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十年代初期起，我失掉了同這個環境的聯繫，後來就是戰爭。現在我麵前站著一個工程師。他是接替被消滅掉的工程師的那些人中的一個。
他有一個優越性是不能否認的：他比那些要強壯得多，實感得多。他保持了結實的肩膀和雙手，雖然早就用不到它們了。他擺脫了繁文縟節的束縛，眼色嚴峻，說話不容爭辯，甚至想不到會有反對意見。他的成長過程與那些人不同，工作方式也不同。
他父親是最完全的和真正意義上的莊稼人。遼尼亞·澤-夫是那些蓬頭垢麵、愚昧無知的農家孩子中的一個，對於這些孩子的才能的埋沒，別林斯基和托爾斯泰都曾為之痛心g他不是個羅蒙諾索夫，也不會自己去進科學院，但卻有才能—一如果不是發生了革命的話，他便會去種地，成為一個富裕的農民，因為他是靈活精明的，也許還會成為個小商人。
照蘇維埃時代的規矩，他加入了共青團，而這種共青團員的身份。便趕在其他才能的前麵，把他從默默無聞中、從下層、從農村拉了出來，像火箭一樣帶他經過工農速成中學，上升到工業學院。他是一九二九年進去的，正好是把那些工程師們成群地趕到古拉格去的時候。迫切需要培養出自己的——有覺悟的、忠誠的、百分之百的、甚至不是摘專業而是掌管生產大權的人，直言之，就是蘇維埃實業家。當時是這樣的時機，還沒有建立起來的工業的著名製高點都空在那裏。他這一批新人的任務就是要去占領這些製高點。
澤-夫的生活成了一連串向頂峰上升的成功的鏈條。這是精疲力竭的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那時國內戰爭已經不是使用“塔強卡”，而是使用警犬來進行了，那時，成群結隊的快要餓死的人掙紮著走向鐵路車站，希望坐車到“長糧食”的城市去，但是不讓他們買票，他們也沒有本事上車——這些穿著農民上衣和樹皮鞋的饑民乖乖地倒斃在車站的柵欄下，——一這時候澤一夫不僅不知道城裏人吃的麵包是憑證配給的，而且還拿著九十盧布的大學生助學金(當時粗活工人所得是六十盧布)。對於已經完全斷絕了聯繫的農村，他是無動於衷的。他的生活已經在這裏，在勝利者和領導人中間紮下根了。
他沒有來得及當普通的工長：馬上就有幾十個工程師、幾千名工人歸他指揮，他當了莫斯科郊區大建築工程的總工程師。從戰爭一開始他當然就有免服兵役證明。他同自己的總管理局一起撤退到了阿拉木圖，在這裏掌管伊犁河上的更大的工程，隻不過現今在他手下幹活的是犯人。這些灰溜溜的小人物的樣子很少使他感興趣——既引不起他的思考，也引不起他的注意。對於他所奔赴的燦爛前程來說，重要的隻是他們完成計劃的數字，澤-夫隻須指定項目、宿營地點、工地主任就夠了——他們會自己想辦法完成定額;至於每天的工作時間、口糧標準——這些細節他是不去深究的。
在大後方度過的戰爭年代是澤-夫生活中最好的時光。戰爭有一個悠久和普遍的特性：它越是把痛苦集中在一極上，另一極上釋放出的歡樂越多。澤一夫不僅有叭喇狗的下頜，而且還有敏捷的辦事才幹。他立即熟練地適應了國民經濟的新的戰時節律：一切為了勝利，管他工人死活，戰爭會把一切都勾銷!他隻對戰爭作了一個讓步：放棄了西服和領帶，為了徐一層保護色，給自己做了一雙鞣革馬靴，套上了將軍製服——就是到這兒來時穿的那身。這樣既時髦又大眾化，不致引起殘廢軍人的氣忿或招來婦女們的責備眼光。
