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趁著他的話音未落便記錄下他的這些論據——這真是一個極端稀有的機會，能夠獲得這種審判的當事人的類似“身後”的自白。我還認為，如果布哈林或李可夫向我們解釋自己在法庭上表現的那種難以理解的順從的原因，也會和這一樣：同樣的真心實意，同樣的對黨的忠誠，同樣的人的弱點，同樣由於沒有單獨的立場而缺乏進行鬥爭的精神支柱。)
因此，在審判中，雅庫博維奇不僅僅是順從地重複那一套單調乏味翻來覆去的謊話(這是史達林、他的徒弟們以及備受折磨的受審人的想像力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而且還扮演了自己答應給克雷連科的充滿激情的角色。
所謂孟什維克國外代表團(實質上就是他們的中央委員會的全部最高領導人)在《前進報》上刊登了自己與受審人劃清界線的聲明。他們寫道，這是一出最可恥的審判喜劇，它是建立在奸細的假供和不幸的被告在恐怖手段逼迫下做出的供述上的;絕大多數被告早已脫黨十年以上，並且從來也沒有恢復過關係;在審判中令人發笑地提到巨大的經費數額——全黨從來沒有過這麽多的錢。
克雷連科宣讀了文章後，請什維爾尼克讓受審人發表意見(也是像審理“工業黨”一案時那樣一下子牽動所有的線)。於是大家都發表了意見。大家都維護了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做法而反對孟什維克的中央……
現在雅庫博維奇回想起自己這次“回答”以及自己的最後陳述時是怎麽說的?他說，他決不是單單因為答應過克雷連科的要求才出來說話的，他說他當時不是隨隨便便地站起來的，而是像一塊小木片似地被憤恨和雄辯的激流捲起來的。是對誰的憤恨?飽嚐過刑訊，割過靜脈，多次死去活來的他，現在真地有著滿腔怒火——但不是對檢察長!不是對國家政治保衛局!——不是!而是對國外代表團!!!這就是心理學的對立麵變化!他們在國外過著安全和舒適的生活(甚至最貧困的流亡生活和盧賓卡相比當然也是舒適的)，不顧良心，隻顧自己——對於留在國內的這些人怎麽能一點不同情?怎麽能這樣厚顏無恥地聲明脫離關係並把這些不幸的人交給他們的命運播弄呢?(回答得頗有力量，於是審判的安排者便洋洋得意了。)
雅庫博維奇在一九六七年講這件事情的時候，還對國外代表團、對他們的出賣、聲明脫離關係、背叛社會主義革命(像他在一九一七年就曾責難過他們那樣)氣憤得渾身發抖。
然而當時我們手頭沒有審判的速記記錄。過了一段時間我搞到了它：他明明在審判時聲若洪鍾地說過，外國代表團受第二國際的委託向他們下達進行瞻害活動的指示——對他們也聲若洪鍾地表示過憤慨。國外的孟什維克寫的聲明並不是不講良心，隻顧自己，他們正是對審判的不幸犧牲者表示同情，但同時指出，這些人早已不是孟什維克——這也是實話。雅庫博維奇固執而真心地發了那麽大的火，究竟是為什麽呢?國外的孟什維克怎麽才能不使被告們聽任他們的命運播弄呢?
我們喜歡對不能回答的人，那些弱一些的人發脾氣。這是人身上固有的。在這種時候，證明我們有理的論據自己就會靈活地湊上來。
克雷連科在公訴詞中說，雅庫博維奇是一個反革命思想的狂熱分子，因此要求把他判處槍決!
