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受偵查人如果認為所提問題不適當或涉及了個人隱私，憲兵軍官就當即把問題撤回。——一九三八年在克列斯特監獄，老政治苦役犯澤林斯基像小孩那樣被扒下褲子用通條抽打了一頓以後，回到監室痛哭流涕地說：“沙皇的偵查官跟我說話，連稱呼‘你’都不敢!”——一再舉一個例子。從一篇現代的研究文章中我們得知，憲兵們拿走了列寧的《我們的部長們在想些什麽?》一文的手稿，但是沒有能夠通過它追查出作者來。
“在審訊中，不出所料(這裏和以後的著重點都是我加的—一作者注)，憲兵們從瓦涅耶夫(大學生)處了解到的東西並不多。他總共隻不過告知他們，在他那裏發現的手稿是搜查前幾天由一個他不願說出姓名的人放在一個包著其他東西的大包裏拿來交他保存的。偵查官毫無辦法(怎麽?那淹到踝骨的冰水呢?鹽水呢?留明的棍子呢?……)，隻能把手稿送去鑑定。”結果竟是一無所獲——一看來佩列斯韋托夫本人是熬過了若幹年監牢生活的，他本可以很容易地列舉出來，如果有一個《我們的部長們在想些什麽?》文稿的保存者坐在偵查員麵前，偵查員還能有些什麽辦法!
c·11·梅利古諾夫回憶：“那是沙皇的監獄，幸福的回憶中的監獄，現在政治犯們幾乎懷著歡樂的感情去回憶它。”
這裏有一個觀念的差距，這裏完全是另一種尺度。正如果戈理時代以前的鹽糧販子不能領會噴氣式飛機的速度一樣，不經過古拉格接收站絞肉機的人，是不能完全認識到偵查機關的一大神通的。
在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消息報》上我們可以讀到：尤莉婭·魯米揚采娃被抓進納粹集中營的內部監獄，為了查明從這個集中營逃跑的她丈夫的下落。她知道，但是——拒絕回答!對於不知底細的讀者來說，這是英勇精神的範例。對於具有古拉格痛苦經驗的讀者來說，這是偵查員顢頇遲鈍的範例：尤莉婭沒有在刑訊下死亡，沒有被逼得發瘋，而是在一個月後活得好好地幹脆被放了出來!
這類應當使自己心如木石的想法，當時對我還是完全陌生的。我非但沒有割斷溫情脈脈的塵緣的準備，連那幾百支法貝爾牌的戰利品鉛筆在逮捕時被沒收，還長久地使我耿耿於懷。後來從漫長的監獄歲月中回顧對自己的偵查階段，我沒有什麽理由可以自豪。我，當然，本可表現得更堅強些。在最初幾個星期，我一直神智昏沉，精神頹喪。這些回憶所以沒有使我感到內疚，隻是因為，謝天謝地，我避免了株連任何人。可是已經差一點落到這個地步了。
我們(與我的同案人尼古拉b)的陷入囹圄帶有孩子氣的性質，雖然我們已經是前線的軍官了。戰時我與他在兩個戰區作戰，互相之間通信，明知部隊有檢查信件的製度，卻忍不住在信裏幾乎公開地表示對最最英明的人的政治不滿和責罵，該寫父親的地方，我們使用了一眼能看穿的“賊頭”這個代號(後來我在監獄中講述我的案情時我們的幼稚隻是引起了訕笑和驚奇。人們對我說，這樣的傻瓜是再也找不到了。我也相信這一點)。突然，我閱讀關於亞歷山大·烏裏揚諾夫一案的研究著作時發現，他們也是由於同樣的原因——因不慎的通信而落網的，並且隻是這個情況才於一八八七年三月救了亞歷山大三世的命。
暗殺小組成員安德烈尤什金寄給哈爾科夫的朋友一封坦率的信：“我堅信(我們這裏)一定會發生一次最無情的恐怖行動，而且不是在遙遠的未來……紅色恐怖是我的拿手好戲……我為我的收信人擔心(他已經寫過好多封同樣的信——作者注)……如果他遭到那個那我也會遭到那個，而這是不希望發生的，因為將牽連許多很能幹的人。”根據這封信進行了五個星期的從容不迫的搜查——經過哈爾科夫，目的是打探出彼得堡的發信人。直到二月二十八日才查明了安德烈尤什金的姓名——於是三月一日，在預定的暗殺前，已經帶著炸彈到達涅瓦大街的擲彈者被抓了起來!