但女人們更經常是用另外一種眼光去看他;她們上他那裏去是為了搞點吃的、暖和暖和、尋尋開心。大批大批的錢經過他的手，他的錢包像酒桶一樣起著泡沫，十盧布的票子他當成戈比用，幾千塊錢當成幾盧布用。澤-夫不吝惜錢，不攢錢，不記帳。他隻對那些經他過手的女人，特別是“開包”的女人，才記帳，這成了他的一種體育活動。他在監室裏向我們擔保說，在二百九十幾的數上被他的逮捕給打斷了，很可惜沒有達到三百的數字。因為是戰爭時期，女人是孤獨的，而他除了權力和金錢外，還有拉斯普京那種男人的力氣，這點大概是可以相信他的。不錯，他很樂意一樁艷事接一樁艷事講給大家聽，隻是我們的耳朵不是為此而敞開的。雖然他從來沒有受到任何威脅，但他最近幾年急急忙忙把這些女人們抓到手，玩過了就甩掉。好像從盤子裏抓蝦吃一樣，嚼開，吮空，又拿起下一個。
他那麽習慣於物體的可塑性，慣於像結實的野豬那樣在大地上亂跑!(他在特別激動的時刻在監室裏跑起來正像一隻強健的野豬，它飛奔起來恐怕連橡樹也撞得斷吧?)他慣於認為當頭頭的都是自己人，什麽事都好通融、都能脫身、都能遮蓋!他忘記了，取得的成就越大，招來的嫉妒也就越多。現在他在受偵查時才知道，還從一九三六年起，他在酒友中隨便說的一則笑話，已經進了檔案跟著他了。以後還添加進了一些告密材料，還有情報員的證明材料(需要帶女人上飯店，那裏誰會看不見你呢!)。而且還有一條揭發，說他一九四一年沒有趕緊離開莫斯科，是為了等德國人來(他好像為了哪個女人確實耽擱了一下)。澤-夫一向留神使他在經濟上的勾當叫人抓不住把柄——但他忘記考慮還有五十八條。本來這塊大石頭很久也不會落到他的頭上，但他自高自大起來，有次拒絕給某個檢察長修造別墅用的建築材料。這樣一來，他的案子便甦醒了，晃動了，從山頭上滾下來了(藍箍帽為私心而辦案之又一例……)。
澤-夫的知識範圍是這樣的;他認為存在著一種美國語;在監室裏兩個月內沒有讀完一本書，甚至沒有從頭到尾讀完過一頁，如
果總算讀了一段，那隻是為了撇開關於偵查的沉重念頭。從談話中可以清楚了解，他在外麵讀得還要少。關於普希金，他隻知道是淫穢笑話的主人翁，關於托爾斯泰，他隻知道大概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
然而，另一方麵，他是不是個百分之百的蘇維埃實業家呢?他是不是為替代帕爾欽斯基和馮-梅克而特意培養的那種最有覺悟的無產階級工程師呢?令人吃驚的是：不是的!有一次我與他討論整個戰爭的進程，我說，從戰爭的第一天起我一刻也沒有懷疑過我們定將取得對德國人的勝利。他不客氣地瞧了我一眼，表示不相信：“你這是當真嗎?”—一他雙手抱住腦袋——“哎，薩沙-薩沙，我卻相信德國人一定會得勝!我就為這事倒了黴!”原來如此!—一他是“勝利的組織者”之中的一個，卻每天相信德國人必勝並且一個心眼地等待著他們!——倒不是因為喜歡他們，而隻是因為太清醒地了解我們的經濟(我當然是不了解的——所以才相信)。
我們大家在監室裏心情都很沉重，但誰也沒有像澤-夫那樣垂頭喪氣，沒有把自己的被捕看得像他那麽悽慘。他在同我們一起時就已經了解到，等待著他的不會多於十年，在這些年中他在勞改營裏必然是個工地主任，並且不會嚐到什麽痛苦，像過去沒有嚐過痛苦一棒。但這絲毫也沒有給他安慰。如此美滿生活的破滅給他的震動太大了：因為他在自己的全部三十六年中唯一對人間的這樣的生活感興趣，別樣都不行!不止一次，他坐在床上靠著桌子，用自己的一隻短短的胖手撐住那長著一張胖臉的腦袋，帶著茫然若失的暗淡的眼神，低聲唱了起來：