雅庫博維奇不僅在那天感激得熱淚盈眶，而且直到今天，展轉蹲了許多的勞改營和監牢之後，還感謝克雷連科在審判時沒有貶低他，沒有侮辱他，沒有嘲笑他，而正確地把他稱為任熱分子(雖然是對立思想的狂熱分子)，並且要求給予他結束一切痛苦的幹脆的、高尚的槍決!雅庫博維奇自己也在最後陳述中表示同意：我所招認的(他對這個成功的提法“我所招認的”賦予極大的意義。明白人應當理解：不是我所犯的)罪行理應處以極刑—一因此我不請求寬恕!不請求留我一條性命!(旁邊坐著的格羅曼焦急起來了：“你發瘋了!你在同誌麵前沒有這樣的權利!”)
是呀，這對於檢察機關難道不是一種難得的發現嗎?
一九三六——三八年的那些審判難道還沒有得到說明嗎?
史達林難道不是通過這次審判終於明白並且相信了，他也完全可以把那些多嘴多舌的主要敵人圈進牛欄裏，他完全可以照樣把他們組織進這樣的一齣戲裏嗎?
請寬大為懷的讀者們饒恕我!寫到目前為止我的筆頭沒有發顫，心也沒有緊縮，我們滿不在乎地滑行著，因為這十五年內我們一直處在或是法製革命或是革命法製的可靠保護之下。但往後我們要感到痛心了：讀者記得，從赫魯雪夫開始，已經幾十次地向我們說明：“列寧的法製準則遭到破壞大體上是從一九三四年開始的。”
現在我們怎樣進入這個法製蕩然的深淵呢?我們怎樣度過過個痛苦的深水區呢?
不過，由於受審人姓名的顯赫，後來的這些審判是在全世界注目下進行的。人們對這些案件的注意經久不衰，有過許多著述，做過許多分析，將來還會分析。而我們隻是稍稍涉及一下它們的謎。
預先說明，雖然隻是三言兩語：出版的速記報告與審判中說的話並不完全相符。有一個作為經過挑選的聽眾之一旁聽過審判的作家，當場做過飛快的記錄，後來他確認存在著上述的不相符。所有的記者還注意到在克列斯津斯基身上發生的卡殼，當時不得不宣布休息，以便把他納入規定好的供述的軌道(我這樣想：審判前擬製了一種事故表報：第一欄——被告的姓名，第二欄——如果在法庭上離開了台詞，休息時採取什麽手段，第三欄——負責採取手段的契卡人員姓名。如果克列斯津斯基突然走了板，事先已經明確，誰該向他跑過去以及該怎麽辦)。“但速記記錄的不準確並不能改變整個畫麵，也不使之減色。全世界接連地看了三齣戲，三出規模宏大、耗資甚巨的戲，在這些戲裏，曾把整個世界搞得天翻地覆、驚惶不安的無畏的共產黨的大領袖們，出場時成了一隻隻垂頭喪氣的服服帖帖的山羊，命令他們叫什麽，他們就嘩嘩地叫什麽，他們把髒東西往自己身上嘔吐，卑躬屈節地貶辱自己和自己的信仰，招認自己犯下了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犯的罪行。
這在人類能記憶的歷史上是空前未有的。與不久前在萊比錫對季米特洛夫的審判對照起來，這特別令人震驚：季米特洛夫像一頭怒吼的獅子似地回答納粹的法官們，而這裏，和他同屬一個使整個世界發抖的鋼鐵勁旅中的同誌們(其中一些最大的人物曾被稱為“列寧的近衛軍”)，現在卻身上澆著自己的尿出現在法庭麵前。
雖然從那個時候起許多事情似乎已經得到了說明(做得特別成功的是阿爾圖爾·凱斯勒)——關於它們的謎仍然在廣泛地流傳著。
有人寫到過能夠使人喪失意誌的西藏迷藥，有人寫到過採用催眠術。在說明問題時千萬不要以為這是不值一顧的因素。如果內務人民委員部手裏有這樣的手段，能有什麽樣的道德準則妨礙他們採用這些手段呢?為什麽他們不去削弱、不去迷亂人的意誌呢?有人知道在二十年代有一些大催眠家放棄了巡迴表演活動，轉到國家政治保衛局去工作。三十年代在內務人民委員部下麵有過一所催眠術學校，這是確鑿的事實。加米涅夫的妻子在審判前得到允許同丈夫會見，發現他處於精神呆滯、不由自主的狀態(她來得及在自己被捕前說出了這件事)。
