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了，又是那些盜竊犯!又是那些烏喬索夫歌頌的扒手!又是那些任卡·若果裏，野獸謝廖嘎和吉姆卡-基施肯亞……隻不過他們現在已經不是蹲在鐵窗裏麵，他們已經洗幹淨、穿整齊，成了官方人物，神氣活現地維護著紀律——隻要我們遵守的紀律，如果有人帶著一點想像力仔細端詳這一些嘴臉，他甚至可能得出這樣的印象：他們也是從我們俄羅斯的根上生出來的，一度曾是一些農村孩子，他們的父輩是一些名叫克裏姆、普羅霍爾、古裏之類的鄉下人。他們的身體構造甚至和我們的都有點相似：兩個鼻孔，兩隻眼珠上各有一片虹膜，緋紅色的舌頭是用來吞入食物和說出一些俄羅斯話音的，隻不過用詞和我們完全不同罷了。
任何一個遞解站的首長都會找這個竅門：所有編製內職務的工資都可以付給呆在家裏不上班的親屬或者由監獄頭頭們私分。監獄裏的差事隻要你吹一聲口哨，社會親近分子中自報奮勇的人要多少有多少。他們隻圖一點，就是可以在遞解站係纜，從此不下礦井，不上礦山，不進泰加森林。這些派工員、文書、會計、教育員、浴室服務員、理髮員、保管員、炊事員、洗碗工、洗衣工、縫補匠——全都是遞解站的永久居民。他們領的是犯人口糧，算在監室的名額裏，但是他們不用首長關照也自有辦法從大夥房裏或者解犯的包袱裏撈到額外的食物和油水。這些遞解站的雜役們認準了，隨便哪個勞改營裏也不會比他們現在舒服。我們落進他們手裏的時候，還是沒有被搜刮幹淨的，所以他們要美美地敲我們一槓子。在這裏他們甚至代替看守員對我們進行搜查。搜查之前勸我們把錢交給他們保管並且像煞有介事地開列一個什麽清單，可是清單和錢一起馬上就不翼而飛了。“我們把錢交上去了!”“交給誰了?”走來的軍官驚奇地問。“就是剛才在這兒的那個人!”“具體是誰?”在場的雜役們都說沒有見到……“你們為什麽要把錢交給他?”“我們以為……”“以為個屁!少以為點就好了!”一切都吹了。他們勸我們把衣物留在洗澡房的脫衣間裏。“沒人拿你們的!誰要你們這些東西!”我們留下了，反正也不能帶進浴室去。回來：毛衣不見了，毛皮手套不見了。“什麽樣的毛衣?”“灰的……”“噢，那準是它自己跑進洗衣房了!”他們有時也很講信義地收取我們的東西：作為替我們把箱子送進貯藏室保存、把我們關進沒有盜竊犯的監室、盡快地起解、盡可能不再拖延起解等等服務的酬勞。他們唯一不幹的事是直截了當地搶劫。
“這些人可不是盜竊犯!”我們當中的內行們解釋給我們聽。“這些人是‘母狗’.是給監獄當差的。他們是正經扒手們的敵人。正經扒手是那些蹲在牢房裏的。”但是這一套對於我們這些家兔們的腦子是太難懂了。他們的派頭都一樣，他們身上刺的花紋也都一樣。也許這一幫是那一幫的敵人，可全都不是我們的朋友，這是明擺著的事兒……
這時候，他們叫我們在院子裏緊挨監室窗戶的地麵坐下。窗戶都有“籠口”，看不到裏麵，但是裏麵有人用沙啞而善意的聲音忠告我們：“鄉親們!這兒有規矩：凡是茶葉、煙末之類散裝的東西，搜身的時候都要沒收。誰有，快擺到這兒來，撂進我們窗戶裏來。我們以後還給你們。”我們能知道什麽?我們是“福來兒”，是家兔。說不定真地要沒收茶葉和煙末。我們在偉大的文學著作裏麵談到過囚犯之間普遍的團結精神，囚徒是木會欺騙囚徒的!稱呼得那麽親熱——“鄉親們!”。我們把煙荷包撂給他們。純種的扒手們在裏麵接住，然後傳出哄堂大笑：“哎，法西斯小傻瓜們!”
