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沒有像我們的戰俘那樣挨過餓，誰沒有嚼過飛進集中營裏的蝙蝠、煮吃過舊鞋掌，誰就未必能理解每一聲召喚、每一個論據具有多大的不可抵製的物質力量，如果在他的後麵，在戰俘營大門外，行軍夥房正冒著煙，每個同意的人馬上就能用粥填飽肚子—一即使是一次!即使一生中還有這一次!
但如果除了冒著熱氣的粥以外，在招募人員的召喚中還有著自由和真正生活的幻影——不管他號召到哪裏去!到弗拉索夫的營裏去。到克拉斯諾夫的哥薩克團裏去。到勞動營去——用混凝上修築未來的大西洋障壁。上挪威的峽灣去。到黎巴嫩的沙漠去。去當希維(hiw)——hilfswillige——德國國防軍誌願助戰隊(在每個德國連裏有十二名希維)。最後還可以去當鄉村的偽警，去追捕遊擊隊員(他們當中許多人也將遭到祖國的擯棄)。不管他召喚到哪裏去，不管上哪裏去都行——隻要不在這裏象被忘掉的牲畜那樣倒斃。
我們把一個人弄到了嚼蝙蝠的地步，我們自己不僅撤消了他對祖國的任何義務，而且也撤消了他對人類的義務!
那些從戰俘營被招募到短期間諜訓練班去的小夥子們，還並沒有從自己的被拋棄遭遇中作出極端的結論，還做出非常愛國的行動。他們認為這是逃出戰俘營的最合算的方法。他們幾乎人人都這樣設想，隻要德國人把他們派到蘇聯方麵去——他們馬上就向當局自首，交出自己的裝備和指示，同善庭的指揮官們一起把愚蠢的德國人嘲笑一頓，穿上紅軍製服，精神抖擻地回到戰鬥隊伍中去。清說說看，按人之常情而論誰能期待不同的情況呢?怎能不這樣呢?這是一些淳樸的小夥子，我見過很多，——長著憨厚的圓圓的臉，說話帶著使人發生好感的維亞特卡的或弗拉基米爾的口音。他們興沖沖地去上間諜學校，隻有鄉村學校四、五年級的文化程度，並且沒有使用羅盤和地圖的任何技能。
這樣，好像他們所設想的自己的出路是唯一正確的。好象招募這些人對德國指揮部說來完全是一個既浪費又愚蠢的舉動。其實不然!希特勒正是與他的大國兄弟配合行動的。間諜狂是史達林喪失理智的基本特徵之一。在史達林看來，他的國家裏間諜成群。所有住在蘇聯遠東的中國人都得到了間諜罪條款五十八條6，被關進北方的勞改營並在那裏死絕。參加過國內戰爭的中國人，如果沒有及時地溜之大吉，也都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幾十萬朝鮮人全都被懷疑是間諜而放逐到哈薩克斯坦去。所有出過國的、在“國際旅行社”旅館旁邊放慢過腳步的、被照進有外國人麵孔的相片中的、或者自己拍攝過城市建築物(弗拉基米爾的“金門”)的蘇聯人——都被指控為間諜。對鐵路線、對公路橋樑、對工廠煙囪瞧的時間過久——也被指控有間諜行為。所有滯留在蘇聯的為數眾多的外國共產黨人，所有大大小小的共產國際人員，不區別個人情況，一股腦兒首先被指控有間諜行為。對拉脫維亞的步兵——革命初期年代最可靠的武力，在一九三七年把他們全部關進監獄時，也都指控為有間諜行為!史達林好似把風騷的葉卡捷琳娜的一句名言翻轉過來並加以擴大了：寧可錯殺九百九十九，決不能放過一個真正的間諜。所以怎能相信那些確實在德國偵探機關手裏呆過的俄國士兵呢?!所以當成千上萬個士兵從歐洲蜂擁而來並且不隱瞞他們是自願應幕的間諜時，國家安全部的劊子手們感到多麽輕鬆呀!最最英明的人的預言得到了多麽驚人的證實!來吧，來吧，傻小子們，條文和報酬早就已經給你們準備好了!