因此，在審判中，雅庫博維奇不僅僅是順從地重複那一套單調乏味翻來覆去的謊話(這是史達林、他的徒弟們以及備受折磨的受審人的想像力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而且還扮演了自己答應給克雷連科的充滿激情的角色。
所謂孟什維克國外代表團(實質上就是他們的中央委員會的全部最高領導人)在《前進報》上刊登了自己與受審人劃清界線的聲明。他們寫道，這是一出最可恥的審判喜劇，它是建立在奸細的假供和不幸的被告在恐怖手段逼迫下做出的供述上的;絕大多數被告早已脫黨十年以上，並且從來也沒有恢復過關係;在審判中令人發笑地提到巨大的經費數額——全黨從來沒有過這麽多的錢。
克雷連科宣讀了文章後，請什維爾尼克讓受審人發表意見(也是像審理“工業黨”一案時那樣一下子牽動所有的線)。於是大家都發表了意見。大家都維護了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做法而反對孟什維克的中央……
現在雅庫博維奇回想起自己這次“回答”以及自己的最後陳述時是怎麽說的?他說，他決不是單單因為答應過克雷連科的要求才出來說話的，他說他當時不是隨隨便便地站起來的，而是像一塊小木片似地被憤恨和雄辯的激流捲起來的。是對誰的憤恨?飽嚐過刑訊，割過靜脈，多次死去活來的他，現在真地有著滿腔怒火——但不是對檢察長!不是對國家政治保衛局!——不是!而是對國外代表團!!!這就是心理學的對立麵變化!他們在國外過著安全和舒適的生活(甚至最貧困的流亡生活和盧賓卡相比當然也是舒適的)，不顧良心，隻顧自己——對於留在國內的這些人怎麽能一點不同情?怎麽能這樣厚顏無恥地聲明脫離關係並把這些不幸的人交給他們的命運播弄呢?(回答得頗有力量，於是審判的安排者便洋洋得意了。)
雅庫博維奇在一九六七年講這件事情的時候，還對國外代表團、對他們的出賣、聲明脫離關係、背叛社會主義革命(像他在一九一七年就曾責難過他們那樣)氣憤得渾身發抖。
然而當時我們手頭沒有審判的速記記錄。過了一段時間我搞到了它：他明明在審判時聲若洪鍾地說過，外國代表團受第二國際的委託向他們下達進行瞻害活動的指示——對他們也聲若洪鍾地表示過憤慨。國外的孟什維克寫的聲明並不是不講良心，隻顧自己，他們正是對審判的不幸犧牲者表示同情，但同時指出，這些人早已不是孟什維克——這也是實話。雅庫博維奇固執而真心地發了那麽大的火，究竟是為什麽呢?國外的孟什維克怎麽才能不使被告們聽任他們的命運播弄呢?
我們喜歡對不能回答的人，那些弱一些的人發脾氣。這是人身上固有的。在這種時候，證明我們有理的論據自己就會靈活地湊上來。
克雷連科在公訴詞中說，雅庫博維奇是一個反革命思想的狂熱分子，因此要求把他判處槍決!
雅庫博維奇不僅在那天感激得熱淚盈眶，而且直到今天，展轉蹲了許多的勞改營和監牢之後，還感謝克雷連科在審判時沒有貶低他，沒有侮辱他，沒有嘲笑他，而正確地把他稱為任熱分子(雖然是對立思想的狂熱分子)，並且要求給予他結束一切痛苦的幹脆的、高尚的槍決!雅庫博維奇自己也在最後陳述中表示同意：我所招認的(他對這個成功的提法“我所招認的”賦予極大的意義。明白人應當理解：不是我所犯的)罪行理應處以極刑—一因此我不請求寬恕!不請求留我一條性命!(旁邊坐著的格羅曼焦急起來了：“你發瘋了!你在同誌麵前沒有這樣的權利!”)