“別想在這兒講理!”“把你的東西全交出來!”——這就是遞解站迎接我們的標語，盡管並沒有掛在牆上。“把你的東西全交出來!”——看守員、押解員、盜竊犯全都向你重複這句話。你已經被沉重的刑期壓得不能翻身，你想的是怎樣鬆一口氣，而周圍的人想的是怎樣搜刮你。一切人都是想方設法對本來已經精神頹喪和孤立無援的政治犯再加一層壓力。“一切你都得交出去!”——高爾基遞解站的一個看守員無能為力地搖著頭說。安斯·伯恩施坦像解除負擔似地把自己那件軍官大衣交給了他——不是白給的，是交換兩顆蔥頭。去告盜竊犯的狀有什麽用?你沒有看見紅色普列斯尼亞所有的看守員都穿著公家從來沒有發過的鉻鞣革的大皮靴嗎?這全是盜竊犯在監室裏弄來然後轉手給他們的。告盜竊犯的狀有什麽用，如果連文教科的教育員都是盜竊犯並且由他們給政治犯寫鑑定(克麥羅沃遞解站)?在羅斯托夫遞解站能夠要求管束盜竊犯嗎，如果那地方正是他們自古以來的老窩?
據說一九四二年在高爾基遞解站幾個被捕的軍官(加甫裏洛夫、軍事技術員謝別金等人)竟然奮起反抗，痛打盜賊，硬把他們整服帖了。但是對這種事一般都當做傳奇看待：隻在一個監室裏整服帖了?服帖了很長時間?藍邊帽是幹什麽吃的，能讓異己分子打親近分子?至於有人說，四0年科特拉斯遞解站小賣部旁邊盜竊犯從政治犯手裏搶錢，政治犯動手狠揍他們，別人製止不住，這時候警衛隊帶著機關槍開進隔離區來保護盜竊犯——這種事沒有什麽值得懷疑的，這完全像真的。
糊塗的親人哪!她們在外麵奔走借貸(因為家裏沒這筆錢)，給你們捎進東西和食物——守活寡的妻子的最後的奉獻。殊不知這些禮品是有毒的，因為它會把你由一個飢餓但是自由的人變成一個驚恐不安和膽小如鼠的人。它會使你喪失那剛剛萌芽的醒悟和正在凝結的堅韌，這兩者才是你進入深淵之前唯一需要的東西。哦，關於駱駝和針眼的睿智的寓言啊!這些身外之物不允許你走進精神解脫的天國。你在“烏鴉車”裏看到，別人也帶著和你一樣的口袋。盜竊犯們朝我們狺狺狂吠：“帶爛包袱的畜牲們!”但是他們隻有兩個人，我們有五十來個，他們暫時沒有動我們。現在我們在普列斯尼亞監獄交接處已經被關押了一天多。因為擁擠，兩腿隻得盤在身子底下，坐在骯髒的地麵上。但是我們誰也無心觀察周圍的生活，因為我們的心都放在怎樣寄存箱子上。雖然寄存東西被認為是我們的權利，然而僅僅是因為這兒是莫斯科的監獄，又看到我們當時還沒有完全喪失莫斯科的外表，派工員們才勉勉強強地答應替我們辦這件事。
一塊石頭落地!——東西收下了(這表示我們將不在這一個遞解站把它們貢獻出去，而是在下一站)。隻剩下倒黴的食品包裹還在我們手裏晃蕩著。由於我們這一批“海狸”過分集中，他們把我們分散到各個監室。我和瓦連金被關進同一個監室，他就是和我同一天在特別庭決定上簽名的那個人。當時他曾經激動地提議要在勞改營裏開始一種新的生活。這個監室還沒有填滿;過道空著，板鋪下麵空地也很多。按照傳統，二層鋪果然是由盜竊犯占據的：頭頭們靠窗口，小哥兒們稍遠點。下鋪躺著中立的灰色人群。沒有人向我們進攻。我們這兩個沒有經驗的人事先沒有好好考慮，也沒有朝四麵瞧瞧，撲在瀝青地上就往鋪底下爬。我們認為在那兒一定會很舒服。板鋪很低，大塊頭的男人要平趴下貼著地麵才能鑽進去。我們爬到了。現在我們將要悄悄地躺在這兒，悄悄地聊天了，可是不好!在下層的昏暗中，傳出一陣無言的蟋蟋聲，一群少年犯四肢挨地像大老鼠似地從四麵八方向我們偷偷地爬過來。這些傢夥還完全是小孩子，甚至有的才十二三歲，但是刑法典規定也可以抓這樣的。他們已經按盜竊罪受過審判，現在來到這裏向他們的賊師父們繼續學藝。師父們現在放他們出來向我們襲擊了!他們一言不發地爬到我們身邊，十來隻手同時生拉硬拽，把我們身邊和身下的財物搶個精光。幹這營生的時候，他們不說一句話，隻是惡狠狠地喘著粗氣。我們掉進了餡餅：既站不起來，又不能動作。不到一分鍾，他們就拽走了裝著鹹肉、砂糖和麵包的口袋，立刻消失了。而我們卻像傻瓜一樣躺著。我們的全部給養已經不戰而棄，現在雖然可以繼續躺著，但是已經根本躺不下去了。我們可笑地用兩腿蹭地，屁股朝前，挪到板鋪外麵坐起來。
