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車開動了。你們可知道，沿著同一條蜿蜒曲折的軌道，跟隨著同一股煤煙，穿越過同一片田野，飛掠過同一排電線桿、草垛，百來個囚徒的苦厄困頓的命運，百來顆受盡熬煎的心正與你們同行。他們甚至比你們早幾秒鍾通過這一段道路——但是，那在你們的玻璃窗外的空氣中一閃而過的苦難，比之劃過水麵的手指隻能留下更少的痕跡。在熟悉而單調的列車生活中(開著口的臥具包，放在托盤上送來的茶水)，你們難道能夠領悟到有一幅多麽陰鬱可怖的情景僅僅在三秒鍾之前通過了你們現在所處的這個歐幾裏得空間?你們的車廂包房裏共坐了四位乘客，你們嫌擠，你們頗不滿意。可是難道你們能夠相信，難道你們能夠相信下麵這幾行字嗎?一瞬間之前駛過這個空間的同樣大小的一間包房裏坐著十四個人。而如果竟是二十五個人呢?如果竟是三十個呢?
“澤克車廂”——多麽令人厭惡的簡稱!劊子手們發明的簡稱無不如是。他們想說明這是運送犯人的車廂。但是這個字眼，除了在監獄的文書上，在哪裏也沒有站得住腳。囚犯們習慣於稱它為“斯托雷乎”車廂，或者簡單地叫做“斯托雷平”。
隨著我國鐵路交通的普及，押解囚犯的方式也在逐漸變化。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之前，發配西伯利亞的犯人還是步行或者騎馬。一八九六年列寧流放西伯利亞已經是乘坐普通的三等客車(和自由人在一起)了。他還曾向列車乘務員叫嚷說車裏擠得受不了呢。亞羅申科的名畫《到處是生活》讓我們看到的還是一節為運送囚犯而草草改裝過的四等客車：一切仍是原封不動。囚犯們像普通人一樣坐在裏麵，隻是窗口內外加了柵欄。這樣的車廂在俄國的鐵道上跑了很多年。有人記得，一九二七年發配時，就是乘坐這樣的車廂，隻是男女分開了。另一方麵，社會革命黨人特魯申回憶說，早在沙皇時代，他就曾經乘坐“斯托雷平”發配過，不過仍是按照克雷洛夫時代的老規矩，六人一間包房。
這種車廂的歷史是這樣的。它真的是在斯托雷平時期首次在鐵路上跑的：它設計於一九0八年，但是為了運輸前往國家東部去的移民用的，當時出現了一股強大的移民風，而車廂不夠。這種類型的車廂比普通客車車廂矮些，但比貨車車廂高得多，它有放家什或家禽的輔助空間(即現在的“半”包房，禁閉室)——但自然沒有任何柵欄，無論是在內部還是在窗口上。柵欄是被一種善於發明創造的思想裝上的，我傾向認為是布爾什維克的思想。可是這種車廂卻落了個斯托雷平的名字……這位大臣曾為把絞索稱為“斯托雷平領帶”一事要求和杜馬代表決鬥，但這種身後的誹謗他卻無法製止了。
要知道不能指控古拉格的長官們使用了“斯托雷平”這個術語——不，從來是用“澤克車廂”這個詞兒。這是我們犯人們，出於對官方名稱的牴觸，想按我們自己的意思給個粗野點的叫法，上當受騙地看上了前輩囚犯們(一算就知道是二十年代的囚犯)塞給我們的這個綽號。綽號的作者可能是什麽人?不會是“反革命”，他們不可能把沙皇內閣總理和契卡聯想在一起。這絕對隻可能是自己也沒想到地突然被拉進契卡絞肉機的“革命者”：或是社會革命黨員，或是無政府主義者(如果綽號出現在二十年代早期的話)，或是托洛茨基分子(如果是在二十年代末期的話)。過去曾以毒蛇之口殺害了這位偉大的俄國活動家，在他身後又以惡言穢語玷汙他的名聲。
但是因為這種車廂僅在二十年代才受到偏愛，得到普遍和專門的使用是從我國生活一切都整齊劃一了的三十年代起的(那時一定新製了許多這樣的車廂)，那麽把它稱作“斯大材而不是“斯托雷乎”才是公正的。
所謂“澤克車廂”就是一節普普通通的包房式客車。隻不過全車廂九間包房之中供囚犯乘坐的五間(這裏如同群島各處，一半設施是供看管人員使用的)不是用板壁而是用柵欄與走廊隔開。這是為了便於監視，柵欄的鐵條是斜向交叉的，像車站小花園的籬笆。它的高度直達車頂，因而取消了走廊頂棚上向包房裏麵開門的行李櫥。走廊一側的車窗是正常的，但是也加上了斜柵欄。囚犯乘坐的包房一側沒有車窗，隻是在二層鋪的高度有一個用固定的百葉窗遮住的氣孔，上麵也釘了柵欄(我們覺得這節車皮像是行李車，正是因為它沒有車窗)。包房的門向側麵推開，是鐵柵欄門。
