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偵查期間最使我感到壓力的是這些日記。為了使偵查員千萬不要在它上麵多下功夫，不從那裏把前線上自由的人們的筋脈抽出來——根據需要，我表示了若幹次悔過，根據需要，我對自己在政治上迷失方向表示了若幹次覺悟。我被這種走刀尖的把戲弄得疲憊不堪——直到看見誰也沒有被押來同我對質，直到露出終結偵查的明顯跡象，直到在第四個月上把我的“戰時日記”全部扔進盧賓卡爐子的血盆大口，直到又一本在羅斯遭到毀滅的長篇小說的紅色殘渣在那裏迸散，化成黑蝴蝶似的煙炱從最上麵的煙囪裏飛騰出來。
我們放風就在這個煙囪底下——在一個混凝土匣子裏，那是大盧賓卡的屋頂，和六層樓平行。聳立在六層以上的圍牆，還了三個人身的高度。我們耳朵聽到了莫斯科——汽車鳴笛聲。而寬到的——隻是這個煙囪、七層樓瞭望台上的哨兵，以及這一小塊正好罩在盧賓卡上的天空。
啊，這種煙炱呀!在戰後的第一個五月裏，它不斷地落呀，落呀。它在我們每次放風時都是落得那麽多以至我們心裏想，莫非盧賓卡在燒自己三十年來的檔案。我的毀滅了的日記隻是瞬息即逝的一縷細煙。於是我便回憶起三月裏一個寒冷的陽光明媚的早晨，我坐在偵查員的辦公室裏，他提出一些通常的粗暴問題，記錄著，歪曲著我的話。寬敞的窗戶上結成的冰花正在融化，太陽照在上麵閃閃發光。我有時真想從窗戶裏跳出去——縱然一死也好一現於莫斯科，從五層樓跳到人行道上碰個粉身碎骨，像在我童年時代我們一個頓河羅斯托夫的無名先驅者從窗戶裏(從“三十三號”)跳出來一樣。在窗戶冰凍融化了的地方可以看得見莫斯科的一個一個屋頂，屋頂上飄著一縷縷歡樂的輕煙。但我並不是往那裏瞧，我瞧的是手稿，它像丘岡似地堆滿了半空曠的三十平米的辦公室的整個中部，剛剛堆在那裏，還沒有整理。在練習本裏，在厚紙夾裏，在自己裝訂的硬書皮裏，一疊疊釘起來的和沒有針起來的，或者隻是一張張的紙，——手稿躺在那裏，形成一個埋葬著人類精神的墓家，這個墓家的圓錐形的頂尖超出偵查員的寫字桌，幾乎使我看不到偵查員。於是我便對那個我不知道的人的勞動油然產生了一種兄弟般的憐憫之心，這個人昨夜被捕，而搜查的成果到淩晨已被扔在刑訊室的鑲木地板上，四米高的史達林的腳下。我坐著，一麵猜想，是誰的不平常的生命在這一夜被帶來遭受折磨和摧殘，然後付之一炬?
啊，有多少構思和著作葬送在這幢建築物裏!——整代毀滅了的文化。啊，從一賓卡煙囪裏冒出來的煙炱呀，煙炱!!最令人感到委屈的是，後代子孫將認為我們這一代是愚蠢的、庸碌無能的、沉默寡言的，而事實上卻並不完全如此!……
要劃一條直線，總共隻須標出兩個點就行了。
愛倫堡回憶，一九二0年契卡在他麵前提出了一個問題：“請您證明，您不是弗蘭格爾的奸細。”
一九五0年，國家安全部的一個著名的上校福馬·福米奇·熱列佐夫對犯人們這樣說：“我們並不打算花費力氣去向他(被捕者)證明他有罪。讓他向我們證明他沒有敵對的意圖吧。”
在這條吃人的簡單的直線之間，包容著千百萬人的數不清的回憶。
多麽加速和簡化了的偵查呀!真是以往的人類聞所未聞的。機關根本不必花費力氣去找尋證據!一隻被逮住的家兔，嚇得臉色蒼白，渾身發抖，沒有權利給任何人寫信、給任何人打電話，從外麵帶進任何東西，被剝奪了睡眼、食物，沒有紙張、鉛筆，甚至沒有鈕扣，被放在辦公室角落裏的一張光板凳上，應當自己去找尋並向無所事事的偵查員擺出證據，證明他沒有敵對的意圖!如果他找不到這些證據(他從哪裏能找到呢?)，從而也就給了偵查機關說明他有罪的大概的證據!
