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經歷是：一九二二年，在莫斯科創立了“大腦研究所”的德國科學家福格特請求給他兩名有才能的大學畢業生隨他回國長期工作。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和他的朋友查拉普金就這樣被派出去完成一項沒有時間限製的任務。雖然他們在那裏沒有得到任何意識形態方麵的指導，然而在科學專業方麵卻做出了很大的成績。因而一九三七年(!)接到回國的命令的時候，他們認為按照慣性的原理這是不可能的：他們既不能放棄自己研究工作的合乎邏輯的延續，也不能丟開自己的儀器和學生們。他們不能回國大概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當時在國內他們必須公開地往自己在德國的十五年工作的頭上潑屎潑尿。隻有這樣做才能取得繼續生存下去的權利(是不是真的能取得呢?)。所以他們就變成了拒絕回國者，雖然依舊是愛國者。
一九四五年蘇軍進駐布赫(柏林的東北郊)，季莫菲耶夫-列索夫斯基滿心歡喜地迎接了他們並且獻上了一座完好無損的研究所：看來一切問題都再理想不過地解決了，今後一定可以永遠不必和研究所分別。來了幾位蘇方代表，在所裏打了個轉，說了聲：“哼……哼，全部東西都裝箱，我們要運到莫斯科去。”“那不可能!”季莫菲耶夫嚇了一跳：“一切試驗品都會死光!光設備就花了好多年才裝置起來的。”“哼……”長官們表示驚訝。季莫菲耶夫和查拉普金隨即被抓起來送往莫斯科。他們很天真。他們以為沒有他們，研究所就不能工作。那有什麽，寧願它不工作，也要黨的總路線的勝利!在大盧賓卡，輕而易舉地就向被捕者們證明了他們背叛了祖國(嗯?)，各判了十年。現在這位七十五號監室科學技術協會主席堅信自己沒有做過任何錯事，因而總是精神抖擻。
在布蒂爾卡的監室裏麵，支板鋪用的拱形的金屬架子非常非常之矮：連監獄當局也沒有考慮過鋪底下還要睡人。因此，第一步你要把軍大衣扔給你的鄰居，讓他替你在鋪底下鋪好，然後你才能勝朝下在過道裏趴下，一點點爬進去。過道裏人來人往，板鋪下的地麵也許一個月能打掃一次，你每天隻能在傍晚上完廁所以後洗一次手，而且沒有肥皂。因此決不能說，你感覺自己的軀體是一個“神授的容器”“。但是我感到幸福!在這塊鋪下的瀝青地麵上，在這個不斷從鋪板上往我們眼睛裏落下塵土和碎屑的狗洞裏，我絕對地、無條件地感到幸福。伊壁鳩魯說得對：在經歷過多樣的不滿足以後，多樣的缺乏會被感覺為一種滿足。經歷過好像已經永遠熬不到頭的勞改營、十小時的工作日、寒冷、雨淋、腰酸背痛之後，哦，這是何等的幸福啊——整天整天地躺著、睡覺，而且照樣領取一天六百五十克的麵包和兩頓熱食(用配合飼料做的，用海豚肉做的)。一句話——“布監療養院”。
睡覺是太重要了!肚皮朝下臥著，用自己的背脊當被窩，隻管睡你的吧!在睡夢中你不消耗體力，不焦心，而刑期卻一點點地過去，過去!當我們的生命像火炬一樣劈劈啪啪迸出火星的時候，我們詛咒無所事事地昏睡八小時的必要性。而當我們被剝奪了一切，被剝奪了希望以後，——祝福你呀，十四小時的睡眠!
