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廊裏有了新的動靜：穿著灰色長罩衫的寄生蟲———一個躲在後方的壯健的小夥子用托盤給我們送來我們的五份li糧和十塊方糖。我們的“耳目”圍著食物團團轉：雖然現在免不了要用抓鬮來決定一切，麵包頭和添頭的多少、麵包皮脫落的程度都要考慮在內，一切讓命運來決定吧(哪裏沒有這種情形呢?這是我們多年全民挨餓的產物。在軍隊裏分一切東西也是這樣做的。德國兵在自己的戰壕裏聽的多了，便學著逗樂說：“給誰?——給指導員!’’)——但“耳目”隻要把所有的東西拿一下，便會在手掌裏留下麵包和糖的分子的薄層。
這些四百五十克的沒有發起來的半生不熟的麵包內瓤跟稀泥一樣，一半是用土豆做的—一就是我們的“拐杖”和一天的中心事件。生命開始了!一天開始了，這才是真正開始了!每個人都有一大堆的問題要解決：他昨天把口糧處理得是否正確?用細線把它拉成小塊?或者貪心地掰著吃?或者一塊塊掐下來慢慢吃?等到茶來再吃或者現在就動手幹?留到晚飯時，或者隻留到午飯時?留多少?
但除了這些內容貧乏的猶豫外，手裏這塊水分多於糧食的一磅重的東西(法斯堅科說，現在莫斯科的勞動者吃的也是這樣的麵包)，還能引起多麽廣泛的辯論啊!(我們的舌頭現在也好用一些了，手裏有了麵包，我們已經是正常人了!)這種麵包裏到底有沒有糧食呀!這裏麵都是什麽摻合物啊?(在每個監室裏總有個把對接合物很懂行的人，因為在這幾十年內誰沒有吃過這些東西?)開始了議論和回憶。二十年代烤的還是多好的白麵包呀?——大圓麵包、鬆軟、多孔，上麵的皮是紅褐色的，塗了油，下麵帶著點爐灰和爐底的稜角。一去不復返的麵包呀!一九三0年出生的人根本不知道什麽叫做麵包!朋友們，這已經是禁區了!我們約定好一句話也不談吃的。
走廊裏又有了活動。送茶水來了。另一個穿著灰罩衫的大小夥子拎著水桶來了。我們把自己的茶壺拿到走廊裏，湊近著他放好，他便從沒有漏嘴的桶裏倒到茶壺裏，同時撥到道上。而整個走廊是擦得鋥亮的，像在一級旅館裏那樣。
很快就要把我們已經提到過的生物學家季莫費耶夫-列索夫斯基從柏林送到這裏。在盧賓卡好像給他印象最壞的莫過於把水潑到地上這件事了。他認為這是監獄管理人員(以及我們全體)玩忽職守的一個明顯標誌。他把盧賓卡存在的年乘上每年的七百三十次再乘一百一十一個監室——結果發現：二百一十八萬八千次把開水灑在地上，加上同樣的次數拿抹布來擦掉，要比做一些帶漏嘴的桶容易些，他為這件事還要生很久的氣呢。
這就是全部幹糧。至於稀的，是兩頓接連著來，下午一點和四點，然後是二十一小時的回憶(也不是有意作惡：廚房需要快點煮完下班八
九點鍾。早點名。老早就聽得見特別響的鑰匙轉動聲，特別清楚的敲門聲——前來接班的本層樓的值班中尉，像“立正”那樣站得筆挺，跨進監室兩步，嚴厲地瞧著我們這些站起來的人(政治犯是可以不站起來的，但這一點我們都不敢想)。把我們數一下對他並不費事，眼光一掃就行了，但這一瞬間是對我們的權利的考驗——要知道我們也是有著某些權利的，但我們不知道這些權利。我們不知道，他也必須對我們隱瞞起來。他們在盧賓卡學到的看家本領就在於完全的機械性：沒有表情，沒有語氣，沒有多餘的話。
我們所知道的權利隻是要求修鞋、看病。但叫到醫生那裏——你別高興，在那裏，這種盧賓卡的機械性會特別使你感到驚奇。醫生的目光中不僅沒有關切，甚至連普通的注意都沒有。他不是問：“你哪裏不舒服?”，因為字太多，而且說這個句子不能不帶語氣，所以他就斬釘截鐵地說：“不舒服?”，如果你開始過分詳細地說起病情來，他便打斷你。清楚了。牙齒?拔掉。可以上點砷製劑。治療?我們這裏不治療。(因為這會增加瞧病的人次並會造成好像有點人情味的環境)。