這裏適宜於提出一個問題：畢竟有這樣一些戰俘，他們沒有去應任何招募;也沒有給德國人做過專業方麵的工作;沒有當營警;整個戰爭時期蹲在戰俘營裏不露頭，而終於沒有死去，雖然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像電氣工程師尼古拉·安德烈耶維奇·謝苗諾夫和費多爾·費多羅維奇·卡爾波夫那樣，用金屬廢料做打火機，靠此增加點食物。難道祖國也沒有原諒他們當了俘虜嗎?
沒有，沒有原諒!我認識謝苗諾夫和卡爾波夫是在布蒂爾卡，那時他們都已得到了自己合法的……多少?機靈的讀者已經知道：十年加五年的戴籠口。他們是出色的工程師，但是拒絕了德國人讓他們做專業工作的建議!謝苗諾夫少尉一九四一年是自願上前線的。在一九四二年他還沒有手槍，隻有個空槍套(偵查員不明白，為什麽他沒有用槍套自殺)。他曾三次從戰俘營逃跑。一九四五年從集中營被解放出來後，他作為受懲戒人員坐進我軍的坦克(坦克空投部隊)——拿下了柏林，因此得到了紅星勳章—一隻是在此以後才最終給關進監牢並得到刑期。請看，這就是我們的涅墨西斯的鏡子。
戰俘中很少有人能作為一個自由人越過蘇聯國境線，如果在忙亂中給漏了過去，那後來也會被抓起來，即便是在一九四六—一四七年。有一些是在德國境內的集合站上逮捕的，另一些似乎並沒有被捕，但從邊界就被裝上了貨車，在押解之下運到分布在全國的為數眾多的甄別審查營(甄審營)中的一個去。這些甄審營和勞改營沒有什麽區別，除了安置在裏麵的人還沒有得到刑期因而必須在營裏得到它這一點外。所有這些甄審營都是有活幹的，它們附設在工廠，附設在礦場，附設在建築工地，因此過去的戰俘們從頭一天起就可以投入十小時的工作日，同時，也像他們曾通過鐵絲網觀看德國一樣，今天也是通過鐵絲網觀看他們失而復得的祖國。空餘時間——黃昏和夜晚——就對被審查人進行訊問，為此在甄審營中配備了比一般多幾倍的行動人員和偵查員。偵查照常是從一個定論開始，即你肯定是有罪的。你就必須身在鐵絲網之內設法證明是無罪的。為此你隻能接舉證人，也就是其他的戰俘，而這些人則可能根本不在你的那個甄審營裏，而在遙遠的省份，於是克麥洛沃的行動人員向索裏卡姆的行動人員寄去質詢，那裏的人便訊問證人並寄回自己的答覆和新的質詢，你又被作為證人加以訊問。誠然，為了弄清一個人的命運可能要化上一年、兩年—一但祖國於此並無損失：因為你每天都在採煤。如某個證人關於你做了不大好的陳述或者證人已經死掉，——那就怪自己吧，你的叛國罪馬上就定案，巡迴法庭當時就在你的十年叛決書上蓋戳兒。如果不管怎樣翻騰，各方材料一致說明你似乎真的沒有給德國人做過事，—一而主要的你沒有親眼見過美國人和英國人(如果不是被我們而是被他們從俘虜營解放出來，那就是一個大大加重的情節)—一那末行動人員便決定你應受何種程度的隔離。對某些人規定變更居住地點(這樣做必然使一個人和周圍的人不易接近，使他易於受到打擊)。對另一些人則體麵地建議去幹“沃赫拉”的工作，即營內準軍事警衛工作：他好像仍保持著自由人身份，但卻失去了任何個人自由，並要到窮鄉僻壤去生活。對第三類人則握手告別，雖然這種人因單純地當了俘虜本應槍斃，但人道地把他放回家。不過，這種人高興得太早!他的案卷趕在他的前麵，經過保衛部門的秘密渠道已經到達了他的故鄉。這種人反正永遠不是自己人，因此在第一次大規模抓捕時，如四八——四九年，就會把他們接反蘇宣傳或別的適當條文關進監獄，我同這樣的人也曾一起坐過牢。
但如果除了冒著熱氣的粥以外，在招募人員的召喚中還有著自由和真正生活的幻影——不管他號召到哪裏去!到弗拉索夫的營裏去。到克拉斯諾夫的哥薩克團裏去。到勞動營去——用混凝上修築未來的大西洋障壁。上挪威的峽灣去。到黎巴嫩的沙漠去。去當希維(hiw)——hilfswillige——德國國防軍誌願助戰隊(在每個德國連裏有十二名希維)。最後還可以去當鄉村的偽警，去追捕遊擊隊員(他們當中許多人也將遭到祖國的擯棄)。不管他召喚到哪裏去，不管上哪裏去都行——隻要不在這裏象被忘掉的牲畜那樣倒斃。
我們把一個人弄到了嚼蝙蝠的地步，我們自己不僅撤消了他對祖國的任何義務，而且也撤消了他對人類的義務!
