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是契柯夫筆下的主人公，而且任何一個本世紀初的正常的俄國人，包括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任何一個黨員，能相信、能忍受對光明未來的這種誹謗嗎?這類事情在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時代還可過得去，在彼得大帝時期已經顯得是野蠻行為，在比倫時期還可能對十——二十個人採用，從葉卡捷琳娜時代起就已經絕跡，——然而在偉大的二十世紀繁榮昌盛時期，在一個按社會主義原則設想的社會裏，在天上已經有了飛機，已經出現了有聲電影和無線電廣播的年代——這類事情卻並不是由哪一個壞蛋，也不是在一個秘密地方幹的，而是由幾萬名受過專門訓練的人麵野獸對於百萬沒有自衛能力的人進行的。
隻有現在閃爍其詞地稱之為“個人迷信”的返祖現象的大發作是駭人聽聞的嗎?也許我們在那些年代舉行普希金的百年祭，不害臊地上演契訶夫那些已經得到答案的戲劇才是可怕的?或許更可怕的是三十年以後還有人對我們說：這些事不要講了!如果回憶千百萬人的苦難，那就會歪曲歷史的前景!如果刨根問底地探求我國風習的實質，那就會使物質上的進步黯然失色!最好還是去回憶鼓風爐、軋鋼機、挖通的運河，不，運河不要回憶……那就去回憶科雷馬的金子吧，不，這也不要……一切都可以回憶，但是要善於回憶，要歌頌……
不明白我們為什麽要咒罵宗教裁判。難道除了燒人的火堆就沒有莊嚴的祈禱儀式了嗎?不明白農奴製為什麽使我們那麽不喜歡。要知道並沒有禁止農民每日去勞動。他可以在聖誕節挨門逐戶去唱祝歌，而姑娘們在三一節還編製花冠呢……
現今書寫出來的和口頭的傳說加於一九三七年的獨特性，一般人認為就是捏造罪名和進行刑訊。
但這是不對的，不確切的。在不同年代，在幾十年內，依照五十八條進行的偵查，幾乎從來也不是查明真相，而隻是履行項不可避免的骯髒手續：把一個不久前自由的、有時是高傲的、永遠是沒有思想準備的人壓彎，把他拖過狹仄的管道，管道配件的鉤子會撕破他的皮肉，在那裏他將透不過氣來，這樣他就會央求趕快上另一端去——可是另一端把他甩出來的時候，他已經是群島的一名現成的土著，而且直接掉進了那一塊福地(傻瓜總是牽手牽腳不肯往前走，他以為管道也有往回的出口)。
無文字記載的年代過去得越多，搜集倖存者們分散的見證就越困難。這些見證告訴我們，製造假案在機關成立的早期就開始了——這是為了使人感覺到他們經常的不可替代的救世活動，不然隨著敵人的衰落，說不定在哪個倒黴的時刻機關就全消亡。從科瑟列夫的案卷中可以看出，契卡的地位甚至在一九一九年初就已發生動搖。閱讀一九一八年的報紙時，我偶然碰到一則關於破獲十人集團可怕陰謀的官方報導，這十個人想(還隻是想!)把大炮拖到教養院的屋頂上去(瞧瞧那有多高)——並從那裏向克裏姆林宮開炮。他們是十個人(其中可能有婦女和少年)，不知有多少門炮——這些炮是從哪裏搞來的?口徑多大?怎樣順樓梯推到閣樓上去?怎樣在傾斜的屋頂上安放?可別在打炮時滾下去!為什麽彼得堡的警察同二月革命作鬥爭時不把重於機槍的東西拿到屋頂上去?然而這個預示一九三七年社會結構的幻想作品是大家讀過了的呀!相信了的呀!……顯然，日後還會有人向我們證明，一九二一年的“古米廖夫案件”是一個假案。同一年梁贊的契一杯製造了關於當地知識界“陰謀”的一樁假案(但勇敢分子的抗議信還能到達莫斯科，於是案件就擱下了)。就在那一九二一年，處決了天然力促進會係統內的腐泥煤委員會的全體成員。我們對那個時代俄國學術界的氣質和情緒有足夠的了解，狂熱病的煙幕未能擋住我們觀察那些年代的視線。我們大概不用進行考古發掘也能看清這種案件有多大價值。
一九二0年十一月十三日捷爾任斯基在給全俄肅反委員會的信中提到：契卡“常給一些誹謗性的申訴大開方便之門”。
