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決鬥中怎能不犯錯誤呢?誰能不犯錯誤呢?
我們說過“應當處在理想的孤獨狀態”。但是在三七年(還有四五年)監獄發生人滿之患的時候，這個新抓來的受偵查人的理想的孤獨原則無法得到遵守。囚犯幾乎從最初幾小時起就處在人煙稠密的集體監室中。
但這也有它的優點，可以彌補不足。監室的擁擠不僅代替了狹小的單人隔離室，它本身就是一種高級的刑訊，特別可貴的是，這種刑訊長達整整的幾晝夜、幾星期—一併且偵查員不用花任何精力：刑訊囚犯由囚犯自己未進行!監室中擠進了那麽多的囚犯因而不是每個人都能得到一小塊的地方，人踩著人，甚至根本不能移動地方，彼此坐在腳上一例如，一九四五年在基什尼奧夫的羈押所裏一個單人監室塞進一了十八個人，一九三七年在盧甘斯克——十五人，而伊萬諾夫-拉祖姆尼克一九三八年在定員二十五人的布蒂爾卡標準監室中蹲在一百四十人中間。他對牢房生活描寫得很好。廁所這樣擁擠，以至一晝夜隻讓解一次手，有時甚至是半夜去，放風也這樣!他在盧賓卡接收站“狗窩”裏曾經計算，整整幾個星期內，每一平方米的地麵平均同時要擺三個人(請合計一下，請安排一下!)在“狗窩”裏，沒有窗和通風裝置，由於體溫和呼吸，溫度高達四十至四十五度，大家都隻穿一條村褲(冬季衣物墊在自己身下)，他們的赤裸肉體擠在一起，由於別人的汗水，皮膚長上了濕疹。他們就這樣幾星期地蹲在那裏，既不給他們空氣，也不給他們水喝(除了爛菜湯和早上的一杯茶)。
這一年在布蒂爾卡新被捕的犯人(已經過洗澡房和隔離間的處理)幾晝夜坐在樓梯台階上，等待起解的犯人騰出監室。特-夫早七年，即一九三一年在布蒂爾卡蹲過，他說，板鋪下都塞得滿滿的，犯人們躺在瀝青地上。我晚七年即在一九四五年蹲過——同樣的情況。但不久前我從m·k·勃-契得到了一份關於一九一八年布蒂爾卡擁擠情況的寶貴的個人證明：在那年十月(紅色恐怖的第二個月)，擠得那麽滿，甚至在洗衣房裏設置了七十人的女監室!那末，布蒂爾卡什麽時候空過呢?
如果再加上用馬桶代替上廁所(或者相反，從一次上廁所到另一次上廁所之間，在監室裏沒有馬桶，像在西伯利亞某些監獄裏那樣);如果再加上吃飯四人合用一個缽子，並且還相互坐在膝蓋上;如果時而拉出什麽人去審訊，時而推進個挨過毒打、睏倦不堪、渾身癱軟的什麽人;如果這些癱軟的人們的樣子要比偵查員的任何威脅更有說服力;一個等了幾個月還沒有傳訊的人會覺得，任何一種死亡，任何一種勞改營似乎都比他們的扭曲的姿態輕鬆得多——這種種也許完全可以代替理想的孤獨狀態?並且在這樣亂七八糟的人堆裏，向誰講心裏話，很不好下決心，也並不是經常能找到一個能商量事情的人。因此對於刑訊和毒打，當偵查員拿它作威脅的時候，你不一定馬上就相信，而一看到受過刑訊的人們，你便深信不疑了。
