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五十八條遮蓋了整個人類生活的一把巨扇的最後一根扇骨。
對這一偉大條文作了這個概評以後，我們往後就不會那麽大驚小怪。哪裏有法律哪裏就有犯罪。
鍛造後立即在一九二七年初試鋒芒的、在以後十年的各條水流中都浸淬過的五十八條的利劍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法律向人民的衝鋒中開始大殺大砍。
應當說，一九三七年的行動並不是自發的，而是計劃好的，這一年的上半年，在蘇聯的許多監獄裏都進行了設備改裝從牢房裏搬走單人床，搭起緊挨的板鋪，有一層的，有兩層的。列寧格勒的大樓(內務機關辦公樓)一九三四年正好在(u夫遇害前夕竣工，這也不是偶然的。老囚犯們回憶說，似乎第一次打擊就是密集的，全國差不多都是在八月的某個夜裏動手(但是由於熟知我問的動作的遲鈍，我不太相信這個說法)。秋天，當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快要到來，人們滿懷信心期待普遍大赦的時候，史達林這個詼諧家卻在刑法典中增加了新的刑期十五年、二十年和二十五年。
關於三七年，這裏無須再重複已經大寫特寫的並且還將多次重複的東西：黨、蘇維埃管理機關、軍事指揮的上層以及國家政治保衛局、內務人民委員部本身的上層都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未必在哪個省裏能保全下省委第一書記或者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史達林正在選拔更順手的人。
現在，看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最終勝利後第十七年)，我們大可懷疑這裏有歷史的規律性。甚至史達林本人，我們也開始覺得隻是一種盲目的和表麵的執行力量。
奧麗加·恰夫恰瓦澤講述當時梯比裏斯的情形：一九二八年逮捕了市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全部(十一名)局處長、他們的助手、所有主任會計、所有主任經濟專家。任命了新人。過了兩個月，又關起了：主席、副主席、全部(十一名)局處長、所有主任會計、所有主任經濟專家。留下來的是：一般會計、打字員、清潔工人、通信員……
逮捕普通黨員方麵，看來有一個無論在筆錄和判決書上都不寫明的秘密動機;主要是逮捕那些一九二四年以前入黨的黨員。這在列寧格勒執行得特別堅決，因為在新反對派“綱領”上這些人都簽了名(他們怎能不簽呢?他們怎能“不信任”自己的列寧格勒省委呢?)。
請看那些年代常有的情景。區黨代表會議(在莫斯科省)正在進行。主持會的是接替不久前入獄的前休的新區委書記。在會議結束時通過致史達林的效忠信。不用說，全體起立(在會議進行過程中每當提到他的名字時大家也都一躍而起)。在這個小禮堂裏“掌聲雷動，轉變為經久不息的歡呼”。三分鍾，四分鍾，五分鍾，依然是掌聲雷動，依然是轉變為經久不息的歡呼。但是手掌已經發疼了。但是抬起的手臂已經麻木了。但是上了年紀的人已經喘不過氣來了。但是連那些真心誠意崇拜史達林的人也已經感到這種狀況蠢不可耐了。然而，誰敢第一個停下來呢?那個站在台上剛宣讀過效忠信的區委書記本可這樣做。但他是剛上台的，他是來接替入獄的前任的，他自己也害怕呀!要知道在這裏，在會場裏，也有內務人民委員部人員站在那裏鼓掌，他們注視著誰將第一個住手……於是在這個不知名的小禮堂裏，在領袖不知道的情況下，掌聲持續了六分鍾!七分鍾，八分鍾……他們完蛋了!他們活不成了!他們已經停不下來了，直到心髒破裂倒在地下!在會場後排，在人堆裏，還可以稍稍耍點滑頭，拍得少些，不那麽使勁，不那麽狂熱但是在主席台上，在顯眼的地方怎麽辦呢?!本地造紙廠的廠長，一個獨立不羈的堅強的人，站在主席台上，明知道這個局麵的全部虛假性，明知道大家陷入了絕境，但也在鼓著掌!九分鍾!十分鍾!他愁眉苦臉地望著區委書記，但那個人卻不敢停下來。發瘋了!大家都發瘋了!區的頭頭們懷著微弱的希望麵麵相覷，但臉上做出興高采烈的樣子，他們將繼續鼓掌，一直到趴下，一直到用擔架把他們抬出去!甚至到那時候，剩下來的人也不會動搖!……但造紙廠廠長在第十一分鍾上恢復平常辦事的神態，在主席團裏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來。於是啊，奇蹟發生了!全場那種欲罷不能的難以形容的熱情跑到哪裏去了?大家同時在同一擊掌聲上停止了，也都坐了下來。他們得救了!鬆鼠猜到了該從轉輪上跳出來!……
然而，也就是這樣發現獨立不羈的分子，也就是這樣把他們摘除。造紙廠廠長於當夜被捕。完全以別的理由很容易地就給他搞上了個十年。但是，當他在第二0六頁(最後一頁偵查筆錄)上簽了名以後，偵查員要他記住：
“永遠不要第一個停止鼓掌!”
