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國內形成的關於流亡分子的觀念謬誤到如此程度，如果舉行一次群眾測驗：流亡分子在西班牙戰爭中是支持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是支持誰的?——大家都會一口氣回答：支持佛朗哥!支持希特勒!在我們國家裏到現在也還不知道，站在共和派一邊作戰的白俄流亡分子要多得多。弗拉索夫的各師和馮一潘涅維茨的哥薩克兵團(“克拉斯諾夫兵團”)是由蘇聯公民組成的，而根本不是由流亡分子組成的——他們沒有去投靠希特勒。因此，站到希特勒方麵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比烏斯在他們中間是孤立的。有一件事又似笑話而又並非笑話：鄧尼金曾急切地要去為蘇聯打希特勒，而史達林一度差點準備把他弄回國來(顯然不是作為一支戰鬥力量，而作為民族團結的一個象徵)。在法國占領時期，大量俄國僑民，有年老的，有年輕的，參加了抵抗運動，巴黎解放後，他們蜂擁到蘇聯大使館申請返回祖國。不管是什麽樣的俄羅斯——但它是俄羅斯!——這就是他們的口號，而他們也正是這樣來證明從前說熱愛它並不是撒謊(在四五到四六年的監獄裏他們幾乎是幸福的，因為這些鐵窗、這些看守——都是自己人，都是俄國人;他們瞧見蘇聯的小夥子們搔著後腦門說：“我們何苦要回來呢?我們在歐洲擠得難受嗎?”覺得很驚奇)。
但是，按照史達林的邏輯，任何一個在國外住過的蘇聯人都應當關進勞改營，這些流亡分子怎能避免這種命運呢?在巴爾幹，在中歐，在哈爾濱，蘇聯軍隊一到，立即逮捕他們，從寓所裏抓，在街上抓，像抓國內的人一樣。暫時隻抓男人，而且暫時還不是所有的男人，隻是那些有過政治表現的人(他們的家屬過了一陣子被遞解到俄國的流放地，有的就留在保加利亞、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在法國，先是把他們接納為蘇聯公民，舉行隆重儀式，獻花，接著條件舒適地送回祖國，到達之後才動手把他們胡嚕進去——在處理上海的俄僑方麵時間拖得久些——在四五年手還伸不到那裏去。但蘇聯政府派了一個代表到那裏，宣讀了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法令：寬恕一切流亡分子。是啊，怎能不相信呢?政府總不能說瞎話吧!(不管真的是否有過這一條法令，——至少它對機關是沒有約束力的)。上海的俄僑高興得不得了。答應他們的條件是，想帶多少東西就帶多少東西，想帶什麽就帶什麽(他們帶了小汽車走，這對祖國會有用的)，在蘇聯想住哪裏就住哪裏;工作當然是完全按自己的專業。從上海把他們裝上了輪船。輪船的命運就已經是各不相同了：有些輪船上不知為什麽完全不供夥食。從納霍德卡港(古拉格的一個主要遞解站)下船以後的命運也是各不相同。幾乎把所有的人都裝上了貨運列車，像犯人一樣，隻是還沒有嚴格的押解隊和警犬。有的給運到適於居住的地方，運到城市，真的讓他們在那裏住了兩三年。另一些用列車直接送到勞改營，在外伏爾加地區的森林裏的什麽地方把他們卸下來，搬著白色大鋼琴和花籃走下高峻的路基斜堤。從四八到四九年，那些倖存的遠東歸僑一股腦兒都被關了進去。
當我還是九歲的孩子的時候，對於讀當時在我國書亭裏隨便實的b·b·舒利金的藍皮小書的興趣，超過讀儒勒·凡爾納。這是從那個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的世界來的聲音，因而就是用最奇妙的想像力也不能推測到，過了還不到二十年，作者和我的腳步會以看不見的虛線在大盧賓卡的無聲走廊裏交叉起來。誠然，我同他本人相遇不是在當時而是再過二十年以後，但四五年春天我有時間仔細觀察許多年老的和年輕的流亡分子。
我同博爾希騎兵大尉和馬裏尤什金上校一起作過體格檢查，他們皺巴巴的暗黃色赤裸身體的慘相永遠留在我的眼前，那已經不是活人的肉體而是兩具幹屍。他們是在快進棺材前被捕的，從幾千公裏以外把他們押到了莫斯科，這裏，在一九四五年，以最鄭重其事的方式對他們在一九一九年的反蘇維埃政權活動進行了偵查!