但是他們把我在那個監室裏一連關了兩個月，我把前後兩年的覺都睡足了。在這期間我從板鋪下麵移到靠窗口的地方，又挪回到便桶旁邊，不過這次已經上升到板鋪上麵。上了鋪以後又挪動到靠拱門的地方。我已經睡得很少，我正痛飲著生活的甘露，盡情地享受著。早晨是科技協會，然後下棋、讀書(那是在犯人當中旅行的書，八十個人才有三四本，要排隊)。接下去是二十分鍾的放風——大調和弦!即使冒著傾盆大雨我們也不放棄放風。而更主要的是人們，人們，人們!尼古拉·安德列耶維奇·謝妙諾夫，第聶伯水電站的創造者之一。他在俘虜營中的好友——費多爾·費多羅維奇·卡爾波夫工程師。機智、尖刻的物理學家維克多·卡甘。音樂院作曲係學生瓦洛佳·克列姆普涅爾。像林間湖淚那樣深沉的維亞特卡森林伐木工和獵手。從歐洲來的東正教傳教士葉甫蓋尼·伊萬諾維奇·基甫尼奇。他並不局限於神學，他大罵馬克思主義，宣稱在歐洲早已沒有什麽人認真看待這個學說了。這時候我出來為它辯護，因為我畢竟還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即使在一年以前，我還會滿懷信心地用語錄給他以怎樣的痛擊啊，還會對他進行一場怎樣的毀滅性的嘲諷啊!但是這頭一年的囚徒生活在我內心留下了印記，——是什麽時候發生的?我沒有留意——積累了那麽多的事件、見聞和認識，以至於我已經說不出這樣的話：這是沒有韻事!這是資產階級造謠!現在我隻能承認，是的，是有這些事。這麽一來，我的全部論據的鏈條立即鬆軟下來，人家不費吹灰之力就打得我無法招架。
被俘人員仍是源源而來，源源而來，源源而來。兩個年頭了，這段來自歐洲的水流從來沒有間斷過。又是那些俄國僑民——從歐洲來的，從滿洲來的。人們到俄僑當中去打聽熟人的消息，先問：你們是從哪個國家回來的?再問：某某人您知道嗎?他們當然會知道的(雅謝維奇上校被處決的事我就是從他們那裏打聽到的)。
還有那個德國老頭兒——正是我在東普魯士(兩百年以前?)曾強迫他給我拎箱子的那個魁梧的德國人，不過他現在已經病弱消瘦了。哦，世界多麽狹小!……天曉得我和他怎麽會又遇到一起!老頭子向我微笑，他也認出了我，而且好像還為我們的相遇而高興。他原諒了我。他的刑期是十年，可是看來絕對活不了那麽久。另外還有一個德國人，一個細長條的年輕人。這個人從來不答話，也許因為他一個俄國字也不懂。你一眼看不出他是個德國人：盜竊犯扒光了他的德國衣物，給他換了一身褪了色的蘇聯軍便服。他原是一個有名的德軍王牌駕駛員。他的第一次戰役是玻利維亞與巴拉圭的戰爭，第二次是西班牙，第三次是波蘭，第四次——英倫上空，第五次——賽普勒斯，第六次——蘇聯。既然是王牌駕駛員，那就不會不從空中掃射婦女兒童——戰爭罪犯!十年刑期和五年“戴籠口”“。當然，我們這個監室裏也攤上了一名思想純正的分子(如檢察長克列托夫之流)：“把你們這些反革命畜牲抓進來，完全正確!歷史將碾碎你們的骨頭，拿你們去當肥料!”“狗雜種，你也要去當肥料!”人們朝他怒吼。“不，我的案子會重新審查，我是錯判的!”整個監室咆哮、沸騰起來。一個白髮蒼蒼的俄語教師在板鋪上站立起來，赤著腳，向前伸直了手臂，好像新降臨的耶穌基督：“我的孩子們，和解吧!我的孩子們!”人們向他叫喊：“你的孩子們在布良斯克森林裏!我們不是誰的孩子!我們全是古拉格的孩子!
