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我是個膽小鬼?我原來覺得並不是。在開闊的草原上我曾鑽進過炮彈爆炸的火網，我曾敢於乘車通過明知埋設了反坦克地雷的小道。當我把炮兵連帶出包圍圈並且再次返回去搶出一輛打壞了的“嘎斯”的時候，我始終是十分鎮靜的。那麽我為什麽不揪住一隻這樣的人麵耗子，把他的鮮紅的嘴臉按在瀝青地上使勁搓搓?他太幼小了?——那就衝著他們的頭頭們去吧。不能……。在火線上有一種附加的意識(也許全然是虛假的)使我們變得堅強：是我們軍人的團結感?是我個人行為的適當感?是義務感?然而此時此地卻是無所適從的。沒有條令。一切全要憑摸索才能弄明白。
我站起來，朝他們的一個頭目轉過身去。在緊挨窗口的二層鋪上，所有搶去的食品都擺在他麵前：小耗子們一星半點也沒有往嘴裏放，他們有紀律。這個賊頭的腦袋的前半部分，即兩足類身上通常稱為麵孔的那個部位，是大自然懷著嫌惡與憎恨的心情捏塑出來的，但也可能是他的禽獸生活使他變成了這個樣子。歪斜鬆垂的臉肉，低額頭，原始社會的刀疤和門牙上鑲的現代的鋼齒冠。他的一雙小眼恰好足以看到他所熟悉的目標而決不能觀賞世界上美好的事物。他用這雙小眼看著我，好像一頭野豬注視著馴鹿，他深知隨時都可以一拳把我打翻。
他等著。而我做了什麽呢?蹦上去哪怕在這獸麵上擂它一拳再跳下來回到過道裏?瞎，我沒有這樣做。
我是個卑劣的人嗎?在這以前我一直覺得不是。但是，在被掠奪、被屈辱了以後，再乖乖地肚皮貼著地爬回板鋪下麵，我覺得太委屈了。我恨懣地對賊頭髮話，我說既然你們搶走了吃的，至少該在鋪上給我們騰個位子。(嗯，作為一個城裏人，作為一個軍官，這不是個很自然的要求嗎?)
結果呢?賊頭同意了。要知道我這就等於自願放棄了鹹肉，等於承認了他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等於暴露出與他的觀點相似——他也會趕走最弱者。他命令兩個灰色的中立人物離開靠窗口的下鋪，把位子讓給我們。那兩個人順從地離開了。我們在最好的位子上躺下。對於我們的損失我們還難過了一陣子(我的馬褲沒有引起盜賊們的興趣，這不是他們的製服。可是一個扒手已經在摸瓦連金的毛料褲子。他看中了這東西)。隻是天快黑的時候我們才聽到鄰人的悄悄的責難：我們怎麽能央求盜賊們的庇護，把兩個自己人趕到鋪底下去?也僅僅是在這時候我才像被針紮一樣意識到自己的卑劣，我的臉發燒了(以後許多年，每當回想起這件事我還是臉紅)。睡在下鋪的灰色囚犯們都是我的兄弟，五十八一l-乙，是被俘人員。我不是在不久以前還發誓和他們共命運嗎?怎麽這會兒就已經把他們往鋪下趕了?誠然，當盜竊犯欺侮我們的時候他們也沒有出來替我們說話——但是既然我們自己都不戰鬥，他們為什麽要為我們的鹹肉去戰鬥?足夠多的殘酷戰鬥早在戰俘營裏就已經使他們失去了對高尚行為的信念。畢竟他們沒有做過有損於我的事，而我卻做了損害他們的事。
我們就是這樣像一窩小豬一樣用腰，用鼻頭衝撞著、衝撞著，為的是至少有朝一日我們會變成人……為了變成人。
但是，即使對於一個新犯人，盡管他在遞解站被剝一層皮，去一層殼，遞解站也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它使他能夠逐步地向勞改營過渡。因為一步完成這樣的過渡是人的心髒經受不起的。他的意識不可能馬上在這一片漆黑中判明方向。需要逐步地過渡。
