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明白，親愛的先生，沒有遞解站的城市是不可能存在的!要知道到處都有法院在開庭。怎麽樣把犯人送到勞改營去?坐飛機嗎?
當然，遞解站並不盡然相同。但是要說哪個好點，哪個壞點——那是爭不出結果的。三四個犯人湊在一堆，每人必定誇獎他“自己的”那一個。
“雖說伊萬諾沃遞解站算不上什麽有名的。可是你去問問一九三七到三八年那個冬天在那兒蹲過的人。獄裏不失火——可是非但凍不著，而且上層鋪的人連衣裳也穿不住。為了不憋死，窗戶上的玻璃全給打掉了。二十一號監室定員是二十人，實際關了三百萬十三!板鋪下麵都是水，就在水上也搭塊板子睡人。破窗戶眼正好朝那地方灌寒氣。板鋪下麵那一展完全像北極之夜：沒有一點亮光。板鋪上的和站在過道裏的人把光線全擋住了。通往便桶的過道根本不能走人，必須踩著板鋪的邊緣爬過去。吃的東西不發給個人，而是十人一份。十人中有一個死了，就把死人塞到鋪板下麵，直到它發臭。剩下的人就吃死人的空額。這一切還可以忍受過去，但是車頭們卻好像是抹了鬆節油一樣，沒完沒了地把犯人們從一個監室趕到另一個。剛剛安頓下來，——“起——來——!換監室!”又得去搶地盤。造成超員的原因是這樣的：三個月沒讓洗澡，虱子大繁殖，虱子引起了腿部潰瘍和傷寒病。為了防止傷寒病蔓延，遞解站被宣布隔離，四個月沒有發送解犯。
“夥計們，問題不在伊萬諾沃監獄本身，關鍵在年份。一九三七到三八年，那是自然的。不用說犯人，就連遞解站的石頭也擠得哎喲叫喚了。伊爾庫茨克的也一樣，它也算不了什麽特別的遞解站。可是在一九三八年，獄醫們連往監室裏伸伸頭都不敢，隻在走廊裏轉悠。牢頭朝監室裏喊;‘昏迷過去的——快出來!”
“三七年，夥計們，經過西伯利亞往科雷馬去的人流沒有斷過，全都堵在鄂霍茨克海岸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往科雷馬去的輪船一個月隻能運三萬。可是莫斯科不管這一套，一個勁兒地朝這邊轟人。結果積壓了十萬。明白了嗎?”
“誰數過?”
“該數的人數過。”
“如果說的是符拉迪沃斯托克遞解站，那地方三七年二月頂多有四萬人。”
“可是一卡在那兒就是好幾個月。臭蟲滿床爬，像蝗蟲一樣!一天給半杯水：再多沒有了!沒人去運水!有一個隔離區全是朝鮮人，害痢疾死光了，一個不剩!我們的隔離區每天早晨拉出去一百口子。他們蓋一座停屍房，叫犯人拉車運石料。今天你運料，明天人家運你。到秋天斑疹傷寒又傳染開了。我們也採取這個辦法，屍首不發臭味我們不交出去，照領他的口糧。藥品是一點雞沒有。我們爬到隔離區邊上求他們——給點藥吧!瞭望塔上就朝我們開槍。後來把傷寒病人集中到一間單獨的棚屋。也來不及全都抬進去，從裏麵出來的也沒有幾個。那兒的板鋪是兩層的。上頭的發著高熱，大小便下不了床，就往下鋪的人身上澆：那裏躺著一千五百來人。衛生員全是盜竊犯。他們從死人嘴裏拔金牙。就是對活人他們也沒有什麽不好意思做的事……”
“為什麽老說你們的三七年、三七年?四九年在瓦尼諾灣，第五隔離區，——不想說嗎?三萬五千人。也是一連呆好幾個月!又是因為解決不了去科雷馬的運輸問題。不知道為什麽原因，他們每天夜裏把人們從一間棚屋趕到另一間，從一個隔離區趕到另立個。就跟在法西斯那兒一樣：又是吹哨，又是吼叫。——‘一個不剩地出來!’而且都得跑步!幹什麽都得跑步!押著一百人去領麵包——跑步!領菜湯——跑步!什麽食具也沒有。菜湯能盛在哪兒就盛在哪兒——用衣襟兜著也行，用手捧也行!喝的水是用大水箱運來的，沒東西舀，就打開口子讓它自己流。誰能把嘴湊上去，水就是他的。犯人們在水箱前頭幹起架來——瞭望塔上就朝他們開了火!和在法西斯手裏一樓一樣。烏斯維特勒的長官捷列維延科來到現場。一個空軍駕駛員當著大夥的麵向他走過去，扯開胸前的軍裝上衣說：‘我有七顆戰功勳章!誰給你們權利朝隔離區開槍?’捷列維延科說：‘我們今天開了槍，將來還要手槍，一直到你們學會守規矩。’
