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雷連科在那些法庭上的講話中，對於蘇維埃法院的一般任務作了更加坦率更加明確的表述：法院“同時是法的創造者(黑體是克雷連科改的)……又是政治的工具”(第三頁，黑體是我改的——作者)。
是法的創造者，因為四年沒有任何法典，沙皇的扔掉了，自己的沒有製訂出來。“我不要聽那種話，什麽我們的刑事法院隻應當依據現行的成文規範進行工作。我們生活在革命的過程中……”(第四0七頁)“革命法庭不是那種使法律的奧妙和狡猾伎倆得以復活的法院……我們創造著新的法和新的道德規範(第二十二頁)——不管你們在這裏說多少什麽權利、公正的永恆法則之類的東西，我們知道，……這些東西使我們付出過多昂貴的代價。”(第五0五頁，著重點是我加的——作者)
(可是，如果把你們的刑期同我們的刑期比一比，代價也許並不算貴吧?也許有了永恆的公正——要稍微舒服一些?……)
不需要法律上的奧妙，是因為不必去弄清楚——受審人有罪還是無罪：罪的概念，這是舊的資產階級概念，現在已經被排除了(第三一八頁)。
總之，我們聽到克雷連科同誌說，革命法庭——這不是那種法院!另一次我們還會聽到他說，革命法庭——這一般說不是法院：“革命法庭是工人進行階級鬥爭的機關，是用來對付敵人的。”它的活動應當“從革命利益的觀點出發……念念不忘達到最符合工農群眾願望的結果。”(第七十三頁)
人並不是人，而是“一定的思想的一定的代表者。”“不管「被告」有怎樣的個人素質，對他隻能適用一個評價方法：這就是從階級適宜性的觀點出發所做的評價。”(第七十九頁)
這就是說，隻有你的存在對工人階級適宜的時候，你才能存在。“如果這種適宜性需要使懲罰之劍落到被告的頭上，那末無論怎樣……用言語解辯也都無濟於事。”(第八十一頁)例如律師的論據等等。“在我們的革命法院裏，我們遵循的不是條文，也不是減輕處罰情節的程度;在革命法庭裏，我們應當以適宜性的考慮作為出發點。”(第五二四頁)
在那些年代，許多人遇到這樣的情況：活著，活著，突然間得知，他們的存在是不適宜的。
應當這樣理解：使一個被告遭到懲罰的，不是他已經做了的事，而是如果不槍斃他，他將來會做的事。“我們不僅防患於已然，而且還防患於未然。”(第八十二頁)
克雷連科同誌的聲明是清楚的，並且有普遍意義。他已經和盤托出了那一時期司法工作的真麵目。透過春天的水氣，突然露出了秋天的清朗。也許不需要再往下分析了?不需要一件一件地翻閱那些舊案了?到處都是堅決按照上述聲明的精神辦事的。
隻請大家眯縫起眼睛想像出一間還不是金碧輝煌的狹小審判廳、一批身穿儉樸的弗列奇式上裝、體格消瘦、臉蛋上還沒有長稻子的熱心真理的革命法庭幹部。公訴當局(克雷連科喜歡這樣稱呼自己)身上穿的便服上裝敞開著，領子的開口處露出水兵襯衫的一角。
最高公訴人用這樣的俄語表達意思：“我感興趣的是事實問題!”“請把趨向的契機具體化一下!”“我們是在作客觀真理方麵的分析。”有時，你瞧，忽然露一手，蹦出一個拉丁文諺語(誠然，從一個案子到另一個案子老用同一個諺語，經過幾年再出現另一個諺語)。要知道在革命的奔波中念完了兩個係可不是說著玩的。他引起別人好感的地方是他常把被告罵個痛快：“職業惡棍!”並且他毫不假仁假義。一個女被告的微笑使他很不受用，他在還沒有作出任何判決以前便威嚴地對她吆喝：“對您，伊萬諾娃女公民，連同您的譏笑，我們會定出價錢，我們會找到辦法，做到使時遠也不會再笑!”(第二九六頁，著重點是我加的——作者)
那末我們就著手來分析吧?……
1《俄羅斯新聞》寨。這是最初和最早的一次審判——對言論的審判。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這家著名的“教授”報紙刊登了薩文科夫的《寫自途中》。當然更樂意把薩文科夫本人逮住，但是，該死的途中，上哪兒去找他呢?於是封閉了報館，把年邁的編輯葉戈羅夫拖上了受審席，請他解釋怎敢這樣做?因為新時代已經有四個月了，該習慣了!
