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令的優越性首先就在於它的新鮮：法令一出，這類犯罪就應當隨之勃發，保證為新判犯人流提供充沛的水源。但更大的優越性在於刑期：如果去剃穗頭的，為了壯膽，不是一個鄉下丫頭，而是三個(“有組織的匪夥”)，去偷黃瓜或蘋果的是幾個十二歲的淘氣孩子，那麽他們得到的是二十年以下的勞改;在工廠裏最高刑提到二十五年(這個四分之一世紀的刑期是在人道地廢除死刑前幾天施行的，用以代管死刑)。最後，一個由來已久的歪理什麽隻有政治不檢舉行為才是國事罪如今被糾正了。現在對有關盜竊國家或集體農莊財產的不檢舉行為，也處以三年勞改或七年流放。
在法令頒布後的最初幾年，成師的城鄉居民被遣送去耕種古拉格群島的土地，替代那裏死絕了的土著居民。誠然，這些水流是通過民警機關和普通法院到那裏去的，沒有充塞戰後年代本來就已經過分滿溢的國家安全機關的渠道。
史達林的這條新路線現在，在戰勝法西斯主義以後，應當空前起勁、大量和長久地捕人當然馬上就在政治犯方麵反映出來。
在社會生活各方麵的迫害和監視明顯加強的一九四八四九年，扮演了一出連史達林的不講理時代也是前所未見的“二進宮”的悲喜劇。
用古拉格的語言就是這樣來稱呼那些一九三七年留下一條命的不幸的人們，他們熬過了不堪設想的、難以忍受的十年，現在，在一九四七四八年，備受折磨、精疲力盡以後，居然得以怯生生地跨上自由的土地希望能悄悄地度過短促的殘生。但是某種野蠻的幻想(或者是固執的狠毒心腸，或者是不知厭足的報復心理)促使大元帥一勝利者發布一道命令：把所有這些殘廢人重新關起來，無須有新的罪過!往吞咽機裏填塞它本身的下腳料，這甚至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對他都不利。但史達林正是下了這樣的命令。這是歷史人物對歷史必要性要脾氣之一例。
於是，又來抓所有這些剛剛在新的地方或新的家庭安下身來的人。來抓的人無精打采地抓，被抓的人無精打采地去。他們對於全部苦難歷程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們沒有問“為了什麽?”也沒有向親人說“我會回來的，”他們挑些比較髒的衣服穿上，在勞動營製的煙荷包裏裝滿馬合煙，便去簽署筆錄(而筆錄總共隻有一條：“是你坐過牢嗎?”一“是我。”“再坐十年。”)
這時，君主突然想起，光把一九三七年活下來的人關起來一這太少!還有他們那些不共戴天的仇敵的子女不是也應當關起來嘛!要知道他們一天天長大，還會想起報仇的(也許他晚飯吃得太飽，做了個和這類子女狹路相逢的惡夢)。經過考慮、估量，開始抓子女，但不多。抓的是將領們的子女，托洛茨基分子的還不是全部!這樣就開始了一條子女一復仇者的水流(十七歲的林娜·科薩列娃和三十五歲的葉林娜·拉科夫斯卡婭都落入這類子女行列)。
在歐洲大混雜以後，史達林在一九四八年終於又把屋牆築得牢牢的，把天花板釘得低低的，在這個密不透風的空間裏把原來一九三七年的空氣搞得濃濃的。
於是，在一九四八、四九和五0年一連串地出現了。
臆想的間諜(十年前是德田間諜，現在是英美間諜);
教徒(這一次多數是教派分子);
還沒有斬盡殺絕的瓦維洛夫派和孟德爾派的遺傳學家與育種學家;
親西方思想還沒有完全被嚇掉的普通有知識有頭腦的人們(大學生從嚴)。時髦的罪名是;
bat吹捧美國技術;
baii吹捧美國民主;
iii3崇拜西方。
水流與一九三七年相似，價刑期則不相似：現在的標準已經不是那古舊的“十盧布紙幣”，而是新的史達林的“二十五盧布票子”。現在十年已經算是幼兒園的刑期了。
從新頒布的泄露國家機密懲治法令中也湧出了一條不小的水流(認為是機密的有：區裏的收成;任何一種流行病的統計資料;任何車間和小工廠的生產任務;民用機場的名稱;城市公共運輸路線;勞改營在押犯人的姓名)，依這個法令判的是十五年。
民族的水流從來也沒有被遺忘。在森林戰場上怒氣沖沖地捉到的班傑拉分子的水流老是在流著。同時，所有西部烏克蘭的鄉村居民，多少同遊擊隊有過接觸的(留他們住過一夜，給他們吃過一頓飯，沒有告發他們)，也得到十年勞改與五年流放。大約從一九五年起，又引出一條班傑拉分子老婆的水流為了盡快收拾完他們的男人，以不檢舉的罪名給這些女人各安上十年。
那時候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的抵抗運動已經結束了。但是一九四九年從那裏進湧出新的社會預防和保證實現集體化的強大水流。整列車整列車地從波羅的海沿岸三個共和國把城市居民和農民運到西伯利亞流放地去(歷史的節奏在這些共和國裏發生了錯亂。現在他們必須在壓縮得短短的時期內重新走一遍全國已經走過的道路)。
在一九四八年，還有一條民族的水流亞速夫海沿岸、庫班和蘇呼米的希臘人湧往流放地。他們在戰爭年代可沒有做什麽對不起人民的父親的事，現在父親是不是為了在希臘遭到的失敗拿他們出氣呢?這股水流似乎也是他個人喪失理智的產物。大多數希臘人去了中亞細亞的流放地，表示不滿的進政治隔離所。