還有，遞解站給予他一個和家庭聯繫的表麵機會。他在這裏寫出第一封合法的家信：有時候是告訴家裏他沒有被處決，有時候是通知發配的方向。總之，是一個被偵查的，用犁頭反覆翻耕過的人初次寫家信的時候使用的那些不習慣的字眼。在家人的記憶中，他還是原來的樣子，但是他已經永遠不會再成為原來的那個人了——這一切會像電光一閃似地通過幾行歪歪斜斜的字跡呈現在家人眼前。歪歪斜斜，這是因為遞解站雖然準許寫信，院子裏也掛著個郵箱，但是紙和筆均不可得，更談不到削鉛筆的工具。不過總能搞到一張展平了的馬合煙包裝紙，或者一張包砂糖的紙。另外，監室裏麵總歸會有人藏著鉛筆。於是幾行難以辨認的潦草字跡便寫成了。這幾行字將成為家庭今後是合是分的契機。
喪失理智的女人們有時候還會憑著這封信冒冒失失地長途跋涉到遞解站來，想見到丈夫一麵，盡管這裏永遠不會準許他們會麵。她能做到的隻是送去一些東西給她的丈夫添累贅。這樣的婦女當中有一個，據我看，提供了為所有這些妻子們樹立一座紀念像的標本，並且連建立這座塑像的地點也指定了。
事情發生在古比雪夫遞解站，時間是一九五0年。這個站設在一片窪地裏(然而從那裏卻可以看見伏爾加河上的日古裏峽口)。一道雜草叢生的高峻的山樑矗立在它的近旁，環抱著窪地的東側。山樑在隔離區以外，整個地勢很高;我們從下方看不到從外麵登山的道路。山樑上也很少有人影出現，偶爾見到山羊在上麵吃草，或者有小孩在上麵亂跑。在一個陰沉的夏日，陡崖上出現了一個城市打扮的婦女。她用手搭在眼眶上朝下麵我們這裏觀望，緩緩地轉動著身體。這時候，三間擁擠的監室裏的犯人們正分別在各個院落裏放風。她希望在下麵的這個深淵裏從三百個失去個性的螞蟻當中分辨出自己的那一個!她是不是指望她的精誠之心能給她以啟示呢?她一定是因為探視本能獲準才攀上了這座商丘。各個院落裏的人都發現了她，都凝望著她。在我們這窪地裏沒有風，可是那山樑高處風卻吹得很疾。她的長裙、短衣、頭髮被疾風掀起、扇動，好像是為了披露她內心全部的愛情，全部的憂患。
我想，如果就在她站立的地方，在俯視著遞解站的山樑上，採取她站立的姿勢，麵朝著日古裏的方向，建立一座像她這樣的婦女的石像，也許能讓我們的子孫後代們稍許明白一些事情吧。
不知道為什麽好久沒有人上去趕開她，可能是警衛隊懶得爬山。後來終於有一個當兵的爬了上去，朝她吆喝，揮手，——把她趕走了。
遞解站還能打開囚犯的眼界，讓他看到廣闊的事物。俗話說，雖然忍飢挨餓，但是過得快樂。在這裏的永不休止的流動中，在成十成百人的交替中，在坦率的敘述和交談中(在勞改營裏是不敢這麽說話的，那裏到處都害怕碰上行動人員的觸鬚)——你漸漸耳目清新，豁然開朗，心明眼亮，對於你自己、對於你的人民甚至對於世界上發生的事情開始能夠更好地理解。有時候，被推進監室裏來的一個古怪的犯人竟能告訴你一些在書本裏永遠讀不到的新鮮事。
監室裏忽然關進來一個奇蹟般的人物;一個有著羅馬人臉型的高個子的年輕軍人，頭上仍然保留著淡黃色的鬈髮，穿著一身英軍製服，好像是一個直接來自諾曼第海岸的登陸部隊的軍官。他走進來的時候態度非常高傲，似乎預料著所有的人都會在他麵前肅然起立。實際上這是因為他根本沒有想到現在走進了朋友們之中：他已經被關了兩年，但是一次也沒有進過監室。他被秘密地裝進單獨的包房裏，直接運到這個遞解站。現在出人意外地，不知道是由於疏忽還是故意地，關進了我們這間集體馬廄。他在監室裏走了一圈，見到一個穿德國軍服的國防軍軍官，便用德語和他攀談起來。可是沒說幾句就發生了激烈的爭吵，看樣子如果帶著槍，他們馬上就會動武。戰爭已經結束了五年，而且人家反覆向我們灌輸說，西線的戰爭是裝樣子的，所以看到他們之間這麽仇恨，我們甚感奇怪。這個德國人在我們當中躺了那麽久，我們這些俄國佬並沒有跟他發生過衝突，相反卻經常在一道說笑。