葉戈羅夫天真地辯解說，文章是一個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寫的，他的意見，不管編輯部是否同意，能夠引起普遍的興趣。他接著辯解;他不認為薩文科夫以下論斷是誹謗，即“不要忘記，列寧、納坦鬆及其同夥是經過柏林回到俄國的，也就是說德國當局在他們返回祖國時給了他們幫助。”——因為實際上正是這樣，作為交戰國的德意誌帝國幫助了列寧同誌回國。
克雷連科喊叫說，他也不會以誹謗罪提起公訴(為什麽不呢?……)，報紙受到審判是因為它企圖影響思想(難道報紙敢於抱這種目的嗎?!)。
薩文科夫的下麵這句話也沒有當作報紙的一項罪名：“隻有瘋子罪犯才能認真斷言國際無產階級會支持我們。”——因為它反正還會支持我們的……
因企圖影響思想得到的判決是：這份一八六四年創辦、熬過了各種不可思議的反動時期——洛裏斯-麥利科夫的、波別多諾斯采夫的、斯托雷平的、卡索的以及還有什麽人的——的報紙，從今永遠封閉!而編輯者葉戈羅夫……說起來都難為情，好似在什麽希臘那樣……得到三個月的單獨監禁(如果好好想想也不至那麽難為情：須知這隻是一九一八年呀!要是老頭兒活下來——那又會給關進去的，而且還會好多次被關進去)。
行賄和受賄在俄羅斯自古已然，在蘇聯將永世長存，但在這些風雷激盪的年代，也照樣親熱地行賄和受賄，實在有點奇怪。向司法機關送禮之風竟然盛極一時。還要戰戰兢兢地補充一句——禮物也送到了契卡門上。燙金精裝的大部頭歷史對此緘默不語，但老人們，目擊者們回憶說，革命初年與史達林時期不同，被捕的政治犯的命運大大取決於賄賂：毫不拘束地收受賄賂並在受賄後誠實地放人。克雷連科隻挑選了五年內的十二起案件，就告訴了我們兩起這樣的審判。嗚呼，莫斯科革命法庭和最高革命法庭都是經過歪門邪道才擠入完美的境地，它們都曾陷進過不體麵的事件。
2莫斯科革命法庭三名偵查員案(一九一八年四月)。一九一八年三月，逮捕了一名倒賣金條的投機商貝利澤。他的妻子，按當時的慣例，開始尋找贖買丈夫的途徑，她通過輾轉介紹打通了和一個偵查員的關係，這個人又拉進了另外兩個。在秘密會晤時，他們向她索取二十五萬盧布，經過討價還價減少到六萬，講定先付一半，通過格林律師接頭。如果那個女的不是在錢上摳門，如果她如數交給格林三萬預付款而不是一萬五，更主要的如果不是由於婦道人家的慌亂一夜間改變了主意，認為這個律師不可靠，第二天早晨又急忙去找新的律師雅庫洛夫，那末，一切本來會像幾百宗同類交易那樣順順噹噹過去，根本不會有人知道，案子也不會寫進克雷連科的編年史，也不會寫進我們的編年史(也更不至於提到人民委員會的會議桌上)。究竟是誰決定讓偵查員們吃吃苦頭，書裏沒講，但看來就是那個雅庫洛夫。
是法的創造者，因為四年沒有任何法典，沙皇的扔掉了，自己的沒有製訂出來。“我不要聽那種話，什麽我們的刑事法院隻應當依據現行的成文規範進行工作。我們生活在革命的過程中……”(第四0七頁)“革命法庭不是那種使法律的奧妙和狡猾伎倆得以復活的法院……我們創造著新的法和新的道德規範(第二十二頁)——不管你們在這裏說多少什麽權利、公正的永恆法則之類的東西，我們知道，……這些東西使我們付出過多昂貴的代價。”(第五0五頁，著重點是我加的——作者)
(可是，如果把你們的刑期同我們的刑期比一比，代價也許並不算貴吧?也許有了永恆的公正——要稍微舒服一些?……)
不需要法律上的奧妙，是因為不必去弄清楚——受審人有罪還是無罪：罪的概念，這是舊的資產階級概念，現在已經被排除了(第三一八頁)。
總之，我們聽到克雷連科同誌說，革命法庭——這不是那種法院!另一次我們還會聽到他說，革命法庭——這一般說不是法院：“革命法庭是工人進行階級鬥爭的機關，是用來對付敵人的。”它的活動應當“從革命利益的觀點出發……念念不忘達到最符合工農群眾願望的結果。”(第七十三頁)
人並不是人，而是“一定的思想的一定的代表者。”“不管「被告」有怎樣的個人素質，對他隻能適用一個評價方法：這就是從階級適宜性的觀點出發所做的評價。”(第七十九頁)
這就是說，隻有你的存在對工人階級適宜的時候，你才能存在。“如果這種適宜性需要使懲罰之劍落到被告的頭上，那末無論怎樣……用言語解辯也都無濟於事。”(第八十一頁)例如律師的論據等等。“在我們的革命法院裏，我們遵循的不是條文，也不是減輕處罰情節的程度;在革命法庭裏，我們應當以適宜性的考慮作為出發點。”(第五二四頁)
在那些年代，許多人遇到這樣的情況：活著，活著，突然間得知，他們的存在是不適宜的。
應當這樣理解：使一個被告遭到懲罰的，不是他已經做了的事，而是如果不槍斃他，他將來會做的事。“我們不僅防患於已然，而且還防患於未然。”(第八十二頁)
