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幼年的時光，
我便失去了爹娘，
被人拋棄被人忘……永遠也不能再唱下去!——到此他就號陶大哭起來。他把那從他身上衝決出來的、但不能幫助他打穿牆壁的全部力量，變成了對自己的憐憫。
還有對妻子的憐憫。早就失歡的妻子現在每隔十天(不允許更經常)給他送來豐富的牢飯——潔白的麵包、奶油、紅魚子、小牛肉、鯉魚肉。他分給我們每人一片夾肉的麵包，一根卷好的葉子煙，俯視著放在桌上的食物(與老地下工作者那些發青的土豆相比真是色香喜人)，他的眼淚又加倍地流了起來。他嗚嗚咽咽地回憶起妻子的淚水，淌了整整幾年的淚水：一會兒是因為在他褲兜裏發現了情書;一會兒是由於在大衣袋裏找出了他在汽車裏倉猝液在那兒忘了的不知哪個女人的褲衩。當那使人變得溫和的自我憐憫撕裂著他的時候，當代表兇惡力量的鎖子甲卸下的時候，在我們麵前便出現了一個落魄的無疑的好人。我奇怪.他怎麽能那樣放聲痛哭。我們的同監難友，那個長著白頭髮楂子的愛沙尼亞人阿爾諾德·蘇濟向我解釋說：“殘忍必定要用傷感來作襯墊。這是—一互補定律。例如，在德國人身上，這種結合甚至變成了民族性。”
法斯堅科恰恰相反，在監室裏是最生氣勃勃的，雖然，以年齡而論，他是唯一已經不能指望熬過一切而重獲自由的人。他接住了我的肩膀說：
為真理挺站——算得了什麽!
為真理坐牢才是英雄本色2或者教我唱自己的政治苦役犯歌曲：
如果需要犧牲，
在牢獄和潮濕的礦井——
我們的事業永遠會得到
後代人的響應!
我相信!但願這些篇章有助於實現他的信念!
我們監室十六小時的一天缺乏外部事件，但卻是那麽有意思，譬如拿我來說，等十六分鍾的無軌電車要比這十六小時無聊得多。並沒有什麽值得注意的事件，而一到晚上你卻會長嘆一聲，覺得時間又是不夠，一天又飛快過去了。事件是細小的，但你第一次學會把它們放在放大鏡下來觀察。
一天中最難過的時刻是最初兩個小時：一聽到鑰匙開鎖的聲音(在盧賓卡還沒有“送飯口”，所以喊“起床”號令也需要開門)，我們毫不遲緩地跳起來，鋪好床，無聊地、無望地在電燈光下坐在床上。清早六點鍾強迫起床，這時候，腦子睡得懶洋洋的，覺得整個世界都可厭，整個一生都完蛋了，監室裏一口新鮮空氣都沒有，特別哭笑不得的是那些夜間受審訊剛眯糊了一會兒的人。但是別想耍花招!如果你要打個瞌睡試試，稍稍把身子靠在牆上，或者手托腦袋撐在桌上裝做下象棋，或者臉對著放在膝上裝模作樣打開的書本渾身放鬆——那就會發出用鑰匙敲門的警告聲，或者更糟糕些：用有響聲的鎖鎖上的門突然無聲地打開(盧賓卡的看守受過專門訓練)，一個下士像無聲的影子，像穿牆破壁的精靈，迅速走進監室三步，把瞌睡中的你敲一記，你也許會進禁閉室，也許會拿走全監室的書籍或者取消放風，這是對全監室的殘酷的不公正的懲罰，還有寫在獄規上的一條條罰則——你讀去吧!它就掛在每個監室的牆上。順便說說，你如果看東西要戴眼鏡，那你在這睏乏人的兩小時內，無論書籍還是神聖的獄規都讀不了：因為眼鏡到夜間是收走的，在這兩小時內讓你有眼鏡仍然認為是危險的。在這兩小時內，決不會有人往監室送什麽東西;誰也不會來這裏，誰也不會問什麽，誰也不會被傳去——偵查員們正睡得香，監獄的長官們才醒——不眠的隻有“維爾都海”，他時時撥開監視孔的小檔板往裏窺望聲
