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押解人員正撫摸著衣袋裏的手槍的黑色槍柄。我們三個人並排坐著，三個不喝酒的規規矩矩的哥兒們，三個文文靜靜的好朋友。
我擦了擦額頭，我合上眼睛，我又睜開眼睛——看見的仍是原來的夢境：一大片沒有押解隊陪伴的人群、我清楚地記得：昨天晚上我睡在監室裏，明天又會回到監室。可是，幾個拿著小鉗子的檢票員出現在我眼前：“您的票呢?”“那個同誌拿著。”
車廂裏人很滿(嗯，當然是按自由人的標準說“很滿”——長椅下麵，過道的地板上都還沒有坐人呢)。既然他們告訴我路上要放隨便點，那我就盡量隨便了;我看見隔排有一個靠窗口的空位於，就坐了過去。而這個分隔裏卻沒有押解人員坐的地方。他們隻好留在原位上，從那兒像望情郎似地盯著我。在佩列波爾車站，我的小桌對麵空出一個位子，可是一個臉龐粗大的青年人趕在我的押解員之前占據了這個陣地。他穿著羊皮大氅，皮帽，提著一隻簡陋但結實的木箱，我一眼就認出箱子是勞改營的產品，madein群島”。
“唷!……”年輕人出了一口粗氣。光線雖然昏暗，但是我看得出他滿臉通紅，說明他上車的時候經歷過一番踢打。他拿出一個行軍壺：“同誌，來點啤酒?”我知道我的押解員在隔排坐位上已經疲憊不堪了。規定了不許我喝含酒精的飲料，決不能喝的。可是——舉止要隨便。因而我就隨隨便便地說了一句：“行，來點。”(啤酒??啤酒!!三年來我一小口也沒有喝過!明天在監室裏可要吹吹：我喝了啤酒!)年輕人倒酒，我喝著，渾身因幸福而顫慄。已經黑了。車廂裏沒有電燈。這是戰後的經濟破壞時期。在車廂的隔門上掛著的一盞舊罩燈裏燃著一截蠟燭頭，一共四個分隔統共隻有這一盞燈。我和這個年輕人差不多摸著黑像朋友似地聊著天。我的押解員不管怎麽伸長脖子，在車輪的隆隆聲中，我們的談話他們什麽也聽不見。我口袋裏裝著一張寫給家裏的明信片。我馬上就要向我的這位樸質的朋友說明我是什麽人，求他替我投進信箱。根據箱子判斷，這個人自己也是蹲過的。但是他趕在我前頭了：“你知道，我這個假好難請。兩年都不給假，真不是人幹的差事。”“什麽差事?”“你還不知道嗎，我是個阿斯莫傑，藍肩章，從來沒有見過嗎?”唉，見鬼，我怎麽沒有立刻猜想到?佩列波爾是伏爾加勞改營的中心，箱子是他強迫犯人白給他做的。這一切是怎樣滲透進我們的生活的?兩個分隔裏有了兩個阿斯莫傑都已經不夠了，還必須加進第三個。說不定什麽地方還隱藏著第四個?或許每排座位上都有?也許這個車廂裏還有跟我一樣的專門遞解的犯人?
我的年輕夥伴繼續在發牢騷，埋怨命不好。這時候我故意叫他摸不著頭腦地頂了他一句：“可是你看管的那些人呢?那些平白無故地被判了十年的人——他們鬆快嗎?”他馬上蔫下來了，一直到天亮也不再吭聲：原先，在半明不暗中，他也模糊地看見我穿的是一身不完整的軍裝——軍大衣、軍便服。他以為我不過是個當過兵的。可是現在鬼曉得我可能是幹什麽的?說不定是個行動人員?正在追捕逃犯?為什麽我恰好在這節車廂?而他卻當著我的麵罵了勞改營……
罩燈裏的蠟燭頭漸漸消溶，但是仍然亮著。在第三個行李架上有個小夥子用令人愉快的嗓音講述著戰爭中的故事——真正的戰爭，書裏不寫的戰爭。他當過工兵，他講的都是實打實的真事。原原本本的真實仍然能夠傳進一些人的耳朵，實在叫人高興。
我本來也能講一些事情……我甚至產生了講的願望……不，已經沒有這個願望了。我參加戰爭的四個年頭像是被母牛的舌頭舔掉了。我已經不相信這一切是真正發生過的，不想去回憶它。在此地的兩年，在“群島”上的兩年，使我對前線的道路、戰友的情誼淡漠了，對一切都淡漠了。這也許叫作以毒攻毒吧。
你看，在自由人中間統共才度過了幾個鍾頭，我就有這樣的感覺：我的嘴不會說話了;我在他們中間十分無聊;我在這裏束手束腳;我要自由地說話!我要重返家園!我要回到自己的群島!