任何一個遞解站的首長都會找這個竅門：所有編製內職務的工資都可以付給呆在家裏不上班的親屬或者由監獄頭頭們私分。監獄裏的差事隻要你吹一聲口哨，社會親近分子中自報奮勇的人要多少有多少。他們隻圖一點，就是可以在遞解站係纜，從此不下礦井，不上礦山，不進泰加森林。這些派工員、文書、會計、教育員、浴室服務員、理髮員、保管員、炊事員、洗碗工、洗衣工、縫補匠——全都是遞解站的永久居民。他們領的是犯人口糧，算在監室的名額裏，但是他們不用首長關照也自有辦法從大夥房裏或者解犯的包袱裏撈到額外的食物和油水。這些遞解站的雜役們認準了，隨便哪個勞改營裏也不會比他們現在舒服。我們落進他們手裏的時候，還是沒有被搜刮幹淨的，所以他們要美美地敲我們一槓子。在這裏他們甚至代替看守員對我們進行搜查。搜查之前勸我們把錢交給他們保管並且像煞有介事地開列一個什麽清單，可是清單和錢一起馬上就不翼而飛了。“我們把錢交上去了!”“交給誰了?”走來的軍官驚奇地問。“就是剛才在這兒的那個人!”“具體是誰?”在場的雜役們都說沒有見到……“你們為什麽要把錢交給他?”“我們以為……”“以為個屁!少以為點就好了!”一切都吹了。他們勸我們把衣物留在洗澡房的脫衣間裏。“沒人拿你們的!誰要你們這些東西!”我們留下了，反正也不能帶進浴室去。回來：毛衣不見了，毛皮手套不見了。“什麽樣的毛衣?”“灰的……”“噢，那準是它自己跑進洗衣房了!”他們有時也很講信義地收取我們的東西：作為替我們把箱子送進貯藏室保存、把我們關進沒有盜竊犯的監室、盡快地起解、盡可能不再拖延起解等等服務的酬勞。他們唯一不幹的事是直截了當地搶劫。
“這些人可不是盜竊犯!”我們當中的內行們解釋給我們聽。“這些人是‘母狗’.是給監獄當差的。他們是正經扒手們的敵人。正經扒手是那些蹲在牢房裏的。”但是這一套對於我們這些家兔們的腦子是太難懂了。他們的派頭都一樣，他們身上刺的花紋也都一樣。也許這一幫是那一幫的敵人，可全都不是我們的朋友，這是明擺著的事兒……
這時候，他們叫我們在院子裏緊挨監室窗戶的地麵坐下。窗戶都有“籠口”，看不到裏麵，但是裏麵有人用沙啞而善意的聲音忠告我們：“鄉親們!這兒有規矩：凡是茶葉、煙末之類散裝的東西，搜身的時候都要沒收。誰有，快擺到這兒來，撂進我們窗戶裏來。我們以後還給你們。”我們能知道什麽?我們是“福來兒”，是家兔。說不定真地要沒收茶葉和煙末。我們在偉大的文學著作裏麵談到過囚犯之間普遍的團結精神，囚徒是木會欺騙囚徒的!稱呼得那麽親熱——“鄉親們!”。我們把煙荷包撂給他們。純種的扒手們在裏麵接住，然後傳出哄堂大笑：“哎，法西斯小傻瓜們!”
“別想在這兒講理!”“把你的東西全交出來!”——這就是遞解站迎接我們的標語，盡管並沒有掛在牆上。“把你的東西全交出來!”——看守員、押解員、盜竊犯全都向你重複這句話。你已經被沉重的刑期壓得不能翻身，你想的是怎樣鬆一口氣，而周圍的人想的是怎樣搜刮你。一切人都是想方設法對本來已經精神頹喪和孤立無援的政治犯再加一層壓力。“一切你都得交出去!”——高爾基遞解站的一個看守員無能為力地搖著頭說。安斯·伯恩施坦像解除負擔似地把自己那件軍官大衣交給了他——不是白給的，是交換兩顆蔥頭。去告盜竊犯的狀有什麽用?你沒有看見紅色普列斯尼亞所有的看守員都穿著公家從來沒有發過的鉻鞣革的大皮靴嗎?這全是盜竊犯在監室裏弄來然後轉手給他們的。告盜竊犯的狀有什麽用，如果連文教科的教育員都是盜竊犯並且由他們給政治犯寫鑑定(克麥羅沃遞解站)?在羅斯托夫遞解站能夠要求管束盜竊犯嗎，如果那地方正是他們自古以來的老窩?