我知道一件事，有一個當過德國人俘虜的老人坐在這條光板凳上，攤開光禿的手指，終於做到了向惡魔般的偵查員證明他沒有背叛祖國甚至沒有這樣的意圖!真是一件丟臉的事!那怎麽樣呢，把他放了?哪有的事!——他是在布蒂爾卡而不是在特維爾林蔭路上對我講這件事的。在這種情況下，除了主要的偵查員外，又增加了第二名，他們兩人同老人一起度過了一個安靜的回憶往事的夜晚，然後兩人一起在證人陳述上簽了名，證明在這個晚上，飢餓的昏昏欲睡的老人在他們中間進行了反蘇宣傳!言者無意，聽者有心!把老人轉給第三個偵查員。這一位給他撤銷了理由不足的背叛祖國的罪名，但一絲不苟地給他辦好了同樣的十年刑期的手續，因為他在偵查時進行反蘇宣傳。
偵查既然不再是查明真相，因而對偵查員們自己來說，當他們辦棘手的案子的時候，是履行劊子手義務，而在辦容易的案子時，則不過是消磨時間，以便取得工資。
而好辦的案子始終是有的——甚至在臭名昭著的一九三七年。例如，博羅德科被控告的罪名是，他在十六年前曾經常到波蘭去探望父母，並且那時沒有領取出國護照(爸爸和媽媽住在離他十俄裏的地方，但外交家們簽字把這部分白俄羅斯地方給了波蘭，而在一九二一年人們還不習慣，還照老樣子往來)。偵查隻用了半個小時。去過嗎?——去過。——怎樣去的?——騎馬去。——得到了十年，
kp11!(反革命活動。)
但這樣的速度有點斯達漢諾夫運動的味道，而這個運動在藍箍帽中間是沒有追隨者的。按照訴訟法典，任何案件的偵查期限為兩個月，在發生困難的情況下，允許請求檢察長延長幾次期限，每次一月(檢察長當然不會駁回)。因此，白費精力，不利用這種拖延，用工廠裏的說法就是自己給自己哄抬定額，那是愚蠢的。偵查員們認為最有利的做法是，在每次偵查的最初突擊周內，可以使使嗓子和拳頭，消耗消耗意誌和性格(按照維辛斯基的說法)，然後就把案件拖延起來，好多積累一些省心的老案子，少一些新案子。在兩個月內終結一項政治案件的偵查被認為簡直是不成體統的。
國家的製度由於缺乏對幹部的信任和靈活性而使本身受到懲罰。對於那些精選出來的幹部也不信任：大概也要求這些人登記上下班時間，而對於傳來訊問的犯人那更是必須進行登記，以便檢查。為了保證得到附加工資，偵查員有什麽辦法呢?把自己的某個受偵查人傳來，讓他坐在角落裏，提上個把嚇唬嚇唬人的問題———自己就忘記了他，隻顧長時間看報，做政治學習筆記，寫私人信件，互相往來串門(讓傳帶員坐在那裏替自己裝樣子)。偵查員坐在沙發上同前來的朋友安安靜靜地聊天，有時忽然想起來，便嚴厲地望著受偵查人說：
“瞧這壞蛋!瞧他這個少見的壞蛋!好吧，沒有關係，對他不吝惜這九克!”