這一切加在一起，從走廊裏看去很像動物園：在一長排柵欄後麵，一些略似人類的可憐巴巴的動物在地板上和鋪板上蜷縮著，用哀求的目光望著你，要喝的，要吃的。但是動物園裏從來不會把動物們這樣緊地擠在一起。
據外麵的工程人員計算，一間“史達林”包房，下鋪可以坐六人，中鋪(它整個連成一個統鋪，僅僅在靠門的地方留下一個供爬上爬下的缺口)可以躺三人，上麵的兩個行李架可以躺二人。現在，除了這十一個之外，再捅進十一個(最後幾個是看守員關門時用腳蹬進去的)。——瞧!這才是“史達林”包房的完全正常的定員。上層，每個行李架上各有兩人齜牙咧嘴地半躺半坐著，中層統鋪躺著五個(這是最有福氣的，這位子要動武才能搶到。如果包房裏有盜竊犯，睡在那兒的準是他們)，底下還剩十三名：下鋪一邊各坐五名，他們的腿之間的夾道裏坐三名。其他地方——人縫裏，人身上，人底下——放他們的東西。就這樣蜷著腿緊擠在一起，一晝夜一晝夜地坐著。
不，這樣幹並不是故意折磨人!已決犯是社會主義的勞動戰士，為什麽要折磨他呢?是要把他用到建設上的。但是，你們也會同意，他這不是去丈母娘家作客，總不能招待得叫外頭的人都眼紅吧。當前我國交通運輸有困難：他們到得了目的地，死不了人的。
從五十年代起，火車運行時刻正常了，囚犯們在路上的時間也就不太久，也就是那麽一兩天、兩三天。戰時和戰後幾年，情況要糟糕一些：“史達林”車廂從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哈薩克斯坦)到卡拉幹達可能走七晝夜(每間包房裏頭可是裝了二十五個人哪!);從卡拉幹達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八晝夜(每間包房二十六人)。甚至從古比雪夫到切利亞賓斯克這段距離，一九四五年八月蘇濟在“史達林”車廂裏麵也坐了好幾晝夜。他們一間包房裏裝了三十萬個。真的是人摞人。所有的人都在不斷地掙紮、搏鬥。而一九四六年秋，h·b·季莫費耶夫一列索夫斯基從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去莫斯科，包房裏竟有三十六人之多。整整幾晝夜他懸在人叢裏，腳不沾地。後來開始死人——死屍是從人們的腳底下拖出去的(誠然，不是馬上拖走，而是過了一天以後)——這才鬆動了一些。他這次去莫斯科全程用了三個星期。(可是到了莫斯科，發生了一件奇蹟之國的奇蹟，季莫費耶夫-列索夫斯基由軍官們親手抬出車廂，用小臥車接走了：原來把他搞來是為了要他推動我國科學的發展。)
“澤克車廂”——多麽令人厭惡的簡稱!劊子手們發明的簡稱無不如是。他們想說明這是運送犯人的車廂。但是這個字眼，除了在監獄的文書上，在哪裏也沒有站得住腳。囚犯們習慣於稱它為“斯托雷乎”車廂，或者簡單地叫做“斯托雷平”。
隨著我國鐵路交通的普及，押解囚犯的方式也在逐漸變化。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之前，發配西伯利亞的犯人還是步行或者騎馬。一八九六年列寧流放西伯利亞已經是乘坐普通的三等客車(和自由人在一起)了。他還曾向列車乘務員叫嚷說車裏擠得受不了呢。亞羅申科的名畫《到處是生活》讓我們看到的還是一節為運送囚犯而草草改裝過的四等客車：一切仍是原封不動。囚犯們像普通人一樣坐在裏麵，隻是窗口內外加了柵欄。這樣的車廂在俄國的鐵道上跑了很多年。有人記得，一九二七年發配時，就是乘坐這樣的車廂，隻是男女分開了。另一方麵，社會革命黨人特魯申回憶說，早在沙皇時代，他就曾經乘坐“斯托雷平”發配過，不過仍是按照克雷洛夫時代的老規矩，六人一間包房。
這種車廂的歷史是這樣的。它真的是在斯托雷平時期首次在鐵路上跑的：它設計於一九0八年，但是為了運輸前往國家東部去的移民用的，當時出現了一股強大的移民風，而車廂不夠。這種類型的車廂比普通客車車廂矮些，但比貨車車廂高得多，它有放家什或家禽的輔助空間(即現在的“半”包房，禁閉室)——但自然沒有任何柵欄，無論是在內部還是在窗口上。柵欄是被一種善於發明創造的思想裝上的，我傾向認為是布爾什維克的思想。可是這種車廂卻落了個斯托雷平的名字……這位大臣曾為把絞索稱為“斯托雷平領帶”一事要求和杜馬代表決鬥，但這種身後的誹謗他卻無法製止了。
