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羅曼諾夫皇朝三百周年紀念日曾經大赦了許多政治犯。在取得了一個世紀甚至超過一個世紀規模的勝利後，難道現在史達林的政府還將這樣斤斤計較地記仇，還將對自己每個小小公民的每個差錯和失足那麽念念不忘嗎?……
一個簡單的真理，但要悟出它也需要飽經痛苦：值得祝福的不是戰爭中的勝利而是戰爭中的失敗。勝利為政府所需要，失敗則為人民所需要。在勝利後還想勝利，在失敗後則想自由——而且一般能夠爭取自由。失敗之為人民所需要，正如苦難和災禍之為個別的人所需要一樣：它們迫使他深化內心的生活，使他在精神上變得崇高。
波爾塔瓦的勝利對俄國是一個不幸：它引起了兩個世紀的極大緊張、破壞、不自由——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新戰爭。波爾塔瓦的失敗卻使瑞典人得救：失去了打仗的願望後，瑞典人成了歐洲最繁榮昌盛和自由的民族。
我們已經那麽習慣於為我們對拿破崙的勝利而自豪，以至忽略了一個情況：正是由於這個勝利，農民的解放才沒有早半個世紀發生(法國的占領對俄國並非一種現實的可能性)。而克裏米亞戰爭卻給我們帶來了自由。
那年春天我們相信大赦——這毫不新鮮。你同老囚犯們談談就清楚：這種對仁慈的渴望和對仁慈的信仰從來沒有離開過監獄的灰色牆壁。十年接著十年，各種來源的囚犯總是期待、總是相信：要麽會有大赦，要麽會有新的法典，要麽會有對案件的普遍複查(而且傳聞總是得到機關的巧妙謹慎的支持)。十月革命的某個周年，列寧的紀念日和勝利紀念日，紅軍紀念日或巴黎公社紀念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每屆例會，每個五年計劃的結束，最高法院的每次全會——凡是囚犯的想像力能為期待著的解放天使下凡安排的日子都安排到了。而且囚犯們的成分越是希奇古怪，囚犯來源之廣泛越是離奇荒唐，——他們也就越多產生對大赦的信仰，而不是頭腦清醒的估計。
所有的光源都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與太陽相比。而太陽則同什麽都不能比較。同樣，世界上的一切期待都可以與期待大赦相比，而期待大赦則同什麽都不能比較。
一九四五年春天，每個新來的人一進監室，大家首先就問他聽到過什麽關於大赦的消息沒有?如果兩三個人拿著東西從監室被帶走——監室裏的行家們馬上對照他們的案情推斷說，他們的案情最輕，當然是帶去釋放的。這就開始了!在廁所裏，在洗澡房裏，在囚犯的郵局裏，我們的積極分子到處找尋大赦的痕和記載。突然，在布蒂爾卡洗澡房著名的紫色前室裏，我們於七月初讀到了用肥皂在比人頭高得多的地方的紫釉磚上寫的預言(說明是站在別人肩上寫的，免得很快被擦掉)：
“烏拉!!!七月十七日大赦!”
我們是多麽興高采烈呀!(如果他們不確實知道，就不會寫出來!)心髒、脈搏、血液，在歡樂的衝擊下都停了下來，牢門快打開了……
但是——對於善心需要有理智……
七月中旬，我們監室中的一個老頭兒被走廊看守派去打掃廁所，在那裏，看守同情地望著他的一頭白髮，私下(如有第三者在場他未必敢說)問他：“老爺子，犯的是哪一條?”家裏老少三代為他哭泣的老頭兒心裏一陣高興：“五十八條。”看守嘆口氣說：“不在裏麵。”瞎說——監室裏一致斷定——這個看守根本沒有水平。
在這監室裏有一個年輕的基輔人瓦連金(姓不記得了)，他有著一對大大的女人似的漂亮眼睛，偵查把他嚇得魂飛魄散。他無疑是一個預見者，這個本領也許隻是在當時的興奮狀態下產生的。不止一次，他早上在監室裏走一圈，指指這個指指那個：今天你和你將被帶走，我夢見了。果然他們給帶走了!正是他們!話又說回來，囚犯的心靈是那麽傾向於神秘主義，以至見到預言的應驗幾乎不覺得奇怪。
七月二十七日瓦連金走到我身邊說：“亞歷山大!今天是我和你了。”接著向我講了一個帶有監獄夢境一切特徵的夢：混濁的小河上架著一座小橋，十字架。我開始收拾起東西，真地沒有白做：在喝了早茶以後就把我和他叫走了。全監室以熱鬧的良好祝願歡送我們，許多人擔保說，我們準是給帶去釋放的(從對我們的輕微案情進行比較後得出的結論)。
你可以真心地不相信這個，不允許自己相信，你可以說幾句笑話擋回去，但是，地球上最熱不過的一把火紅的鐵鉗突然夾緊你的心：要是真的呢?……
從不同的監室裏提出來二十來個人，起先把我們帶進洗澡房(在每個生活的轉折點上囚犯首先應當經過洗澡房)。在那裏我們有一個半小時光景的時間去猜測和思考。然後，熱出了一身大汗、遍體感到舒服的我們——被帶過布蒂爾卡內院的一個蒼翠的小花園，那裏的鳥兒(多半隻是麻雀)叫得似乎要震破我們的耳鼓，樹木綠得使不習慣的眼睛感到難以忍受地鮮明。我的眼睛從來沒有像在那個春天裏那樣強烈地感受到樹葉的綠色!我一生中從來沒有看到過比布蒂爾卡小花園更接近於天堂的東西，而沿瀝青小道走過這個花園從來也沒有超過三十秒鍾!