早晨，我把明信片誌在行李架上：女列車員總會來擦車廂;她會拿去投在信箱裏，如果她真的是一個人……
我們出了莫斯科的北站，走進廣場。我的看守又是兩個初次進京的，不認識莫斯科的路。我替他們決定乘“6”路有軌電車。廣場中間的電車站擠了一大堆人，正是上班的時間。一個看守員上車找司機，給他看看內務部的工作證。我們一路上神氣地站在司機台旁邊，像是莫斯科市蘇維埃代表，票也不打。一個老頭要從前門上車，人家不許可：你又不是殘廢人，從後門上車吧!
我們在諾沃斯洛波達廣場下車。雖然我這是第四次進布蒂爾卡監獄，它的內部平麵圖我毫不費力就能畫出來，但從外麵看到它，這還是頭一次。哦，好森嚴好高大的兩個街區長的圍牆!莫斯科市民見到它的鐵門張開大口的時候心都發涼。可是我卻毫無遺憾地把莫斯科大街的人行道留在身後，像回家似地穿過拱頂的門洞，含著微笑走進了監獄的前院。我認出了那座主樓的熟悉的雕花木門。現在他們將要我麵向牆壁立正(瞧，已經這樣站著了)，將要問：“姓什麽?本名和父名?哪年生人?……”，這一套我早已不當一回事。
我的名字?……我叫“星際流浪者”!他們捆住了我的身體，但我的靈魂卻不受他們管束。
我知道，他們對我的身體進行過幾小時的不可免除的處理程序(關隔離間、搜身、發收據、填寫入獄登記卡、蒸衣和洗澡)之後，將會把我帶進一個監室，它必定是一個雙拱頂的房間，當中有一個拱門(所有的監室都是這個結構)，有兩個大窗，一個長櫥桌。我將能遇到一些陌生的但一定是聰明、有趣、友善的人們，他們會告訴我他們知道的事，我也會講給他們我知道的事。黑夜到來的時候我們甚至會不大願意馬上睡覺。
而吃飯的缽子上將壓印著“市監”兩個字(防止起解時被犯人帶走)。“市監療養院”——我們上次就曾拿這幾個字逗笑。這個療養院是那些巴不得掉膘的腦滿腸肥的官老爺們不大知道的。他們腆著大肚皮專程去基斯洛沃茨克，沿著規定路線做長途步行，做下蹲動作，連續出一個月的汗才能甩掉兩三公斤的重量。而“布監療養院”近在身旁，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根本不用做什麽體操，在這裏隻消一周時間就可以瘦下半普特。
這是屢試不爽的。這是絕無例外的。
世界是狹小的，簡直十分狹小，這是監獄生活使人確信不疑的真理之一。誠然，“古拉格群島”分布的麵積雖是與蘇聯的國土相等，但其居民人口確是遠遠少於蘇聯人口。群島居民的確切數字當然非如你我者所能查清。但是可以推定，同時居住在勞改營裏的人數從來沒有超出過一千二百萬(一些人陸續地入土，“機器”不停頓地把新的人劃拉進來)，其中政治犯不超過百分之五十。六百萬?——這已經是一個小國家，瑞典或希臘。在那一類國家裏，人們很多都是互相認識的。因此毫不奇怪，當你走進任何一座遞解站的任何一個監室，聽一聽，談一談，就一定會發現與同室難友有共同的熟人。(這不算什麽：有一個單身囚禁了一年的江君，他蹲過蘇漢諾夫卡監獄，挨過留明的毆打，住過醫院，在這以後被關進了盧賓卡的監室。他進門以後，說出了自己的姓名。靈敏的。君立刻迎上去對他說：“啊—一我知道您!”“在哪兒?”r君迴避地說：“您認錯人了吧。”“一點沒錯。您就是那個美國人亞歷山大·多爾甘，資產階級報刊造謠說您被綁架了，塔斯社辟過謠。我當時在外頭，在報上看到過。”)
我擦了擦額頭，我合上眼睛，我又睜開眼睛——看見的仍是原來的夢境：一大片沒有押解隊陪伴的人群、我清楚地記得：昨天晚上我睡在監室裏，明天又會回到監室。可是，幾個拿著小鉗子的檢票員出現在我眼前：“您的票呢?”“那個同誌拿著。”
