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大家都為我們所遭遇的事情感到吃驚，他卻覺得周圍發生的事情都在意料之內——正因如此，他在監室中是完全孤獨的。
我一年後才理解了他在監獄中的行為：我又回到布蒂爾卡，在七十個監室之中的一間裏我遇見了亞謝維奇的一些年輕的同案人，他們都已判了十年和十五年。在一張捲菸紙上印著他們整個集團的判決，不知何故卻落在他們手中。名單上的第一名就是亞謝維奇，給他的判決是——槍決。原來他從桌子到門之間來回踱步時，用那沒有衰老的眼光透過牆壁所看到的、所預見到的是這個呀!但是，忠於生活道路的毫不後悔的意識給了他以不尋常的力量。
在流亡分子中間也有我的一個同齡人伊戈爾·特朗科。我同他交上了朋友。兩人都是衰弱的、幹枯的，灰黃色的皮膚包著骨頭(當真我們為什麽這樣垮了下來?我想是由於精神上的惘然失措)。兩個人都是瘦長條兒，在布蒂爾卡放風的院子裏，一陣夏風吹來就會搖晃，我們老是在一起邁著老年人的小心步子，談論我們生活的對比。我與他在同一年生於俄國的南方。當我們兩人還在吃奶的時候，命運之神就從他的破舊的袋子中掏出了一根短稻草塞給我，而給了他一根長的。於是他的小圓球兒就滾到了海外，雖然他的“白衛分子”父親隻是一個普通的貧窮的報務員。
通過他的生活設想一下在國外的我這一代同胞的情況，使我感到強烈的興趣。盡管家庭收入頗為有限甚至十分拮據，他們仍是在良好的家庭督導下長大的。他們都受到完美的教育，並盡可能地得到了深造的機會。他們是在不知道恐懼和鎮壓的環境中成長的，雖然在他們還沒有壯大以前，各種白黨組織的某種權威的壓力曾經懸在他們頭上。他們長大了，但沒有染上那些籠罩整個歐洲青年的時代惡習(犯罪率高，生活態度輕率、無所用心、放蕩)——這是因為他們好似在家庭的不可磨滅的不幸的陰影下長大的。他們生長在不同國家，但是都把俄國當做是自己唯一的祖國。他們的精神教育來自俄國文學，由於他們的祖國僅止於文學，文學的背後並不存在第一性的實體的祖國，因而更受他們珍愛。他們接觸的現代出版物比我們範圍廣泛得多，內容充實得多，而偏偏蘇聯的出版物他們見到的很少，他們對這個缺陷感覺得最尖銳，他們以為，正是由於這個緣故，他們才不能理解關於蘇維埃俄國的主要的、最崇高最美好的東西，而他們所獲知的都是歪曲、謊話、不完全。關於我們真實的生活他們隻有最貧乏的概念，但懷念祖國之情是那麽深切，如果在一九四一年對他們發出一聲召喚，他們便會紛紛加入紅軍，甚至會感到去死亡要比活下來更為甜蜜。這批在二十五到二十七歲的青年已經有了並堅持了某些與年老將軍和政治家們的意見不相符合的觀點。例如，伊戈爾的小組是“非預決派”。他們宣稱，沒有與祖國分擔過以往幾十年的全部複雜重負的人，對於俄國的前途便沒有任何決定權，甚至沒有提出任何建議的權利，隻能前去為人民所決定的東西貢獻力量。
我們一起在板鋪上躺過了許多時間。我盡可能地理解了他的世界，這個會見向我揭示了(以後其他的會見也證實了)一個觀念，即內戰時期相當大一部分精神力量的外流，從我國帶走了俄羅斯文化的一個巨大而重要的分支。而每一個真正熱愛俄羅斯文化的人都將力求使這兩個分支——本國的和國外的——重新結合起來。隻有那時，它才是完全的，隻有那時，它才能顯示出健康發展的能力。
我幻想著活到這一天。
人是軟弱的，軟弱的。歸根結底連我們中間最固執的人在那年春天也想得到寬恕，決意犧牲許多東西來換取一小塊生命。流行過這樣一個笑話：“被告，你的最後陳述!”“送我到什麽地方都可以，隻要那裏有蘇維埃政權!還有——陽光……”我們不會有失去蘇維埃政權的危險，倒是有失掉陽光的危險……。誰也不願意到最遠的北極地帶去，不願意去得壞血病，去得營養不良症。在監室裏不知為什麽特別盛行關於阿爾泰的傳說。極少數以前去過那裏的人，尤其是沒有去過的人，把同監難友引入一場美夢：阿爾泰可是好地方!既有西伯利亞的遼闊，又有溫和的氣候。小麥堆滿岸，蜜糖流成河，草原和山嶺，羊群、野物、魚蝦。人煙茂盛的富裕的農村……
囚犯們關於阿爾泰的憧憬——是否是舊時農民對它的憧憬的繼續?在阿爾泰曾經有過所謂內閣的土地，因為這個緣故，它與西伯利亞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對移民在長時間內是比較不開放的。——但農民們最嚮往的正是上那裏去(並且不斷地向那裏移居)這種持久的傳說是否由此而來的呢?