“不，夥計們，這些還不算遞解站。基洛夫遞解站才是真格兒的!不說什麽情況特殊的一年，就拿四七年來說吧——基洛夫遞解站監室的房門要靠兩個牢頭用皮靴硬把人蹬進去才能關上。九月間(基洛夫市以前叫維雅特卡，可不是在黑海邊上)，三層板鋪上所有的人都熱得脫光了衣裳坐著——說‘坐著’是因為根本沒有躺下的地方：一排人靠床頭坐，一排人靠床腳坐。過道的地上也坐著兩排，中間還有一排人站著。他們互相倒換。背包拿在手裏或者擱在膝蓋上，因為沒有地方擺。隻有盜竊犯寬寬敞敞地躺在自己法定的位置上——靠窗口的二層鋪。臭蟲多到大白天也咬人，它們直接從天花板上俯衝轟炸。人們就得這樣熬上一個星期，甚至一個月。”
我本來也想插進去談談勝利年的夏天——一九四五年八月的紅色普列斯尼亞。可是覺得不好意思：我們夜間總還能伸直腿，臭蟲也還算溫和，隻是蒼蠅整夜在強烈的燈光下把我們這些熱得光著身子，汗水淋淋的人們叮得難受。不過這實在算不了什麽，拿這個來誇耀實在害臊。我們一動彈就一身汗，吃完飯身上簡直跟’下雨一樣。在一間比普通單元房間稍大一些的監室裏裝了一百人。我們擠得死死的，地麵上沒有下腳的空當。兩個小窗戶被鐵皮“籠口”擋著，是朝南的，不但不通風，反而被太陽曬得滾燙，朝監室裏散熱氣。
莫斯科很少人知道這個具有光榮的革命名稱的遞解站。沒有人去參觀。咳，哪能參觀!它到今天還在使用呢。要想靠近它看一看，用不著走遠——它緊挨著諾沃霍洛舍夫環行鐵路。
正像遞解站本身是沒頭沒腦的一樣，關於遞解站的談論也都是沒頭沒腦的，所以本書的這一章也八成會寫成這個樣子：不知道該首先抓住什麽好，介紹哪一個好，開頭說點什麽好。遞解站裏積壓的人越多，它就變得越加沒頭沒腦。它搞得使人不堪忍受，對於古拉格也沒有好處。可是人們仍是一個月又一個月地滯留在裏麵。遞解站變成了不折不扣的工廠：口糧麵包使用在工地上抬磚用的那種擔架運送;冒熱氣的菜場盛在六提桶容量的大木桶裏麵，用撬槓插進孔眼裏抬著走。
科特拉斯遞解站比許多別的站更加緊張，更加開誠布公。更緊張是因為它是通往整個歐俄東北部的門戶，更開誠布公是因為它已經處在群島的腹心地帶，不需要對什麽人躲躲閃閃。它就是一塊空地，上麵用板牆分隔成許多小格子，每一格子都上鎖。盡管一九三0年流放農民的時候，曾有過稠密的人口在這兒定居(應當設想當時在他們頭頂上是沒有房頂的，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人能告訴我們這些事了)，然而到了三八年，用毛板釘成的……帆布頂的搖搖欲墜的棚屋仍是遠遠容納不下所有的犯人。在秋季的濕潤的雪花下，或冒著開始冰凍的寒氣，人們露宿在這裏的地麵上。誠然，人家不讓他們這樣直挺挺地凍僵，不斷地點人數，用清查(那裏同時曾達到二萬人)或者夜間突然搜身的辦法給他們提精神。後來在這些方格子裏麵支起了帳篷，有的格子裏用原木搭起了兩層樓高的房屋，但是為了合理地節約造價，當中不鋪設樓板，而是直接搭設多達六層的板鋪，板鋪的兩側釘著直上直下的腳蹬子。那些隻剩一口氣的犯人也得像水手一樣踩著它們爬上爬下。(這種結構對於海船比對於港口更相宜。)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的冬天，全體都住進了有頂的屋子，這時候就隻能容納下七千五百人了。這些人當中每天要死掉五十人。往停屍房抬死屍的擔架一會兒也歇不住。(有人會反駁說，這完全說得過去，每天的死亡率不到百分之一。在上述的周轉率之下，每一個人可以拖五個月之久。不錯，可是你要知道主要的屠宰機——勞改營的勞動還沒有開動呢。現在這種每天百分之零點七三的損耗是純縮水率，並非任何一個蔬菜倉庫都能容許這種比率。)