車廂裏人很滿(嗯，當然是按自由人的標準說“很滿”——長椅下麵，過道的地板上都還沒有坐人呢)。既然他們告訴我路上要放隨便點，那我就盡量隨便了;我看見隔排有一個靠窗口的空位於，就坐了過去。而這個分隔裏卻沒有押解人員坐的地方。他們隻好留在原位上，從那兒像望情郎似地盯著我。在佩列波爾車站，我的小桌對麵空出一個位子，可是一個臉龐粗大的青年人趕在我的押解員之前占據了這個陣地。他穿著羊皮大氅，皮帽，提著一隻簡陋但結實的木箱，我一眼就認出箱子是勞改營的產品，madein群島”。
“唷!……”年輕人出了一口粗氣。光線雖然昏暗，但是我看得出他滿臉通紅，說明他上車的時候經歷過一番踢打。他拿出一個行軍壺：“同誌，來點啤酒?”我知道我的押解員在隔排坐位上已經疲憊不堪了。規定了不許我喝含酒精的飲料，決不能喝的。可是——舉止要隨便。因而我就隨隨便便地說了一句：“行，來點。”(啤酒??啤酒!!三年來我一小口也沒有喝過!明天在監室裏可要吹吹：我喝了啤酒!)年輕人倒酒，我喝著，渾身因幸福而顫慄。已經黑了。車廂裏沒有電燈。這是戰後的經濟破壞時期。在車廂的隔門上掛著的一盞舊罩燈裏燃著一截蠟燭頭，一共四個分隔統共隻有這一盞燈。我和這個年輕人差不多摸著黑像朋友似地聊著天。我的押解員不管怎麽伸長脖子，在車輪的隆隆聲中，我們的談話他們什麽也聽不見。我口袋裏裝著一張寫給家裏的明信片。我馬上就要向我的這位樸質的朋友說明我是什麽人，求他替我投進信箱。根據箱子判斷，這個人自己也是蹲過的。但是他趕在我前頭了：“你知道，我這個假好難請。兩年都不給假，真不是人幹的差事。”“什麽差事?”“你還不知道嗎，我是個阿斯莫傑，藍肩章，從來沒有見過嗎?”唉，見鬼，我怎麽沒有立刻猜想到?佩列波爾是伏爾加勞改營的中心，箱子是他強迫犯人白給他做的。這一切是怎樣滲透進我們的生活的?兩個分隔裏有了兩個阿斯莫傑都已經不夠了，還必須加進第三個。說不定什麽地方還隱藏著第四個?或許每排座位上都有?也許這個車廂裏還有跟我一樣的專門遞解的犯人?
我的年輕夥伴繼續在發牢騷，埋怨命不好。這時候我故意叫他摸不著頭腦地頂了他一句：“可是你看管的那些人呢?那些平白無故地被判了十年的人——他們鬆快嗎?”他馬上蔫下來了，一直到天亮也不再吭聲：原先，在半明不暗中，他也模糊地看見我穿的是一身不完整的軍裝——軍大衣、軍便服。他以為我不過是個當過兵的。可是現在鬼曉得我可能是幹什麽的?說不定是個行動人員?正在追捕逃犯?為什麽我恰好在這節車廂?而他卻當著我的麵罵了勞改營……
罩燈裏的蠟燭頭漸漸消溶，但是仍然亮著。在第三個行李架上有個小夥子用令人愉快的嗓音講述著戰爭中的故事——真正的戰爭，書裏不寫的戰爭。他當過工兵，他講的都是實打實的真事。原原本本的真實仍然能夠傳進一些人的耳朵，實在叫人高興。
我本來也能講一些事情……我甚至產生了講的願望……不，已經沒有這個願望了。我參加戰爭的四個年頭像是被母牛的舌頭舔掉了。我已經不相信這一切是真正發生過的，不想去回憶它。在此地的兩年，在“群島”上的兩年，使我對前線的道路、戰友的情誼淡漠了，對一切都淡漠了。這也許叫作以毒攻毒吧。
你看，在自由人中間統共才度過了幾個鍾頭，我就有這樣的感覺：我的嘴不會說話了;我在他們中間十分無聊;我在這裏束手束腳;我要自由地說話!我要重返家園!我要回到自己的群島!
