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和邱吉爾在本國被奉為政治智慧的標杆而備受尊崇，有朝一日英國可能會布滿這位偉人的紀念碑。而在我們眼裏，在俄國監獄裏的談論中，這兩人一貫的近視甚至愚蠢卻是令人吃驚地明顯。從四一年費勁地磨到四五年，他們怎麽竟沒能使東歐的獨立得到任何保證?他們怎能為了四國共管的柏林這樣一個滑稽可笑的玩藝(他們將來的致命弱點)而把薩克森和圖林根的廣大地區交出去?他們有什麽軍事的和政治的理由要把幾十萬堅決不願投降的武裝的蘇聯公民交到史達林手裏去送死?據說這是他們付給史達林保證參加對日作戰的代價。手裏已經有了原子彈，卻向史達林付出代價，為了讓他不拒絕占領滿洲、在中國鞏固毛澤東、在半個朝鮮鞏固金日成!……這難道不是政治盤算上的低能嗎?後來當米科瓦伊奇克被擠走，貝奈斯和馬薩裏克也完了蛋，柏林被圍困，布達佩斯的烈火燃起又熄滅，朝鮮硝煙瀰漫，保守黨從蘇伊士運河溜之大吉的時候——難道他們當中記性最好的人在這時也沒想起哪怕是引渡哥薩克人的事件嗎?
連這些還隻是開始。整個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忠於史達林的西方盟國接連不斷地把蘇聯公民違背本人意願地交給史達林去摧殘——有以前的軍人，也有純粹的老百姓，隻想把這批搞不清的人當包袱卸掉。從奧地利、德國、義大利、法國、丹麥、挪威、瑞典，從美國占領區，都在送。在英國占領區這些年還保留著集中營，大概不次於希特勒的。(例如，奧地利的沃爾夫斯貝格集中營：命令婦女們彎著腰，但不許蹲下，用小剪刀一根一根地剪草，第十一根草用第十二根捆成一“束”，連幹許多小時。在存在英國議會傳統的情況下竟可能有這類事情發生，迫使人們思考我們文明的外殼究竟有多厚。)戰後很多年許多俄國人帶著假證件住在西方，生活在被交給蘇聯的沉重的恐懼之中，害怕英美當局猶如以前害怕內務人民委員部。在那些不引渡的地方——便有大量蘇聯特務通行無阻地四處活動，不受幹擾地在光天化日之下，甚至在西方國家首都鋼大街上，偷走活人。
除了組建中的“俄國解放軍”以外，還有不少俄國人的分隊穿著無特殊標誌的德軍製服繼續在德軍內部混日子。他們在不同的戰區以不同的方式結束了這場戰爭。
在我被捕前幾天我也遭受弗拉索夫分子的射擊。被我軍圍在東普魯士大包圍圈中的也有俄國人。在一月底的一個夜裏，他們的一支部隊，不做炮火準備，不聲不響地通過我們的防地向西突圍。當時沒有連續的防線，他們很快插入縱深，對我的一個凸出在前沿的聽音炮兵連實行夾擊，我好不容易才把它從最後留下的一條路拉出來。但後來我又回去搶救打壞了的汽車，在黎明前看到，他們穿著偽裝液在雪地裏集結，突然一躍而起，喊著“烏拉”向阿德裏格·施文基登附近的炮兵營(火炮的口徑為152毫米)的火力陣地猛撲過去，向十二門重炮扔出手榴彈，不讓它們發出一炮。我方剩下的最後一小股人在他們的曳光彈追逐下，在積雪的野地裏一口氣跑了三公裏，撤到巴薩格河橋頭。他們在那裏才被堵住。
不久我就被捕了，而現在，在勝利大檢閱前夕，我們一起坐在布蒂爾卡的板鋪上，我抽完他們的半截煙，他們抽完我的半截煙，我還跟他們之中的什麽人兩人一起往外抬過六提桶容量的洋鐵馬桶。
許多“弗拉索夫分子”同那些“一小時的間諜”一樣，都是年輕人，是在一九一五到一九二二年之間出生的，正是那位手忙腳亂的盧那察爾斯基用普希金的名義急於表示歡迎的“生疏的年輕一代”。他們的大多數是被偶然性的浪頭帶進新編的軍隊，正如鄰旁集中營裏的他們的同伴偶然當上了間諜一樣——這就看招募人員是從哪裏派來的。
招募人員挖苦地向他們解釋——是挖苦，如果不是真實的話!——“史達林已經拋棄了你們!”“史達林沒把你們當回事!”
