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諺語說，從善到惡，一念之差。
那末，從惡到善也是如此。
社會上關於過去那些非法行為和刑訊的回憶剛一被激發起來，四麵八方就有人向我們解釋，寫東西反對，他們說：那裏(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一國家安全部裏)也有好人嘛!
他們的“好人”我們是知道的：那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向老布爾什維克們咬耳朵說“當心點!”，或者甚至暗中給放上一塊夾心麵包，而對其餘的人則一個挨一個地用腳踢。至於超出黨派之見的—一有人性的好人——那裏有沒有呢?
一般說來那裏不會有：那裏不要這種人，招收時就留意了的。這樣的人自己也想方設法躲掉。誰要誤入到那裏—一或者是隨遇而安，與環境同流合汙，或者受它的排擠，給攆走，甚至有自尋短見的。但畢竟—一沒有剩下來的嗎?
在基什尼奧夫，希波瓦爾尼科夫被捕前一個月，有一個年輕的中尉——國家安全人員上他那裏去說：“走吧，走吧，他們要逮捕您!”(自動前來?還是母親派他來拯救牧師?)在逮捕後，正好趕上也是他去押解維克多神父。他惋惜地說：為什麽您不離開呀?
或者請看這件事。我部下有一個排長奧夫先尼科夫中尉。我在前線沒有比他更親近的人了。整個戰爭有一半時間我與他共用一個小鍋，為了不把湯放涼了，在彈雨紛飛下吃過，在兩次爆炸的空隙吃過。這是一個農村青年，心靈那麽純潔，觀點絲毫不帶偏見，無論軍官學校，無論軍官職位，都一點也沒有把他搞壞。他在許多方麵也使我變得溫和起來。他當軍官隻為做一件事：盡力保全手下士兵(他們中間有許多上了年紀的)的生命和體力。我從他嘴裏頭一次知道了農村的現狀和集體農莊是什麽東西(他說這些的時候沒有激憤，沒有抗議，而是隨隨便便地——像森林中的水麵映出樹木的枝枝節節一樣)。當我被捕入獄時，他極為震驚，盡量把我的戰鬥鑑定寫得好些，並拿去給師長簽名。復員以後，他還通過親屬找過我——盡量想幫助我(那是在一九四七年，與一九三七年很少差別!)。我在偵查中怕他們翻我的“戰時日記”，主要就是為了他：那裏記述著他的故事。——當我在一九五七年恢復名譽時，很想找到他。我記得他鄉下的地址。一次兩次給他寫信——都沒有回音。後來找到了一條線索，他曾在雅羅斯拉夫爾師範學院畢業，從那裏得到的回答是：“已分配到國家安全機關工作。”好極了!那就更有意思。往城裏的地址給他寫信——沒有答覆。過了幾年，《伊凡·傑尼索維奇》發表了。好吧，現在總該有回音了。沒有!再過了三年，我請自己的一個雅羅斯拉夫爾的通信者親自上他那裏去一趟，並把信交到他手裏。這個都照辦了，給我寫了封信說：“他好像連《伊凡·傑尼索維奇》都沒有讀過……”可也是，他們幹嗎要知道被判了刑的人往後的命運呢?……這一次奧夫先尼科夫沒法再沉默了，給了個回音：“學院畢業後，他們要我到‘機關’去工作，我當時覺得在那裏也能幹出一點成績(什麽成績?……)，結果在新的行當裏搞得並不很順利。有些事情我不大喜歡，但工作也還算主動，我想大概不至於叫老同誌失望吧。(同誌情誼!——也算是一條理由!)今後的事情，我現在已經不怎麽考慮了。”
如此而已……以前的信，他好像沒有收到。他不想同我見麵(如果下一頁
見了麵——我想整個這一章我會寫得更好些)。在史達林時期的最後幾年，他已經當了偵查員，一股腦兒給所有抓起來的人扣上二十五年的刑期。這個彎子在他頭腦裏是怎樣轉過來的?他的思想是怎樣變黑的?但我還記得過去那個泉水一樣清澈的有自我犧牲精神的小夥子，難道我能相信，一切都永不復返了?在他身上已經沒有留下什麽活的萌芽了?