早晨，我把明信片誌在行李架上：女列車員總會來擦車廂;她會拿去投在信箱裏，如果她真的是一個人……
我們出了莫斯科的北站，走進廣場。我的看守又是兩個初次進京的，不認識莫斯科的路。我替他們決定乘“6”路有軌電車。廣場中間的電車站擠了一大堆人，正是上班的時間。一個看守員上車找司機，給他看看內務部的工作證。我們一路上神氣地站在司機台旁邊，像是莫斯科市蘇維埃代表，票也不打。一個老頭要從前門上車，人家不許可：你又不是殘廢人，從後門上車吧!
我們在諾沃斯洛波達廣場下車。雖然我這是第四次進布蒂爾卡監獄，它的內部平麵圖我毫不費力就能畫出來，但從外麵看到它，這還是頭一次。哦，好森嚴好高大的兩個街區長的圍牆!莫斯科市民見到它的鐵門張開大口的時候心都發涼。可是我卻毫無遺憾地把莫斯科大街的人行道留在身後，像回家似地穿過拱頂的門洞，含著微笑走進了監獄的前院。我認出了那座主樓的熟悉的雕花木門。現在他們將要我麵向牆壁立正(瞧，已經這樣站著了)，將要問：“姓什麽?本名和父名?哪年生人?……”，這一套我早已不當一回事。
我的名字?……我叫“星際流浪者”!他們捆住了我的身體，但我的靈魂卻不受他們管束。
我知道，他們對我的身體進行過幾小時的不可免除的處理程序(關隔離間、搜身、發收據、填寫入獄登記卡、蒸衣和洗澡)之後，將會把我帶進一個監室，它必定是一個雙拱頂的房間，當中有一個拱門(所有的監室都是這個結構)，有兩個大窗，一個長櫥桌。我將能遇到一些陌生的但一定是聰明、有趣、友善的人們，他們會告訴我他們知道的事，我也會講給他們我知道的事。黑夜到來的時候我們甚至會不大願意馬上睡覺。
而吃飯的缽子上將壓印著“市監”兩個字(防止起解時被犯人帶走)。“市監療養院”——我們上次就曾拿這幾個字逗笑。這個療養院是那些巴不得掉膘的腦滿腸肥的官老爺們不大知道的。他們腆著大肚皮專程去基斯洛沃茨克，沿著規定路線做長途步行，做下蹲動作，連續出一個月的汗才能甩掉兩三公斤的重量。而“布監療養院”近在身旁，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根本不用做什麽體操，在這裏隻消一周時間就可以瘦下半普特。
這是屢試不爽的。這是絕無例外的。
世界是狹小的，簡直十分狹小，這是監獄生活使人確信不疑的真理之一。誠然，“古拉格群島”分布的麵積雖是與蘇聯的國土相等，但其居民人口確是遠遠少於蘇聯人口。群島居民的確切數字當然非如你我者所能查清。但是可以推定，同時居住在勞改營裏的人數從來沒有超出過一千二百萬(一些人陸續地入土，“機器”不停頓地把新的人劃拉進來)，其中政治犯不超過百分之五十。六百萬?——這已經是一個小國家，瑞典或希臘。在那一類國家裏，人們很多都是互相認識的。因此毫不奇怪，當你走進任何一座遞解站的任何一個監室，聽一聽，談一談，就一定會發現與同室難友有共同的熟人。(這不算什麽：有一個單身囚禁了一年的江君，他蹲過蘇漢諾夫卡監獄，挨過留明的毆打，住過醫院，在這以後被關進了盧賓卡的監室。他進門以後，說出了自己的姓名。靈敏的。君立刻迎上去對他說：“啊—一我知道您!”“在哪兒?”r君迴避地說：“您認錯人了吧。”“一點沒錯。您就是那個美國人亞歷山大·多爾甘，資產階級報刊造謠說您被綁架了，塔斯社辟過謠。我當時在外頭，在報上看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