克雷連科同誌的聲明是清楚的，並且有普遍意義。他已經和盤托出了那一時期司法工作的真麵目。透過春天的水氣，突然露出了秋天的清朗。也許不需要再往下分析了?不需要一件一件地翻閱那些舊案了?到處都是堅決按照上述聲明的精神辦事的。
隻請大家眯縫起眼睛想像出一間還不是金碧輝煌的狹小審判廳、一批身穿儉樸的弗列奇式上裝、體格消瘦、臉蛋上還沒有長稻子的熱心真理的革命法庭幹部。公訴當局(克雷連科喜歡這樣稱呼自己)身上穿的便服上裝敞開著，領子的開口處露出水兵襯衫的一角。
最高公訴人用這樣的俄語表達意思：“我感興趣的是事實問題!”“請把趨向的契機具體化一下!”“我們是在作客觀真理方麵的分析。”有時，你瞧，忽然露一手，蹦出一個拉丁文諺語(誠然，從一個案子到另一個案子老用同一個諺語，經過幾年再出現另一個諺語)。要知道在革命的奔波中念完了兩個係可不是說著玩的。他引起別人好感的地方是他常把被告罵個痛快：“職業惡棍!”並且他毫不假仁假義。一個女被告的微笑使他很不受用，他在還沒有作出任何判決以前便威嚴地對她吆喝：“對您，伊萬諾娃女公民，連同您的譏笑，我們會定出價錢，我們會找到辦法，做到使時遠也不會再笑!”(第二九六頁，著重點是我加的——作者)
那末我們就著手來分析吧?……
1《俄羅斯新聞》寨。這是最初和最早的一次審判——對言論的審判。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這家著名的“教授”報紙刊登了薩文科夫的《寫自途中》。當然更樂意把薩文科夫本人逮住，但是，該死的途中，上哪兒去找他呢?於是封閉了報館，把年邁的編輯葉戈羅夫拖上了受審席，請他解釋怎敢這樣做?因為新時代已經有四個月了，該習慣了!
葉戈羅夫天真地辯解說，文章是一個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寫的，他的意見，不管編輯部是否同意，能夠引起普遍的興趣。他接著辯解;他不認為薩文科夫以下論斷是誹謗，即“不要忘記，列寧、納坦鬆及其同夥是經過柏林回到俄國的，也就是說德國當局在他們返回祖國時給了他們幫助。”——因為實際上正是這樣，作為交戰國的德意誌帝國幫助了列寧同誌回國。
克雷連科喊叫說，他也不會以誹謗罪提起公訴(為什麽不呢?……)，報紙受到審判是因為它企圖影響思想(難道報紙敢於抱這種目的嗎?!)。
薩文科夫的下麵這句話也沒有當作報紙的一項罪名：“隻有瘋子罪犯才能認真斷言國際無產階級會支持我們。”——因為它反正還會支持我們的……
因企圖影響思想得到的判決是：這份一八六四年創辦、熬過了各種不可思議的反動時期——洛裏斯-麥利科夫的、波別多諾斯采夫的、斯托雷平的、卡索的以及還有什麽人的——的報紙，從今永遠封閉!而編輯者葉戈羅夫……說起來都難為情，好似在什麽希臘那樣……得到三個月的單獨監禁(如果好好想想也不至那麽難為情：須知這隻是一九一八年呀!要是老頭兒活下來——那又會給關進去的，而且還會好多次被關進去)。
行賄和受賄在俄羅斯自古已然，在蘇聯將永世長存，但在這些風雷激盪的年代，也照樣親熱地行賄和受賄，實在有點奇怪。向司法機關送禮之風竟然盛極一時。還要戰戰兢兢地補充一句——禮物也送到了契卡門上。燙金精裝的大部頭歷史對此緘默不語，但老人們，目擊者們回憶說，革命初年與史達林時期不同，被捕的政治犯的命運大大取決於賄賂：毫不拘束地收受賄賂並在受賄後誠實地放人。克雷連科隻挑選了五年內的十二起案件，就告訴了我們兩起這樣的審判。嗚呼，莫斯科革命法庭和最高革命法庭都是經過歪門邪道才擠入完美的境地，它們都曾陷進過不體麵的事件。
2莫斯科革命法庭三名偵查員案(一九一八年四月)。一九一八年三月，逮捕了一名倒賣金條的投機商貝利澤。他的妻子，按當時的慣例，開始尋找贖買丈夫的途徑，她通過輾轉介紹打通了和一個偵查員的關係，這個人又拉進了另外兩個。在秘密會晤時，他們向她索取二十五萬盧布，經過討價還價減少到六萬，講定先付一半，通過格林律師接頭。如果那個女的不是在錢上摳門，如果她如數交給格林三萬預付款而不是一萬五，更主要的如果不是由於婦道人家的慌亂一夜間改變了主意，認為這個律師不可靠，第二天早晨又急忙去找新的律師雅庫洛夫，那末，一切本來會像幾百宗同類交易那樣順順噹噹過去，根本不會有人知道，案子也不會寫進克雷連科的編年史，也不會寫進我們的編年史(也更不至於提到人民委員會的會議桌上)。究竟是誰決定讓偵查員們吃吃苦頭，書裏沒講，但看來就是那個雅庫洛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