當然，遞解站並不盡然相同。但是要說哪個好點，哪個壞點——那是爭不出結果的。三四個犯人湊在一堆，每人必定誇獎他“自己的”那一個。
“雖說伊萬諾沃遞解站算不上什麽有名的。可是你去問問一九三七到三八年那個冬天在那兒蹲過的人。獄裏不失火——可是非但凍不著，而且上層鋪的人連衣裳也穿不住。為了不憋死，窗戶上的玻璃全給打掉了。二十一號監室定員是二十人，實際關了三百萬十三!板鋪下麵都是水，就在水上也搭塊板子睡人。破窗戶眼正好朝那地方灌寒氣。板鋪下麵那一展完全像北極之夜：沒有一點亮光。板鋪上的和站在過道裏的人把光線全擋住了。通往便桶的過道根本不能走人，必須踩著板鋪的邊緣爬過去。吃的東西不發給個人，而是十人一份。十人中有一個死了，就把死人塞到鋪板下麵，直到它發臭。剩下的人就吃死人的空額。這一切還可以忍受過去，但是車頭們卻好像是抹了鬆節油一樣，沒完沒了地把犯人們從一個監室趕到另一個。剛剛安頓下來，——“起——來——!換監室!”又得去搶地盤。造成超員的原因是這樣的：三個月沒讓洗澡，虱子大繁殖，虱子引起了腿部潰瘍和傷寒病。為了防止傷寒病蔓延，遞解站被宣布隔離，四個月沒有發送解犯。
“夥計們，問題不在伊萬諾沃監獄本身，關鍵在年份。一九三七到三八年，那是自然的。不用說犯人，就連遞解站的石頭也擠得哎喲叫喚了。伊爾庫茨克的也一樣，它也算不了什麽特別的遞解站。可是在一九三八年，獄醫們連往監室裏伸伸頭都不敢，隻在走廊裏轉悠。牢頭朝監室裏喊;‘昏迷過去的——快出來!”
“三七年，夥計們，經過西伯利亞往科雷馬去的人流沒有斷過，全都堵在鄂霍茨克海岸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往科雷馬去的輪船一個月隻能運三萬。可是莫斯科不管這一套，一個勁兒地朝這邊轟人。結果積壓了十萬。明白了嗎?”
“誰數過?”
“該數的人數過。”
“如果說的是符拉迪沃斯托克遞解站，那地方三七年二月頂多有四萬人。”
“可是一卡在那兒就是好幾個月。臭蟲滿床爬，像蝗蟲一樣!一天給半杯水：再多沒有了!沒人去運水!有一個隔離區全是朝鮮人，害痢疾死光了，一個不剩!我們的隔離區每天早晨拉出去一百口子。他們蓋一座停屍房，叫犯人拉車運石料。今天你運料，明天人家運你。到秋天斑疹傷寒又傳染開了。我們也採取這個辦法，屍首不發臭味我們不交出去，照領他的口糧。藥品是一點雞沒有。我們爬到隔離區邊上求他們——給點藥吧!瞭望塔上就朝我們開槍。後來把傷寒病人集中到一間單獨的棚屋。也來不及全都抬進去，從裏麵出來的也沒有幾個。那兒的板鋪是兩層的。上頭的發著高熱，大小便下不了床，就往下鋪的人身上澆：那裏躺著一千五百來人。衛生員全是盜竊犯。他們從死人嘴裏拔金牙。就是對活人他們也沒有什麽不好意思做的事……”
“為什麽老說你們的三七年、三七年?四九年在瓦尼諾灣，第五隔離區，——不想說嗎?三萬五千人。也是一連呆好幾個月!又是因為解決不了去科雷馬的運輸問題。不知道為什麽原因，他們每天夜裏把人們從一間棚屋趕到另一間，從一個隔離區趕到另立個。就跟在法西斯那兒一樣：又是吹哨，又是吼叫。——‘一個不剩地出來!’而且都得跑步!幹什麽都得跑步!押著一百人去領麵包——跑步!領菜湯——跑步!什麽食具也沒有。菜湯能盛在哪兒就盛在哪兒——用衣襟兜著也行，用手捧也行!喝的水是用大水箱運來的，沒東西舀，就打開口子讓它自己流。誰能把嘴湊上去，水就是他的。犯人們在水箱前頭幹起架來——瞭望塔上就朝他們開了火!和在法西斯手裏一樓一樣。烏斯維特勒的長官捷列維延科來到現場。一個空軍駕駛員當著大夥的麵向他走過去，扯開胸前的軍裝上衣說：‘我有七顆戰功勳章!誰給你們權利朝隔離區開槍?’捷列維延科說：‘我們今天開了槍，將來還要手槍，一直到你們學會守規矩。’