偵查和審判方麵的不合理現象成堆，我們對這些已經看得很習慣了，以至不再去區別它們的等級。這個騎兵大尉和這個上校是沙俄軍隊的基幹軍人。當電報傳來消息說在彼得格勒皇帝已被推翻的時候，他們兩人的年紀都已四十開外，他們在效忠沙皇的誓言下在軍隊裏已經服務了二十年，現在硬著頭皮(也許在心裏暗暗說：“滾蛋吧!垮台吧!”)又向臨時政府宣了誓。此外沒有旁人要求他們向別的什麽方麵宣誓效忠，因為軍隊都瓦解了。他們不喜歡當時那種撕肩章、殺軍官的秩序，他們自然要同其他軍官聯合起來為反對這種秩序而戰鬥，而紅軍自然也就要和他們打，並把他們趕到海裏。但是在法律思想即使有些萌芽的國家裏，—一有什麽理由去審判他們，何況還是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以後?(這期間他們一直當老百姓，馬裏尤什金直到被捕也沒做過什麽事，博爾希誠然是在奧地利的哥薩克輜重隊裏抓到的，但明明不是在武裝部隊裏，而是在輜重隊的老人和婦女中間。)
然而，在一九四五年在我們的司法中心，他們被控犯有;以顛覆工農蘇維埃政權為目的的行為;武裝侵入蘇維埃領土(就是說，當有人在彼得格勒把俄國宣布為蘇維埃的時候，他們沒有立即離開這個國家);幫助國際資產階級(他們夢裏也沒有見過這種東西);在各種反革命政府任職(就是在他們一生從屬的那些將軍手下任職)。第五十八條的所有這些分條(l、2、4、13)都是屬於一九二六年，即國內戰爭結束後的六七年才通過的刑法典的內容!(法律追溯效力的經典的和喪盡天良的範例)此外法典第二條指明，它隻適用於在蘇俄領土上拘捕的公民。但是國家安全機關的鐵手從歐亞所有國家裏把十足的非公民一個個地揪了出來。關於時效我們就更不用說了：關於時效有一條靈活規定，即它不適用於第五十八條(“為什麽要算老帳呀?……”)，時效隻適用於那些消滅本國同胞比整個國內戰爭所消滅的多出許多倍的自己家裏培養的劊子手。
馬裏尤什金對過去的事情總算還記得清楚，關於從諾沃羅西斯克撤退的詳細情形還能說得出來。但博爾希好似又返回了童年，他天真地嘟嚷著說，他怎樣在盧賓卡慶祝了復活節：復活節前整整兩星期他隻吃半份口糧，把另一半留下來，逐漸用新鮮的倒換發硬的。就這樣為了開齋他積蓄了七份口糧，於是復活節他就大吃了三天。
今天對他們起訴和審判——絲毫不證明以往他們有什麽罪行。這僅是蘇維埃國家的復仇行為：為了他們在四分之一世紀以前曾反抗過共產主義，盡管從那時以來他們一直度著有家難歸的流亡者的坎坷生涯。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諾維奇·亞謝維奇上校不同於這些流亡分子中的束手無策的木乃伊。對於他來說，國內戰爭結束後反布爾什維主義的鬥爭顯然並沒有結束。他通過什麽進行鬥爭，在何處和如何進行——他沒有講給我們聽。但是好像在監室他仍有繼續戰鬥的感覺。在我們大多數人腦子裏，概念混亂，視線模糊而歪曲，而他對周圍事物卻顯然有清楚明朗的觀點，由於具有明確的生活立場——他的身體也經常保持著壯健、彈性、活力。他的年紀已在六十以上，腦袋完全禿了，不剩下一根頭髮，他熬過了偵查(像我們大家一樣正等待著判決)，當然從哪裏都得不到幫助——卻保持著年輕的、甚至紅潤的皮膚，在全監室中隻他一個人做早操，在水龍頭下沖冷水(我們大家則捨不得浪費監獄配給口糧提供的熱量)。當板鋪間空出一條走道時，他就抓緊時間——在這五六米的地方，用板正的步伐、板正的身姿，來回走步，手交叉在胸前，明亮而年輕的眼光好像透過牆壁望著獄外。