獄醫是偵查員和劊子手的最好幫手。遭毒打的人在地上甦醒過來便聽到醫生的聲音：“可以接著幹，脈搏正常。”關了五晝夜的冷禁閉室後，醫生瞧著凍僵了的赤裸身體說：“可以接著關。”毒打致死——他簽署筆錄：因肝硬變、血管梗塞死亡。緊急叫去搶救監室中垂死的人，——他都不慌不忙。誰要表現得不一樣，我們的監獄就不要。哈茲醫師在我們這裏是掙不到外快的。
但是我們的“耳目”，對權利知道得比較清楚。(據他說，他受偵查已經有十一個月了;把他叫去審訊都在白天。)瞧，他又出來請求記下他的名字——要見典獄長。怎麽，要見全盧賓卡監獄的長官?是的。於是記下了他的名字。(晚上熄燈後，偵查員們已經就位的時候，便會把他叫去，他回來時將帶著馬合煙。)當然，做法很粗拙，但暫時沒有想出更好的辦法來。完全改用竊聽器開支也太大，一百一十一間監室總不能整天都竊聽。那怎麽行!安插“耳目”比較省錢，今後還會長時期利用他們。但克拉馬連科很難對付我們。有時他使勁聽我們談話，急得出了汗，但從臉上看出來什麽也沒有聽懂。
還有一個權利——呈遞申訴的自由(代替我們從外麵進來以後失去的出版、集會和投票表決的自由)!每月兩次，值早班的問：“誰要寫申訴?”於是有求必應地把所有要寫的人都登記上。在白天把你叫到一間隔離室去關在那裏。你想給誰寫就可以給誰寫——可以寫給各族人民的父親，中央委員會、最高蘇維埃、貝利亞部長、阿巴庫莫夫部長、總檢察署、軍事檢察總署、監獄管理局、偵查處，可以對逮捕、對偵查員、對典獄長提出控訴!——在所有的情況下，你的申訴都不會有什麽效果，它不會附入任何案卷，而讀到它的最高級的人物就是你的偵查員，但你卻證明不了這一點。而且多年連他也不會讀到，因為根本誰也不可能讀到它;在7x10厘米的一小塊紙上，比早上給你上廁所的稍大一些，當你用筆尖開了花的或者彎成小鉤的鋼筆，往泡著破布的或加了白水的墨水瓶蘸上墨水，剛剛劃上“申……”——字母已經在那可惡的紙上化了開來，於是“訴”字已經寫不到行裏，而紙的另一麵也都已經滲透了。
也許你還有另外一些什麽權利，但值日官閉口不言。而且即便你不知道這些權利也不會有多大損失。
點名過去了，一天開始了。偵查員已經就位。維爾圖海用十分神秘的方式傳喚你：他隻說出頭一個字母(是這樣叫法：“誰是c開頭的?”“誰是q開頭的?”有時還說成“誰是am開頭的?”)，而你卻應當表現出機智，馬上把自己貢獻出來。採取這種辦法是為了防止看守出差錯：喊出的姓名不是在這個監室裏，這樣我們就會知道還有誰也在蹲監牢。但是，我們雖然同整個監獄隔離，卻並沒有失去監室間的信息。為了盡量多塞人，犯人經常倒換。而每一個倒換的人就把原來監室積累的全部經驗帶到新監室去。例如，我們隻蹲在四樓，卻知道地下監室的情形，知道一樓的隔離間，知道集中關著婦女的二樓的黑暗，知道五樓的雙層結構，知道五樓最大的號子——百十一號。在我之前，這個監室裏關過一個兒童文學作家邦達林，在此以前他在關女犯的那一層裏和一個波蘭記者一起蹲過一陣，而這個波蘭記者更早以前曾經同保盧斯陸軍元帥一起蹲過一陣，於是我們也都知道了關於保盧斯的一切詳細情況。
這些四百五十克的沒有發起來的半生不熟的麵包內瓤跟稀泥一樣，一半是用土豆做的—一就是我們的“拐杖”和一天的中心事件。生命開始了!一天開始了，這才是真正開始了!每個人都有一大堆的問題要解決：他昨天把口糧處理得是否正確?用細線把它拉成小塊?或者貪心地掰著吃?或者一塊塊掐下來慢慢吃?等到茶來再吃或者現在就動手幹?留到晚飯時，或者隻留到午飯時?留多少?