是呀，這對於檢察機關難道不是一種難得的發現嗎?
一九三六——三八年的那些審判難道還沒有得到說明嗎?
史達林難道不是通過這次審判終於明白並且相信了，他也完全可以把那些多嘴多舌的主要敵人圈進牛欄裏，他完全可以照樣把他們組織進這樣的一齣戲裏嗎?
請寬大為懷的讀者們饒恕我!寫到目前為止我的筆頭沒有發顫，心也沒有緊縮，我們滿不在乎地滑行著，因為這十五年內我們一直處在或是法製革命或是革命法製的可靠保護之下。但往後我們要感到痛心了：讀者記得，從赫魯雪夫開始，已經幾十次地向我們說明：“列寧的法製準則遭到破壞大體上是從一九三四年開始的。”
現在我們怎樣進入這個法製蕩然的深淵呢?我們怎樣度過過個痛苦的深水區呢?
不過，由於受審人姓名的顯赫，後來的這些審判是在全世界注目下進行的。人們對這些案件的注意經久不衰，有過許多著述，做過許多分析，將來還會分析。而我們隻是稍稍涉及一下它們的謎。
預先說明，雖然隻是三言兩語：出版的速記報告與審判中說的話並不完全相符。有一個作為經過挑選的聽眾之一旁聽過審判的作家，當場做過飛快的記錄，後來他確認存在著上述的不相符。所有的記者還注意到在克列斯津斯基身上發生的卡殼，當時不得不宣布休息，以便把他納入規定好的供述的軌道(我這樣想：審判前擬製了一種事故表報：第一欄——被告的姓名，第二欄——如果在法庭上離開了台詞，休息時採取什麽手段，第三欄——負責採取手段的契卡人員姓名。如果克列斯津斯基突然走了板，事先已經明確，誰該向他跑過去以及該怎麽辦)。“但速記記錄的不準確並不能改變整個畫麵，也不使之減色。全世界接連地看了三齣戲，三出規模宏大、耗資甚巨的戲，在這些戲裏，曾把整個世界搞得天翻地覆、驚惶不安的無畏的共產黨的大領袖們，出場時成了一隻隻垂頭喪氣的服服帖帖的山羊，命令他們叫什麽，他們就嘩嘩地叫什麽，他們把髒東西往自己身上嘔吐，卑躬屈節地貶辱自己和自己的信仰，招認自己犯下了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犯的罪行。
這在人類能記憶的歷史上是空前未有的。與不久前在萊比錫對季米特洛夫的審判對照起來，這特別令人震驚：季米特洛夫像一頭怒吼的獅子似地回答納粹的法官們，而這裏，和他同屬一個使整個世界發抖的鋼鐵勁旅中的同誌們(其中一些最大的人物曾被稱為“列寧的近衛軍”)，現在卻身上澆著自己的尿出現在法庭麵前。
雖然從那個時候起許多事情似乎已經得到了說明(做得特別成功的是阿爾圖爾·凱斯勒)——關於它們的謎仍然在廣泛地流傳著。
有人寫到過能夠使人喪失意誌的西藏迷藥，有人寫到過採用催眠術。在說明問題時千萬不要以為這是不值一顧的因素。如果內務人民委員部手裏有這樣的手段，能有什麽樣的道德準則妨礙他們採用這些手段呢?為什麽他們不去削弱、不去迷亂人的意誌呢?有人知道在二十年代有一些大催眠家放棄了巡迴表演活動，轉到國家政治保衛局去工作。三十年代在內務人民委員部下麵有過一所催眠術學校，這是確鑿的事實。加米涅夫的妻子在審判前得到允許同丈夫會見，發現他處於精神呆滯、不由自主的狀態(她來得及在自己被捕前說出了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