我的偵查員h·h·葉澤波夫的辦公室高大、寬敞、明亮，窗戶很大(“俄羅斯”保險公司大廈不是為刑訊而建造的)——於是，利用它的五米高度，掛起了威力無窮的主宰的四米高的全身立像，對這個主宰，我，一粒小砂子，獻出了自己的仇恨。偵查員有時站到他麵前，演戲似地發誓賭咒說：“為他我們情願獻出生命!我們為他決心躺到坦克下去!”在這幅祭壇似的莊嚴法像麵前，我的那些什麽淨化的列寧主義之類的咕咕噥噥顯得實在可憐，而我這個瀆神者所應得到的也隻能是死亡。
單單我們通信的內容就已構成給我們兩人判刑的充足材料;從它們開始放到軍郵檢查機關行動人員桌上起，我和維特凱維奇的命運就已經決定了，他們隻是讓我們給他們擴大戰果，多給他們帶來些好處。但更無情的是：已經一年了，我們在行軍挎包裏每人不離身地各帶著一份我們在一次前線會麵中擬定的《第一號決議》，以便它在任何情況下都能保存，隻要一個人能活下來。這個《決議》是對我國整個欺騙和壓迫製度的有力而扼要的批判，接著，像政治綱領中應有的那樣，大致敘述了改造國家生活的方案，並用這樣一句話作結束：“沒有組織，完成所有這些任務是不可能的。”甚至用不著偵查員的牽強附會，這已是一份成立新黨的文件。和它密切相關的還有我們通信中的話——勝利後我們將如何進行“戰後的戰爭”。因此我的偵查員不需要為我發明什麽花樣，他隻是盡力地給我還曾寫過信的或曾給我寫過信的所有人套上繩索，以及查出我們這個青年集團後頭有沒有年長的指使者。我在書信中，對我的同齡男女大膽地、幾乎是魯莽地表達了大逆不道的思想——而朋友們不知為什麽仍繼續同我通信!甚至在他們的回信中也可以遇到一些可疑的用語。現在葉澤波夫也像波爾菲利·彼得羅維奇那樣，要求我對所有這些作出有頭有尾的解釋：如果我們在受檢查的信中都能寫出這類話，那麽我們私下談話時更能說些什麽呢?我總不能向他保證激烈言論完全是信裏說的吧……我得用昏昏沉沉的腦子現編一些我和朋友們見麵的情形(見麵是信裏提到的)，要編得很像真的，要和信的色調一致，要沾一點政治的邊——但畢竟夠不上刑法典。還要把這些解釋一口氣講出來，使我的老練的偵查員相信我的單純、技窮和徹底坦白。要使—一這是最主要的———我那懶惰的偵查員不想去清理我裝在自己這個該死的箱子裏帶來的該死的貨物——許多本用黯淡的硬鉛筆寫成的“戰時日記”，筆跡細得像針一樣的、有的地方已經蹭掉了的日記。這些日記是我想成為一個作家的奢望。我不相信我們的奇妙記憶力，因此在整個戰爭年代我努力記下所看到的一切(這還不算是大問題)和從人家那裏聽到的一切、我不謹慎地記下了我的戰友們所講的全部內容——關於農業集體化，關於烏克蘭的饑荒，關於三七年，由於仔細的習慣並且因為從來沒有挨過人民內務委員部的咬，所以明明白白地寫上了是誰對我講的。從剛一被捕起，當行動人員把這些日記扔進我的提箱，用火漆封上，讓我把這隻箱子拎到莫斯科———把燒紅的鉗子就夾著我的心。你看，所有這些在火線上，在死亡麵前曾是那麽自然的故事，現在到達了四米高的辦公室裏的史達林的腳下——並且對於我那些純潔的、英勇的、有反叛精神的戰友們散發著潮濕監獄氣息。
“在審訊中，不出所料(這裏和以後的著重點都是我加的—一作者注)，憲兵們從瓦涅耶夫(大學生)處了解到的東西並不多。他總共隻不過告知他們，在他那裏發現的手稿是搜查前幾天由一個他不願說出姓名的人放在一個包著其他東西的大包裏拿來交他保存的。偵查官毫無辦法(怎麽?那淹到踝骨的冰水呢?鹽水呢?留明的棍子呢?……)，隻能把手稿送去鑑定。”結果竟是一無所獲——一看來佩列斯韋托夫本人是熬過了若幹年監牢生活的，他本可以很容易地列舉出來，如果有一個《我們的部長們在想些什麽?》文稿的保存者坐在偵查員麵前，偵查員還能有些什麽辦法!
