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沒有人管束，為什麽不偷盜?三四個結夥橫行的盜竊犯就能對幾十名嚇怕了壓垮了的假政治犯稱王稱霸。
有首長們的讚許。以先進理論為依據。
但是，即使不用拳頭進行反擊，受害者為什麽不上告呢?任何聲音走廊裏都是能聽到的。押解隊的士兵們正在柵欄外麵慢悠悠地來回走動。
這的確是個問題。每一個響聲，每一聲嘶啞的哀告都能聽到，而押解員照舊來回踱他的步子——為什麽他不來幹涉?離他一米之遙的昏暗的洞穴——包房——裏正發生一件槍案，為什麽國家的衛士不出來幹涉?
仍是同樣的原因;他也被灌輸了這種理論。
更甚於此的是，對盜竊犯實行了多年的優待之後，押解隊本身也在朝這個方向演變。押解隊本身變成了盜賊。
從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也就是盜竊犯最猖狂，對政治犯欺壓最深重的十年，誰也想不起押解隊製止過一次在監室、車廂、“烏鴉車”裏對政治犯的搶劫。相反，人們會告訴你押解隊收受盜賊贓物並供給他們伏特加、(比口糧高級的)食物、菸草作為交換的大量事例。這類例子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了。
畢竟押解隊的中土也是一個窮光蛋：武器、背卷、飯盒、士兵口糧就是他的全部家當。要求他押解一個穿著貴重皮大衣或鉻鞣皮靴、提著一包城裏的闊氣東西的人民敵人而且還要他容忍這種不平等現象——這未免太殘酷了。奪取這些奢侈品不也正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嗎?在這方麵還能有什麽別的準則?
一九四五——四六年，當時犯人們不是來自什麽別的地方，而是川流不息地從歐洲湧來。他們身上穿的，行囊裏裝的都是歐洲的稀罕物件，連押解隊的軍官們也抗不住了。他們的職務使他們躲開了火線，可是也使他們失去了在戰爭末期撈取戰利品的機會——你說這公平嗎?
在這種情況下，押解隊把盜竊犯和政治犯摻混在一起已經不是偶然的，不是由於倉促，不是因為空間不夠，而是為了謀求自己的私利。盜竊犯們也不辜負他們苦心：衣物從“海狸”身上剝下來，轉手就進了押解隊的箱子。
但是，如果海狸們已經裝進了車廂，列車已經開動，而盜賊卻一個沒有，嗯，幹脆一個也沒有裝上車，今天沿線哪一站都沒有遣送盜竊犯，那該怎麽辦?這種情形也聽說有過幾次。
一九四七年押送一批外國人由莫斯科去弗拉基米爾中心監獄服刑。第一次打開箱子就顯出他們有貴重物品。這時押解隊親自動手在車廂裏有條不紊地挑揀東西。為了防止遺漏，他們把犯人們脫得精光，叫他nl坐在廁所附近的地板上，押解隊仔細地翻看和挑揀他們所有的東西。押解隊沒有考慮到，這批犯人不是去勞改營，而是送往一座正經八百的監獄。到達目的地，科爾涅也夫提出一份書麵申訴，描寫了全部經過。那支押解隊被找回來了，對他們進行了搜查。查出了一部分東西歸還了原主;沒有查出的，給了賠償。據說押解人員分別判了十年至十五年。不過這類事情沒法核實，況且他們犯的是盜竊罪，在監獄裏是蹲不長的。
然而這是個例外的事件。那個押解隊長如果及時克製一下自己的貪慾，本來會明白，這種事頂好不要親自沾手。下麵還有一個比較簡單的事例，正因為簡單，所以可能是經常發生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在一節從莫斯科開往新西伯利亞城的“澤克”車廂裏(a·蘇濟正好在這節車裏被送解)正巧一個盜竊犯也沒有。旅程很長;當時的“斯托雷平”是慢慢爬的。押解隊長一點不用著急，他選好了適當的時間，宣布進行搜身，讓犯人單個地帶東西到走廊裏來。被叫到的必須按獄規脫光衣服，但是搜身的真實用意並不在此，因為被搜過的人又回到自己原來的擠得滿滿的包房。隨便什麽刀子、什麽違禁品都能在同房犯人中轉手。搜身的真正意圖是對全部私人物品——身上穿的，袋裏裝的——進行摸底。押解隊長(軍官)和他的助手(中土)站在這些口袋旁邊，他們對於長時間的搜身一點不感到厭煩，始終擺出一副傲慢的一本正經的神氣。罪惡的貪慾禁不住要冒到外麵來，但是軍官以假裝的冷漠將它按捺下去。他的處境如同一個老色鬼，眼巴巴地瞧著一些小姑娘，可是顧忌在場的旁人，對小姑娘們本身也有所顧忌，不知道該怎麽樣下手。他是多麽需要幾名盜竊犯啊!但是這批犯人裏偏偏沒有。
犯人裏沒有盜賊，可是有一些被監獄裏的盜賊氣氛薰染了的人。要知道，盜賊的榜樣有教育作用，是會引起人們效仿的：它指出監獄中有一條輕巧的生路。兩個不久以前的軍官——薩寧(海軍)和梅列日科夫——同關在一間包房裏。他們兩人都是“五十八條”，但目前已經轉向了。薩寧在梅列日科夫的支持下宣布自己是本包房的室長，他通過押解員請求隊長接見。(他看透了隊長的傲慢神氣，猜出他需要一名拉縴的!)這是破天荒的事，可是薩寧真地被叫出去了，而且在什麽地方進行了交談。另一間包房裏的什麽人也學著薩寧的榜樣求見隊長。那傢夥也被接見了。
第二天早上發麵包，不是按當時解犯口糧標準每人發五百五十克，而是二百五十克。
口糧發完了，開始有人小聲埋怨。有埋怨，可是因為害怕“集體行動”，這些政治犯沒有人出來說話。隻有一個人站出來大聲問發口糧的：
“首長公民!這口糧是多少分量?”