在他們把自己置身於蘇聯法律之外以前，蘇聯法律就已經把他們置於自己保護之外了。
於是，他們就報了名……有一些隻是為了從死亡營裏脫身出去。另一些——打算投奔遊擊隊(投奔也投奔了，並且後來為遊擊隊打了仗!—一但依照史達林的尺度，絲毫也不能因此對他們從輕判刑)。然而總也有人是由於可恥的四一年以及多年吹噓之後所遭到的驚人失敗引起的不滿;總也有人是由於認為使他們落入這些非人的集中營的頭號罪人是史達林。於是他們也想顯示一下自己.顯示一下自己威嚴的經驗：他們——也是俄羅斯的一部分，也想影響它的未來，而不願作別人錯誤的玩物。
“弗拉索夫分子”這詞在我們這裏聽起來就如同“髒東西”這.詞一樣，好像我們光發出這些聲音來就會弄髒嘴巴，因此誰也不敢說出兩三句以“弗拉索夫分子”為主詞的話來。
但歷史不是這樣寫法的。現在，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以後，他們的大多數人已經在勞改營中死去，倖存下來的也都在極北地區度過殘年，我想利用這幾頁書提起人們注意，對於世界歷史來說，這個現象是相當空前的：幾十萬二十到三十歲的年輕人與祖國的最兇惡的敵人結成聯盟拿起武器反對自己的祖國。這也許應當思考思考：誰的過錯更多——是這些青年或者是白頭髮的祖國?用生物學上的叛逆性是不能解釋這種現象的，一定有社會原因。
因為，正像一則老諺語所說：槽裏有飼料，馬不會找食。
請設想這幅景象：一片原野——些無人照料的飢餓的發瘋的馬在那裏東奔西跑地找食吃。
那年春天蹲在監室裏的還有許多俄國流亡分子。
這幾乎像是在做夢：已結束的歷史的復返。國內戰爭的史卷早已寫完了，合上了，它的問題已經解決，它的事件已列入教科書的年表。白黨運動的活動家們已經不是我們這個世界上的同時代人，而是已經消失的往事的幻影。俄國的流亡分子比以色列人的支脈分散得更加零碎，在我們蘇聯的觀念中，如果他們還在什麽地方苟延殘喘，——那就是在下等飯館裏當洋琴鬼，當僕役、洗衣婦、乞丐、嗎啡癌和古柯鹼癌患者，成為奄奄待斃的活屍。一九四一年戰爭爆發前，從我們的報紙、高級文藝作品、藝術評論中找不出任何提示能使我們構成以下的概念(我們的腦滿腸肥的大師們也沒有幫助我們去發現)，即國外俄僑——這是一個巨大的精神世界，在那裏發展著俄國哲學，那裏有布爾加科夫、別爾佳耶夫、弗蘭克、洛斯基。俄國的藝術使世界著了迷。那裏有拉赫瑪尼諾夫、夏裏亞賓、伯努瓦、佳吉列夫、巴甫洛娃，有紮羅夫的哥薩克合唱團，那裏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進行著深刻的研究(同時期他在國內是挨罵的)，存在著一個前無古人的作家納博科夫一西林，布寧還活著並在這二十年內也有所創作，出版著文藝雜誌，上演著戲劇，召開同鄉會，在那裏用俄語發表演說，男俄橋還沒有失去娶女俄僑為妻的能力，而女俄僑也仍有生兒育女——即生育我們的同齡人的能力。
連這些還隻是開始。整個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忠於史達林的西方盟國接連不斷地把蘇聯公民違背本人意願地交給史達林去摧殘——有以前的軍人，也有純粹的老百姓，隻想把這批搞不清的人當包袱卸掉。從奧地利、德國、義大利、法國、丹麥、挪威、瑞典，從美國占領區，都在送。在英國占領區這些年還保留著集中營，大概不次於希特勒的。(例如，奧地利的沃爾夫斯貝格集中營：命令婦女們彎著腰，但不許蹲下，用小剪刀一根一根地剪草，第十一根草用第十二根捆成一“束”，連幹許多小時。在存在英國議會傳統的情況下竟可能有這類事情發生，迫使人們思考我們文明的外殼究竟有多厚。)戰後很多年許多俄國人帶著假證件住在西方，生活在被交給蘇聯的沉重的恐懼之中，害怕英美當局猶如以前害怕內務人民委員部。在那些不引渡的地方——便有大量蘇聯特務通行無阻地四處活動，不受幹擾地在光天化日之下，甚至在西方國家首都鋼大街上，偷走活人。
除了組建中的“俄國解放軍”以外，還有不少俄國人的分隊穿著無特殊標誌的德軍製服繼續在德軍內部混日子。他們在不同的戰區以不同的方式結束了這場戰爭。
在我被捕前幾天我也遭受弗拉索夫分子的射擊。被我軍圍在東普魯士大包圍圈中的也有俄國人。在一月底的一個夜裏，他們的一支部隊，不做炮火準備，不聲不響地通過我們的防地向西突圍。當時沒有連續的防線，他們很快插入縱深，對我的一個凸出在前沿的聽音炮兵連實行夾擊，我好不容易才把它從最後留下的一條路拉出來。但後來我又回去搶救打壞了的汽車，在黎明前看到，他們穿著偽裝液在雪地裏集結，突然一躍而起，喊著“烏拉”向阿德裏格·施文基登附近的炮兵營(火炮的口徑為152毫米)的火力陣地猛撲過去，向十二門重炮扔出手榴彈，不讓它們發出一炮。我方剩下的最後一小股人在他們的曳光彈追逐下，在積雪的野地裏一口氣跑了三公裏，撤到巴薩格河橋頭。他們在那裏才被堵住。
不久我就被捕了，而現在，在勝利大檢閱前夕，我們一起坐在布蒂爾卡的板鋪上，我抽完他們的半截煙，他們抽完我的半截煙，我還跟他們之中的什麽人兩人一起往外抬過六提桶容量的洋鐵馬桶。
許多“弗拉索夫分子”同那些“一小時的間諜”一樣，都是年輕人，是在一九一五到一九二二年之間出生的，正是那位手忙腳亂的盧那察爾斯基用普希金的名義急於表示歡迎的“生疏的年輕一代”。他們的大多數是被偶然性的浪頭帶進新編的軍隊，正如鄰旁集中營裏的他們的同伴偶然當上了間諜一樣——這就看招募人員是從哪裏派來的。
招募人員挖苦地向他們解釋——是挖苦，如果不是真實的話!——“史達林已經拋棄了你們!”“史達林沒把你們當回事!”