c·11·梅利古諾夫回憶：“那是沙皇的監獄，幸福的回憶中的監獄，現在政治犯們幾乎懷著歡樂的感情去回憶它。”
這裏有一個觀念的差距，這裏完全是另一種尺度。正如果戈理時代以前的鹽糧販子不能領會噴氣式飛機的速度一樣，不經過古拉格接收站絞肉機的人，是不能完全認識到偵查機關的一大神通的。
在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消息報》上我們可以讀到：尤莉婭·魯米揚采娃被抓進納粹集中營的內部監獄，為了查明從這個集中營逃跑的她丈夫的下落。她知道，但是——拒絕回答!對於不知底細的讀者來說，這是英勇精神的範例。對於具有古拉格痛苦經驗的讀者來說，這是偵查員顢頇遲鈍的範例：尤莉婭沒有在刑訊下死亡，沒有被逼得發瘋，而是在一個月後活得好好地幹脆被放了出來!
這類應當使自己心如木石的想法，當時對我還是完全陌生的。我非但沒有割斷溫情脈脈的塵緣的準備，連那幾百支法貝爾牌的戰利品鉛筆在逮捕時被沒收，還長久地使我耿耿於懷。後來從漫長的監獄歲月中回顧對自己的偵查階段，我沒有什麽理由可以自豪。我，當然，本可表現得更堅強些。在最初幾個星期，我一直神智昏沉，精神頹喪。這些回憶所以沒有使我感到內疚，隻是因為，謝天謝地，我避免了株連任何人。可是已經差一點落到這個地步了。
我們(與我的同案人尼古拉b)的陷入囹圄帶有孩子氣的性質，雖然我們已經是前線的軍官了。戰時我與他在兩個戰區作戰，互相之間通信，明知部隊有檢查信件的製度，卻忍不住在信裏幾乎公開地表示對最最英明的人的政治不滿和責罵，該寫父親的地方，我們使用了一眼能看穿的“賊頭”這個代號(後來我在監獄中講述我的案情時我們的幼稚隻是引起了訕笑和驚奇。人們對我說，這樣的傻瓜是再也找不到了。我也相信這一點)。突然，我閱讀關於亞歷山大·烏裏揚諾夫一案的研究著作時發現，他們也是由於同樣的原因——因不慎的通信而落網的，並且隻是這個情況才於一八八七年三月救了亞歷山大三世的命。
暗殺小組成員安德烈尤什金寄給哈爾科夫的朋友一封坦率的信：“我堅信(我們這裏)一定會發生一次最無情的恐怖行動，而且不是在遙遠的未來……紅色恐怖是我的拿手好戲……我為我的收信人擔心(他已經寫過好多封同樣的信——作者注)……如果他遭到那個那我也會遭到那個，而這是不希望發生的，因為將牽連許多很能幹的人。”根據這封信進行了五個星期的從容不迫的搜查——經過哈爾科夫，目的是打探出彼得堡的發信人。直到二月二十八日才查明了安德烈尤什金的姓名——於是三月一日，在預定的暗殺前，已經帶著炸彈到達涅瓦大街的擲彈者被抓了起來!