啊，往這個安靜地方躲起來吧!聽聽雄雞在清新空氣中的清脆響亮的歌聲!撫摸撫摸善良嚴肅的馬勝!一切偉大的問題統統見鬼去吧，讓別的什麽人，傻一點的人去為你們傷腦筋吧。躲開偵查員的罵娘和對你全部生活的厭人的盤詰，躲開監獄門鎖的響聲，躲開監室裏令人窒息的悶熱，在這裏好好休息休息。我們都隻有一次生命，它是渺小短促的——而我們卻作孽地把它塞到別人的機槍下麵去，或者帶著它，帶著這純潔無暇的生命鑽到政治的骯髒垃圾堆裏去。那裏，在阿爾泰，似乎可以住在靠近森林的村邊上最低矮最黑暗的小房子裏。不是為了檢樹枝，不是為了摘蘑菇，而是隨便往森林裏走走，摟住兩根樹幹：我的親愛的!我再也不需要什麽了!……
那一年的春天本身就呼喚著人們的善心：它是如此浩大的戰爭結束的春天!我們看到，數以百萬計的我們這樣的囚犯正流入監獄，還有大大超過此數的囚犯在勞改營中等著我們，取得空前偉大的世界性勝利之後，怎麽可能把那麽多的人留在監獄裏?現在把我們關著大概隻不過是嚇唬嚇唬，好使我們記得牢些吧。當然會頒布大赦，我們大家很快就會被放出去。有人甚至賭咒發誓說，他親自在報上讀到過，史達林回答美國記者(姓名嗎?——我記不得了……)時說，戰後我國將實行一次世界上從未見過的大赦。偵查員也確實親自對什麽人說過很快要宣布普遍的大赦(這些傳聞對偵查員是有利的，它們能夠削弱我們的意誌：算了，簽字吧，反正不會呆久的)。
但是——對於善心需要有理智。
我們中間少數頭腦清醒的人說什麽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從未對政治犯實行過大赦——而且永遠不會，我們聽不進去這類喪氣話。(一個熟知監牢掌故的眼線還跳出來回答：“在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十周年前夕，所有的監獄都空了，在上麵掛起了白旗!”這種監獄上掛白旗的驚人景象——為什麽是白旗?——特別使人動心。)我們沒有理會我們中間那些明白事理的人的解釋：正是因為戰爭已經結束，所以我們幾百萬人才去蹲在這裏——前線再也不需要我們，對於後方，我們是危險分子，而在遙遠的建築工地上沒有我們連一塊磚也放不上去(我們心裏還有個人利益作怪，所以不能領會史達林的縱然不是惡毒的，至少也是簡單的經濟上的打算!現在有誰在復員以後還願意拋棄家庭、房子，到那還沒有道路，還沒有房屋的科雷馬去，到沃爾庫塔去，到西伯利亞去?這已經幾乎是國家計委的一項任務：給內務部下達抓人的控製數字)。大赦!我們等待和渴望著的寬大、廣泛的大赦!據說，在英國甚至在加冕周年紀念都有大赦，就是說每一年都有大赦!