那些從戰俘營被招募到短期間諜訓練班去的小夥子們，還並沒有從自己的被拋棄遭遇中作出極端的結論，還做出非常愛國的行動。他們認為這是逃出戰俘營的最合算的方法。他們幾乎人人都這樣設想，隻要德國人把他們派到蘇聯方麵去——他們馬上就向當局自首，交出自己的裝備和指示，同善庭的指揮官們一起把愚蠢的德國人嘲笑一頓，穿上紅軍製服，精神抖擻地回到戰鬥隊伍中去。清說說看，按人之常情而論誰能期待不同的情況呢?怎能不這樣呢?這是一些淳樸的小夥子，我見過很多，——長著憨厚的圓圓的臉，說話帶著使人發生好感的維亞特卡的或弗拉基米爾的口音。他們興沖沖地去上間諜學校，隻有鄉村學校四、五年級的文化程度，並且沒有使用羅盤和地圖的任何技能。
這樣，好像他們所設想的自己的出路是唯一正確的。好象招募這些人對德國指揮部說來完全是一個既浪費又愚蠢的舉動。其實不然!希特勒正是與他的大國兄弟配合行動的。間諜狂是史達林喪失理智的基本特徵之一。在史達林看來，他的國家裏間諜成群。所有住在蘇聯遠東的中國人都得到了間諜罪條款五十八條6，被關進北方的勞改營並在那裏死絕。參加過國內戰爭的中國人，如果沒有及時地溜之大吉，也都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幾十萬朝鮮人全都被懷疑是間諜而放逐到哈薩克斯坦去。所有出過國的、在“國際旅行社”旅館旁邊放慢過腳步的、被照進有外國人麵孔的相片中的、或者自己拍攝過城市建築物(弗拉基米爾的“金門”)的蘇聯人——都被指控為間諜。對鐵路線、對公路橋樑、對工廠煙囪瞧的時間過久——也被指控有間諜行為。所有滯留在蘇聯的為數眾多的外國共產黨人，所有大大小小的共產國際人員，不區別個人情況，一股腦兒首先被指控有間諜行為。對拉脫維亞的步兵——革命初期年代最可靠的武力，在一九三七年把他們全部關進監獄時，也都指控為有間諜行為!史達林好似把風騷的葉卡捷琳娜的一句名言翻轉過來並加以擴大了：寧可錯殺九百九十九，決不能放過一個真正的間諜。所以怎能相信那些確實在德國偵探機關手裏呆過的俄國士兵呢?!所以當成千上萬個士兵從歐洲蜂擁而來並且不隱瞞他們是自願應幕的間諜時，國家安全部的劊子手們感到多麽輕鬆呀!最最英明的人的預言得到了多麽驚人的證實!來吧，來吧，傻小子們，條文和報酬早就已經給你們準備好了!