“不，夥計們，這些還不算遞解站。基洛夫遞解站才是真格兒的!不說什麽情況特殊的一年，就拿四七年來說吧——基洛夫遞解站監室的房門要靠兩個牢頭用皮靴硬把人蹬進去才能關上。九月間(基洛夫市以前叫維雅特卡，可不是在黑海邊上)，三層板鋪上所有的人都熱得脫光了衣裳坐著——說‘坐著’是因為根本沒有躺下的地方：一排人靠床頭坐，一排人靠床腳坐。過道的地上也坐著兩排，中間還有一排人站著。他們互相倒換。背包拿在手裏或者擱在膝蓋上，因為沒有地方擺。隻有盜竊犯寬寬敞敞地躺在自己法定的位置上——靠窗口的二層鋪。臭蟲多到大白天也咬人，它們直接從天花板上俯衝轟炸。人們就得這樣熬上一個星期，甚至一個月。”
我本來也想插進去談談勝利年的夏天——一九四五年八月的紅色普列斯尼亞。可是覺得不好意思：我們夜間總還能伸直腿，臭蟲也還算溫和，隻是蒼蠅整夜在強烈的燈光下把我們這些熱得光著身子，汗水淋淋的人們叮得難受。不過這實在算不了什麽，拿這個來誇耀實在害臊。我們一動彈就一身汗，吃完飯身上簡直跟’下雨一樣。在一間比普通單元房間稍大一些的監室裏裝了一百人。我們擠得死死的，地麵上沒有下腳的空當。兩個小窗戶被鐵皮“籠口”擋著，是朝南的，不但不通風，反而被太陽曬得滾燙，朝監室裏散熱氣。
莫斯科很少人知道這個具有光榮的革命名稱的遞解站。沒有人去參觀。咳，哪能參觀!它到今天還在使用呢。要想靠近它看一看，用不著走遠——它緊挨著諾沃霍洛舍夫環行鐵路。
正像遞解站本身是沒頭沒腦的一樣，關於遞解站的談論也都是沒頭沒腦的，所以本書的這一章也八成會寫成這個樣子：不知道該首先抓住什麽好，介紹哪一個好，開頭說點什麽好。遞解站裏積壓的人越多，它就變得越加沒頭沒腦。它搞得使人不堪忍受，對於古拉格也沒有好處。可是人們仍是一個月又一個月地滯留在裏麵。遞解站變成了不折不扣的工廠：口糧麵包使用在工地上抬磚用的那種擔架運送;冒熱氣的菜場盛在六提桶容量的大木桶裏麵，用撬槓插進孔眼裏抬著走。
科特拉斯遞解站比許多別的站更加緊張，更加開誠布公。更緊張是因為它是通往整個歐俄東北部的門戶，更開誠布公是因為它已經處在群島的腹心地帶，不需要對什麽人躲躲閃閃。它就是一塊空地，上麵用板牆分隔成許多小格子，每一格子都上鎖。盡管一九三0年流放農民的時候，曾有過稠密的人口在這兒定居(應當設想當時在他們頭頂上是沒有房頂的，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人能告訴我們這些事了)，然而到了三八年，用毛板釘成的……帆布頂的搖搖欲墜的棚屋仍是遠遠容納不下所有的犯人。在秋季的濕潤的雪花下，或冒著開始冰凍的寒氣，人們露宿在這裏的地麵上。誠然，人家不讓他們這樣直挺挺地凍僵，不斷地點人數，用清查(那裏同時曾達到二萬人)或者夜間突然搜身的辦法給他們提精神。後來在這些方格子裏麵支起了帳篷，有的格子裏用原木搭起了兩層樓高的房屋，但是為了合理地節約造價，當中不鋪設樓板，而是直接搭設多達六層的板鋪，板鋪的兩側釘著直上直下的腳蹬子。那些隻剩一口氣的犯人也得像水手一樣踩著它們爬上爬下。(這種結構對於海船比對於港口更相宜。)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的冬天，全體都住進了有頂的屋子，這時候就隻能容納下七千五百人了。這些人當中每天要死掉五十人。往停屍房抬死屍的擔架一會兒也歇不住。(有人會反駁說，這完全說得過去，每天的死亡率不到百分之一。在上述的周轉率之下，每一個人可以拖五個月之久。不錯，可是你要知道主要的屠宰機——勞改營的勞動還沒有開動呢。現在這種每天百分之零點七三的損耗是純縮水率，並非任何一個蔬菜倉庫都能容許這種比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