在一九五0年前後，不知是同樣為了出那場打輸了的戰爭的氣，還是為了和已經流放的那一批人取得平衡，由保加利亞轉交給我們的馬爾科斯起義軍戰士本身也流到了群島。
史達林在世最後幾年，猶太人水流已經明確地露了頭(從一九五1年起，他們已經作為世界主義者一小批一小批地走向群島)。醫生案件就是為這個目的而策劃的。似乎他要搞一場對猶太人的大屠殺。
然而，這成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夭折了的意圖。上帝命令他好象藉助於人之手一命嗚呼了。
前麵的一番敘述看來足以表明，把成百萬人趕出老窩，讓古拉格住滿人，有冷靜地設想好的順序，有始終不減弱的頑強性。
我國的監獄從來沒有空的，隻有滿的，或者是過分滿的。
當你們悠然自得地從事於探索原子核秘密、研究海德格爾對薩特的影響、搜集畢卡索的圖畫、乘坐有包房的車廂去療養地或者修建莫斯科近郊的別墅的時候“烏鴉車”不斷地在城裏亂竄，國家安全人員在敲門和按門鈴。
因而我想，這篇敘述也證明了，“機關”從來沒有白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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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偵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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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對契訶夫筆下那些老是猜想二十——三十——四十年後將是什麽情形的知識分子回答說，四十年後在俄羅斯將有刑訊，將用鐵環來箍緊腦門，把人放進盛有酸性液的浴槽中去，把赤身裸體綁起來的人丟給螞蟻和臭蟲去咬，用汽爐子上燒紅的通條插進肛門去(“暗烙印”)，用靴子慢慢踩壓性器官，最輕的則是整星期不讓睡覺、喝水，打得血肉橫飛——那麽不論哪一出契訶夫的戲都不能演到底，所有的主人公都會進瘋人院。
在法令頒布後的最初幾年，成師的城鄉居民被遣送去耕種古拉格群島的土地，替代那裏死絕了的土著居民。誠然，這些水流是通過民警機關和普通法院到那裏去的，沒有充塞戰後年代本來就已經過分滿溢的國家安全機關的渠道。
史達林的這條新路線現在，在戰勝法西斯主義以後，應當空前起勁、大量和長久地捕人當然馬上就在政治犯方麵反映出來。
在社會生活各方麵的迫害和監視明顯加強的一九四八四九年，扮演了一出連史達林的不講理時代也是前所未見的“二進宮”的悲喜劇。
用古拉格的語言就是這樣來稱呼那些一九三七年留下一條命的不幸的人們，他們熬過了不堪設想的、難以忍受的十年，現在，在一九四七四八年，備受折磨、精疲力盡以後，居然得以怯生生地跨上自由的土地希望能悄悄地度過短促的殘生。但是某種野蠻的幻想(或者是固執的狠毒心腸，或者是不知厭足的報復心理)促使大元帥一勝利者發布一道命令：把所有這些殘廢人重新關起來，無須有新的罪過!往吞咽機裏填塞它本身的下腳料，這甚至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對他都不利。但史達林正是下了這樣的命令。這是歷史人物對歷史必要性要脾氣之一例。
於是，又來抓所有這些剛剛在新的地方或新的家庭安下身來的人。來抓的人無精打采地抓，被抓的人無精打采地去。他們對於全部苦難歷程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們沒有問“為了什麽?”也沒有向親人說“我會回來的，”他們挑些比較髒的衣服穿上，在勞動營製的煙荷包裏裝滿馬合煙，便去簽署筆錄(而筆錄總共隻有一條：“是你坐過牢嗎?”一“是我。”“再坐十年。”)
這時，君主突然想起，光把一九三七年活下來的人關起來一這太少!還有他們那些不共戴天的仇敵的子女不是也應當關起來嘛!要知道他們一天天長大，還會想起報仇的(也許他晚飯吃得太飽，做了個和這類子女狹路相逢的惡夢)。經過考慮、估量，開始抓子女，但不多。抓的是將領們的子女，托洛茨基分子的還不是全部!這樣就開始了一條子女一復仇者的水流(十七歲的林娜·科薩列娃和三十五歲的葉林娜·拉科夫斯卡婭都落入這類子女行列)。
在歐洲大混雜以後，史達林在一九四八年終於又把屋牆築得牢牢的，把天花板釘得低低的，在這個密不透風的空間裏把原來一九三七年的空氣搞得濃濃的。
於是，在一九四八、四九和五0年一連串地出現了。
臆想的間諜(十年前是德田間諜，現在是英美間諜);
教徒(這一次多數是教派分子);