要知道不能指控古拉格的長官們使用了“斯托雷平”這個術語——不，從來是用“澤克車廂”這個詞兒。這是我們犯人們，出於對官方名稱的牴觸，想按我們自己的意思給個粗野點的叫法，上當受騙地看上了前輩囚犯們(一算就知道是二十年代的囚犯)塞給我們的這個綽號。綽號的作者可能是什麽人?不會是“反革命”，他們不可能把沙皇內閣總理和契卡聯想在一起。這絕對隻可能是自己也沒想到地突然被拉進契卡絞肉機的“革命者”：或是社會革命黨員，或是無政府主義者(如果綽號出現在二十年代早期的話)，或是托洛茨基分子(如果是在二十年代末期的話)。過去曾以毒蛇之口殺害了這位偉大的俄國活動家，在他身後又以惡言穢語玷汙他的名聲。
但是因為這種車廂僅在二十年代才受到偏愛，得到普遍和專門的使用是從我國生活一切都整齊劃一了的三十年代起的(那時一定新製了許多這樣的車廂)，那麽把它稱作“斯大材而不是“斯托雷乎”才是公正的。
所謂“澤克車廂”就是一節普普通通的包房式客車。隻不過全車廂九間包房之中供囚犯乘坐的五間(這裏如同群島各處，一半設施是供看管人員使用的)不是用板壁而是用柵欄與走廊隔開。這是為了便於監視，柵欄的鐵條是斜向交叉的，像車站小花園的籬笆。它的高度直達車頂，因而取消了走廊頂棚上向包房裏麵開門的行李櫥。走廊一側的車窗是正常的，但是也加上了斜柵欄。囚犯乘坐的包房一側沒有車窗，隻是在二層鋪的高度有一個用固定的百葉窗遮住的氣孔，上麵也釘了柵欄(我們覺得這節車皮像是行李車，正是因為它沒有車窗)。包房的門向側麵推開，是鐵柵欄門。
這一切加在一起，從走廊裏看去很像動物園：在一長排柵欄後麵，一些略似人類的可憐巴巴的動物在地板上和鋪板上蜷縮著，用哀求的目光望著你，要喝的，要吃的。但是動物園裏從來不會把動物們這樣緊地擠在一起。
據外麵的工程人員計算，一間“史達林”包房，下鋪可以坐六人，中鋪(它整個連成一個統鋪，僅僅在靠門的地方留下一個供爬上爬下的缺口)可以躺三人，上麵的兩個行李架可以躺二人。現在，除了這十一個之外，再捅進十一個(最後幾個是看守員關門時用腳蹬進去的)。——瞧!這才是“史達林”包房的完全正常的定員。上層，每個行李架上各有兩人齜牙咧嘴地半躺半坐著，中層統鋪躺著五個(這是最有福氣的，這位子要動武才能搶到。如果包房裏有盜竊犯，睡在那兒的準是他們)，底下還剩十三名：下鋪一邊各坐五名，他們的腿之間的夾道裏坐三名。其他地方——人縫裏，人身上，人底下——放他們的東西。就這樣蜷著腿緊擠在一起，一晝夜一晝夜地坐著。
不，這樣幹並不是故意折磨人!已決犯是社會主義的勞動戰士，為什麽要折磨他呢?是要把他用到建設上的。但是，你們也會同意，他這不是去丈母娘家作客，總不能招待得叫外頭的人都眼紅吧。當前我國交通運輸有困難：他們到得了目的地，死不了人的。
從五十年代起，火車運行時刻正常了，囚犯們在路上的時間也就不太久，也就是那麽一兩天、兩三天。戰時和戰後幾年，情況要糟糕一些：“史達林”車廂從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哈薩克斯坦)到卡拉幹達可能走七晝夜(每間包房裏頭可是裝了二十五個人哪!);從卡拉幹達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八晝夜(每間包房二十六人)。甚至從古比雪夫到切利亞賓斯克這段距離，一九四五年八月蘇濟在“史達林”車廂裏麵也坐了好幾晝夜。他們一間包房裏裝了三十萬個。真的是人摞人。所有的人都在不斷地掙紮、搏鬥。而一九四六年秋，h·b·季莫費耶夫一列索夫斯基從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去莫斯科，包房裏竟有三十六人之多。整整幾晝夜他懸在人叢裏，腳不沾地。後來開始死人——死屍是從人們的腳底下拖出去的(誠然，不是馬上拖走，而是過了一天以後)——這才鬆動了一些。他這次去莫斯科全程用了三個星期。(可是到了莫斯科，發生了一件奇蹟之國的奇蹟，季莫費耶夫-列索夫斯基由軍官們親手抬出車廂，用小臥車接走了：原來把他搞來是為了要他推動我國科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