩股水流：一股是正待遣送去勞改營的新決犯的常規的水流，另一股是從勞改營來的回流，這些人是各類的專家——物理學家、化學家、數學家、設計工程師，他們正陸續地被送到一些地址不明的地方，但肯定是一些條件優越的科研單位(這下我放心了，部長不是要給我套上新的刑期)。一個人向我走過來，他年紀還不算老，骨骼粗大，但是消瘦得利害，鼻子稍呈鷹鉤狀。
“我是季莫菲耶夫子u索夫斯基教授，七十五號監室科技協會主席。本會每天早飯後在左邊窗口附近聚會。您能給我們做一次學術報告嗎?題目能定下來嗎?”
我遭到一次突然襲擊，我呆立在他的麵前，穿著我的下擺拖髒了的軍大衣，戴著冬季的帽子(在冬季被捕的人註定在夏天也要穿冬裝)。我的手指頭從起床到現在還沒有伸直過，而且滿手都是擦傷。我能做什麽學術報告?我正好記起來，不久前在勞改營裏有一本美國國防部關於第一顆原子彈的官方報告，在我手裏停留過兩個晚上。這本書是今年春天才出版的，監室裏大概還沒有人見到吧?多餘的問題，當然沒有!這樣，命運就和我開了個惡毒的玩笑，強迫我按照在古拉格裏填寫的卡片在原子物理學的田野上瞎闖一番。
吃完口糧以後，由十人組成的科技協會聚集在左邊的窗口下麵。我做了一個報告，並且被接納為全員。有一些內容我忘記了，有一些內容我自己也沒有完全弄懂。尼古拉·弗拉基米羅維奇雖然已經坐了一年牢，對於原子彈一無所知，但是他卻能夠時時補充我的報告中遺漏的部分。一個空香菸盒子做了我的黑板，我手裏拿著一截非法的鉛筆芯。尼古拉·弗拉基米羅維奇把這些從我手裏拿過去，他又畫示意圖，又做插話，談得這樣有把握，好像他本人就是洛斯·阿拉莫斯研製小組裏的一名物理學家。
他的確在歐洲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上工作過，但是工作的目的是照射果蠅。他是一個生物學家，是當代最大的遺傳學家之一。當他已經坐在牢裏的時候，熱布拉斯因為不知道(或許明明知道)這件事，曾有勇氣為加拿大的一家刊物寫出過這樣的話：“俄國的生物學不能為李森科負責，俄國的生物學—一這是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一九四八年砸爛生物學的時候，熱布拉斯為這句話吃過苦頭)。施廖辛格在他的那本小冊子《什麽是生命?》裏兩次引用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盡管他那時候早就進了監獄。
現在他就在我們麵前，他對各門學科的淵博知識令人眼花繚亂。他的視野的廣闊是晚輩的學者們不可企及的(也許是因為囊括知識的可能性發生了變化?)。盡管目前他被偵查階段的飢餓拖垮了身體，以至於他從事這一類練習已經很感到吃力了。從母親一方他出身於居住在列薩河畔的一家沒落的卡盧加省貴族，從父親一方是斯傑潘·拉辛的旁支後裔。哥薩克的強勁在他身上表現得特別顯著——粗大的骨骼，穩健的氣度，對偵查員的堅韌不拔的反抗，但也表現在另一點上，那就是飢餓給他帶來的痛苦要比帶給我們的強烈百倍。
開始互相介紹。有一個小夥子姓蘇沃洛夫，是五十八條的。初看這個人沒有什麽值得注意的，可是你要抓緊打聽，千萬別放過：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遞解站曾經有一個叫馬霍特金的人跟他蹲過一個監室……
“慢點，他就是那個北極飛行員嗎?”
“正是他。用他的名字命名過……”
“……泰梅爾灣裏的一個島。可是他本人卻按五十八-10的罪名坐在牢裏。請您告訴我，是已經放他到杜金卡去了嗎?”
“不錯。您怎麽知道的?”
好極了。這位和我素不相識的馬霍特金的傳記又增添了新的一節。我從未見過他，也許永遠不會見到他，但是旺盛的記憶力把我所知的關於他的一切都積累起來了：馬霍特金被判了十年，而那個島嶼卻沒有法子易名，因為已經寫在各國出版的地圖上了(這可不是古拉格的島嶼)。他被送到波爾申諾的航空天堂島。他在那裏無聊得要命。全都是工程人員，就他一個飛行員，那裏又不讓他飛行。這個天堂島分成兩攤，馬霍特金被分到塔甘羅格的那一攤。和外界的聯繫似乎完全掐斷了。當我在雷賓斯克的那一攤裏的時候，曾聽說這個小夥子要求到極北地區去飛行。現在我知道已經獲準了。這種新聞對我並沒有什麽用，但我全記下來了。十天以後在布蒂爾卡的一間小浴室裏(為了不占用大洗澡間，布蒂爾卡裏麵專設了一些非常可愛的有水龍頭和木盆的小單間)又和一位p君相遇。我和p君也不認識，但問出他在布蒂爾卡住了半年醫院，現在要去雷賓斯克的天堂島。三天以後——在雷賓斯克，關在那隻隔斷了與外界一切聯繫的匣子裏的人們將會知道馬霍特金現在到了社金卡，也將知道我現在被送到了什麽地方。留心、記憶、相遇——這就是囚犯的無線電報。
這一個戴著玳瑁眼鏡的有吸引力的男人是誰?他在監室裏漫步，一邊用好聽的男中音哼著舒伯特的曲子;
“青春又使我煩惱憂傷,通向墳墓的道路入此漫長……”
“查拉普金，謝爾蓋·羅曼諾維奇。”
“噢，慢點，我很熟悉您。生物學家?拒絕回國者?從柏林來?”
