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樓”的監管人員不管怎樣冷若冰霜——而心靈的內核，內核的內核，在他們身上總還應當保留著吧?h·普一娃說，有一次帶她去審訊的是一個冷漠的好像既沒長嘴巴又沒長眼睛的女傳帶員——突然炸彈在“大樓”近旁接連爆炸，好像現在就要扔到他們頭上。女傳帶員朝自己的犯人猛跑過去，在恐怖中抱住了她，尋求人的融和與同情。但轟炸過去了。於是又依然故我：“把手背起來!走!”
當然，在死的恐懼中流露人性並不值得特別稱道。正如舐犢情深未必證明其善良(人們常常以“他是為了顧家”為惡人解脫)。人們稱讚最高法院院長戈利亞科夫：愛種花，愛讀書，常去逛舊書店，對托爾斯泰、柯羅連科、契訶夫很有研究—一但從他們那裏學到了什麽呢?害了多少萬人呀?或者，譬如說那個上校，約塞的朋友，在弗拉基米爾的隔離所裏還哈哈大笑地講述他怎樣把猶太老人們關進冰窖——他的行為放蕩不羈，唯一害怕的是被他的妻子發覺：她相信他，認為他是個高尚的人，他也珍惜這點z但難道我們敢把這種感情當作他心中的善的基點嗎?
他們不撒手地看中了天空的顏色已經一百多年了，這是什麽原故呢?在萊蒙托夫的時候就有——“你們天藍色的製服!”，然後是藍帽子、藍肩章、藍領章，後來叫他們不要那麽顯眼，大片的藍色漸漸避開了人民的感恩的視線，漸漸集中到他們的頭上和肩上——隻剩下細滾邊，厭帽箍——但畢竟還是藍色的!
這——隻是一場假麵舞會嗎!
或者這表示任何黑暗的東西偶爾也要去領受蒼天的聖餐?
這樣想倒是很美麗的。但是，你知道雅戈達是穿著什麽製服去參拜神聖的嗎?……據一個目睹者(此人與高爾基過從甚密，同時和雅戈達也很接近)說：;在莫斯科近郊雅戈達的領地上，在澡堂脫衣間裏，特意放著一些聖像——雅戈達及其同伴們脫衣後先要用手槍向它們射幾下，才進去洗澡……
這怎樣理解呢，因為他是惡人嗎?惡人又是什麽意思?世上有這種人嗎?
我《已更接近於這種想法：不可能有這種人，沒有這種人。童話裏描繪惡人——說給孩子聽，為了情節的明了，是可以容許的。但是，當歷代的世界文豪——一莎士比亞也好，席勒也好，狄更斯也好——接二連三地給我們炮製出一些漆黑一團的惡人形象的時候，我們感到這在現代人的心目中已經多少有點滑稽和笨拙了。主要問題在於描繪這些惡人的手法。他們的惡人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是惡人，意識到自己的靈魂是黑的。他們幹脆就這樣思考：我不作惡便不能生活。讓我來唆使父親去反對兄弟!讓我來享受犧牲者的痛苦吧!雅各明確地說出自己的目的與動機是黑暗的，是由仇恨產生的。
不，沒有這樣的事!一個人要作惡，事先必定在心中把它當作善，或當作一件有意義的合乎常規的舉動。幸而人具有為自己的行為找出正當理由的天性。
麥克佩斯的理由是無力的——所以受到良心的譴責。雅各也隻是一隻小羊羔。莎士比亞的惡人們的想像力和氣魄也就止於幾十具屍體。因為他們沒有思想體係。
思想體係!——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辯解，使壞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堅強意誌。那是一種社會理論，這種理論使他能夠在自己和別人麵前粉飾自己的行為，使他聽到的不是責難，不是咒罵，而是頌揚和稱譽。宗教裁判者的精神支柱是基督教征服者——是使祖國威名遠揚，殖民主義者——是文明，納粹分子——是人種，雅各賓派和布爾什維克(早期的和晚期的)——是後代的平等、博愛、幸福。
由於思想體係，二十世紀遭逢了殘害千百萬人的暴行。這些暴行是不能否認的，不能迴避的，不能閉口不言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敢堅持說惡人是沒有的呢?這千百萬人是誰消滅的呢?要是沒有惡人，群島就不會存在。
在一九一八——九二0年間有過一個傳聞，似乎彼得格勒的契卡和敖德薩的契卡不是把自己的已決犯人統統槍斃掉，而是把某一些拿去餵(活生生地)市內動物園的野獸。我不知道這是真事還是誹謗，如果有過這類事，那末有多少起?可是我也不會去尋找證據：依照藍滾邊們的習慣，我想建議他們向我們證明這是不可能的。可是在那些閑饑荒的年月，上哪裏去為動物園搞食物呢?從工人階級嘴裏搶嗎?這些敵人反正要死掉，幹嗎他們不以自己的死亡去支持共和國的養獸業，並這樣來促進我們邁向未來的前進步伐呢?難道這不是適宜的嗎?