受害者會親口告訴你，怎樣往喉嚨裏灌鹽水，然後一晝夜在隔離室裏受幹渴的折磨(卡爾布尼奇)，或者，用擦板擦背直到出血，然後再塗上鬆節油(魯道夫·平措夫旅長兩者都嚐到了，而且還用針插進他的指甲，灌水直到要把肚子脹破——逼他在筆錄上簽名，招認他想在十月革命節閱兵式上把坦克旅開向政府領導人)。從全蘇自然科學家協會前藝術部主任亞歷山德羅夫那裏，可以獲知阿巴庫莫夫本人是怎樣打人的(一九四八年)，亞歷山德羅夫被打斷了脊椎骨，身子向一側傾斜，他失去了抑製眼淚的機能。
是的，是的，國家安全部長阿巴庫莫夫本人決不鄙棄這種粗活(親臨前沿的蘇沃洛夫!)，他喜歡有時親手拿拿橡皮棍。他的副手留明就更樂意打人。他是在蘇哈諾夫卡的“將軍”偵查辦公室裏幹這種活的。辦公室有核桃木的護牆板，門窗上掛著絲綢簾子，地板上鋪著一塊大幅波斯地毯。為了不弄壞這件漂亮東西，給準備挨打的人在地毯上鋪了一條骯髒的血跡斑斑的長墊子。在拷打時作留明助手的不是普通的看守，而是一名上校。留明撫摸著直徑四厘米的橡皮棍，客氣地說：“這麽說來，您光榮地經受住了‘熬鷹’的考驗(一個月不讓睡覺，亞歷山大·多爾甘是靠耍滑頭才支持下來的——他站著睡)。現在我們拿棍子試試。我們這裏沒有人能支持兩三場的。請您褪下褲子，請趴在墊子上。”上校騎在挨打者的背上。多爾甘想計算打擊的次數。他還不知道，由於長期挨餓，屁股已經塌下去，橡皮棍打在坐骨神經上是什麽滋味。感到痛的不是挨打的地方，而是頭痛欲裂。在第一下打擊後，挨打者就痛得失去理智，用指甲亂抓墊子。留明繼續打，力求打到點子上。上校用他那肥胖的身軀使勁壓住——這正是為權力無邊的留明當助手的、肩章上有三顆大金星的人該幹的工作!(在一場以後，挨了打的人就不能走路了，當然不是把他抬出去，而是在地上拖出去。臀部很快就痛得扣不上褲子，傷痕卻幾乎沒有。發作了一場很厲害的腹瀉，而多爾甘坐在自己的單人監室的馬桶上卻哈哈大笑，他還要去挨第二場，第三場，打得皮開肉綻，留明狠勁上來，動手朝他肚子上揍，打破了腹膜，腸子流下造成嚴重的疝氣，他得了腹膜炎，拉進市蒂爾卡醫院，強迫他幹缺德事的企圖也就暫時歇手了。)
你也會受到這種折磨!在這種場麵以後，基什尼奧夫的偵查員丹尼洛夫用通條打維克多·希波瓦爾尼科夫神甫的後腦殼，揪住髮辮拉來拉去，簡直像是父親的愛撫(對神甫這樣揪方便些，對普通俗人則可以揪住鬍子從辦公室的一角拖到另一角。而對付李哈德·阿霍拉——芬蘭赤衛隊員，追捕雪梨·雷利的參加者和鎮壓喀琅施塔得暴動時的連年——一的辦法是用鉗子夾住他那大八字鬍的一端把人提起來，一會兒又夾住另一端，各持續十分鍾，不讓腳著地)。
但最可怕的是用下麵的辦法來對付你：扒掉你下身的衣服，讓你仰臥在地上，兩腿叉開，幫手們(可愛的軍士們)坐在腿上、抓住你的手，偵查員——女人也不嫌棄這種事—一站到你叉開的兩腿中間用自己的皮鞋(自己的女便鞋)尖踩住那個某個時候曾經使你成為男人的東西，逐漸地、有節製地、但越來越用力地往地上壓，一麵瞧著你的眼睛並一遍一遍重複自己的問題或出賣人的建議。如果他沒有過早地踩得稍稍用力些，你還有十五秒鍾可以喊叫出來，說你一切都招認，說你決意讓那些被你咬出的二十個人坐牢，或者在報刊上詆毀任何你視為最神聖的東西……
讓上帝而不是人們去責備你吧……
派進監室來的“耳目”輕聲說：“沒有法子!全招了吧!”
頭腦清醒的人說：“簡單的盤算：留得青山在……!”