但有一項程序是在這兩個小時內辦理的：早解手。還在起床時，看守就要作一項重要宣布：任命你們監室裏的某人今天負責端馬桶(在那些各自為政的不出名的監獄裏，犯人享有的言論自由和自治權恰好足以自行解決這個問題。但在總政治監獄裏，這種事件是不能聽任自發的)。於是你們就迅速一個挨一個地排好隊，前麵是那位馬桶負責人，他把容量八公升的帶蓋的洋鐵桶抱在胸前。到達目的地，又把你們鎖在裏麵，鎖門以前，你們有多少人就發給你們多少有兩張火車票大小的紙片(在盧賓卡沒有多大意思：白的紙。有這樣一些吸引人的監獄，那裏發的是書本的碎頁——這是一種多有意思的閱讀呀!猜測是從哪兒來的，把兩麵從頭到尾讀完，領會內容，評價風格——在斷章殘句中去評量吧!——與同伴交換閱讀。那裏有時發給一度曾是進步的《格拉納特》百科全書的殘頁，而有時說起來都害怕，是經地作家的書頁，那可根本不是文藝方麵的啊……。上廁所成了獲得知識的行動)。
但可樂的事不多。這項粗俗的需要在文學作品裏是不作興提及的(盡管這裏也隻是輕巧地說出了一個萬古不變的道理：“清早出恭，其樂無窮……”)，獄中一日的這種似乎是自然的開場，已經為囚犯的一整天設下了圈套——同時也是精神上的圈套，氣人的地方就在這兒。在監獄的不活動和食物貧乏的情況下，在虛弱的昏睡後，你怎麽也不能一起床就打發掉自然需要。可是很快又要你回去並鎖起來，——直到晚上六點鍾(而在有的監獄裏則到第二天早晨)。現在你一想起白天審訊時間快到了，一想起一天有那麽多事情，心裏就發毛，還要往肚裏填進口糧、水和爛菜湯，可是誰也不再放你上那個美好的場所去了，自由人不懂得可以輕易進入這種場所的價值。難以忍受的庸俗需要能日復一日地在你身上產生，並且在早解手後很快產生，然後整天折磨你，壓迫你，使你不能暢快談話、閱讀、思想，甚至吞不進一點食物。
有時在監室裏討論：盧賓卡的獄規，以及一般的任何獄規是怎樣產生的——是一種故意設計的暴行或者就是這樣自然形成的。我想—一各有不同。起床——這當然是出於惡意的打算，而其他許多東西起初是完全機械地形成的(同我們社會生活中的許多暴行一樣)，後來上頭看出有好處，因而批準了。交接班是在早上和晚上八點鍾，因此帶出去解手在交班前最方便(要是在一天中間一個個單獨放出去——那就需要多餘的操心和預防措施，這些活兒是拿不到報酬的)。在眼鏡問題上也是這樣：何必一起床就操這個心?夜班交班前還給他們就行了。
現在已經聽得到在分發眼鏡——門打開了。可以判斷，鄰室有沒有戴眼鏡的(你的同案人不戴眼鏡嗎?當然我們不敢敲牆對話，對待這種事情是很嚴厲的)。瞧，也給我們監室裏的人拿眼鏡來了。法斯堅科隻在讀東西的時候才戴眼鏡，而蘇濟則經常戴著。他戴上了，眼睛不再眯縫了。一戴上角質框眼鏡—一眼上的框邊是直線，他的臉馬上就變得嚴厲了，有洞察力了，像我們所能想像的本世紀有教養人的臉。還在革命前，他就在彼得格勒文史學院學習，愛沙尼亞獨立後二十年間保持了不帶一點口音的純粹俄語。後來在塔爾圖學完了法律專科。除了愛沙尼亞國語外，他還通曉英語和德語，所有這些年代他經常注視著倫敦的《經濟學家》雜誌，注視著綜合性的各種德國《學報》，研究各國的憲法和法典。在我們的監室裏他當之無愧而又含蓄地代表著歐洲。他還是一個愛沙尼亞的知名律師.人們稱他為“kuidsuu”(金口)。
