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適合拿弗拉索夫和十九集團軍司令盧金少將做一個對比，那人在一九四一年就同意為反史達林製度而鬥爭，但要求保證非共產主義俄國的民族獨立，在沒有得到這種保證之前，他一步也沒有邁出過戰俘營。弗拉索夫卻被無保證的希望所引誘，在這條道路上不止一次地聽從了他的顧問們安撫性的論據。他進行過掙紮——想停止，退後，拒絕，但總有這樣一類論據：“他們會解除所有誌願部隊的武裝”，“戰俘們將會沒有出路”，“東方工(即在德的俄國工人)的處境會惡化”。在這些論據的藉口下弗拉索夫於一九四三年十月簽署了致被調往西部前線的誌願部隊公開信：講這項措施的暫時性，講必須服從……
這個痛苦的誌願軍運動的最後一點轉瞬即逝的意義就這樣完全喪失了：把他們當做炮灰送去對付同盟國軍隊和對付法國抵抗運動——去對付飽嚐德國人的殘忍和德國人的自傲的在德俄國人唯一對之抱有真誠好感的那些人。弗拉索夫周圍的人們當中懷抱的對英美人的暗藏的希望漸漸地破滅了：如果同盟國連共產黨也支持，那麽難道他們不會支持民主的非共產主義的俄國反對希特勒嗎?……特別是隨著第三帝國的崩潰，當蘇聯向歐洲以至全世界擴展自己的製度的壓力明顯地暴露出來的時候，——難道西方還會繼續支持布爾什維克專政嗎?這裏就有一個時至今日也未能克服的俄國人和西方人觀念的差異了。西方進行的僅是一場反對希特勒的戰爭，為此認為一切手段和一切同盟者，特別是蘇聯，都是好的。再說，非不能也，是不願也，設想蘇聯各族人民可能有與共產黨政府不一致的自己的任務，西方覺得麻煩，礙事。同盟軍向開到西部前線的反布爾什維克誌願營散發號召書說，保證將投誠者立即送往蘇聯，真令人哭笑不得
弗拉索夫周圍的人們在幻想和希望中把自己描繪為“第三勢力”，即處於史達林和希特勒之外的勢力，但是史達林，希特勒，西方都在踢掉他們腳下的支撐：對於西方他們是某種奇怪類別的納粹幫凶，並沒有什麽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
真的是有俄國人在打我們，而且打得比任何黨衛軍分子還凶，這點，我們很快就嚐到了味道。例如，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奧廖爾附近有一個穿德軍製服的俄國排防守索巴金新村。他們打得那麽不要命，好像這新村是他們自己建造的。我們把一個敵人趕進了地窖，每次往那裏麵扔手榴彈的時候，他的槍就停了。但隻要我們鑽進去往下走，他就用自動步槍射擊。我們往裏麵扔了一顆反坦克雷，才弄清楚，他在地窖裏麵還有一個坑，可以躲避手榴彈的爆炸。他是在多麽難以想像的震耳欲聾的響聲、氣浪的衝擊和無希望的處境下繼續進行戰鬥的。
例如，他們還防守過圖爾斯克以南打不掉的第聶伯河登陸點，在那裏為爭奪幾百米的地麵進行了兩星期毫無結果的戰鬥，戰鬥是兇惡的，嚴寒也同樣兇惡(四三年十二月)。在這場討厭的連續多日的冬季戰鬥中，我方和他們都穿著遮住軍大衣和帽子的偽裝罩衣。我聽說在小科茲洛維赤附近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兩個人在鬆林中躍進時迷失了方向，並排匍匐下來，他們已經摸不清楚.但仍然朝著什麽人、什麽方向射擊著。兩個人的自動步槍都是蘇式的。兩人共用子彈，互相打氣，因為自動步槍潤滑油開始凍結而一起罵娘。最後，他們決定抽根煙，把白鬥篷從頭上拉下來——這時彼此就看清楚了帽子上的鷹和紅星。馬上跳了起來!自動步槍已經不能射擊!抓起來當棍子使，開始互相追趕：這已經與政治無關，與俄羅斯母親無關，而隻不過是洞穴時代的互不信任：我要憐憫了他，他就會把我殺死。
在東普魯土，在離我幾步的地方，沿路邊押送著三個被俘的弗拉索夫分子，公路上正好轟隆轟隆地開過一輛t-34坦克。突然一個俘虜掙脫出來，縱身一跳，像燕子飛似的撲到了坦克下麵。坦克問了一下，但履帶的邊緣還是把他壓了。被壓壞的人還在扭動，鮮紅的血沫流到了嘴唇上。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寧願像士兵一樣死去，而不願在刑訊室給吊死。