莎士比亞的惡人不能逾越的界線，有思想體係的惡人卻能越過去——並且他的眼睛依然是清朗的。
物理學上有一種閾限量或閾限現象。當自然界知道的、自然界暗定的某種閾限沒有被越過時，根本不會有這類現象。不管怎樣用黃光照射鋰——它不放出電子，但微弱的藍光一閃——電子便出來了(越過了光電閾限)!把氧冷卻一百度，施加任何壓力——仍是氣態，不肯變化!但超過一百十八度——就流動了，變成液體。
看來，暴行也是一種閾限量。人一生動搖、輾轉於善惡之間，滑倒，跌下，攀登，悔悟，重入迷途——但隻要不越過暴行的閾限——他還有可能回頭，而他本人也還在我們的希望之中。當他因作惡過多，或達到了某種程度，或因權力過大而突然越過了閾限——他便自外千人類了。而且也許是一會不復返了。
自古以來人們關於公正的概念總是包括兩個方麵：美德取勝，邪惡受罰。
我們有幸活到這樣的時代，現在美德盡管沒有取勝，但也不總是被狗追著咬了。挨過揍的、身子虛弱的美德，現在被允許穿著自己的襤褸衣衫走進屋裏，在角落裏坐下，隻是別吱聲。
然而誰也不敢提到邪惡。是啊，美德受過淩辱，但邪惡卻沒有存在過。是啊，有那麽幾百萬人給幹掉了，卻沒有應負罪責的人。誰隻要吭一聲;“可是那些……”——四麵八方就會向他發出責備的、起初還是友好的聲音：“您怎麽啦，同誌!為什麽要去觸動舊傷痕呢?!”(甚至對《伊凡·傑尼索維奇》，退休的藍箍帽們也正是以此為理由加以反對：為什麽要去觸痛那些蹲過勞改營的人的傷處呢?應當愛護他們呀!)隨後棍子就上來了：“嗤，沒有整夠的!給你們恢復名譽過頭了!”
在西德，截至一九六六年，已經判處了八萬六千名納粹罪犯——我們氣急敗壞，我們不吝惜報紙篇幅和廣播時間，我們下班後還留下來開大會和舉手表決：“太少啦!八萬六千——太少啦，二十年——也太少啦!接著幹!”
而在我們這裏判處了(據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所述)——將近三十人。
在奧德河和萊茵河彼岸發生的事情——我們心急火燎。而在莫斯科郊區和索契附近的綠圍牆後麵所發生的事情，殺死我們丈夫和父親的人正坐著汽車在我們街上經過，而我們還給他們讓路，這種事情，我們既不心急，也不火燎，我們無動於衷，不要“翻舊帳”嘛。
當然，在死的恐懼中流露人性並不值得特別稱道。正如舐犢情深未必證明其善良(人們常常以“他是為了顧家”為惡人解脫)。人們稱讚最高法院院長戈利亞科夫：愛種花，愛讀書，常去逛舊書店，對托爾斯泰、柯羅連科、契訶夫很有研究—一但從他們那裏學到了什麽呢?害了多少萬人呀?或者，譬如說那個上校，約塞的朋友，在弗拉基米爾的隔離所裏還哈哈大笑地講述他怎樣把猶太老人們關進冰窖——他的行為放蕩不羈，唯一害怕的是被他的妻子發覺：她相信他，認為他是個高尚的人，他也珍惜這點z但難道我們敢把這種感情當作他心中的善的基點嗎?
他們不撒手地看中了天空的顏色已經一百多年了，這是什麽原故呢?在萊蒙托夫的時候就有——“你們天藍色的製服!”，然後是藍帽子、藍肩章、藍領章，後來叫他們不要那麽顯眼，大片的藍色漸漸避開了人民的感恩的視線，漸漸集中到他們的頭上和肩上——隻剩下細滾邊，厭帽箍——但畢竟還是藍色的!
這——隻是一場假麵舞會嗎!
或者這表示任何黑暗的東西偶爾也要去領受蒼天的聖餐?
這樣想倒是很美麗的。但是，你知道雅戈達是穿著什麽製服去參拜神聖的嗎?……據一個目睹者(此人與高爾基過從甚密，同時和雅戈達也很接近)說：;在莫斯科近郊雅戈達的領地上，在澡堂脫衣間裏，特意放著一些聖像——雅戈達及其同伴們脫衣後先要用手槍向它們射幾下，才進去洗澡……
這怎樣理解呢，因為他是惡人嗎?惡人又是什麽意思?世上有這種人嗎?