還沒有斬盡殺絕的瓦維洛夫派和孟德爾派的遺傳學家與育種學家;
親西方思想還沒有完全被嚇掉的普通有知識有頭腦的人們(大學生從嚴)。時髦的罪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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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i吹捧美國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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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與一九三七年相似，價刑期則不相似：現在的標準已經不是那古舊的“十盧布紙幣”，而是新的史達林的“二十五盧布票子”。現在十年已經算是幼兒園的刑期了。
從新頒布的泄露國家機密懲治法令中也湧出了一條不小的水流(認為是機密的有：區裏的收成;任何一種流行病的統計資料;任何車間和小工廠的生產任務;民用機場的名稱;城市公共運輸路線;勞改營在押犯人的姓名)，依這個法令判的是十五年。
民族的水流從來也沒有被遺忘。在森林戰場上怒氣沖沖地捉到的班傑拉分子的水流老是在流著。同時，所有西部烏克蘭的鄉村居民，多少同遊擊隊有過接觸的(留他們住過一夜，給他們吃過一頓飯，沒有告發他們)，也得到十年勞改與五年流放。大約從一九五年起，又引出一條班傑拉分子老婆的水流為了盡快收拾完他們的男人，以不檢舉的罪名給這些女人各安上十年。
那時候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的抵抗運動已經結束了。但是一九四九年從那裏進湧出新的社會預防和保證實現集體化的強大水流。整列車整列車地從波羅的海沿岸三個共和國把城市居民和農民運到西伯利亞流放地去(歷史的節奏在這些共和國裏發生了錯亂。現在他們必須在壓縮得短短的時期內重新走一遍全國已經走過的道路)。
在一九四八年，還有一條民族的水流亞速夫海沿岸、庫班和蘇呼米的希臘人湧往流放地。他們在戰爭年代可沒有做什麽對不起人民的父親的事，現在父親是不是為了在希臘遭到的失敗拿他們出氣呢?這股水流似乎也是他個人喪失理智的產物。大多數希臘人去了中亞細亞的流放地，表示不滿的進政治隔離所。
在一九五0年前後，不知是同樣為了出那場打輸了的戰爭的氣，還是為了和已經流放的那一批人取得平衡，由保加利亞轉交給我們的馬爾科斯起義軍戰士本身也流到了群島。
史達林在世最後幾年，猶太人水流已經明確地露了頭(從一九五1年起，他們已經作為世界主義者一小批一小批地走向群島)。醫生案件就是為這個目的而策劃的。似乎他要搞一場對猶太人的大屠殺。
然而，這成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夭折了的意圖。上帝命令他好象藉助於人之手一命嗚呼了。
前麵的一番敘述看來足以表明，把成百萬人趕出老窩，讓古拉格住滿人，有冷靜地設想好的順序，有始終不減弱的頑強性。
我國的監獄從來沒有空的，隻有滿的，或者是過分滿的。
當你們悠然自得地從事於探索原子核秘密、研究海德格爾對薩特的影響、搜集畢卡索的圖畫、乘坐有包房的車廂去療養地或者修建莫斯科近郊的別墅的時候“烏鴉車”不斷地在城裏亂竄，國家安全人員在敲門和按門鈴。
因而我想，這篇敘述也證明了，“機關”從來沒有白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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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偵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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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對契訶夫筆下那些老是猜想二十——三十——四十年後將是什麽情形的知識分子回答說，四十年後在俄羅斯將有刑訊，將用鐵環來箍緊腦門，把人放進盛有酸性液的浴槽中去，把赤身裸體綁起來的人丟給螞蟻和臭蟲去咬，用汽爐子上燒紅的通條插進肛門去(“暗烙印”)，用靴子慢慢踩壓性器官，最輕的則是整星期不讓睡覺、喝水，打得血肉橫飛——那麽不論哪一出契訶夫的戲都不能演到底，所有的主人公都會進瘋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