沒有給他們留下選擇的餘地。他們不能有別的打法。打起仗來沒有給他們留下稍許愛惜自己一些的出路。如果光是“單純地”當俘虜我們這裏就已經認為是不可饒恕的背叛祖國行為，那對於拿起了敵人武器的人還能說什麽呢?我們宣傳機構的板斧對這些人的行為用下述原因來解釋：1.叛變的天性(生物學上的?在血液裏流著的?)2.怯懦。用怯懦恰恰講不通!怯懦的人尋找的是寬容、照顧。而他們去參加隸屬國防軍的“弗拉索夫”隊伍，隻能是由於事情到了極端，出於超過限度的絕望，由於不可能在蘇維埃製度下湊合著活下去，由於對個人安危的輕蔑。因為他們知道，在這裏他們不必希望得到一絲一毫的寬恕!被我們俘虜後，隻要聽到他們嘴裏清楚說出一句俄國話，就要被槍斃。(我曾在博布魯伊斯克附近叫住一批前來就俘的人，告訴他們要改扮成農民，分激進到各個村子裏去)。被俄國人俘虜也像被德國人俘虜一樣，最倒黴的是俄國人。
這次戰爭一般地向我們揭示了，當一個俄國人是地球上最糟糕的事。
我羞愧地回想起，在打掃(就是說搶劫)博布魯伊斯克大包圍圈的戰場時，我沿著公路走在打壞和翻倒的德國汽車中間，走在撒落一地的貴重戰利品中間——一些大車和汽車陷在路旁的窪地裏，德國的比曲格馬在那裏失神地躑躅，戰利品堆成的篝火在冒著煙，我突然從那裏聽到呼救的號叫：“大尉先生!大尉先生!”這是一個穿著德國軍褲，光著上身，臉上、胸上、肩上、背上鮮血淋淋的步行人用純粹的俄語向我叫喊，請求保護——個中土特科人員騎在馬上用鞭子的抽打、用馬身的逼近驅趕著他走在自己前麵。他用鞭子抽打他的赤裸裸的身體，不讓他回過身來，不讓他求助。邊趕邊打，在皮膚上引起一條條新的鮮紅的傷痕。
這不是布匿戰爭，不是希臘波斯戰爭!地球上任何一個軍隊的任何一個有權的軍官都有義務製止私刑拷打。任何一個軍隊——說得對，可是我們的軍隊呢?……在我們那種殘忍而絕對的區分兩類人的原則的支配下，我們能做到嗎?例如，“不和我們站在一起的人，就不是我們的人”——那種人就隻應受到蔑視和消滅。這樣，我就未敢在特科人員麵前保護一個弗拉索夫分子，我什麽也沒有說，什麽也沒有做，裝作沒有聽見似地去了討會——免得我自己沾惹上這個公認的瘟疫，(說不定這個弗拉索夫分子是個超級壞蛋……?必說不定這個特科人員會對我有想法……?說不定……?)其實了解我軍當時情況的人看這件事更簡單，——個特科人員還會聽一個陸軍大尉的話?
於是，麵孔像野獸似的特別科人員像對待牲口一樣繼續抽打和驅趕這個毫無自衛能力的人。
這個場麵永遠留在我的眼前。這幾乎就是群島的象徵，可以把它印在書的封麵上。
這個痛苦的誌願軍運動的最後一點轉瞬即逝的意義就這樣完全喪失了：把他們當做炮灰送去對付同盟國軍隊和對付法國抵抗運動——去對付飽嚐德國人的殘忍和德國人的自傲的在德俄國人唯一對之抱有真誠好感的那些人。弗拉索夫周圍的人們當中懷抱的對英美人的暗藏的希望漸漸地破滅了：如果同盟國連共產黨也支持，那麽難道他們不會支持民主的非共產主義的俄國反對希特勒嗎?……特別是隨著第三帝國的崩潰，當蘇聯向歐洲以至全世界擴展自己的製度的壓力明顯地暴露出來的時候，——難道西方還會繼續支持布爾什維克專政嗎?這裏就有一個時至今日也未能克服的俄國人和西方人觀念的差異了。西方進行的僅是一場反對希特勒的戰爭，為此認為一切手段和一切同盟者，特別是蘇聯，都是好的。再說，非不能也，是不願也，設想蘇聯各族人民可能有與共產黨政府不一致的自己的任務，西方覺得麻煩，礙事。同盟軍向開到西部前線的反布爾什維克誌願營散發號召書說，保證將投誠者立即送往蘇聯，真令人哭笑不得
弗拉索夫周圍的人們在幻想和希望中把自己描繪為“第三勢力”，即處於史達林和希特勒之外的勢力，但是史達林，希特勒，西方都在踢掉他們腳下的支撐：對於西方他們是某種奇怪類別的納粹幫凶，並沒有什麽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
真的是有俄國人在打我們，而且打得比任何黨衛軍分子還凶，這點，我們很快就嚐到了味道。例如，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奧廖爾附近有一個穿德軍製服的俄國排防守索巴金新村。他們打得那麽不要命，好像這新村是他們自己建造的。我們把一個敵人趕進了地窖，每次往那裏麵扔手榴彈的時候，他的槍就停了。但隻要我們鑽進去往下走，他就用自動步槍射擊。我們往裏麵扔了一顆反坦克雷，才弄清楚，他在地窖裏麵還有一個坑，可以躲避手榴彈的爆炸。他是在多麽難以想像的震耳欲聾的響聲、氣浪的衝擊和無希望的處境下繼續進行戰鬥的。