我一年後才理解了他在監獄中的行為：我又回到布蒂爾卡，在七十個監室之中的一間裏我遇見了亞謝維奇的一些年輕的同案人，他們都已判了十年和十五年。在一張捲菸紙上印著他們整個集團的判決，不知何故卻落在他們手中。名單上的第一名就是亞謝維奇，給他的判決是——槍決。原來他從桌子到門之間來回踱步時，用那沒有衰老的眼光透過牆壁所看到的、所預見到的是這個呀!但是，忠於生活道路的毫不後悔的意識給了他以不尋常的力量。
在流亡分子中間也有我的一個同齡人伊戈爾·特朗科。我同他交上了朋友。兩人都是衰弱的、幹枯的，灰黃色的皮膚包著骨頭(當真我們為什麽這樣垮了下來?我想是由於精神上的惘然失措)。兩個人都是瘦長條兒，在布蒂爾卡放風的院子裏，一陣夏風吹來就會搖晃，我們老是在一起邁著老年人的小心步子，談論我們生活的對比。我與他在同一年生於俄國的南方。當我們兩人還在吃奶的時候，命運之神就從他的破舊的袋子中掏出了一根短稻草塞給我，而給了他一根長的。於是他的小圓球兒就滾到了海外，雖然他的“白衛分子”父親隻是一個普通的貧窮的報務員。
通過他的生活設想一下在國外的我這一代同胞的情況，使我感到強烈的興趣。盡管家庭收入頗為有限甚至十分拮據，他們仍是在良好的家庭督導下長大的。他們都受到完美的教育，並盡可能地得到了深造的機會。他們是在不知道恐懼和鎮壓的環境中成長的，雖然在他們還沒有壯大以前，各種白黨組織的某種權威的壓力曾經懸在他們頭上。他們長大了，但沒有染上那些籠罩整個歐洲青年的時代惡習(犯罪率高，生活態度輕率、無所用心、放蕩)——這是因為他們好似在家庭的不可磨滅的不幸的陰影下長大的。他們生長在不同國家，但是都把俄國當做是自己唯一的祖國。他們的精神教育來自俄國文學，由於他們的祖國僅止於文學，文學的背後並不存在第一性的實體的祖國，因而更受他們珍愛。他們接觸的現代出版物比我們範圍廣泛得多，內容充實得多，而偏偏蘇聯的出版物他們見到的很少，他們對這個缺陷感覺得最尖銳，他們以為，正是由於這個緣故，他們才不能理解關於蘇維埃俄國的主要的、最崇高最美好的東西，而他們所獲知的都是歪曲、謊話、不完全。關於我們真實的生活他們隻有最貧乏的概念，但懷念祖國之情是那麽深切，如果在一九四一年對他們發出一聲召喚，他們便會紛紛加入紅軍，甚至會感到去死亡要比活下來更為甜蜜。這批在二十五到二十七歲的青年已經有了並堅持了某些與年老將軍和政治家們的意見不相符合的觀點。例如，伊戈爾的小組是“非預決派”。他們宣稱，沒有與祖國分擔過以往幾十年的全部複雜重負的人，對於俄國的前途便沒有任何決定權，甚至沒有提出任何建議的權利，隻能前去為人民所決定的東西貢獻力量。
我們一起在板鋪上躺過了許多時間。我盡可能地理解了他的世界，這個會見向我揭示了(以後其他的會見也證實了)一個觀念，即內戰時期相當大一部分精神力量的外流，從我國帶走了俄羅斯文化的一個巨大而重要的分支。而每一個真正熱愛俄羅斯文化的人都將力求使這兩個分支——本國的和國外的——重新結合起來。隻有那時，它才是完全的，隻有那時，它才能顯示出健康發展的能力。
我幻想著活到這一天。
人是軟弱的，軟弱的。歸根結底連我們中間最固執的人在那年春天也想得到寬恕，決意犧牲許多東西來換取一小塊生命。流行過這樣一個笑話：“被告，你的最後陳述!”“送我到什麽地方都可以，隻要那裏有蘇維埃政權!還有——陽光……”我們不會有失去蘇維埃政權的危險，倒是有失掉陽光的危險……。誰也不願意到最遠的北極地帶去，不願意去得壞血病，去得營養不良症。在監室裏不知為什麽特別盛行關於阿爾泰的傳說。極少數以前去過那裏的人，尤其是沒有去過的人，把同監難友引入一場美夢：阿爾泰可是好地方!既有西伯利亞的遼闊，又有溫和的氣候。小麥堆滿岸，蜜糖流成河，草原和山嶺，羊群、野物、魚蝦。人煙茂盛的富裕的農村……
囚犯們關於阿爾泰的憧憬——是否是舊時農民對它的憧憬的繼續?在阿爾泰曾經有過所謂內閣的土地，因為這個緣故，它與西伯利亞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對移民在長時間內是比較不開放的。——但農民們最嚮往的正是上那裏去(並且不斷地向那裏移居)這種持久的傳說是否由此而來的呢?