他有一個優越性是不能否認的：他比那些要強壯得多，實感得多。他保持了結實的肩膀和雙手，雖然早就用不到它們了。他擺脫了繁文縟節的束縛，眼色嚴峻，說話不容爭辯，甚至想不到會有反對意見。他的成長過程與那些人不同，工作方式也不同。
他父親是最完全的和真正意義上的莊稼人。遼尼亞·澤-夫是那些蓬頭垢麵、愚昧無知的農家孩子中的一個，對於這些孩子的才能的埋沒，別林斯基和托爾斯泰都曾為之痛心g他不是個羅蒙諾索夫，也不會自己去進科學院，但卻有才能—一如果不是發生了革命的話，他便會去種地，成為一個富裕的農民，因為他是靈活精明的，也許還會成為個小商人。
照蘇維埃時代的規矩，他加入了共青團，而這種共青團員的身份。便趕在其他才能的前麵，把他從默默無聞中、從下層、從農村拉了出來，像火箭一樣帶他經過工農速成中學，上升到工業學院。他是一九二九年進去的，正好是把那些工程師們成群地趕到古拉格去的時候。迫切需要培養出自己的——有覺悟的、忠誠的、百分之百的、甚至不是摘專業而是掌管生產大權的人，直言之，就是蘇維埃實業家。當時是這樣的時機，還沒有建立起來的工業的著名製高點都空在那裏。他這一批新人的任務就是要去占領這些製高點。
澤-夫的生活成了一連串向頂峰上升的成功的鏈條。這是精疲力竭的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那時國內戰爭已經不是使用“塔強卡”，而是使用警犬來進行了，那時，成群結隊的快要餓死的人掙紮著走向鐵路車站，希望坐車到“長糧食”的城市去，但是不讓他們買票，他們也沒有本事上車——這些穿著農民上衣和樹皮鞋的饑民乖乖地倒斃在車站的柵欄下，——一這時候澤一夫不僅不知道城裏人吃的麵包是憑證配給的，而且還拿著九十盧布的大學生助學金(當時粗活工人所得是六十盧布)。對於已經完全斷絕了聯繫的農村，他是無動於衷的。他的生活已經在這裏，在勝利者和領導人中間紮下根了。
他沒有來得及當普通的工長：馬上就有幾十個工程師、幾千名工人歸他指揮，他當了莫斯科郊區大建築工程的總工程師。從戰爭一開始他當然就有免服兵役證明。他同自己的總管理局一起撤退到了阿拉木圖，在這裏掌管伊犁河上的更大的工程，隻不過現今在他手下幹活的是犯人。這些灰溜溜的小人物的樣子很少使他感興趣——既引不起他的思考，也引不起他的注意。對於他所奔赴的燦爛前程來說，重要的隻是他們完成計劃的數字，澤-夫隻須指定項目、宿營地點、工地主任就夠了——他們會自己想辦法完成定額;至於每天的工作時間、口糧標準——這些細節他是不去深究的。
在大後方度過的戰爭年代是澤-夫生活中最好的時光。戰爭有一個悠久和普遍的特性：它越是把痛苦集中在一極上，另一極上釋放出的歡樂越多。澤一夫不僅有叭喇狗的下頜，而且還有敏捷的辦事才幹。他立即熟練地適應了國民經濟的新的戰時節律：一切為了勝利，管他工人死活，戰爭會把一切都勾銷!他隻對戰爭作了一個讓步：放棄了西服和領帶，為了徐一層保護色，給自己做了一雙鞣革馬靴，套上了將軍製服——就是到這兒來時穿的那身。這樣既時髦又大眾化，不致引起殘廢軍人的氣忿或招來婦女們的責備眼光。