例如，他們還防守過圖爾斯克以南打不掉的第聶伯河登陸點，在那裏為爭奪幾百米的地麵進行了兩星期毫無結果的戰鬥，戰鬥是兇惡的，嚴寒也同樣兇惡(四三年十二月)。在這場討厭的連續多日的冬季戰鬥中，我方和他們都穿著遮住軍大衣和帽子的偽裝罩衣。我聽說在小科茲洛維赤附近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兩個人在鬆林中躍進時迷失了方向，並排匍匐下來，他們已經摸不清楚.但仍然朝著什麽人、什麽方向射擊著。兩個人的自動步槍都是蘇式的。兩人共用子彈，互相打氣，因為自動步槍潤滑油開始凍結而一起罵娘。最後，他們決定抽根煙，把白鬥篷從頭上拉下來——這時彼此就看清楚了帽子上的鷹和紅星。馬上跳了起來!自動步槍已經不能射擊!抓起來當棍子使，開始互相追趕：這已經與政治無關，與俄羅斯母親無關，而隻不過是洞穴時代的互不信任：我要憐憫了他，他就會把我殺死。
在東普魯土，在離我幾步的地方，沿路邊押送著三個被俘的弗拉索夫分子，公路上正好轟隆轟隆地開過一輛t-34坦克。突然一個俘虜掙脫出來，縱身一跳，像燕子飛似的撲到了坦克下麵。坦克問了一下，但履帶的邊緣還是把他壓了。被壓壞的人還在扭動，鮮紅的血沫流到了嘴唇上。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寧願像士兵一樣死去，而不願在刑訊室給吊死。
沒有給他們留下選擇的餘地。他們不能有別的打法。打起仗來沒有給他們留下稍許愛惜自己一些的出路。如果光是“單純地”當俘虜我們這裏就已經認為是不可饒恕的背叛祖國行為，那對於拿起了敵人武器的人還能說什麽呢?我們宣傳機構的板斧對這些人的行為用下述原因來解釋：1.叛變的天性(生物學上的?在血液裏流著的?)2.怯懦。用怯懦恰恰講不通!怯懦的人尋找的是寬容、照顧。而他們去參加隸屬國防軍的“弗拉索夫”隊伍，隻能是由於事情到了極端，出於超過限度的絕望，由於不可能在蘇維埃製度下湊合著活下去，由於對個人安危的輕蔑。因為他們知道，在這裏他們不必希望得到一絲一毫的寬恕!被我們俘虜後，隻要聽到他們嘴裏清楚說出一句俄國話，就要被槍斃。(我曾在博布魯伊斯克附近叫住一批前來就俘的人，告訴他們要改扮成農民，分激進到各個村子裏去)。被俄國人俘虜也像被德國人俘虜一樣，最倒黴的是俄國人。
這次戰爭一般地向我們揭示了，當一個俄國人是地球上最糟糕的事。
我羞愧地回想起，在打掃(就是說搶劫)博布魯伊斯克大包圍圈的戰場時，我沿著公路走在打壞和翻倒的德國汽車中間，走在撒落一地的貴重戰利品中間——一些大車和汽車陷在路旁的窪地裏，德國的比曲格馬在那裏失神地躑躅，戰利品堆成的篝火在冒著煙，我突然從那裏聽到呼救的號叫：“大尉先生!大尉先生!”這是一個穿著德國軍褲，光著上身，臉上、胸上、肩上、背上鮮血淋淋的步行人用純粹的俄語向我叫喊，請求保護——個中土特科人員騎在馬上用鞭子的抽打、用馬身的逼近驅趕著他走在自己前麵。他用鞭子抽打他的赤裸裸的身體，不讓他回過身來，不讓他求助。邊趕邊打，在皮膚上引起一條條新的鮮紅的傷痕。
這不是布匿戰爭，不是希臘波斯戰爭!地球上任何一個軍隊的任何一個有權的軍官都有義務製止私刑拷打。任何一個軍隊——說得對，可是我們的軍隊呢?……在我們那種殘忍而絕對的區分兩類人的原則的支配下，我們能做到嗎?例如，“不和我們站在一起的人，就不是我們的人”——那種人就隻應受到蔑視和消滅。這樣，我就未敢在特科人員麵前保護一個弗拉索夫分子，我什麽也沒有說，什麽也沒有做，裝作沒有聽見似地去了討會——免得我自己沾惹上這個公認的瘟疫，(說不定這個弗拉索夫分子是個超級壞蛋……?必說不定這個特科人員會對我有想法……?說不定……?)其實了解我軍當時情況的人看這件事更簡單，——個特科人員還會聽一個陸軍大尉的話?
於是，麵孔像野獸似的特別科人員像對待牲口一樣繼續抽打和驅趕這個毫無自衛能力的人。
這個場麵永遠留在我的眼前。這幾乎就是群島的象徵，可以把它印在書的封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