牙齒已經沒有了的人朝你點頭：“人家以後不會給你安牙。”
深知底細的人作結論：“招認也罷，不招認也罷，反正要判刑。”
我們說過“應當處在理想的孤獨狀態”。但是在三七年(還有四五年)監獄發生人滿之患的時候，這個新抓來的受偵查人的理想的孤獨原則無法得到遵守。囚犯幾乎從最初幾小時起就處在人煙稠密的集體監室中。
但這也有它的優點，可以彌補不足。監室的擁擠不僅代替了狹小的單人隔離室，它本身就是一種高級的刑訊，特別可貴的是，這種刑訊長達整整的幾晝夜、幾星期—一併且偵查員不用花任何精力：刑訊囚犯由囚犯自己未進行!監室中擠進了那麽多的囚犯因而不是每個人都能得到一小塊的地方，人踩著人，甚至根本不能移動地方，彼此坐在腳上一例如，一九四五年在基什尼奧夫的羈押所裏一個單人監室塞進一了十八個人，一九三七年在盧甘斯克——十五人，而伊萬諾夫-拉祖姆尼克一九三八年在定員二十五人的布蒂爾卡標準監室中蹲在一百四十人中間。他對牢房生活描寫得很好。廁所這樣擁擠，以至一晝夜隻讓解一次手，有時甚至是半夜去，放風也這樣!他在盧賓卡接收站“狗窩”裏曾經計算，整整幾個星期內，每一平方米的地麵平均同時要擺三個人(請合計一下，請安排一下!)在“狗窩”裏，沒有窗和通風裝置，由於體溫和呼吸，溫度高達四十至四十五度，大家都隻穿一條村褲(冬季衣物墊在自己身下)，他們的赤裸肉體擠在一起，由於別人的汗水，皮膚長上了濕疹。他們就這樣幾星期地蹲在那裏，既不給他們空氣，也不給他們水喝(除了爛菜湯和早上的一杯茶)。
這一年在布蒂爾卡新被捕的犯人(已經過洗澡房和隔離間的處理)幾晝夜坐在樓梯台階上，等待起解的犯人騰出監室。特-夫早七年，即一九三一年在布蒂爾卡蹲過，他說，板鋪下都塞得滿滿的，犯人們躺在瀝青地上。我晚七年即在一九四五年蹲過——同樣的情況。但不久前我從m·k·勃-契得到了一份關於一九一八年布蒂爾卡擁擠情況的寶貴的個人證明：在那年十月(紅色恐怖的第二個月)，擠得那麽滿，甚至在洗衣房裏設置了七十人的女監室!那末，布蒂爾卡什麽時候空過呢?
如果再加上用馬桶代替上廁所(或者相反，從一次上廁所到另一次上廁所之間，在監室裏沒有馬桶，像在西伯利亞某些監獄裏那樣);如果再加上吃飯四人合用一個缽子，並且還相互坐在膝蓋上;如果時而拉出什麽人去審訊，時而推進個挨過毒打、睏倦不堪、渾身癱軟的什麽人;如果這些癱軟的人們的樣子要比偵查員的任何威脅更有說服力;一個等了幾個月還沒有傳訊的人會覺得，任何一種死亡，任何一種勞改營似乎都比他們的扭曲的姿態輕鬆得多——這種種也許完全可以代替理想的孤獨狀態?並且在這樣亂七八糟的人堆裏，向誰講心裏話，很不好下決心，也並不是經常能找到一個能商量事情的人。因此對於刑訊和毒打，當偵查員拿它作威脅的時候，你不一定馬上就相信，而一看到受過刑訊的人們，你便深信不疑了。
受害者會親口告訴你，怎樣往喉嚨裏灌鹽水，然後一晝夜在隔離室裏受幹渴的折磨(卡爾布尼奇)，或者，用擦板擦背直到出血，然後再塗上鬆節油(魯道夫·平措夫旅長兩者都嚐到了，而且還用針插進他的指甲，灌水直到要把肚子脹破——逼他在筆錄上簽名，招認他想在十月革命節閱兵式上把坦克旅開向政府領導人)。從全蘇自然科學家協會前藝術部主任亞歷山德羅夫那裏，可以獲知阿巴庫莫夫本人是怎樣打人的(一九四八年)，亞歷山德羅夫被打斷了脊椎骨，身子向一側傾斜，他失去了抑製眼淚的機能。