把我們帶到了布蒂爾卡“車站”(接收和發送囚犯的地方;名稱很中肯，而且那裏的主要前廳頗像一個不錯的候車室)，趕進了一間寬敞的大隔離室。裏麵光線半明半暗，有清潔的新鮮空氣：它唯～的一扇小窗開得很高，不帶籠口。它就向著那個陽光明媚的小花園開著，經過打開的氣窗，卿卿喳喳的鳥叫聲使我們耳朵發聾，一根碧綠的樹枝在氣窗孔裏晃動，給我們大家以自由和回家的希望。(真好呀!這樣好的隔離室我們從來還沒有蹲過!——這不會是偶然的：)
我們大家都是屬於特別庭管轄的。如此說來，我們的案子全是區區小事。
三個小時誰也沒有來管我們，誰也沒有來開門。我們在隔離室裏走來走去，走累了就在瓷磚砌麵的長椅上坐下來。而樹枝老是在窗孔外晃呀，晃呀，麻雀發了狂似地對叫著。
突然，門轟隆一聲打開了，傳喚我們中間一個三十五歲上下的安靜的會計出去。他走了出去，門又鎖上。我們更加起勁地在我們的匣子裏來回走動，像熱鍋上的螞蟻。
又是開門的響聲，傳走了另一個，送回原來那個。我們向他擁過去。但這已經不是他了!他臉上的生命停止了，他睜開的眼睛什麽也看不見，他恍惚地在隔離室的光滑地板上搖搖晃晃地移動。他受到腦震盪嗎?他被燙衣服的板子打昏了嗎?
“什麽?什麽?”——我們屏息地問(如果他不是剛坐過了電椅，那至少已經向他宣布了死刑判決)。他用宣告宇宙末日來臨的那種聲調擠出了兩個字：
“五!!年!!!”
門又響了——回來得那麽快，好像上廁所去解了個小手。這個人喜氣洋洋地回來了。顯然是把他釋放了。
我們懷著失而復返的希望聚集在一起問：“怎樣?怎樣?”他甩了一下手，笑得喘不過氣來：
一個簡單的真理，但要悟出它也需要飽經痛苦：值得祝福的不是戰爭中的勝利而是戰爭中的失敗。勝利為政府所需要，失敗則為人民所需要。在勝利後還想勝利，在失敗後則想自由——而且一般能夠爭取自由。失敗之為人民所需要，正如苦難和災禍之為個別的人所需要一樣：它們迫使他深化內心的生活，使他在精神上變得崇高。
波爾塔瓦的勝利對俄國是一個不幸：它引起了兩個世紀的極大緊張、破壞、不自由——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新戰爭。波爾塔瓦的失敗卻使瑞典人得救：失去了打仗的願望後，瑞典人成了歐洲最繁榮昌盛和自由的民族。
我們已經那麽習慣於為我們對拿破崙的勝利而自豪，以至忽略了一個情況：正是由於這個勝利，農民的解放才沒有早半個世紀發生(法國的占領對俄國並非一種現實的可能性)。而克裏米亞戰爭卻給我們帶來了自由。
那年春天我們相信大赦——這毫不新鮮。你同老囚犯們談談就清楚：這種對仁慈的渴望和對仁慈的信仰從來沒有離開過監獄的灰色牆壁。十年接著十年，各種來源的囚犯總是期待、總是相信：要麽會有大赦，要麽會有新的法典，要麽會有對案件的普遍複查(而且傳聞總是得到機關的巧妙謹慎的支持)。十月革命的某個周年，列寧的紀念日和勝利紀念日，紅軍紀念日或巴黎公社紀念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每屆例會，每個五年計劃的結束，最高法院的每次全會——凡是囚犯的想像力能為期待著的解放天使下凡安排的日子都安排到了。而且囚犯們的成分越是希奇古怪，囚犯來源之廣泛越是離奇荒唐，——他們也就越多產生對大赦的信仰，而不是頭腦清醒的估計。
所有的光源都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與太陽相比。而太陽則同什麽都不能比較。同樣，世界上的一切期待都可以與期待大赦相比，而期待大赦則同什麽都不能比較。
一九四五年春天，每個新來的人一進監室，大家首先就問他聽到過什麽關於大赦的消息沒有?如果兩三個人拿著東西從監室被帶走——監室裏的行家們馬上對照他們的案情推斷說，他們的案情最輕，當然是帶去釋放的。這就開始了!在廁所裏，在洗澡房裏，在囚犯的郵局裏，我們的積極分子到處找尋大赦的痕和記載。突然，在布蒂爾卡洗澡房著名的紫色前室裏，我們於七月初讀到了用肥皂在比人頭高得多的地方的紫釉磚上寫的預言(說明是站在別人肩上寫的，免得很快被擦掉)：
“烏拉!!!七月十七日大赦!”