據說一九四二年在高爾基遞解站幾個被捕的軍官(加甫裏洛夫、軍事技術員謝別金等人)竟然奮起反抗，痛打盜賊，硬把他們整服帖了。但是對這種事一般都當做傳奇看待：隻在一個監室裏整服帖了?服帖了很長時間?藍邊帽是幹什麽吃的，能讓異己分子打親近分子?至於有人說，四0年科特拉斯遞解站小賣部旁邊盜竊犯從政治犯手裏搶錢，政治犯動手狠揍他們，別人製止不住，這時候警衛隊帶著機關槍開進隔離區來保護盜竊犯——這種事沒有什麽值得懷疑的，這完全像真的。
糊塗的親人哪!她們在外麵奔走借貸(因為家裏沒這筆錢)，給你們捎進東西和食物——守活寡的妻子的最後的奉獻。殊不知這些禮品是有毒的，因為它會把你由一個飢餓但是自由的人變成一個驚恐不安和膽小如鼠的人。它會使你喪失那剛剛萌芽的醒悟和正在凝結的堅韌，這兩者才是你進入深淵之前唯一需要的東西。哦，關於駱駝和針眼的睿智的寓言啊!這些身外之物不允許你走進精神解脫的天國。你在“烏鴉車”裏看到，別人也帶著和你一樣的口袋。盜竊犯們朝我們狺狺狂吠：“帶爛包袱的畜牲們!”但是他們隻有兩個人，我們有五十來個，他們暫時沒有動我們。現在我們在普列斯尼亞監獄交接處已經被關押了一天多。因為擁擠，兩腿隻得盤在身子底下，坐在骯髒的地麵上。但是我們誰也無心觀察周圍的生活，因為我們的心都放在怎樣寄存箱子上。雖然寄存東西被認為是我們的權利，然而僅僅是因為這兒是莫斯科的監獄，又看到我們當時還沒有完全喪失莫斯科的外表，派工員們才勉勉強強地答應替我們辦這件事。
一塊石頭落地!——東西收下了(這表示我們將不在這一個遞解站把它們貢獻出去，而是在下一站)。隻剩下倒黴的食品包裹還在我們手裏晃蕩著。由於我們這一批“海狸”過分集中，他們把我們分散到各個監室。我和瓦連金被關進同一個監室，他就是和我同一天在特別庭決定上簽名的那個人。當時他曾經激動地提議要在勞改營裏開始一種新的生活。這個監室還沒有填滿;過道空著，板鋪下麵空地也很多。按照傳統，二層鋪果然是由盜竊犯占據的：頭頭們靠窗口，小哥兒們稍遠點。下鋪躺著中立的灰色人群。沒有人向我們進攻。我們這兩個沒有經驗的人事先沒有好好考慮，也沒有朝四麵瞧瞧，撲在瀝青地上就往鋪底下爬。我們認為在那兒一定會很舒服。板鋪很低，大塊頭的男人要平趴下貼著地麵才能鑽進去。我們爬到了。現在我們將要悄悄地躺在這兒，悄悄地聊天了，可是不好!在下層的昏暗中，傳出一陣無言的蟋蟋聲，一群少年犯四肢挨地像大老鼠似地從四麵八方向我們偷偷地爬過來。這些傢夥還完全是小孩子，甚至有的才十二三歲，但是刑法典規定也可以抓這樣的。他們已經按盜竊罪受過審判，現在來到這裏向他們的賊師父們繼續學藝。師父們現在放他們出來向我們襲擊了!他們一言不發地爬到我們身邊，十來隻手同時生拉硬拽，把我們身邊和身下的財物搶個精光。幹這營生的時候，他們不說一句話，隻是惡狠狠地喘著粗氣。我們掉進了餡餅：既站不起來，又不能動作。不到一分鍾，他們就拽走了裝著鹹肉、砂糖和麵包的口袋，立刻消失了。而我們卻像傻瓜一樣躺著。我們的全部給養已經不戰而棄，現在雖然可以繼續躺著，但是已經根本躺不下去了。我們可笑地用兩腿蹭地，屁股朝前，挪到板鋪外麵坐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