我便失去了爹娘，
被人拋棄被人忘……永遠也不能再唱下去!——到此他就號陶大哭起來。他把那從他身上衝決出來的、但不能幫助他打穿牆壁的全部力量，變成了對自己的憐憫。
還有對妻子的憐憫。早就失歡的妻子現在每隔十天(不允許更經常)給他送來豐富的牢飯——潔白的麵包、奶油、紅魚子、小牛肉、鯉魚肉。他分給我們每人一片夾肉的麵包，一根卷好的葉子煙，俯視著放在桌上的食物(與老地下工作者那些發青的土豆相比真是色香喜人)，他的眼淚又加倍地流了起來。他嗚嗚咽咽地回憶起妻子的淚水，淌了整整幾年的淚水：一會兒是因為在他褲兜裏發現了情書;一會兒是由於在大衣袋裏找出了他在汽車裏倉猝液在那兒忘了的不知哪個女人的褲衩。當那使人變得溫和的自我憐憫撕裂著他的時候，當代表兇惡力量的鎖子甲卸下的時候，在我們麵前便出現了一個落魄的無疑的好人。我奇怪.他怎麽能那樣放聲痛哭。我們的同監難友，那個長著白頭髮楂子的愛沙尼亞人阿爾諾德·蘇濟向我解釋說：“殘忍必定要用傷感來作襯墊。這是—一互補定律。例如，在德國人身上，這種結合甚至變成了民族性。”
法斯堅科恰恰相反，在監室裏是最生氣勃勃的，雖然，以年齡而論，他是唯一已經不能指望熬過一切而重獲自由的人。他接住了我的肩膀說：
為真理挺站——算得了什麽!
為真理坐牢才是英雄本色2或者教我唱自己的政治苦役犯歌曲：
如果需要犧牲，
在牢獄和潮濕的礦井——
我們的事業永遠會得到
後代人的響應!
我相信!但願這些篇章有助於實現他的信念!
我們監室十六小時的一天缺乏外部事件，但卻是那麽有意思，譬如拿我來說，等十六分鍾的無軌電車要比這十六小時無聊得多。並沒有什麽值得注意的事件，而一到晚上你卻會長嘆一聲，覺得時間又是不夠，一天又飛快過去了。事件是細小的，但你第一次學會把它們放在放大鏡下來觀察。
一天中最難過的時刻是最初兩個小時：一聽到鑰匙開鎖的聲音(在盧賓卡還沒有“送飯口”，所以喊“起床”號令也需要開門)，我們毫不遲緩地跳起來，鋪好床，無聊地、無望地在電燈光下坐在床上。清早六點鍾強迫起床，這時候，腦子睡得懶洋洋的，覺得整個世界都可厭，整個一生都完蛋了，監室裏一口新鮮空氣都沒有，特別哭笑不得的是那些夜間受審訊剛眯糊了一會兒的人。但是別想耍花招!如果你要打個瞌睡試試，稍稍把身子靠在牆上，或者手托腦袋撐在桌上裝做下象棋，或者臉對著放在膝上裝模作樣打開的書本渾身放鬆——那就會發出用鑰匙敲門的警告聲，或者更糟糕些：用有響聲的鎖鎖上的門突然無聲地打開(盧賓卡的看守受過專門訓練)，一個下士像無聲的影子，像穿牆破壁的精靈，迅速走進監室三步，把瞌睡中的你敲一記，你也許會進禁閉室，也許會拿走全監室的書籍或者取消放風，這是對全監室的殘酷的不公正的懲罰，還有寫在獄規上的一條條罰則——你讀去吧!它就掛在每個監室的牆上。順便說說，你如果看東西要戴眼鏡，那你在這睏乏人的兩小時內，無論書籍還是神聖的獄規都讀不了：因為眼鏡到夜間是收走的，在這兩小時內讓你有眼鏡仍然認為是危險的。在這兩小時內，決不會有人往監室送什麽東西;誰也不會來這裏，誰也不會問什麽，誰也不會被傳去——偵查員們正睡得香，監獄的長官們才醒——不眠的隻有“維爾都海”，他時時撥開監視孔的小檔板往裏窺望聲