我站起來，朝他們的一個頭目轉過身去。在緊挨窗口的二層鋪上，所有搶去的食品都擺在他麵前：小耗子們一星半點也沒有往嘴裏放，他們有紀律。這個賊頭的腦袋的前半部分，即兩足類身上通常稱為麵孔的那個部位，是大自然懷著嫌惡與憎恨的心情捏塑出來的，但也可能是他的禽獸生活使他變成了這個樣子。歪斜鬆垂的臉肉，低額頭，原始社會的刀疤和門牙上鑲的現代的鋼齒冠。他的一雙小眼恰好足以看到他所熟悉的目標而決不能觀賞世界上美好的事物。他用這雙小眼看著我，好像一頭野豬注視著馴鹿，他深知隨時都可以一拳把我打翻。
他等著。而我做了什麽呢?蹦上去哪怕在這獸麵上擂它一拳再跳下來回到過道裏?瞎，我沒有這樣做。
我是個卑劣的人嗎?在這以前我一直覺得不是。但是，在被掠奪、被屈辱了以後，再乖乖地肚皮貼著地爬回板鋪下麵，我覺得太委屈了。我恨懣地對賊頭髮話，我說既然你們搶走了吃的，至少該在鋪上給我們騰個位子。(嗯，作為一個城裏人，作為一個軍官，這不是個很自然的要求嗎?)
結果呢?賊頭同意了。要知道我這就等於自願放棄了鹹肉，等於承認了他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等於暴露出與他的觀點相似——他也會趕走最弱者。他命令兩個灰色的中立人物離開靠窗口的下鋪，把位子讓給我們。那兩個人順從地離開了。我們在最好的位子上躺下。對於我們的損失我們還難過了一陣子(我的馬褲沒有引起盜賊們的興趣，這不是他們的製服。可是一個扒手已經在摸瓦連金的毛料褲子。他看中了這東西)。隻是天快黑的時候我們才聽到鄰人的悄悄的責難：我們怎麽能央求盜賊們的庇護，把兩個自己人趕到鋪底下去?也僅僅是在這時候我才像被針紮一樣意識到自己的卑劣，我的臉發燒了(以後許多年，每當回想起這件事我還是臉紅)。睡在下鋪的灰色囚犯們都是我的兄弟，五十八一l-乙，是被俘人員。我不是在不久以前還發誓和他們共命運嗎?怎麽這會兒就已經把他們往鋪下趕了?誠然，當盜竊犯欺侮我們的時候他們也沒有出來替我們說話——但是既然我們自己都不戰鬥，他們為什麽要為我們的鹹肉去戰鬥?足夠多的殘酷戰鬥早在戰俘營裏就已經使他們失去了對高尚行為的信念。畢竟他們沒有做過有損於我的事，而我卻做了損害他們的事。
我們就是這樣像一窩小豬一樣用腰，用鼻頭衝撞著、衝撞著，為的是至少有朝一日我們會變成人……為了變成人。
但是，即使對於一個新犯人，盡管他在遞解站被剝一層皮，去一層殼，遞解站也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它使他能夠逐步地向勞改營過渡。因為一步完成這樣的過渡是人的心髒經受不起的。他的意識不可能馬上在這一片漆黑中判明方向。需要逐步地過渡。
還有，遞解站給予他一個和家庭聯繫的表麵機會。他在這裏寫出第一封合法的家信：有時候是告訴家裏他沒有被處決，有時候是通知發配的方向。總之，是一個被偵查的，用犁頭反覆翻耕過的人初次寫家信的時候使用的那些不習慣的字眼。在家人的記憶中，他還是原來的樣子，但是他已經永遠不會再成為原來的那個人了——這一切會像電光一閃似地通過幾行歪歪斜斜的字跡呈現在家人眼前。歪歪斜斜，這是因為遞解站雖然準許寫信，院子裏也掛著個郵箱，但是紙和筆均不可得，更談不到削鉛筆的工具。不過總能搞到一張展平了的馬合煙包裝紙，或者一張包砂糖的紙。另外，監室裏麵總歸會有人藏著鉛筆。於是幾行難以辨認的潦草字跡便寫成了。這幾行字將成為家庭今後是合是分的契機。