(那怎麽辦呢?那我們怎樣停下來呢?……)
這就是達爾文的物種天擇。這就是用蠢事搞疲勞戰術。
今天正在製造著新的神話。凡是反映三七年的小說，或是提到三七年的文章，必定是敘述共產黨領導幹部的悲劇。眾口采礫金，我們也不由得跟著以為三七三八監獄年被關進去的全是共產黨大人物，好像此外沒有別人。但當時抓起來的幾百萬人當中，黨和國家的大官們怎麽也超不過十分之一。甚至在列寧格勒排隊探監送牢飯的，多半也是像賣牛奶的女人那樣的普通婦女。
從間接的統計資料中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並且是有見證人的證實的：那些還沒死光的住著被掃地出門的富農的“特別村”，一九三七年劃入了群島範圍：或是遷入勞改營，或是就地圈為勞改區。因而，一九二九年那股大水流也匯入了一九三七年的水流，又給它增加了好幾百萬人。
被那股洪流卷進並且半死不活地送上群島的人們的成分是那麽光怪陸離，因而誰要科學地找出規律性，恐怕要傷很大的腦筋(何況這些規律性是當代人不懂的)。
那幾年抓人的真正規律是數字的給定性，分級攤派，統一分配。每一個市、區，每一個部隊都接到控製數字，並且必須如期完成。其餘的一切那就要靠行動人員的門道了。
前契卡人員亞歷山大·卡爾加諾夫回憶說，塔什幹接到電報：“即送來兩百!”而他們剛剛扒拉過一遍，好像再也“無人”可抓了。盡管從區裏送來了五十來個。主意有了!把民警機關抓起來的普通犯改定為五十八條!說到做到。但控製數字還依然沒有達到!民警機關報告：吉普賽人在市裏的一個廣場上無法無天地搭起了帳篷，怎麽辦?主意有了!包圍起來把十七歲到六十歲的男人統統作為五十八條扒進來!於是任務完成了!
還有這樣的情形，原來給沃舍梯的契卡人員(民警局長紮博洛夫斯基講述)攤派的任務是在全共和國共槍決五百名，他們請求增加，又批給了他們二百三十名。
這類稍稍加進一點暗語的電報是由普通電報局拍發的。在捷姆留克市，女報務員絲毫沒有疑心地轉告內務機關的總機：請於明日將二百四十箱肥皂送往克拉斯諾達爾。第二天一清早她就聽到了大逮捕和發送犯人的消息從而猜出了其中的奧秘。她把接到那封電報的事告訴了女朋友。她當即就被抓了進去。
對這一偉大條文作了這個概評以後，我們往後就不會那麽大驚小怪。哪裏有法律哪裏就有犯罪。
鍛造後立即在一九二七年初試鋒芒的、在以後十年的各條水流中都浸淬過的五十八條的利劍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法律向人民的衝鋒中開始大殺大砍。
應當說，一九三七年的行動並不是自發的，而是計劃好的，這一年的上半年，在蘇聯的許多監獄裏都進行了設備改裝從牢房裏搬走單人床，搭起緊挨的板鋪，有一層的，有兩層的。列寧格勒的大樓(內務機關辦公樓)一九三四年正好在(u夫遇害前夕竣工，這也不是偶然的。老囚犯們回憶說，似乎第一次打擊就是密集的，全國差不多都是在八月的某個夜裏動手(但是由於熟知我問的動作的遲鈍，我不太相信這個說法)。秋天，當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快要到來，人們滿懷信心期待普遍大赦的時候，史達林這個詼諧家卻在刑法典中增加了新的刑期十五年、二十年和二十五年。
關於三七年，這裏無須再重複已經大寫特寫的並且還將多次重複的東西：黨、蘇維埃管理機關、軍事指揮的上層以及國家政治保衛局、內務人民委員部本身的上層都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未必在哪個省裏能保全下省委第一書記或者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史達林正在選拔更順手的人。
現在，看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最終勝利後第十七年)，我們大可懷疑這裏有歷史的規律性。甚至史達林本人，我們也開始覺得隻是一種盲目的和表麵的執行力量。