在他們把自己置身於蘇聯法律之外以前，蘇聯法律就已經把他們置於自己保護之外了。
於是，他們就報了名……有一些隻是為了從死亡營裏脫身出去。另一些——打算投奔遊擊隊(投奔也投奔了，並且後來為遊擊隊打了仗!—一但依照史達林的尺度，絲毫也不能因此對他們從輕判刑)。然而總也有人是由於可恥的四一年以及多年吹噓之後所遭到的驚人失敗引起的不滿;總也有人是由於認為使他們落入這些非人的集中營的頭號罪人是史達林。於是他們也想顯示一下自己.顯示一下自己威嚴的經驗：他們——也是俄羅斯的一部分，也想影響它的未來，而不願作別人錯誤的玩物。
“弗拉索夫分子”這詞在我們這裏聽起來就如同“髒東西”這.詞一樣，好像我們光發出這些聲音來就會弄髒嘴巴，因此誰也不敢說出兩三句以“弗拉索夫分子”為主詞的話來。
但歷史不是這樣寫法的。現在，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以後，他們的大多數人已經在勞改營中死去，倖存下來的也都在極北地區度過殘年，我想利用這幾頁書提起人們注意，對於世界歷史來說，這個現象是相當空前的：幾十萬二十到三十歲的年輕人與祖國的最兇惡的敵人結成聯盟拿起武器反對自己的祖國。這也許應當思考思考：誰的過錯更多——是這些青年或者是白頭髮的祖國?用生物學上的叛逆性是不能解釋這種現象的，一定有社會原因。
因為，正像一則老諺語所說：槽裏有飼料，馬不會找食。
請設想這幅景象：一片原野——些無人照料的飢餓的發瘋的馬在那裏東奔西跑地找食吃。
那年春天蹲在監室裏的還有許多俄國流亡分子。
這幾乎像是在做夢：已結束的歷史的復返。國內戰爭的史卷早已寫完了，合上了，它的問題已經解決，它的事件已列入教科書的年表。白黨運動的活動家們已經不是我們這個世界上的同時代人，而是已經消失的往事的幻影。俄國的流亡分子比以色列人的支脈分散得更加零碎，在我們蘇聯的觀念中，如果他們還在什麽地方苟延殘喘，——那就是在下等飯館裏當洋琴鬼，當僕役、洗衣婦、乞丐、嗎啡癌和古柯鹼癌患者，成為奄奄待斃的活屍。一九四一年戰爭爆發前，從我們的報紙、高級文藝作品、藝術評論中找不出任何提示能使我們構成以下的概念(我們的腦滿腸肥的大師們也沒有幫助我們去發現)，即國外俄僑——這是一個巨大的精神世界，在那裏發展著俄國哲學，那裏有布爾加科夫、別爾佳耶夫、弗蘭克、洛斯基。俄國的藝術使世界著了迷。那裏有拉赫瑪尼諾夫、夏裏亞賓、伯努瓦、佳吉列夫、巴甫洛娃，有紮羅夫的哥薩克合唱團，那裏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進行著深刻的研究(同時期他在國內是挨罵的)，存在著一個前無古人的作家納博科夫一西林，布寧還活著並在這二十年內也有所創作，出版著文藝雜誌，上演著戲劇，召開同鄉會，在那裏用俄語發表演說，男俄橋還沒有失去娶女俄僑為妻的能力，而女俄僑也仍有生兒育女——即生育我們的同齡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