當偵查員戈爾德曼讓薇拉·科爾漢耶娃按照刑訴法典第二百0六條的規定簽名時，她明白了自己的權利，著手對他們的“宗教集團”全部十七名參加者的案卷詳細地研究起來。偵查員心中怒不可遏，但又不能拒絕。為了不跟她一起受罪，便把她帶到一間大辦公室去，那裏坐著六七個各種各樣的工作人員。起初科爾涅耶娃隻是閱看材料，後來不知怎地，也許是工作人員們為了解悶，攀談起來——這時薇拉開始了一場真正的布道(她這人可不簡單。這是一個頭腦靈活、口才流利的光芒四射的人物，雖然在外麵她隻是個鉗工、飼馬員、家庭婦女)。大家凝神屏息地聽她講，偶爾提些問題以便加深理解。這一切，他們都是聞所未聞，出乎意外的。聚了滿滿一屋子人，別的房間的人也來了。盡管他們不是偵查員，而隻是一些打字員、速記員、文件裝訂員——但總歸是他們圈子裏的人，這可是一九四六年的機關啊!我們無法複述她的獨白，她說到了各種各樣的事。也說到了叛國分子——為什麽在農奴製時代的一八一二年的衛國戰爭中沒有這種叛國分子呢?那時出這種人才是自然的!但她說得最多的是關於宗教信仰和教徒，她說，從前，’你們一切立足於肆無忌憚的貪慾——你們的口號是“搶劫搶來的東西”，那時候教徒對你們當然有妨礙。但是現在你們想搞建設了，要享受今世的快樂了——你們為什麽要迫害自己的優秀公民呢?這一類人是你們最可寶貴的材料：因為教徒不需要監督，教徒不會去偷，不會躲避勞動。而你們卻想靠自私自利的人和好嫉妒的人去建設公正的社會?所以你們一切都搞不成器。為什麽你們要褻瀆優秀的人們的心靈呢?讓教會有真正的分立權，別去碰它，你們不會因此而損失什麽!你們是唯物主義者嗎?那就依靠發展教育吧——據說它可以消除宗教信仰。但為什麽要抓人?——這時戈爾德曼走了進來，想粗暴地打斷說話。但大家衝著他嚷了起來：“你住嘴!……你閉口!……說吧，說吧，婦人!”(怎樣稱呼她好呢?女公民?同誌?所有這些都是禁止的，這是一套陳規陋習造成的難題。婦人!像基督那樣來稱呼是不會錯的)於是薇拉便在自己的偵查員在場的情況下繼續進行宣講!!
請看科爾漢耶娃在國家安全機關辦公室裏的這些聽眾——為什麽一個微不足道的女囚犯的話能打進他們的心裏?
前麵說過的捷列霍夫到現在還記得第一個被他判處死刑的人：“很為他惋惜。”能保持這樣的記憶說明他總還有點人心吧(而那以後被他判死刑的許多人他已經記不得了，而且也沒有給他們記數)。
這是捷列霍夫的一個插曲。當他向我證明赫魯雪夫統治下司法製度的公正時，使勁用手劈桌麵玻璃——在玻璃邊緣上劃破了手腕。按了一下電鈴，一個工作人員進來打了個立正，值班軍官給他拿來了碘酒和雙氧水。他一邊繼續談話，一邊把蘸了藥水的棉花在劃破的地方無可奈何地按了一個來小時：原來他的血不容易凝固。老天爺通過這一點清清楚楚向他表明了人的局限性!—一而他卻在審判著，把一個個死刑判決加在別人身上……
那末，從惡到善也是如此。
社會上關於過去那些非法行為和刑訊的回憶剛一被激發起來，四麵八方就有人向我們解釋，寫東西反對，他們說：那裏(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一國家安全部裏)也有好人嘛!
他們的“好人”我們是知道的：那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向老布爾什維克們咬耳朵說“當心點!”，或者甚至暗中給放上一塊夾心麵包，而對其餘的人則一個挨一個地用腳踢。至於超出黨派之見的—一有人性的好人——那裏有沒有呢?
一般說來那裏不會有：那裏不要這種人，招收時就留意了的。這樣的人自己也想方設法躲掉。誰要誤入到那裏—一或者是隨遇而安，與環境同流合汙，或者受它的排擠，給攆走，甚至有自尋短見的。但畢竟—一沒有剩下來的嗎?
在基什尼奧夫，希波瓦爾尼科夫被捕前一個月，有一個年輕的中尉——國家安全人員上他那裏去說：“走吧，走吧，他們要逮捕您!”(自動前來?還是母親派他來拯救牧師?)在逮捕後，正好趕上也是他去押解維克多神父。他惋惜地說：為什麽您不離開呀?