“該多少就是多少。”回答他說。
“我要求重新過秤，否則我不接受!”那個不要命的人高聲宣布。
整個車廂鴉雀無聲。許多人拿著口糧不往嘴裏放，他們等著，說不定連他們的也會給重新過秤。在這個節骨眼上，一位清白無假的軍官走了過來。在一片靜默中，他的話更加沉重地、更加不可抗拒地砸在每個人的心上：
“是誰在這裏發表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言論?”
眾人的心都不跳了。(有人會反駁說，這不過是很普通的手法。獄外隨便一個小頭頭都把自己宣布為蘇維埃政權，誰會去跟他當真呢!但是對於那些嚇怕了的人，對於那些被定了反蘇活動罪的人，這一手還是比較嚇人的。)
“是誰在這為口糧發動暴亂?”軍官咬定不放。
“中尉公民，我隻是想……”那個闖下了大禍的造反者已經在為自己辯解了。
“啊，是你?畜牲!是你不喜歡蘇維埃政權嗎?”
(為什麽要造反?為什麽要爭執?難道把這一小塊口糧吃下肚子，忍過去，不吭氣，不是簡單得多?瞧現在“卡脖”了…….
“臭死屍!反革命!應該把你這小子在絞架上過過秤，你還要給口糧過秤?!蘇維埃政權供你吃，供你喝，你這毒蛇還不滿意?知道你幹的事該怎麽處理嗎?……”
對押解隊一聲命令：“帶出來!”鐵鎖哐啷一響。“出來，手背過去!”倒黴蛋被帶走了。
有首長們的讚許。以先進理論為依據。
但是，即使不用拳頭進行反擊，受害者為什麽不上告呢?任何聲音走廊裏都是能聽到的。押解隊的士兵們正在柵欄外麵慢悠悠地來回走動。
這的確是個問題。每一個響聲，每一聲嘶啞的哀告都能聽到，而押解員照舊來回踱他的步子——為什麽他不來幹涉?離他一米之遙的昏暗的洞穴——包房——裏正發生一件槍案，為什麽國家的衛士不出來幹涉?
仍是同樣的原因;他也被灌輸了這種理論。
更甚於此的是，對盜竊犯實行了多年的優待之後，押解隊本身也在朝這個方向演變。押解隊本身變成了盜賊。
從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也就是盜竊犯最猖狂，對政治犯欺壓最深重的十年，誰也想不起押解隊製止過一次在監室、車廂、“烏鴉車”裏對政治犯的搶劫。相反，人們會告訴你押解隊收受盜賊贓物並供給他們伏特加、(比口糧高級的)食物、菸草作為交換的大量事例。這類例子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了。
畢竟押解隊的中土也是一個窮光蛋：武器、背卷、飯盒、士兵口糧就是他的全部家當。要求他押解一個穿著貴重皮大衣或鉻鞣皮靴、提著一包城裏的闊氣東西的人民敵人而且還要他容忍這種不平等現象——這未免太殘酷了。奪取這些奢侈品不也正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嗎?在這方麵還能有什麽別的準則?
一九四五——四六年，當時犯人們不是來自什麽別的地方，而是川流不息地從歐洲湧來。他們身上穿的，行囊裏裝的都是歐洲的稀罕物件，連押解隊的軍官們也抗不住了。他們的職務使他們躲開了火線，可是也使他們失去了在戰爭末期撈取戰利品的機會——你說這公平嗎?