吃過晚飯，上過傍晚那一次廁所以後，夜幕在窗外的“籠口”上降臨，天花板下折磨人的燈泡燃亮了，白晝使囚犯們分裂，而黑夜使他們靠攏。每天傍晚從來不發生爭論，而是舉行報告會或者音樂會。這又是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大放異彩的時候了：他整晚整晚地談論義大利、丹麥、挪威、瑞典。俄僑們介紹巴爾幹國家，介紹法國。有人作關於科布席埃的報告，有人講解蜜蜂的習性，有人談果戈理。這也正是煙友們大過煙隱的時光!監室裏煙幕沉沉，像濃霧一樣飄動，由於裝了“籠口”，從窗口散不出去。柯斯佳·基烏拉和我同年，圓臉龐，藍眼珠，動作有些笨拙可笑，他走到桌邊，朗誦自己在獄中創作的詩，他的嗓音由於激動而變了調。他的詩作的標題是：《我的第一次牢飯》、《致妻》、《致子》。當你身在獄中努力通過聽覺領會獄中詩的含意的時候，你是不會去注意作者的節調、重律是否有差錯，每行的結尾是押半諧音還是全韻腳。這些詩句是你心中的血，是你妻子的淚，監室裏在哭泣。
一九四五年蘇軍進駐布赫(柏林的東北郊)，季莫菲耶夫-列索夫斯基滿心歡喜地迎接了他們並且獻上了一座完好無損的研究所：看來一切問題都再理想不過地解決了，今後一定可以永遠不必和研究所分別。來了幾位蘇方代表，在所裏打了個轉，說了聲：“哼……哼，全部東西都裝箱，我們要運到莫斯科去。”“那不可能!”季莫菲耶夫嚇了一跳：“一切試驗品都會死光!光設備就花了好多年才裝置起來的。”“哼……”長官們表示驚訝。季莫菲耶夫和查拉普金隨即被抓起來送往莫斯科。他們很天真。他們以為沒有他們，研究所就不能工作。那有什麽，寧願它不工作，也要黨的總路線的勝利!在大盧賓卡，輕而易舉地就向被捕者們證明了他們背叛了祖國(嗯?)，各判了十年。現在這位七十五號監室科學技術協會主席堅信自己沒有做過任何錯事，因而總是精神抖擻。
在布蒂爾卡的監室裏麵，支板鋪用的拱形的金屬架子非常非常之矮：連監獄當局也沒有考慮過鋪底下還要睡人。因此，第一步你要把軍大衣扔給你的鄰居，讓他替你在鋪底下鋪好，然後你才能勝朝下在過道裏趴下，一點點爬進去。過道裏人來人往，板鋪下的地麵也許一個月能打掃一次，你每天隻能在傍晚上完廁所以後洗一次手，而且沒有肥皂。因此決不能說，你感覺自己的軀體是一個“神授的容器”“。但是我感到幸福!在這塊鋪下的瀝青地麵上，在這個不斷從鋪板上往我們眼睛裏落下塵土和碎屑的狗洞裏，我絕對地、無條件地感到幸福。伊壁鳩魯說得對：在經歷過多樣的不滿足以後，多樣的缺乏會被感覺為一種滿足。經歷過好像已經永遠熬不到頭的勞改營、十小時的工作日、寒冷、雨淋、腰酸背痛之後，哦，這是何等的幸福啊——整天整天地躺著、睡覺，而且照樣領取一天六百五十克的麵包和兩頓熱食(用配合飼料做的，用海豚肉做的)。一句話——“布監療養院”。
睡覺是太重要了!肚皮朝下臥著，用自己的背脊當被窩，隻管睡你的吧!在睡夢中你不消耗體力，不焦心，而刑期卻一點點地過去，過去!當我們的生命像火炬一樣劈劈啪啪迸出火星的時候，我們詛咒無所事事地昏睡八小時的必要性。而當我們被剝奪了一切，被剝奪了希望以後，——祝福你呀，十四小時的睡眠!