但女人們更經常是用另外一種眼光去看他;她們上他那裏去是為了搞點吃的、暖和暖和、尋尋開心。大批大批的錢經過他的手，他的錢包像酒桶一樣起著泡沫，十盧布的票子他當成戈比用，幾千塊錢當成幾盧布用。澤-夫不吝惜錢，不攢錢，不記帳。他隻對那些經他過手的女人，特別是“開包”的女人，才記帳，這成了他的一種體育活動。他在監室裏向我們擔保說，在二百九十幾的數上被他的逮捕給打斷了，很可惜沒有達到三百的數字。因為是戰爭時期，女人是孤獨的，而他除了權力和金錢外，還有拉斯普京那種男人的力氣，這點大概是可以相信他的。不錯，他很樂意一樁艷事接一樁艷事講給大家聽，隻是我們的耳朵不是為此而敞開的。雖然他從來沒有受到任何威脅，但他最近幾年急急忙忙把這些女人們抓到手，玩過了就甩掉。好像從盤子裏抓蝦吃一樣，嚼開，吮空，又拿起下一個。
他那麽習慣於物體的可塑性，慣於像結實的野豬那樣在大地上亂跑!(他在特別激動的時刻在監室裏跑起來正像一隻強健的野豬，它飛奔起來恐怕連橡樹也撞得斷吧?)他慣於認為當頭頭的都是自己人，什麽事都好通融、都能脫身、都能遮蓋!他忘記了，取得的成就越大，招來的嫉妒也就越多。現在他在受偵查時才知道，還從一九三六年起，他在酒友中隨便說的一則笑話，已經進了檔案跟著他了。以後還添加進了一些告密材料，還有情報員的證明材料(需要帶女人上飯店，那裏誰會看不見你呢!)。而且還有一條揭發，說他一九四一年沒有趕緊離開莫斯科，是為了等德國人來(他好像為了哪個女人確實耽擱了一下)。澤-夫一向留神使他在經濟上的勾當叫人抓不住把柄——但他忘記考慮還有五十八條。本來這塊大石頭很久也不會落到他的頭上，但他自高自大起來，有次拒絕給某個檢察長修造別墅用的建築材料。這樣一來，他的案子便甦醒了，晃動了，從山頭上滾下來了(藍箍帽為私心而辦案之又一例……)。
澤-夫的知識範圍是這樣的;他認為存在著一種美國語;在監室裏兩個月內沒有讀完一本書，甚至沒有從頭到尾讀完過一頁，如
果總算讀了一段，那隻是為了撇開關於偵查的沉重念頭。從談話中可以清楚了解，他在外麵讀得還要少。關於普希金，他隻知道是淫穢笑話的主人翁，關於托爾斯泰，他隻知道大概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
然而，另一方麵，他是不是個百分之百的蘇維埃實業家呢?他是不是為替代帕爾欽斯基和馮-梅克而特意培養的那種最有覺悟的無產階級工程師呢?令人吃驚的是：不是的!有一次我與他討論整個戰爭的進程，我說，從戰爭的第一天起我一刻也沒有懷疑過我們定將取得對德國人的勝利。他不客氣地瞧了我一眼，表示不相信：“你這是當真嗎?”—一他雙手抱住腦袋——“哎，薩沙-薩沙，我卻相信德國人一定會得勝!我就為這事倒了黴!”原來如此!—一他是“勝利的組織者”之中的一個，卻每天相信德國人必勝並且一個心眼地等待著他們!——倒不是因為喜歡他們，而隻是因為太清醒地了解我們的經濟(我當然是不了解的——所以才相信)。
我們大家在監室裏心情都很沉重，但誰也沒有像澤-夫那樣垂頭喪氣，沒有把自己的被捕看得像他那麽悽慘。他在同我們一起時就已經了解到，等待著他的不會多於十年，在這些年中他在勞改營裏必然是個工地主任，並且不會嚐到什麽痛苦，像過去沒有嚐過痛苦一棒。但這絲毫也沒有給他安慰。如此美滿生活的破滅給他的震動太大了：因為他在自己的全部三十六年中唯一對人間的這樣的生活感興趣，別樣都不行!不止一次，他坐在床上靠著桌子，用自己的一隻短短的胖手撐住那長著一張胖臉的腦袋，帶著茫然若失的暗淡的眼神，低聲唱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