我的偵查員h·h·葉澤波夫的辦公室高大、寬敞、明亮，窗戶很大(“俄羅斯”保險公司大廈不是為刑訊而建造的)——於是，利用它的五米高度，掛起了威力無窮的主宰的四米高的全身立像，對這個主宰，我，一粒小砂子，獻出了自己的仇恨。偵查員有時站到他麵前，演戲似地發誓賭咒說：“為他我們情願獻出生命!我們為他決心躺到坦克下去!”在這幅祭壇似的莊嚴法像麵前，我的那些什麽淨化的列寧主義之類的咕咕噥噥顯得實在可憐，而我這個瀆神者所應得到的也隻能是死亡。
單單我們通信的內容就已構成給我們兩人判刑的充足材料;從它們開始放到軍郵檢查機關行動人員桌上起，我和維特凱維奇的命運就已經決定了，他們隻是讓我們給他們擴大戰果，多給他們帶來些好處。但更無情的是：已經一年了，我們在行軍挎包裏每人不離身地各帶著一份我們在一次前線會麵中擬定的《第一號決議》，以便它在任何情況下都能保存，隻要一個人能活下來。這個《決議》是對我國整個欺騙和壓迫製度的有力而扼要的批判，接著，像政治綱領中應有的那樣，大致敘述了改造國家生活的方案，並用這樣一句話作結束：“沒有組織，完成所有這些任務是不可能的。”甚至用不著偵查員的牽強附會，這已是一份成立新黨的文件。和它密切相關的還有我們通信中的話——勝利後我們將如何進行“戰後的戰爭”。因此我的偵查員不需要為我發明什麽花樣，他隻是盡力地給我還曾寫過信的或曾給我寫過信的所有人套上繩索，以及查出我們這個青年集團後頭有沒有年長的指使者。我在書信中，對我的同齡男女大膽地、幾乎是魯莽地表達了大逆不道的思想——而朋友們不知為什麽仍繼續同我通信!甚至在他們的回信中也可以遇到一些可疑的用語。現在葉澤波夫也像波爾菲利·彼得羅維奇那樣，要求我對所有這些作出有頭有尾的解釋：如果我們在受檢查的信中都能寫出這類話，那麽我們私下談話時更能說些什麽呢?我總不能向他保證激烈言論完全是信裏說的吧……我得用昏昏沉沉的腦子現編一些我和朋友們見麵的情形(見麵是信裏提到的)，要編得很像真的，要和信的色調一致，要沾一點政治的邊——但畢竟夠不上刑法典。還要把這些解釋一口氣講出來，使我的老練的偵查員相信我的單純、技窮和徹底坦白。要使—一這是最主要的———我那懶惰的偵查員不想去清理我裝在自己這個該死的箱子裏帶來的該死的貨物——許多本用黯淡的硬鉛筆寫成的“戰時日記”，筆跡細得像針一樣的、有的地方已經蹭掉了的日記。這些日記是我想成為一個作家的奢望。我不相信我們的奇妙記憶力，因此在整個戰爭年代我努力記下所看到的一切(這還不算是大問題)和從人家那裏聽到的一切、我不謹慎地記下了我的戰友們所講的全部內容——關於農業集體化，關於烏克蘭的饑荒，關於三七年，由於仔細的習慣並且因為從來沒有挨過人民內務委員部的咬，所以明明白白地寫上了是誰對我講的。從剛一被捕起，當行動人員把這些日記扔進我的提箱，用火漆封上，讓我把這隻箱子拎到莫斯科———把燒紅的鉗子就夾著我的心。你看，所有這些在火線上，在死亡麵前曾是那麽自然的故事，現在到達了四米高的辦公室裏的史達林的腳下——並且對於我那些純潔的、英勇的、有反叛精神的戰友們散發著潮濕監獄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