我們是多麽興高采烈呀!(如果他們不確實知道，就不會寫出來!)心髒、脈搏、血液，在歡樂的衝擊下都停了下來，牢門快打開了……
但是——對於善心需要有理智……
七月中旬，我們監室中的一個老頭兒被走廊看守派去打掃廁所，在那裏，看守同情地望著他的一頭白髮，私下(如有第三者在場他未必敢說)問他：“老爺子，犯的是哪一條?”家裏老少三代為他哭泣的老頭兒心裏一陣高興：“五十八條。”看守嘆口氣說：“不在裏麵。”瞎說——監室裏一致斷定——這個看守根本沒有水平。
在這監室裏有一個年輕的基輔人瓦連金(姓不記得了)，他有著一對大大的女人似的漂亮眼睛，偵查把他嚇得魂飛魄散。他無疑是一個預見者，這個本領也許隻是在當時的興奮狀態下產生的。不止一次，他早上在監室裏走一圈，指指這個指指那個：今天你和你將被帶走，我夢見了。果然他們給帶走了!正是他們!話又說回來，囚犯的心靈是那麽傾向於神秘主義，以至見到預言的應驗幾乎不覺得奇怪。
七月二十七日瓦連金走到我身邊說：“亞歷山大!今天是我和你了。”接著向我講了一個帶有監獄夢境一切特徵的夢：混濁的小河上架著一座小橋，十字架。我開始收拾起東西，真地沒有白做：在喝了早茶以後就把我和他叫走了。全監室以熱鬧的良好祝願歡送我們，許多人擔保說，我們準是給帶去釋放的(從對我們的輕微案情進行比較後得出的結論)。
你可以真心地不相信這個，不允許自己相信，你可以說幾句笑話擋回去，但是，地球上最熱不過的一把火紅的鐵鉗突然夾緊你的心：要是真的呢?……
從不同的監室裏提出來二十來個人，起先把我們帶進洗澡房(在每個生活的轉折點上囚犯首先應當經過洗澡房)。在那裏我們有一個半小時光景的時間去猜測和思考。然後，熱出了一身大汗、遍體感到舒服的我們——被帶過布蒂爾卡內院的一個蒼翠的小花園，那裏的鳥兒(多半隻是麻雀)叫得似乎要震破我們的耳鼓，樹木綠得使不習慣的眼睛感到難以忍受地鮮明。我的眼睛從來沒有像在那個春天裏那樣強烈地感受到樹葉的綠色!我一生中從來沒有看到過比布蒂爾卡小花園更接近於天堂的東西，而沿瀝青小道走過這個花園從來也沒有超過三十秒鍾!
把我們帶到了布蒂爾卡“車站”(接收和發送囚犯的地方;名稱很中肯，而且那裏的主要前廳頗像一個不錯的候車室)，趕進了一間寬敞的大隔離室。裏麵光線半明半暗，有清潔的新鮮空氣：它唯～的一扇小窗開得很高，不帶籠口。它就向著那個陽光明媚的小花園開著，經過打開的氣窗，卿卿喳喳的鳥叫聲使我們耳朵發聾，一根碧綠的樹枝在氣窗孔裏晃動，給我們大家以自由和回家的希望。(真好呀!這樣好的隔離室我們從來還沒有蹲過!——這不會是偶然的：)
我們大家都是屬於特別庭管轄的。如此說來，我們的案子全是區區小事。
三個小時誰也沒有來管我們，誰也沒有來開門。我們在隔離室裏走來走去，走累了就在瓷磚砌麵的長椅上坐下來。而樹枝老是在窗孔外晃呀，晃呀，麻雀發了狂似地對叫著。
突然，門轟隆一聲打開了，傳喚我們中間一個三十五歲上下的安靜的會計出去。他走了出去，門又鎖上。我們更加起勁地在我們的匣子裏來回走動，像熱鍋上的螞蟻。
又是開門的響聲，傳走了另一個，送回原來那個。我們向他擁過去。但這已經不是他了!他臉上的生命停止了，他睜開的眼睛什麽也看不見，他恍惚地在隔離室的光滑地板上搖搖晃晃地移動。他受到腦震盪嗎?他被燙衣服的板子打昏了嗎?
“什麽?什麽?”——我們屏息地問(如果他不是剛坐過了電椅，那至少已經向他宣布了死刑判決)。他用宣告宇宙末日來臨的那種聲調擠出了兩個字：
“五!!年!!!”
門又響了——回來得那麽快，好像上廁所去解了個小手。這個人喜氣洋洋地回來了。顯然是把他釋放了。
我們懷著失而復返的希望聚集在一起問：“怎樣?怎樣?”他甩了一下手，笑得喘不過氣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