是的，是的，國家安全部長阿巴庫莫夫本人決不鄙棄這種粗活(親臨前沿的蘇沃洛夫!)，他喜歡有時親手拿拿橡皮棍。他的副手留明就更樂意打人。他是在蘇哈諾夫卡的“將軍”偵查辦公室裏幹這種活的。辦公室有核桃木的護牆板，門窗上掛著絲綢簾子，地板上鋪著一塊大幅波斯地毯。為了不弄壞這件漂亮東西，給準備挨打的人在地毯上鋪了一條骯髒的血跡斑斑的長墊子。在拷打時作留明助手的不是普通的看守，而是一名上校。留明撫摸著直徑四厘米的橡皮棍，客氣地說：“這麽說來，您光榮地經受住了‘熬鷹’的考驗(一個月不讓睡覺，亞歷山大·多爾甘是靠耍滑頭才支持下來的——他站著睡)。現在我們拿棍子試試。我們這裏沒有人能支持兩三場的。請您褪下褲子，請趴在墊子上。”上校騎在挨打者的背上。多爾甘想計算打擊的次數。他還不知道，由於長期挨餓，屁股已經塌下去，橡皮棍打在坐骨神經上是什麽滋味。感到痛的不是挨打的地方，而是頭痛欲裂。在第一下打擊後，挨打者就痛得失去理智，用指甲亂抓墊子。留明繼續打，力求打到點子上。上校用他那肥胖的身軀使勁壓住——這正是為權力無邊的留明當助手的、肩章上有三顆大金星的人該幹的工作!(在一場以後，挨了打的人就不能走路了，當然不是把他抬出去，而是在地上拖出去。臀部很快就痛得扣不上褲子，傷痕卻幾乎沒有。發作了一場很厲害的腹瀉，而多爾甘坐在自己的單人監室的馬桶上卻哈哈大笑，他還要去挨第二場，第三場，打得皮開肉綻，留明狠勁上來，動手朝他肚子上揍，打破了腹膜，腸子流下造成嚴重的疝氣，他得了腹膜炎，拉進市蒂爾卡醫院，強迫他幹缺德事的企圖也就暫時歇手了。)
你也會受到這種折磨!在這種場麵以後，基什尼奧夫的偵查員丹尼洛夫用通條打維克多·希波瓦爾尼科夫神甫的後腦殼，揪住髮辮拉來拉去，簡直像是父親的愛撫(對神甫這樣揪方便些，對普通俗人則可以揪住鬍子從辦公室的一角拖到另一角。而對付李哈德·阿霍拉——芬蘭赤衛隊員，追捕雪梨·雷利的參加者和鎮壓喀琅施塔得暴動時的連年——一的辦法是用鉗子夾住他那大八字鬍的一端把人提起來，一會兒又夾住另一端，各持續十分鍾，不讓腳著地)。
但最可怕的是用下麵的辦法來對付你：扒掉你下身的衣服，讓你仰臥在地上，兩腿叉開，幫手們(可愛的軍士們)坐在腿上、抓住你的手，偵查員——女人也不嫌棄這種事—一站到你叉開的兩腿中間用自己的皮鞋(自己的女便鞋)尖踩住那個某個時候曾經使你成為男人的東西，逐漸地、有節製地、但越來越用力地往地上壓，一麵瞧著你的眼睛並一遍一遍重複自己的問題或出賣人的建議。如果他沒有過早地踩得稍稍用力些，你還有十五秒鍾可以喊叫出來，說你一切都招認，說你決意讓那些被你咬出的二十個人坐牢，或者在報刊上詆毀任何你視為最神聖的東西……
讓上帝而不是人們去責備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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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腦清醒的人說：“簡單的盤算：留得青山在……!”
牙齒已經沒有了的人朝你點頭：“人家以後不會給你安牙。”
深知底細的人作結論：“招認也罷，不招認也罷，反正要判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