e·多亞連科回憶一九二一年說：盧賓卡的囚犯接收站，四五十張木床，整夜帶進來一批一批的婦女。誰也不知道自已犯了什麽罪，共同的感覺是：無緣無故地捉人。全監室隻有一個人知道為什麽被抓——她是社會革命黨人。雅戈達的第一個問題是：“那麽，為什麽你落到這裏來了?”意思是，自已說吧，幫忙安個罪名吧!關於一九三0年梁贊的國家政治保衛局，人們所講的也絕對一樣。普遍的感覺是，大家都是無緣無故地坐牢。實在找不到罪名，隻好指控特-夫的姓是假的。(雖然姓是再真實不過，仍由特別庭給他扣上個五十八條10，三年)。偵查員不知找什麽碴兒好，便問：“幹什麽工作的?”“計劃員。”——“寫份說明書來：‘工廠的計劃和它的實現辦法’。以後你就會知道為了什麽被捕的。”(他在說明書中會找出點什麽頭緒。)
從那地方是回不來的，幾十年來我們對這一點還沒有習慣嗎?除了一九三九年短暫的有意識的倒退動作外，審訊結果把人放出來的事，隻能聽到極少、極個別的傳說。而且：這個人或者很快又被關進去，或者放出來是為了跟蹤監視。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傳說，機關的工作中是從來不出廢品的，那麽無罪的人怎樣處理呢?……
達裏的《詳解詞典》做了這樣一個區別。“調查不同於偵查之點是，它的實行是為了事先查證有無進行偵查的根據。”
啊，神聖的天真!機關可是從來不知道什麽叫調查!上麵交下來的名單，或者最初的嫌疑，密人員的報告，甚至一封匿名告密信，都會引起逮捕，隨後必然認為有罪。給予偵查的時間並不是用來弄清罪行，百分之九十五都用來磨難、消耗、削弱受偵查的人，使得他但求趕快結束，即便用斧子砍頭也罷。
在一九一九年偵查員的主要手法就已經是：把手槍往上擺
不僅政治罪的偵查這樣進行，“普通罪”也如此。在審理燃料總管理局案件時(一九二一年)，被告馬赫羅夫斯卡婭申訴說，在審問時給她灌了古柯鹼。公訴人駁斥道：“如果她申訴說，她受到粗暴對待，用槍斃威脅她等也許這些勉強還可以相信。”手槍嚇人地放在桌上，有時對準著你，偵查員就不必花力氣去臆想你的罪狀，而是：“說吧，你自己知道!”在一九二七年偵查員哈依金就是這樣要求斯克裏普尼科娃的，在一九二九年也是這樣要求維特科夫斯基的。四分之一世紀後也絲毫沒有改變。在一九五二年，國家安全部奧爾忠尼啟則市偵查處長西瓦科夫對第五次入獄的斯克裏普尼科娃說：“獄醫給我們的表報上說，你的血壓是240/120。這太低，畜牲(她已經五十出頭了)，我們要叫你升到三百四，讓你這條毒蛇斷氣，見不到青傷，見不到外傷，見不到骨折。我們隻要不讓你睡覺就能辦到!”如果斯克裏普尼科娃在通宵審訊後白天在監室裏閉上眼睛，看守就會衝進來大聲吼叫：“睜開眼睛，不然我就從床上把你倒拖下來，把你站著捆到牆上!”
隻有現在閃爍其詞地稱之為“個人迷信”的返祖現象的大發作是駭人聽聞的嗎?也許我們在那些年代舉行普希金的百年祭，不害臊地上演契訶夫那些已經得到答案的戲劇才是可怕的?或許更可怕的是三十年以後還有人對我們說：這些事不要講了!如果回憶千百萬人的苦難，那就會歪曲歷史的前景!如果刨根問底地探求我國風習的實質，那就會使物質上的進步黯然失色!最好還是去回憶鼓風爐、軋鋼機、挖通的運河，不，運河不要回憶……那就去回憶科雷馬的金子吧，不，這也不要……一切都可以回憶，但是要善於回憶，要歌頌……
不明白我們為什麽要咒罵宗教裁判。難道除了燒人的火堆就沒有莊嚴的祈禱儀式了嗎?不明白農奴製為什麽使我們那麽不喜歡。要知道並沒有禁止農民每日去勞動。他可以在聖誕節挨門逐戶去唱祝歌，而姑娘們在三一節還編製花冠呢……
現今書寫出來的和口頭的傳說加於一九三七年的獨特性，一般人認為就是捏造罪名和進行刑訊。
但這是不對的，不確切的。在不同年代，在幾十年內，依照五十八條進行的偵查，幾乎從來也不是查明真相，而隻是履行項不可避免的骯髒手續：把一個不久前自由的、有時是高傲的、永遠是沒有思想準備的人壓彎，把他拖過狹仄的管道，管道配件的鉤子會撕破他的皮肉，在那裏他將透不過氣來，這樣他就會央求趕快上另一端去——可是另一端把他甩出來的時候，他已經是群島的一名現成的土著，而且直接掉進了那一塊福地(傻瓜總是牽手牽腳不肯往前走，他以為管道也有往回的出口)。