“您怎麽知道的?”
“那有什麽，世界是狹小的嘛。四六年我曾經跟尼古拉·弗拉基米羅維奇·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一起……”……哦，那曾經是一間怎樣的監室啊!那也許是我整個監獄生涯中最光彩的一間監室了。那是在七月。他們奉了那個神秘的“內務部長指令”把我從勞改營送進了布蒂爾卡。我們午飯後就到達了，可是監獄裏忙得不可開交，交接手續辦了十一個小時，直到半夜三點才把在隔離室裏餓得半死的我帶進了七十五號監室。兩個拱形屋頂下安著兩盞強光燈泡，把監室照得通明。監室裏人挨人地睡著，憋悶使他們不得安生：罩著“籠口”的窗戶透不進七月的灼熱的氣流。徹夜不眠的蒼蠅嗡嗡地叫著，停在睡覺的人們身上，引起他們的抽動。有人用手帕蒙在眼上遮擋刺目的光亮。便桶散發著強烈的臭味，在這樣的高溫下，分解的過程進行得特別迅速。監定原定容納二十五人，現在填塞得還不算過分，總共才八十來個人。兩邊的板鋪上躺滿了，兩排板鋪中間的過道又搭上板子當作加鋪。板鋪底下東伸出一雙腳，西伸出一雙腳。傳統的布蒂爾卡櫥桌被移到了靠便桶的地方。在那附近還剩下一小塊空地，於是我就在那兒躺下了。一直到天亮，凡是上便桶的人都必須從我身上跨過。
從牢門的送飯口傳來一聲“起床!”的命令，全體立時動彈起來：拆掉臨時搭的鋪板，把櫥桌推回窗口。犯人們走過來對我進行訪問：是新入獄的還是勞改營來的?原來，這個監室裏匯合了兩股水流：一股是正待遣送去勞改營的新決犯的常規的水流，另一股是從勞改營來的回流，這些人是各類的專家——物理學家、化學家、數學家、設計工程師，他們正陸續地被送到一些地址不明的地方，但肯定是一些條件優越的科研單位(這下我放心了，部長不是要給我套上新的刑期)。一個人向我走過來，他年紀還不算老，骨骼粗大，但是消瘦得利害，鼻子稍呈鷹鉤狀。
“我是季莫菲耶夫子u索夫斯基教授，七十五號監室科技協會主席。本會每天早飯後在左邊窗口附近聚會。您能給我們做一次學術報告嗎?題目能定下來嗎?”
我遭到一次突然襲擊，我呆立在他的麵前，穿著我的下擺拖髒了的軍大衣，戴著冬季的帽子(在冬季被捕的人註定在夏天也要穿冬裝)。我的手指頭從起床到現在還沒有伸直過，而且滿手都是擦傷。我能做什麽學術報告?我正好記起來，不久前在勞改營裏有一本美國國防部關於第一顆原子彈的官方報告，在我手裏停留過兩個晚上。這本書是今年春天才出版的，監室裏大概還沒有人見到吧?多餘的問題，當然沒有!這樣，命運就和我開了個惡毒的玩笑，強迫我按照在古拉格裏填寫的卡片在原子物理學的田野上瞎闖一番。
吃完口糧以後，由十人組成的科技協會聚集在左邊的窗口下麵。我做了一個報告，並且被接納為全員。有一些內容我忘記了，有一些內容我自己也沒有完全弄懂。尼古拉·弗拉基米羅維奇雖然已經坐了一年牢，對於原子彈一無所知，但是他卻能夠時時補充我的報告中遺漏的部分。一個空香菸盒子做了我的黑板，我手裏拿著一截非法的鉛筆芯。尼古拉·弗拉基米羅維奇把這些從我手裏拿過去，他又畫示意圖，又做插話，談得這樣有把握，好像他本人就是洛斯·阿拉莫斯研製小組裏的一名物理學家。
他的確在歐洲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上工作過，但是工作的目的是照射果蠅。他是一個生物學家，是當代最大的遺傳學家之一。當他已經坐在牢裏的時候，熱布拉斯因為不知道(或許明明知道)這件事，曾有勇氣為加拿大的一家刊物寫出過這樣的話：“俄國的生物學不能為李森科負責，俄國的生物學—一這是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一九四八年砸爛生物學的時候，熱布拉斯為這句話吃過苦頭)。施廖辛格在他的那本小冊子《什麽是生命?》裏兩次引用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盡管他那時候早就進了監獄。
現在他就在我們麵前，他對各門學科的淵博知識令人眼花繚亂。他的視野的廣闊是晚輩的學者們不可企及的(也許是因為囊括知識的可能性發生了變化?)。盡管目前他被偵查階段的飢餓拖垮了身體，以至於他從事這一類練習已經很感到吃力了。從母親一方他出身於居住在列薩河畔的一家沒落的卡盧加省貴族，從父親一方是斯傑潘·拉辛的旁支後裔。哥薩克的強勁在他身上表現得特別顯著——粗大的骨骼，穩健的氣度，對偵查員的堅韌不拔的反抗，但也表現在另一點上，那就是飢餓給他帶來的痛苦要比帶給我們的強烈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