但除了這些內容貧乏的猶豫外，手裏這塊水分多於糧食的一磅重的東西(法斯堅科說，現在莫斯科的勞動者吃的也是這樣的麵包)，還能引起多麽廣泛的辯論啊!(我們的舌頭現在也好用一些了，手裏有了麵包，我們已經是正常人了!)這種麵包裏到底有沒有糧食呀!這裏麵都是什麽摻合物啊?(在每個監室裏總有個把對接合物很懂行的人，因為在這幾十年內誰沒有吃過這些東西?)開始了議論和回憶。二十年代烤的還是多好的白麵包呀?——大圓麵包、鬆軟、多孔，上麵的皮是紅褐色的，塗了油，下麵帶著點爐灰和爐底的稜角。一去不復返的麵包呀!一九三0年出生的人根本不知道什麽叫做麵包!朋友們，這已經是禁區了!我們約定好一句話也不談吃的。
走廊裏又有了活動。送茶水來了。另一個穿著灰罩衫的大小夥子拎著水桶來了。我們把自己的茶壺拿到走廊裏，湊近著他放好，他便從沒有漏嘴的桶裏倒到茶壺裏，同時撥到道上。而整個走廊是擦得鋥亮的，像在一級旅館裏那樣。
很快就要把我們已經提到過的生物學家季莫費耶夫-列索夫斯基從柏林送到這裏。在盧賓卡好像給他印象最壞的莫過於把水潑到地上這件事了。他認為這是監獄管理人員(以及我們全體)玩忽職守的一個明顯標誌。他把盧賓卡存在的年乘上每年的七百三十次再乘一百一十一個監室——結果發現：二百一十八萬八千次把開水灑在地上，加上同樣的次數拿抹布來擦掉，要比做一些帶漏嘴的桶容易些，他為這件事還要生很久的氣呢。
這就是全部幹糧。至於稀的，是兩頓接連著來，下午一點和四點，然後是二十一小時的回憶(也不是有意作惡：廚房需要快點煮完下班八
九點鍾。早點名。老早就聽得見特別響的鑰匙轉動聲，特別清楚的敲門聲——前來接班的本層樓的值班中尉，像“立正”那樣站得筆挺，跨進監室兩步，嚴厲地瞧著我們這些站起來的人(政治犯是可以不站起來的，但這一點我們都不敢想)。把我們數一下對他並不費事，眼光一掃就行了，但這一瞬間是對我們的權利的考驗——要知道我們也是有著某些權利的，但我們不知道這些權利。我們不知道，他也必須對我們隱瞞起來。他們在盧賓卡學到的看家本領就在於完全的機械性：沒有表情，沒有語氣，沒有多餘的話。
我們所知道的權利隻是要求修鞋、看病。但叫到醫生那裏——你別高興，在那裏，這種盧賓卡的機械性會特別使你感到驚奇。醫生的目光中不僅沒有關切，甚至連普通的注意都沒有。他不是問：“你哪裏不舒服?”，因為字太多，而且說這個句子不能不帶語氣，所以他就斬釘截鐵地說：“不舒服?”，如果你開始過分詳細地說起病情來，他便打斷你。清楚了。牙齒?拔掉。可以上點砷製劑。治療?我們這裏不治療。(因為這會增加瞧病的人次並會造成好像有點人情味的環境)。
獄醫是偵查員和劊子手的最好幫手。遭毒打的人在地上甦醒過來便聽到醫生的聲音：“可以接著幹，脈搏正常。”關了五晝夜的冷禁閉室後，醫生瞧著凍僵了的赤裸身體說：“可以接著關。”毒打致死——他簽署筆錄：因肝硬變、血管梗塞死亡。緊急叫去搶救監室中垂死的人，——他都不慌不忙。誰要表現得不一樣，我們的監獄就不要。哈茲醫師在我們這裏是掙不到外快的。