但是，按照史達林的邏輯，任何一個在國外住過的蘇聯人都應當關進勞改營，這些流亡分子怎能避免這種命運呢?在巴爾幹，在中歐，在哈爾濱，蘇聯軍隊一到，立即逮捕他們，從寓所裏抓，在街上抓，像抓國內的人一樣。暫時隻抓男人，而且暫時還不是所有的男人，隻是那些有過政治表現的人(他們的家屬過了一陣子被遞解到俄國的流放地，有的就留在保加利亞、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在法國，先是把他們接納為蘇聯公民，舉行隆重儀式，獻花，接著條件舒適地送回祖國，到達之後才動手把他們胡嚕進去——在處理上海的俄僑方麵時間拖得久些——在四五年手還伸不到那裏去。但蘇聯政府派了一個代表到那裏，宣讀了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法令：寬恕一切流亡分子。是啊，怎能不相信呢?政府總不能說瞎話吧!(不管真的是否有過這一條法令，——至少它對機關是沒有約束力的)。上海的俄僑高興得不得了。答應他們的條件是，想帶多少東西就帶多少東西，想帶什麽就帶什麽(他們帶了小汽車走，這對祖國會有用的)，在蘇聯想住哪裏就住哪裏;工作當然是完全按自己的專業。從上海把他們裝上了輪船。輪船的命運就已經是各不相同了：有些輪船上不知為什麽完全不供夥食。從納霍德卡港(古拉格的一個主要遞解站)下船以後的命運也是各不相同。幾乎把所有的人都裝上了貨運列車，像犯人一樣，隻是還沒有嚴格的押解隊和警犬。有的給運到適於居住的地方，運到城市，真的讓他們在那裏住了兩三年。另一些用列車直接送到勞改營，在外伏爾加地區的森林裏的什麽地方把他們卸下來，搬著白色大鋼琴和花籃走下高峻的路基斜堤。從四八到四九年，那些倖存的遠東歸僑一股腦兒都被關了進去。
當我還是九歲的孩子的時候，對於讀當時在我國書亭裏隨便實的b·b·舒利金的藍皮小書的興趣，超過讀儒勒·凡爾納。這是從那個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的世界來的聲音，因而就是用最奇妙的想像力也不能推測到，過了還不到二十年，作者和我的腳步會以看不見的虛線在大盧賓卡的無聲走廊裏交叉起來。誠然，我同他本人相遇不是在當時而是再過二十年以後，但四五年春天我有時間仔細觀察許多年老的和年輕的流亡分子。
我同博爾希騎兵大尉和馬裏尤什金上校一起作過體格檢查，他們皺巴巴的暗黃色赤裸身體的慘相永遠留在我的眼前，那已經不是活人的肉體而是兩具幹屍。他們是在快進棺材前被捕的，從幾千公裏以外把他們押到了莫斯科，這裏，在一九四五年，以最鄭重其事的方式對他們在一九一九年的反蘇維埃政權活動進行了偵查!