或者請看這件事。我部下有一個排長奧夫先尼科夫中尉。我在前線沒有比他更親近的人了。整個戰爭有一半時間我與他共用一個小鍋，為了不把湯放涼了，在彈雨紛飛下吃過，在兩次爆炸的空隙吃過。這是一個農村青年，心靈那麽純潔，觀點絲毫不帶偏見，無論軍官學校，無論軍官職位，都一點也沒有把他搞壞。他在許多方麵也使我變得溫和起來。他當軍官隻為做一件事：盡力保全手下士兵(他們中間有許多上了年紀的)的生命和體力。我從他嘴裏頭一次知道了農村的現狀和集體農莊是什麽東西(他說這些的時候沒有激憤，沒有抗議，而是隨隨便便地——像森林中的水麵映出樹木的枝枝節節一樣)。當我被捕入獄時，他極為震驚，盡量把我的戰鬥鑑定寫得好些，並拿去給師長簽名。復員以後，他還通過親屬找過我——盡量想幫助我(那是在一九四七年，與一九三七年很少差別!)。我在偵查中怕他們翻我的“戰時日記”，主要就是為了他：那裏記述著他的故事。——當我在一九五七年恢復名譽時，很想找到他。我記得他鄉下的地址。一次兩次給他寫信——都沒有回音。後來找到了一條線索，他曾在雅羅斯拉夫爾師範學院畢業，從那裏得到的回答是：“已分配到國家安全機關工作。”好極了!那就更有意思。往城裏的地址給他寫信——沒有答覆。過了幾年，《伊凡·傑尼索維奇》發表了。好吧，現在總該有回音了。沒有!再過了三年，我請自己的一個雅羅斯拉夫爾的通信者親自上他那裏去一趟，並把信交到他手裏。這個都照辦了，給我寫了封信說：“他好像連《伊凡·傑尼索維奇》都沒有讀過……”可也是，他們幹嗎要知道被判了刑的人往後的命運呢?……這一次奧夫先尼科夫沒法再沉默了，給了個回音：“學院畢業後，他們要我到‘機關’去工作，我當時覺得在那裏也能幹出一點成績(什麽成績?……)，結果在新的行當裏搞得並不很順利。有些事情我不大喜歡，但工作也還算主動，我想大概不至於叫老同誌失望吧。(同誌情誼!——也算是一條理由!)今後的事情，我現在已經不怎麽考慮了。”
如此而已……以前的信，他好像沒有收到。他不想同我見麵(如果下一頁
見了麵——我想整個這一章我會寫得更好些)。在史達林時期的最後幾年，他已經當了偵查員，一股腦兒給所有抓起來的人扣上二十五年的刑期。這個彎子在他頭腦裏是怎樣轉過來的?他的思想是怎樣變黑的?但我還記得過去那個泉水一樣清澈的有自我犧牲精神的小夥子，難道我能相信，一切都永不復返了?在他身上已經沒有留下什麽活的萌芽了?
當偵查員戈爾德曼讓薇拉·科爾漢耶娃按照刑訴法典第二百0六條的規定簽名時，她明白了自己的權利，著手對他們的“宗教集團”全部十七名參加者的案卷詳細地研究起來。偵查員心中怒不可遏，但又不能拒絕。為了不跟她一起受罪，便把她帶到一間大辦公室去，那裏坐著六七個各種各樣的工作人員。起初科爾涅耶娃隻是閱看材料，後來不知怎地，也許是工作人員們為了解悶，攀談起來——這時薇拉開始了一場真正的布道(她這人可不簡單。這是一個頭腦靈活、口才流利的光芒四射的人物，雖然在外麵她隻是個鉗工、飼馬員、家庭婦女)。大家凝神屏息地聽她講，偶爾提些問題以便加深理解。這一切，他們都是聞所未聞，出乎意外的。聚了滿滿一屋子人，別的房間的人也來了。盡管他們不是偵查員，而隻是一些打字員、速記員、文件裝訂員——但總歸是他們圈子裏的人，這可是一九四六年的機關啊!我們無法複述她的獨白，她說到了各種各樣的事。也說到了叛國分子——為什麽在農奴製時代的一八一二年的衛國戰爭中沒有這種叛國分子呢?那時出這種人才是自然的!但她說得最多的是關於宗教信仰和教徒，她說，從前，’你們一切立足於肆無忌憚的貪慾——你們的口號是“搶劫搶來的東西”，那時候教徒對你們當然有妨礙。但是現在你們想搞建設了，要享受今世的快樂了——你們為什麽要迫害自己的優秀公民呢?這一類人是你們最可寶貴的材料：因為教徒不需要監督，教徒不會去偷，不會躲避勞動。而你們卻想靠自私自利的人和好嫉妒的人去建設公正的社會?所以你們一切都搞不成器。為什麽你們要褻瀆優秀的人們的心靈呢?讓教會有真正的分立權，別去碰它，你們不會因此而損失什麽!你們是唯物主義者嗎?那就依靠發展教育吧——據說它可以消除宗教信仰。但為什麽要抓人?——這時戈爾德曼走了進來，想粗暴地打斷說話。但大家衝著他嚷了起來：“你住嘴!……你閉口!……說吧，說吧，婦人!”(怎樣稱呼她好呢?女公民?同誌?所有這些都是禁止的，這是一套陳規陋習造成的難題。婦人!像基督那樣來稱呼是不會錯的)於是薇拉便在自己的偵查員在場的情況下繼續進行宣講!!
請看科爾漢耶娃在國家安全機關辦公室裏的這些聽眾——為什麽一個微不足道的女囚犯的話能打進他們的心裏?
前麵說過的捷列霍夫到現在還記得第一個被他判處死刑的人：“很為他惋惜。”能保持這樣的記憶說明他總還有點人心吧(而那以後被他判死刑的許多人他已經記不得了，而且也沒有給他們記數)。
這是捷列霍夫的一個插曲。當他向我證明赫魯雪夫統治下司法製度的公正時，使勁用手劈桌麵玻璃——在玻璃邊緣上劃破了手腕。按了一下電鈴，一個工作人員進來打了個立正，值班軍官給他拿來了碘酒和雙氧水。他一邊繼續談話，一邊把蘸了藥水的棉花在劃破的地方無可奈何地按了一個來小時：原來他的血不容易凝固。老天爺通過這一點清清楚楚向他表明了人的局限性!—一而他卻在審判著，把一個個死刑判決加在別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