但是我們的“耳目”，對權利知道得比較清楚。(據他說，他受偵查已經有十一個月了;把他叫去審訊都在白天。)瞧，他又出來請求記下他的名字——要見典獄長。怎麽，要見全盧賓卡監獄的長官?是的。於是記下了他的名字。(晚上熄燈後，偵查員們已經就位的時候，便會把他叫去，他回來時將帶著馬合煙。)當然，做法很粗拙，但暫時沒有想出更好的辦法來。完全改用竊聽器開支也太大，一百一十一間監室總不能整天都竊聽。那怎麽行!安插“耳目”比較省錢，今後還會長時期利用他們。但克拉馬連科很難對付我們。有時他使勁聽我們談話，急得出了汗，但從臉上看出來什麽也沒有聽懂。
還有一個權利——呈遞申訴的自由(代替我們從外麵進來以後失去的出版、集會和投票表決的自由)!每月兩次，值早班的問：“誰要寫申訴?”於是有求必應地把所有要寫的人都登記上。在白天把你叫到一間隔離室去關在那裏。你想給誰寫就可以給誰寫——可以寫給各族人民的父親，中央委員會、最高蘇維埃、貝利亞部長、阿巴庫莫夫部長、總檢察署、軍事檢察總署、監獄管理局、偵查處，可以對逮捕、對偵查員、對典獄長提出控訴!——在所有的情況下，你的申訴都不會有什麽效果，它不會附入任何案卷，而讀到它的最高級的人物就是你的偵查員，但你卻證明不了這一點。而且多年連他也不會讀到，因為根本誰也不可能讀到它;在7x10厘米的一小塊紙上，比早上給你上廁所的稍大一些，當你用筆尖開了花的或者彎成小鉤的鋼筆，往泡著破布的或加了白水的墨水瓶蘸上墨水，剛剛劃上“申……”——字母已經在那可惡的紙上化了開來，於是“訴”字已經寫不到行裏，而紙的另一麵也都已經滲透了。
也許你還有另外一些什麽權利，但值日官閉口不言。而且即便你不知道這些權利也不會有多大損失。
點名過去了，一天開始了。偵查員已經就位。維爾圖海用十分神秘的方式傳喚你：他隻說出頭一個字母(是這樣叫法：“誰是c開頭的?”“誰是q開頭的?”有時還說成“誰是am開頭的?”)，而你卻應當表現出機智，馬上把自己貢獻出來。採取這種辦法是為了防止看守出差錯：喊出的姓名不是在這個監室裏，這樣我們就會知道還有誰也在蹲監牢。但是，我們雖然同整個監獄隔離，卻並沒有失去監室間的信息。為了盡量多塞人，犯人經常倒換。而每一個倒換的人就把原來監室積累的全部經驗帶到新監室去。例如，我們隻蹲在四樓，卻知道地下監室的情形，知道一樓的隔離間，知道集中關著婦女的二樓的黑暗，知道五樓的雙層結構，知道五樓最大的號子——百十一號。在我之前，這個監室裏關過一個兒童文學作家邦達林，在此以前他在關女犯的那一層裏和一個波蘭記者一起蹲過一陣，而這個波蘭記者更早以前曾經同保盧斯陸軍元帥一起蹲過一陣，於是我們也都知道了關於保盧斯的一切詳細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