喪失理智的女人們有時候還會憑著這封信冒冒失失地長途跋涉到遞解站來，想見到丈夫一麵，盡管這裏永遠不會準許他們會麵。她能做到的隻是送去一些東西給她的丈夫添累贅。這樣的婦女當中有一個，據我看，提供了為所有這些妻子們樹立一座紀念像的標本，並且連建立這座塑像的地點也指定了。
事情發生在古比雪夫遞解站，時間是一九五0年。這個站設在一片窪地裏(然而從那裏卻可以看見伏爾加河上的日古裏峽口)。一道雜草叢生的高峻的山樑矗立在它的近旁，環抱著窪地的東側。山樑在隔離區以外，整個地勢很高;我們從下方看不到從外麵登山的道路。山樑上也很少有人影出現，偶爾見到山羊在上麵吃草，或者有小孩在上麵亂跑。在一個陰沉的夏日，陡崖上出現了一個城市打扮的婦女。她用手搭在眼眶上朝下麵我們這裏觀望，緩緩地轉動著身體。這時候，三間擁擠的監室裏的犯人們正分別在各個院落裏放風。她希望在下麵的這個深淵裏從三百個失去個性的螞蟻當中分辨出自己的那一個!她是不是指望她的精誠之心能給她以啟示呢?她一定是因為探視本能獲準才攀上了這座商丘。各個院落裏的人都發現了她，都凝望著她。在我們這窪地裏沒有風，可是那山樑高處風卻吹得很疾。她的長裙、短衣、頭髮被疾風掀起、扇動，好像是為了披露她內心全部的愛情，全部的憂患。
我想，如果就在她站立的地方，在俯視著遞解站的山樑上，採取她站立的姿勢，麵朝著日古裏的方向，建立一座像她這樣的婦女的石像，也許能讓我們的子孫後代們稍許明白一些事情吧。
不知道為什麽好久沒有人上去趕開她，可能是警衛隊懶得爬山。後來終於有一個當兵的爬了上去，朝她吆喝，揮手，——把她趕走了。
遞解站還能打開囚犯的眼界，讓他看到廣闊的事物。俗話說，雖然忍飢挨餓，但是過得快樂。在這裏的永不休止的流動中，在成十成百人的交替中，在坦率的敘述和交談中(在勞改營裏是不敢這麽說話的，那裏到處都害怕碰上行動人員的觸鬚)——你漸漸耳目清新，豁然開朗，心明眼亮，對於你自己、對於你的人民甚至對於世界上發生的事情開始能夠更好地理解。有時候，被推進監室裏來的一個古怪的犯人竟能告訴你一些在書本裏永遠讀不到的新鮮事。
監室裏忽然關進來一個奇蹟般的人物;一個有著羅馬人臉型的高個子的年輕軍人，頭上仍然保留著淡黃色的鬈髮，穿著一身英軍製服，好像是一個直接來自諾曼第海岸的登陸部隊的軍官。他走進來的時候態度非常高傲，似乎預料著所有的人都會在他麵前肅然起立。實際上這是因為他根本沒有想到現在走進了朋友們之中：他已經被關了兩年，但是一次也沒有進過監室。他被秘密地裝進單獨的包房裏，直接運到這個遞解站。現在出人意外地，不知道是由於疏忽還是故意地，關進了我們這間集體馬廄。他在監室裏走了一圈，見到一個穿德國軍服的國防軍軍官，便用德語和他攀談起來。可是沒說幾句就發生了激烈的爭吵，看樣子如果帶著槍，他們馬上就會動武。戰爭已經結束了五年，而且人家反覆向我們灌輸說，西線的戰爭是裝樣子的，所以看到他們之間這麽仇恨，我們甚感奇怪。這個德國人在我們當中躺了那麽久，我們這些俄國佬並沒有跟他發生過衝突，相反卻經常在一道說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