但是他們把我在那個監室裏一連關了兩個月，我把前後兩年的覺都睡足了。在這期間我從板鋪下麵移到靠窗口的地方，又挪回到便桶旁邊，不過這次已經上升到板鋪上麵。上了鋪以後又挪動到靠拱門的地方。我已經睡得很少，我正痛飲著生活的甘露，盡情地享受著。早晨是科技協會，然後下棋、讀書(那是在犯人當中旅行的書，八十個人才有三四本，要排隊)。接下去是二十分鍾的放風——大調和弦!即使冒著傾盆大雨我們也不放棄放風。而更主要的是人們，人們，人們!尼古拉·安德列耶維奇·謝妙諾夫，第聶伯水電站的創造者之一。他在俘虜營中的好友——費多爾·費多羅維奇·卡爾波夫工程師。機智、尖刻的物理學家維克多·卡甘。音樂院作曲係學生瓦洛佳·克列姆普涅爾。像林間湖淚那樣深沉的維亞特卡森林伐木工和獵手。從歐洲來的東正教傳教士葉甫蓋尼·伊萬諾維奇·基甫尼奇。他並不局限於神學，他大罵馬克思主義，宣稱在歐洲早已沒有什麽人認真看待這個學說了。這時候我出來為它辯護，因為我畢竟還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即使在一年以前，我還會滿懷信心地用語錄給他以怎樣的痛擊啊，還會對他進行一場怎樣的毀滅性的嘲諷啊!但是這頭一年的囚徒生活在我內心留下了印記，——是什麽時候發生的?我沒有留意——積累了那麽多的事件、見聞和認識，以至於我已經說不出這樣的話：這是沒有韻事!這是資產階級造謠!現在我隻能承認，是的，是有這些事。這麽一來，我的全部論據的鏈條立即鬆軟下來，人家不費吹灰之力就打得我無法招架。
被俘人員仍是源源而來，源源而來，源源而來。兩個年頭了，這段來自歐洲的水流從來沒有間斷過。又是那些俄國僑民——從歐洲來的，從滿洲來的。人們到俄僑當中去打聽熟人的消息，先問：你們是從哪個國家回來的?再問：某某人您知道嗎?他們當然會知道的(雅謝維奇上校被處決的事我就是從他們那裏打聽到的)。
還有那個德國老頭兒——正是我在東普魯士(兩百年以前?)曾強迫他給我拎箱子的那個魁梧的德國人，不過他現在已經病弱消瘦了。哦，世界多麽狹小!……天曉得我和他怎麽會又遇到一起!老頭子向我微笑，他也認出了我，而且好像還為我們的相遇而高興。他原諒了我。他的刑期是十年，可是看來絕對活不了那麽久。另外還有一個德國人，一個細長條的年輕人。這個人從來不答話，也許因為他一個俄國字也不懂。你一眼看不出他是個德國人：盜竊犯扒光了他的德國衣物，給他換了一身褪了色的蘇聯軍便服。他原是一個有名的德軍王牌駕駛員。他的第一次戰役是玻利維亞與巴拉圭的戰爭，第二次是西班牙，第三次是波蘭，第四次——英倫上空，第五次——賽普勒斯，第六次——蘇聯。既然是王牌駕駛員，那就不會不從空中掃射婦女兒童——戰爭罪犯!十年刑期和五年“戴籠口”“。當然，我們這個監室裏也攤上了一名思想純正的分子(如檢察長克列托夫之流)：“把你們這些反革命畜牲抓進來，完全正確!歷史將碾碎你們的骨頭，拿你們去當肥料!”“狗雜種，你也要去當肥料!”人們朝他怒吼。“不，我的案子會重新審查，我是錯判的!”整個監室咆哮、沸騰起來。一個白髮蒼蒼的俄語教師在板鋪上站立起來，赤著腳，向前伸直了手臂，好像新降臨的耶穌基督：“我的孩子們，和解吧!我的孩子們!”人們向他叫喊：“你的孩子們在布良斯克森林裏!我們不是誰的孩子!我們全是古拉格的孩子!
吃過晚飯，上過傍晚那一次廁所以後，夜幕在窗外的“籠口”上降臨，天花板下折磨人的燈泡燃亮了，白晝使囚犯們分裂，而黑夜使他們靠攏。每天傍晚從來不發生爭論，而是舉行報告會或者音樂會。這又是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大放異彩的時候了：他整晚整晚地談論義大利、丹麥、挪威、瑞典。俄僑們介紹巴爾幹國家，介紹法國。有人作關於科布席埃的報告，有人講解蜜蜂的習性，有人談果戈理。這也正是煙友們大過煙隱的時光!監室裏煙幕沉沉，像濃霧一樣飄動，由於裝了“籠口”，從窗口散不出去。柯斯佳·基烏拉和我同年，圓臉龐，藍眼珠，動作有些笨拙可笑，他走到桌邊，朗誦自己在獄中創作的詩，他的嗓音由於激動而變了調。他的詩作的標題是：《我的第一次牢飯》、《致妻》、《致子》。當你身在獄中努力通過聽覺領會獄中詩的含意的時候，你是不會去注意作者的節調、重律是否有差錯，每行的結尾是押半諧音還是全韻腳。這些詩句是你心中的血，是你妻子的淚，監室裏在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