啊，往這個安靜地方躲起來吧!聽聽雄雞在清新空氣中的清脆響亮的歌聲!撫摸撫摸善良嚴肅的馬勝!一切偉大的問題統統見鬼去吧，讓別的什麽人，傻一點的人去為你們傷腦筋吧。躲開偵查員的罵娘和對你全部生活的厭人的盤詰，躲開監獄門鎖的響聲，躲開監室裏令人窒息的悶熱，在這裏好好休息休息。我們都隻有一次生命，它是渺小短促的——而我們卻作孽地把它塞到別人的機槍下麵去，或者帶著它，帶著這純潔無暇的生命鑽到政治的骯髒垃圾堆裏去。那裏，在阿爾泰，似乎可以住在靠近森林的村邊上最低矮最黑暗的小房子裏。不是為了檢樹枝，不是為了摘蘑菇，而是隨便往森林裏走走，摟住兩根樹幹：我的親愛的!我再也不需要什麽了!……
那一年的春天本身就呼喚著人們的善心：它是如此浩大的戰爭結束的春天!我們看到，數以百萬計的我們這樣的囚犯正流入監獄，還有大大超過此數的囚犯在勞改營中等著我們，取得空前偉大的世界性勝利之後，怎麽可能把那麽多的人留在監獄裏?現在把我們關著大概隻不過是嚇唬嚇唬，好使我們記得牢些吧。當然會頒布大赦，我們大家很快就會被放出去。有人甚至賭咒發誓說，他親自在報上讀到過，史達林回答美國記者(姓名嗎?——我記不得了……)時說，戰後我國將實行一次世界上從未見過的大赦。偵查員也確實親自對什麽人說過很快要宣布普遍的大赦(這些傳聞對偵查員是有利的，它們能夠削弱我們的意誌：算了，簽字吧，反正不會呆久的)。
但是——對於善心需要有理智。
我們中間少數頭腦清醒的人說什麽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從未對政治犯實行過大赦——而且永遠不會，我們聽不進去這類喪氣話。(一個熟知監牢掌故的眼線還跳出來回答：“在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十周年前夕，所有的監獄都空了，在上麵掛起了白旗!”這種監獄上掛白旗的驚人景象——為什麽是白旗?——特別使人動心。)我們沒有理會我們中間那些明白事理的人的解釋：正是因為戰爭已經結束，所以我們幾百萬人才去蹲在這裏——前線再也不需要我們，對於後方，我們是危險分子，而在遙遠的建築工地上沒有我們連一塊磚也放不上去(我們心裏還有個人利益作怪，所以不能領會史達林的縱然不是惡毒的，至少也是簡單的經濟上的打算!現在有誰在復員以後還願意拋棄家庭、房子，到那還沒有道路，還沒有房屋的科雷馬去，到沃爾庫塔去，到西伯利亞去?這已經幾乎是國家計委的一項任務：給內務部下達抓人的控製數字)。大赦!我們等待和渴望著的寬大、廣泛的大赦!據說，在英國甚至在加冕周年紀念都有大赦，就是說每一年都有大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