但有一項程序是在這兩個小時內辦理的：早解手。還在起床時，看守就要作一項重要宣布：任命你們監室裏的某人今天負責端馬桶(在那些各自為政的不出名的監獄裏，犯人享有的言論自由和自治權恰好足以自行解決這個問題。但在總政治監獄裏，這種事件是不能聽任自發的)。於是你們就迅速一個挨一個地排好隊，前麵是那位馬桶負責人，他把容量八公升的帶蓋的洋鐵桶抱在胸前。到達目的地，又把你們鎖在裏麵，鎖門以前，你們有多少人就發給你們多少有兩張火車票大小的紙片(在盧賓卡沒有多大意思：白的紙。有這樣一些吸引人的監獄，那裏發的是書本的碎頁——這是一種多有意思的閱讀呀!猜測是從哪兒來的，把兩麵從頭到尾讀完，領會內容，評價風格——在斷章殘句中去評量吧!——與同伴交換閱讀。那裏有時發給一度曾是進步的《格拉納特》百科全書的殘頁，而有時說起來都害怕，是經地作家的書頁，那可根本不是文藝方麵的啊……。上廁所成了獲得知識的行動)。
但可樂的事不多。這項粗俗的需要在文學作品裏是不作興提及的(盡管這裏也隻是輕巧地說出了一個萬古不變的道理：“清早出恭，其樂無窮……”)，獄中一日的這種似乎是自然的開場，已經為囚犯的一整天設下了圈套——同時也是精神上的圈套，氣人的地方就在這兒。在監獄的不活動和食物貧乏的情況下，在虛弱的昏睡後，你怎麽也不能一起床就打發掉自然需要。可是很快又要你回去並鎖起來，——直到晚上六點鍾(而在有的監獄裏則到第二天早晨)。現在你一想起白天審訊時間快到了，一想起一天有那麽多事情，心裏就發毛，還要往肚裏填進口糧、水和爛菜湯，可是誰也不再放你上那個美好的場所去了，自由人不懂得可以輕易進入這種場所的價值。難以忍受的庸俗需要能日復一日地在你身上產生，並且在早解手後很快產生，然後整天折磨你，壓迫你，使你不能暢快談話、閱讀、思想，甚至吞不進一點食物。
有時在監室裏討論：盧賓卡的獄規，以及一般的任何獄規是怎樣產生的——是一種故意設計的暴行或者就是這樣自然形成的。我想—一各有不同。起床——這當然是出於惡意的打算，而其他許多東西起初是完全機械地形成的(同我們社會生活中的許多暴行一樣)，後來上頭看出有好處，因而批準了。交接班是在早上和晚上八點鍾，因此帶出去解手在交班前最方便(要是在一天中間一個個單獨放出去——那就需要多餘的操心和預防措施，這些活兒是拿不到報酬的)。在眼鏡問題上也是這樣：何必一起床就操這個心?夜班交班前還給他們就行了。
現在已經聽得到在分發眼鏡——門打開了。可以判斷，鄰室有沒有戴眼鏡的(你的同案人不戴眼鏡嗎?當然我們不敢敲牆對話，對待這種事情是很嚴厲的)。瞧，也給我們監室裏的人拿眼鏡來了。法斯堅科隻在讀東西的時候才戴眼鏡，而蘇濟則經常戴著。他戴上了，眼睛不再眯縫了。一戴上角質框眼鏡—一眼上的框邊是直線，他的臉馬上就變得嚴厲了，有洞察力了，像我們所能想像的本世紀有教養人的臉。還在革命前，他就在彼得格勒文史學院學習，愛沙尼亞獨立後二十年間保持了不帶一點口音的純粹俄語。後來在塔爾圖學完了法律專科。除了愛沙尼亞國語外，他還通曉英語和德語，所有這些年代他經常注視著倫敦的《經濟學家》雜誌，注視著綜合性的各種德國《學報》，研究各國的憲法和法典。在我們的監室裏他當之無愧而又含蓄地代表著歐洲。他還是一個愛沙尼亞的知名律師.人們稱他為“kuidsuu”(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