我的偵查員還不斷打電話。例如，他打電話到家裏，一麵用眼睛瞄著我一麵跟妻子說，今天晚上要通宵審訊，天亮前不用等他回來(我喪氣了：這麽說，我要通宵受審訊了!)。但馬上他又撥了自己情婦的電話號碼，低聲細語地約定現在就到她那裏去過夜(好了，可以睡點覺了!—一我的心輕鬆了)。
我們放風就在這個煙囪底下——在一個混凝土匣子裏，那是大盧賓卡的屋頂，和六層樓平行。聳立在六層以上的圍牆，還了三個人身的高度。我們耳朵聽到了莫斯科——汽車鳴笛聲。而寬到的——隻是這個煙囪、七層樓瞭望台上的哨兵，以及這一小塊正好罩在盧賓卡上的天空。
啊，這種煙炱呀!在戰後的第一個五月裏，它不斷地落呀，落呀。它在我們每次放風時都是落得那麽多以至我們心裏想，莫非盧賓卡在燒自己三十年來的檔案。我的毀滅了的日記隻是瞬息即逝的一縷細煙。於是我便回憶起三月裏一個寒冷的陽光明媚的早晨，我坐在偵查員的辦公室裏，他提出一些通常的粗暴問題，記錄著，歪曲著我的話。寬敞的窗戶上結成的冰花正在融化，太陽照在上麵閃閃發光。我有時真想從窗戶裏跳出去——縱然一死也好一現於莫斯科，從五層樓跳到人行道上碰個粉身碎骨，像在我童年時代我們一個頓河羅斯托夫的無名先驅者從窗戶裏(從“三十三號”)跳出來一樣。在窗戶冰凍融化了的地方可以看得見莫斯科的一個一個屋頂，屋頂上飄著一縷縷歡樂的輕煙。但我並不是往那裏瞧，我瞧的是手稿，它像丘岡似地堆滿了半空曠的三十平米的辦公室的整個中部，剛剛堆在那裏，還沒有整理。在練習本裏，在厚紙夾裏，在自己裝訂的硬書皮裏，一疊疊釘起來的和沒有針起來的，或者隻是一張張的紙，——手稿躺在那裏，形成一個埋葬著人類精神的墓家，這個墓家的圓錐形的頂尖超出偵查員的寫字桌，幾乎使我看不到偵查員。於是我便對那個我不知道的人的勞動油然產生了一種兄弟般的憐憫之心，這個人昨夜被捕，而搜查的成果到淩晨已被扔在刑訊室的鑲木地板上，四米高的史達林的腳下。我坐著，一麵猜想，是誰的不平常的生命在這一夜被帶來遭受折磨和摧殘，然後付之一炬?
啊，有多少構思和著作葬送在這幢建築物裏!——整代毀滅了的文化。啊，從一賓卡煙囪裏冒出來的煙炱呀，煙炱!!最令人感到委屈的是，後代子孫將認為我們這一代是愚蠢的、庸碌無能的、沉默寡言的，而事實上卻並不完全如此!……
要劃一條直線，總共隻須標出兩個點就行了。
愛倫堡回憶，一九二0年契卡在他麵前提出了一個問題：“請您證明，您不是弗蘭格爾的奸細。”
一九五0年，國家安全部的一個著名的上校福馬·福米奇·熱列佐夫對犯人們這樣說：“我們並不打算花費力氣去向他(被捕者)證明他有罪。讓他向我們證明他沒有敵對的意圖吧。”
在這條吃人的簡單的直線之間，包容著千百萬人的數不清的回憶。
多麽加速和簡化了的偵查呀!真是以往的人類聞所未聞的。機關根本不必花費力氣去找尋證據!一隻被逮住的家兔，嚇得臉色蒼白，渾身發抖，沒有權利給任何人寫信、給任何人打電話，從外麵帶進任何東西，被剝奪了睡眼、食物，沒有紙張、鉛筆，甚至沒有鈕扣，被放在辦公室角落裏的一張光板凳上，應當自己去找尋並向無所事事的偵查員擺出證據，證明他沒有敵對的意圖!如果他找不到這些證據(他從哪裏能找到呢?)，從而也就給了偵查機關說明他有罪的大概的證據!