在這種情況下，押解隊把盜竊犯和政治犯摻混在一起已經不是偶然的，不是由於倉促，不是因為空間不夠，而是為了謀求自己的私利。盜竊犯們也不辜負他們苦心：衣物從“海狸”身上剝下來，轉手就進了押解隊的箱子。
但是，如果海狸們已經裝進了車廂，列車已經開動，而盜賊卻一個沒有，嗯，幹脆一個也沒有裝上車，今天沿線哪一站都沒有遣送盜竊犯，那該怎麽辦?這種情形也聽說有過幾次。
一九四七年押送一批外國人由莫斯科去弗拉基米爾中心監獄服刑。第一次打開箱子就顯出他們有貴重物品。這時押解隊親自動手在車廂裏有條不紊地挑揀東西。為了防止遺漏，他們把犯人們脫得精光，叫他nl坐在廁所附近的地板上，押解隊仔細地翻看和挑揀他們所有的東西。押解隊沒有考慮到，這批犯人不是去勞改營，而是送往一座正經八百的監獄。到達目的地，科爾涅也夫提出一份書麵申訴，描寫了全部經過。那支押解隊被找回來了，對他們進行了搜查。查出了一部分東西歸還了原主;沒有查出的，給了賠償。據說押解人員分別判了十年至十五年。不過這類事情沒法核實，況且他們犯的是盜竊罪，在監獄裏是蹲不長的。
然而這是個例外的事件。那個押解隊長如果及時克製一下自己的貪慾，本來會明白，這種事頂好不要親自沾手。下麵還有一個比較簡單的事例，正因為簡單，所以可能是經常發生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在一節從莫斯科開往新西伯利亞城的“澤克”車廂裏(a·蘇濟正好在這節車裏被送解)正巧一個盜竊犯也沒有。旅程很長;當時的“斯托雷平”是慢慢爬的。押解隊長一點不用著急，他選好了適當的時間，宣布進行搜身，讓犯人單個地帶東西到走廊裏來。被叫到的必須按獄規脫光衣服，但是搜身的真實用意並不在此，因為被搜過的人又回到自己原來的擠得滿滿的包房。隨便什麽刀子、什麽違禁品都能在同房犯人中轉手。搜身的真正意圖是對全部私人物品——身上穿的，袋裏裝的——進行摸底。押解隊長(軍官)和他的助手(中土)站在這些口袋旁邊，他們對於長時間的搜身一點不感到厭煩，始終擺出一副傲慢的一本正經的神氣。罪惡的貪慾禁不住要冒到外麵來，但是軍官以假裝的冷漠將它按捺下去。他的處境如同一個老色鬼，眼巴巴地瞧著一些小姑娘，可是顧忌在場的旁人，對小姑娘們本身也有所顧忌，不知道該怎麽樣下手。他是多麽需要幾名盜竊犯啊!但是這批犯人裏偏偏沒有。
犯人裏沒有盜賊，可是有一些被監獄裏的盜賊氣氛薰染了的人。要知道，盜賊的榜樣有教育作用，是會引起人們效仿的：它指出監獄中有一條輕巧的生路。兩個不久以前的軍官——薩寧(海軍)和梅列日科夫——同關在一間包房裏。他們兩人都是“五十八條”，但目前已經轉向了。薩寧在梅列日科夫的支持下宣布自己是本包房的室長，他通過押解員請求隊長接見。(他看透了隊長的傲慢神氣，猜出他需要一名拉縴的!)這是破天荒的事，可是薩寧真地被叫出去了，而且在什麽地方進行了交談。另一間包房裏的什麽人也學著薩寧的榜樣求見隊長。那傢夥也被接見了。
第二天早上發麵包，不是按當時解犯口糧標準每人發五百五十克，而是二百五十克。
口糧發完了，開始有人小聲埋怨。有埋怨，可是因為害怕“集體行動”，這些政治犯沒有人出來說話。隻有一個人站出來大聲問發口糧的：
“首長公民!這口糧是多少分量?”
“該多少就是多少。”回答他說。
“我要求重新過秤，否則我不接受!”那個不要命的人高聲宣布。
整個車廂鴉雀無聲。許多人拿著口糧不往嘴裏放，他們等著，說不定連他們的也會給重新過秤。在這個節骨眼上，一位清白無假的軍官走了過來。在一片靜默中，他的話更加沉重地、更加不可抗拒地砸在每個人的心上：
“是誰在這裏發表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言論?”
眾人的心都不跳了。(有人會反駁說，這不過是很普通的手法。獄外隨便一個小頭頭都把自己宣布為蘇維埃政權，誰會去跟他當真呢!但是對於那些嚇怕了的人，對於那些被定了反蘇活動罪的人，這一手還是比較嚇人的。)
“是誰在這為口糧發動暴亂?”軍官咬定不放。
“中尉公民，我隻是想……”那個闖下了大禍的造反者已經在為自己辯解了。
“啊，是你?畜牲!是你不喜歡蘇維埃政權嗎?”
(為什麽要造反?為什麽要爭執?難道把這一小塊口糧吃下肚子，忍過去，不吭氣，不是簡單得多?瞧現在“卡脖”了…….
“臭死屍!反革命!應該把你這小子在絞架上過過秤，你還要給口糧過秤?!蘇維埃政權供你吃，供你喝，你這毒蛇還不滿意?知道你幹的事該怎麽處理嗎?……”
對押解隊一聲命令：“帶出來!”鐵鎖哐啷一響。“出來，手背過去!”倒黴蛋被帶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