無文字記載的年代過去得越多，搜集倖存者們分散的見證就越困難。這些見證告訴我們，製造假案在機關成立的早期就開始了——這是為了使人感覺到他們經常的不可替代的救世活動，不然隨著敵人的衰落，說不定在哪個倒黴的時刻機關就全消亡。從科瑟列夫的案卷中可以看出，契卡的地位甚至在一九一九年初就已發生動搖。閱讀一九一八年的報紙時，我偶然碰到一則關於破獲十人集團可怕陰謀的官方報導，這十個人想(還隻是想!)把大炮拖到教養院的屋頂上去(瞧瞧那有多高)——並從那裏向克裏姆林宮開炮。他們是十個人(其中可能有婦女和少年)，不知有多少門炮——這些炮是從哪裏搞來的?口徑多大?怎樣順樓梯推到閣樓上去?怎樣在傾斜的屋頂上安放?可別在打炮時滾下去!為什麽彼得堡的警察同二月革命作鬥爭時不把重於機槍的東西拿到屋頂上去?然而這個預示一九三七年社會結構的幻想作品是大家讀過了的呀!相信了的呀!……顯然，日後還會有人向我們證明，一九二一年的“古米廖夫案件”是一個假案。同一年梁贊的契一杯製造了關於當地知識界“陰謀”的一樁假案(但勇敢分子的抗議信還能到達莫斯科，於是案件就擱下了)。就在那一九二一年，處決了天然力促進會係統內的腐泥煤委員會的全體成員。我們對那個時代俄國學術界的氣質和情緒有足夠的了解，狂熱病的煙幕未能擋住我們觀察那些年代的視線。我們大概不用進行考古發掘也能看清這種案件有多大價值。
一九二0年十一月十三日捷爾任斯基在給全俄肅反委員會的信中提到：契卡“常給一些誹謗性的申訴大開方便之門”。
e·多亞連科回憶一九二一年說：盧賓卡的囚犯接收站，四五十張木床，整夜帶進來一批一批的婦女。誰也不知道自已犯了什麽罪，共同的感覺是：無緣無故地捉人。全監室隻有一個人知道為什麽被抓——她是社會革命黨人。雅戈達的第一個問題是：“那麽，為什麽你落到這裏來了?”意思是，自已說吧，幫忙安個罪名吧!關於一九三0年梁贊的國家政治保衛局，人們所講的也絕對一樣。普遍的感覺是，大家都是無緣無故地坐牢。實在找不到罪名，隻好指控特-夫的姓是假的。(雖然姓是再真實不過，仍由特別庭給他扣上個五十八條10，三年)。偵查員不知找什麽碴兒好，便問：“幹什麽工作的?”“計劃員。”——“寫份說明書來：‘工廠的計劃和它的實現辦法’。以後你就會知道為了什麽被捕的。”(他在說明書中會找出點什麽頭緒。)
從那地方是回不來的，幾十年來我們對這一點還沒有習慣嗎?除了一九三九年短暫的有意識的倒退動作外，審訊結果把人放出來的事，隻能聽到極少、極個別的傳說。而且：這個人或者很快又被關進去，或者放出來是為了跟蹤監視。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傳說，機關的工作中是從來不出廢品的，那麽無罪的人怎樣處理呢?……
達裏的《詳解詞典》做了這樣一個區別。“調查不同於偵查之點是，它的實行是為了事先查證有無進行偵查的根據。”
啊，神聖的天真!機關可是從來不知道什麽叫調查!上麵交下來的名單，或者最初的嫌疑，密人員的報告，甚至一封匿名告密信，都會引起逮捕，隨後必然認為有罪。給予偵查的時間並不是用來弄清罪行，百分之九十五都用來磨難、消耗、削弱受偵查的人，使得他但求趕快結束，即便用斧子砍頭也罷。
在一九一九年偵查員的主要手法就已經是：把手槍往上擺
不僅政治罪的偵查這樣進行，“普通罪”也如此。在審理燃料總管理局案件時(一九二一年)，被告馬赫羅夫斯卡婭申訴說，在審問時給她灌了古柯鹼。公訴人駁斥道：“如果她申訴說，她受到粗暴對待，用槍斃威脅她等也許這些勉強還可以相信。”手槍嚇人地放在桌上，有時對準著你，偵查員就不必花力氣去臆想你的罪狀，而是：“說吧，你自己知道!”在一九二七年偵查員哈依金就是這樣要求斯克裏普尼科娃的，在一九二九年也是這樣要求維特科夫斯基的。四分之一世紀後也絲毫沒有改變。在一九五二年，國家安全部奧爾忠尼啟則市偵查處長西瓦科夫對第五次入獄的斯克裏普尼科娃說：“獄醫給我們的表報上說，你的血壓是240/120。這太低，畜牲(她已經五十出頭了)，我們要叫你升到三百四，讓你這條毒蛇斷氣，見不到青傷，見不到外傷，見不到骨折。我們隻要不讓你睡覺就能辦到!”如果斯克裏普尼科娃在通宵審訊後白天在監室裏閉上眼睛，看守就會衝進來大聲吼叫：“睜開眼睛，不然我就從床上把你倒拖下來，把你站著捆到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