我知道一件事，有一個當過德國人俘虜的老人坐在這條光板凳上，攤開光禿的手指，終於做到了向惡魔般的偵查員證明他沒有背叛祖國甚至沒有這樣的意圖!真是一件丟臉的事!那怎麽樣呢，把他放了?哪有的事!——他是在布蒂爾卡而不是在特維爾林蔭路上對我講這件事的。在這種情況下，除了主要的偵查員外，又增加了第二名，他們兩人同老人一起度過了一個安靜的回憶往事的夜晚，然後兩人一起在證人陳述上簽了名，證明在這個晚上，飢餓的昏昏欲睡的老人在他們中間進行了反蘇宣傳!言者無意，聽者有心!把老人轉給第三個偵查員。這一位給他撤銷了理由不足的背叛祖國的罪名，但一絲不苟地給他辦好了同樣的十年刑期的手續，因為他在偵查時進行反蘇宣傳。
偵查既然不再是查明真相，因而對偵查員們自己來說，當他們辦棘手的案子的時候，是履行劊子手義務，而在辦容易的案子時，則不過是消磨時間，以便取得工資。
而好辦的案子始終是有的——甚至在臭名昭著的一九三七年。例如，博羅德科被控告的罪名是，他在十六年前曾經常到波蘭去探望父母，並且那時沒有領取出國護照(爸爸和媽媽住在離他十俄裏的地方，但外交家們簽字把這部分白俄羅斯地方給了波蘭，而在一九二一年人們還不習慣，還照老樣子往來)。偵查隻用了半個小時。去過嗎?——去過。——怎樣去的?——騎馬去。——得到了十年，
kp11!(反革命活動。)
但這樣的速度有點斯達漢諾夫運動的味道，而這個運動在藍箍帽中間是沒有追隨者的。按照訴訟法典，任何案件的偵查期限為兩個月，在發生困難的情況下，允許請求檢察長延長幾次期限，每次一月(檢察長當然不會駁回)。因此，白費精力，不利用這種拖延，用工廠裏的說法就是自己給自己哄抬定額，那是愚蠢的。偵查員們認為最有利的做法是，在每次偵查的最初突擊周內，可以使使嗓子和拳頭，消耗消耗意誌和性格(按照維辛斯基的說法)，然後就把案件拖延起來，好多積累一些省心的老案子，少一些新案子。在兩個月內終結一項政治案件的偵查被認為簡直是不成體統的。
國家的製度由於缺乏對幹部的信任和靈活性而使本身受到懲罰。對於那些精選出來的幹部也不信任：大概也要求這些人登記上下班時間，而對於傳來訊問的犯人那更是必須進行登記，以便檢查。為了保證得到附加工資，偵查員有什麽辦法呢?把自己的某個受偵查人傳來，讓他坐在角落裏，提上個把嚇唬嚇唬人的問題———自己就忘記了他，隻顧長時間看報，做政治學習筆記，寫私人信件，互相往來串門(讓傳帶員坐在那裏替自己裝樣子)。偵查員坐在沙發上同前來的朋友安安靜靜地聊天，有時忽然想起來，便嚴厲地望著受偵查人說：
“瞧這壞蛋!瞧他這個少見的壞蛋!好吧，沒有關係，對他不吝惜這九克!”
我的偵查員還不斷打電話。例如，他打電話到家裏，一麵用眼睛瞄著我一麵跟妻子說，今天晚上要通宵審訊，天亮前不用等他回來(我喪氣了：這麽說，我要通宵受審訊了!)。但馬上他又撥了自己情婦的電話號碼，低聲細語地約定現在就到她那裏去過夜(好了，可以睡點覺了!—一我的心輕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