偵查和審判方麵的不合理現象成堆，我們對這些已經看得很習慣了，以至不再去區別它們的等級。這個騎兵大尉和這個上校是沙俄軍隊的基幹軍人。當電報傳來消息說在彼得格勒皇帝已被推翻的時候，他們兩人的年紀都已四十開外，他們在效忠沙皇的誓言下在軍隊裏已經服務了二十年，現在硬著頭皮(也許在心裏暗暗說：“滾蛋吧!垮台吧!”)又向臨時政府宣了誓。此外沒有旁人要求他們向別的什麽方麵宣誓效忠，因為軍隊都瓦解了。他們不喜歡當時那種撕肩章、殺軍官的秩序，他們自然要同其他軍官聯合起來為反對這種秩序而戰鬥，而紅軍自然也就要和他們打，並把他們趕到海裏。但是在法律思想即使有些萌芽的國家裏，—一有什麽理由去審判他們，何況還是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以後?(這期間他們一直當老百姓，馬裏尤什金直到被捕也沒做過什麽事，博爾希誠然是在奧地利的哥薩克輜重隊裏抓到的，但明明不是在武裝部隊裏，而是在輜重隊的老人和婦女中間。)
然而，在一九四五年在我們的司法中心，他們被控犯有;以顛覆工農蘇維埃政權為目的的行為;武裝侵入蘇維埃領土(就是說，當有人在彼得格勒把俄國宣布為蘇維埃的時候，他們沒有立即離開這個國家);幫助國際資產階級(他們夢裏也沒有見過這種東西);在各種反革命政府任職(就是在他們一生從屬的那些將軍手下任職)。第五十八條的所有這些分條(l、2、4、13)都是屬於一九二六年，即國內戰爭結束後的六七年才通過的刑法典的內容!(法律追溯效力的經典的和喪盡天良的範例)此外法典第二條指明，它隻適用於在蘇俄領土上拘捕的公民。但是國家安全機關的鐵手從歐亞所有國家裏把十足的非公民一個個地揪了出來。關於時效我們就更不用說了：關於時效有一條靈活規定，即它不適用於第五十八條(“為什麽要算老帳呀?……”)，時效隻適用於那些消滅本國同胞比整個國內戰爭所消滅的多出許多倍的自己家裏培養的劊子手。
馬裏尤什金對過去的事情總算還記得清楚，關於從諾沃羅西斯克撤退的詳細情形還能說得出來。但博爾希好似又返回了童年，他天真地嘟嚷著說，他怎樣在盧賓卡慶祝了復活節：復活節前整整兩星期他隻吃半份口糧，把另一半留下來，逐漸用新鮮的倒換發硬的。就這樣為了開齋他積蓄了七份口糧，於是復活節他就大吃了三天。
今天對他們起訴和審判——絲毫不證明以往他們有什麽罪行。這僅是蘇維埃國家的復仇行為：為了他們在四分之一世紀以前曾反抗過共產主義，盡管從那時以來他們一直度著有家難歸的流亡者的坎坷生涯。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諾維奇·亞謝維奇上校不同於這些流亡分子中的束手無策的木乃伊。對於他來說，國內戰爭結束後反布爾什維主義的鬥爭顯然並沒有結束。他通過什麽進行鬥爭，在何處和如何進行——他沒有講給我們聽。但是好像在監室他仍有繼續戰鬥的感覺。在我們大多數人腦子裏，概念混亂，視線模糊而歪曲，而他對周圍事物卻顯然有清楚明朗的觀點，由於具有明確的生活立場——他的身體也經常保持著壯健、彈性、活力。他的年紀已在六十以上，腦袋完全禿了，不剩下一根頭髮，他熬過了偵查(像我們大家一樣正等待著判決)，當然從哪裏都得不到幫助——卻保持著年輕的、甚至紅潤的皮膚，在全監室中隻他一個人做早操，在水龍頭下沖冷水(我們大家則捨不得浪費監獄配給口糧提供的熱量)。當板鋪間空出一條走道時，他就抓緊時間——在這五六米的地方，用板正的步伐、板正的身姿，來回走步，手交叉在胸前，明亮而年輕的眼光好像透過牆壁望著獄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