這裏適宜於提出一個問題：畢竟有這樣一些戰俘，他們沒有去應任何招募;也沒有給德國人做過專業方麵的工作;沒有當營警;整個戰爭時期蹲在戰俘營裏不露頭，而終於沒有死去，雖然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像電氣工程師尼古拉·安德烈耶維奇·謝苗諾夫和費多爾·費多羅維奇·卡爾波夫那樣，用金屬廢料做打火機，靠此增加點食物。難道祖國也沒有原諒他們當了俘虜嗎?
沒有，沒有原諒!我認識謝苗諾夫和卡爾波夫是在布蒂爾卡，那時他們都已得到了自己合法的……多少?機靈的讀者已經知道：十年加五年的戴籠口。他們是出色的工程師，但是拒絕了德國人讓他們做專業工作的建議!謝苗諾夫少尉一九四一年是自願上前線的。在一九四二年他還沒有手槍，隻有個空槍套(偵查員不明白，為什麽他沒有用槍套自殺)。他曾三次從戰俘營逃跑。一九四五年從集中營被解放出來後，他作為受懲戒人員坐進我軍的坦克(坦克空投部隊)——拿下了柏林，因此得到了紅星勳章—一隻是在此以後才最終給關進監牢並得到刑期。請看，這就是我們的涅墨西斯的鏡子。
戰俘中很少有人能作為一個自由人越過蘇聯國境線，如果在忙亂中給漏了過去，那後來也會被抓起來，即便是在一九四六—一四七年。有一些是在德國境內的集合站上逮捕的，另一些似乎並沒有被捕，但從邊界就被裝上了貨車，在押解之下運到分布在全國的為數眾多的甄別審查營(甄審營)中的一個去。這些甄審營和勞改營沒有什麽區別，除了安置在裏麵的人還沒有得到刑期因而必須在營裏得到它這一點外。所有這些甄審營都是有活幹的，它們附設在工廠，附設在礦場，附設在建築工地，因此過去的戰俘們從頭一天起就可以投入十小時的工作日，同時，也像他們曾通過鐵絲網觀看德國一樣，今天也是通過鐵絲網觀看他們失而復得的祖國。空餘時間——黃昏和夜晚——就對被審查人進行訊問，為此在甄審營中配備了比一般多幾倍的行動人員和偵查員。偵查照常是從一個定論開始，即你肯定是有罪的。你就必須身在鐵絲網之內設法證明是無罪的。為此你隻能接舉證人，也就是其他的戰俘，而這些人則可能根本不在你的那個甄審營裏，而在遙遠的省份，於是克麥洛沃的行動人員向索裏卡姆的行動人員寄去質詢，那裏的人便訊問證人並寄回自己的答覆和新的質詢，你又被作為證人加以訊問。誠然，為了弄清一個人的命運可能要化上一年、兩年—一但祖國於此並無損失：因為你每天都在採煤。如某個證人關於你做了不大好的陳述或者證人已經死掉，——那就怪自己吧，你的叛國罪馬上就定案，巡迴法庭當時就在你的十年叛決書上蓋戳兒。如果不管怎樣翻騰，各方材料一致說明你似乎真的沒有給德國人做過事，—一而主要的你沒有親眼見過美國人和英國人(如果不是被我們而是被他們從俘虜營解放出來，那就是一個大大加重的情節)—一那末行動人員便決定你應受何種程度的隔離。對某些人規定變更居住地點(這樣做必然使一個人和周圍的人不易接近，使他易於受到打擊)。對另一些人則體麵地建議去幹“沃赫拉”的工作，即營內準軍事警衛工作：他好像仍保持著自由人身份，但卻失去了任何個人自由，並要到窮鄉僻壤去生活。對第三類人則握手告別，雖然這種人因單純地當了俘虜本應槍斃，但人道地把他放回家。不過，這種人高興得太早!他的案卷趕在他的前麵，經過保衛部門的秘密渠道已經到達了他的故鄉。這種人反正永遠不是自己人，因此在第一次大規模抓捕時，如四八——四九年，就會把他們接反蘇宣傳或別的適當條文關進監獄，我同這樣的人也曾一起坐過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