我《已更接近於這種想法：不可能有這種人，沒有這種人。童話裏描繪惡人——說給孩子聽，為了情節的明了，是可以容許的。但是，當歷代的世界文豪——一莎士比亞也好，席勒也好，狄更斯也好——接二連三地給我們炮製出一些漆黑一團的惡人形象的時候，我們感到這在現代人的心目中已經多少有點滑稽和笨拙了。主要問題在於描繪這些惡人的手法。他們的惡人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是惡人，意識到自己的靈魂是黑的。他們幹脆就這樣思考：我不作惡便不能生活。讓我來唆使父親去反對兄弟!讓我來享受犧牲者的痛苦吧!雅各明確地說出自己的目的與動機是黑暗的，是由仇恨產生的。
不，沒有這樣的事!一個人要作惡，事先必定在心中把它當作善，或當作一件有意義的合乎常規的舉動。幸而人具有為自己的行為找出正當理由的天性。
麥克佩斯的理由是無力的——所以受到良心的譴責。雅各也隻是一隻小羊羔。莎士比亞的惡人們的想像力和氣魄也就止於幾十具屍體。因為他們沒有思想體係。
思想體係!——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辯解，使壞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堅強意誌。那是一種社會理論，這種理論使他能夠在自己和別人麵前粉飾自己的行為，使他聽到的不是責難，不是咒罵，而是頌揚和稱譽。宗教裁判者的精神支柱是基督教征服者——是使祖國威名遠揚，殖民主義者——是文明，納粹分子——是人種，雅各賓派和布爾什維克(早期的和晚期的)——是後代的平等、博愛、幸福。
由於思想體係，二十世紀遭逢了殘害千百萬人的暴行。這些暴行是不能否認的，不能迴避的，不能閉口不言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敢堅持說惡人是沒有的呢?這千百萬人是誰消滅的呢?要是沒有惡人，群島就不會存在。
在一九一八——九二0年間有過一個傳聞，似乎彼得格勒的契卡和敖德薩的契卡不是把自己的已決犯人統統槍斃掉，而是把某一些拿去餵(活生生地)市內動物園的野獸。我不知道這是真事還是誹謗，如果有過這類事，那末有多少起?可是我也不會去尋找證據：依照藍滾邊們的習慣，我想建議他們向我們證明這是不可能的。可是在那些閑饑荒的年月，上哪裏去為動物園搞食物呢?從工人階級嘴裏搶嗎?這些敵人反正要死掉，幹嗎他們不以自己的死亡去支持共和國的養獸業，並這樣來促進我們邁向未來的前進步伐呢?難道這不是適宜的嗎?
莎士比亞的惡人不能逾越的界線，有思想體係的惡人卻能越過去——並且他的眼睛依然是清朗的。
物理學上有一種閾限量或閾限現象。當自然界知道的、自然界暗定的某種閾限沒有被越過時，根本不會有這類現象。不管怎樣用黃光照射鋰——它不放出電子，但微弱的藍光一閃——電子便出來了(越過了光電閾限)!把氧冷卻一百度，施加任何壓力——仍是氣態，不肯變化!但超過一百十八度——就流動了，變成液體。
看來，暴行也是一種閾限量。人一生動搖、輾轉於善惡之間，滑倒，跌下，攀登，悔悟，重入迷途——但隻要不越過暴行的閾限——他還有可能回頭，而他本人也還在我們的希望之中。當他因作惡過多，或達到了某種程度，或因權力過大而突然越過了閾限——他便自外千人類了。而且也許是一會不復返了。
自古以來人們關於公正的概念總是包括兩個方麵：美德取勝，邪惡受罰。
我們有幸活到這樣的時代，現在美德盡管沒有取勝，但也不總是被狗追著咬了。挨過揍的、身子虛弱的美德，現在被允許穿著自己的襤褸衣衫走進屋裏，在角落裏坐下，隻是別吱聲。
然而誰也不敢提到邪惡。是啊，美德受過淩辱，但邪惡卻沒有存在過。是啊，有那麽幾百萬人給幹掉了，卻沒有應負罪責的人。誰隻要吭一聲;“可是那些……”——四麵八方就會向他發出責備的、起初還是友好的聲音：“您怎麽啦，同誌!為什麽要去觸動舊傷痕呢?!”(甚至對《伊凡·傑尼索維奇》，退休的藍箍帽們也正是以此為理由加以反對：為什麽要去觸痛那些蹲過勞改營的人的傷處呢?應當愛護他們呀!)隨後棍子就上來了：“嗤，沒有整夠的!給你們恢復名譽過頭了!”
在西德，截至一九六六年，已經判處了八萬六千名納粹罪犯——我們氣急敗壞，我們不吝惜報紙篇幅和廣播時間，我們下班後還留下來開大會和舉手表決：“太少啦!八萬六千——太少啦，二十年——也太少啦!接著幹!”
而在我們這裏判處了(據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所述)——將近三十人。
在奧德河和萊茵河彼岸發生的事情——我們心急火燎。而在莫斯科郊區和索契附近的綠圍牆後麵所發生的事情，殺死我們丈夫和父親的人正坐著汽車在我們街上經過，而我們還給他們讓路，這種事情，我們既不心急，也不火燎，我們無動於衷，不要“翻舊帳”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