奧麗加·恰夫恰瓦澤講述當時梯比裏斯的情形：一九二八年逮捕了市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全部(十一名)局處長、他們的助手、所有主任會計、所有主任經濟專家。任命了新人。過了兩個月，又關起了：主席、副主席、全部(十一名)局處長、所有主任會計、所有主任經濟專家。留下來的是：一般會計、打字員、清潔工人、通信員……
逮捕普通黨員方麵，看來有一個無論在筆錄和判決書上都不寫明的秘密動機;主要是逮捕那些一九二四年以前入黨的黨員。這在列寧格勒執行得特別堅決，因為在新反對派“綱領”上這些人都簽了名(他們怎能不簽呢?他們怎能“不信任”自己的列寧格勒省委呢?)。
請看那些年代常有的情景。區黨代表會議(在莫斯科省)正在進行。主持會的是接替不久前入獄的前休的新區委書記。在會議結束時通過致史達林的效忠信。不用說，全體起立(在會議進行過程中每當提到他的名字時大家也都一躍而起)。在這個小禮堂裏“掌聲雷動，轉變為經久不息的歡呼”。三分鍾，四分鍾，五分鍾，依然是掌聲雷動，依然是轉變為經久不息的歡呼。但是手掌已經發疼了。但是抬起的手臂已經麻木了。但是上了年紀的人已經喘不過氣來了。但是連那些真心誠意崇拜史達林的人也已經感到這種狀況蠢不可耐了。然而，誰敢第一個停下來呢?那個站在台上剛宣讀過效忠信的區委書記本可這樣做。但他是剛上台的，他是來接替入獄的前任的，他自己也害怕呀!要知道在這裏，在會場裏，也有內務人民委員部人員站在那裏鼓掌，他們注視著誰將第一個住手……於是在這個不知名的小禮堂裏，在領袖不知道的情況下，掌聲持續了六分鍾!七分鍾，八分鍾……他們完蛋了!他們活不成了!他們已經停不下來了，直到心髒破裂倒在地下!在會場後排，在人堆裏，還可以稍稍耍點滑頭，拍得少些，不那麽使勁，不那麽狂熱但是在主席台上，在顯眼的地方怎麽辦呢?!本地造紙廠的廠長，一個獨立不羈的堅強的人，站在主席台上，明知道這個局麵的全部虛假性，明知道大家陷入了絕境，但也在鼓著掌!九分鍾!十分鍾!他愁眉苦臉地望著區委書記，但那個人卻不敢停下來。發瘋了!大家都發瘋了!區的頭頭們懷著微弱的希望麵麵相覷，但臉上做出興高采烈的樣子，他們將繼續鼓掌，一直到趴下，一直到用擔架把他們抬出去!甚至到那時候，剩下來的人也不會動搖!……但造紙廠廠長在第十一分鍾上恢復平常辦事的神態，在主席團裏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來。於是啊，奇蹟發生了!全場那種欲罷不能的難以形容的熱情跑到哪裏去了?大家同時在同一擊掌聲上停止了，也都坐了下來。他們得救了!鬆鼠猜到了該從轉輪上跳出來!……
然而，也就是這樣發現獨立不羈的分子，也就是這樣把他們摘除。造紙廠廠長於當夜被捕。完全以別的理由很容易地就給他搞上了個十年。但是，當他在第二0六頁(最後一頁偵查筆錄)上簽了名以後，偵查員要他記住：
“永遠不要第一個停止鼓掌!”
(那怎麽辦呢?那我們怎樣停下來呢?……)
這就是達爾文的物種天擇。這就是用蠢事搞疲勞戰術。
今天正在製造著新的神話。凡是反映三七年的小說，或是提到三七年的文章，必定是敘述共產黨領導幹部的悲劇。眾口采礫金，我們也不由得跟著以為三七三八監獄年被關進去的全是共產黨大人物，好像此外沒有別人。但當時抓起來的幾百萬人當中，黨和國家的大官們怎麽也超不過十分之一。甚至在列寧格勒排隊探監送牢飯的，多半也是像賣牛奶的女人那樣的普通婦女。
從間接的統計資料中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並且是有見證人的證實的：那些還沒死光的住著被掃地出門的富農的“特別村”，一九三七年劃入了群島範圍：或是遷入勞改營，或是就地圈為勞改區。因而，一九二九年那股大水流也匯入了一九三七年的水流，又給它增加了好幾百萬人。
被那股洪流卷進並且半死不活地送上群島的人們的成分是那麽光怪陸離，因而誰要科學地找出規律性，恐怕要傷很大的腦筋(何況這些規律性是當代人不懂的)。
那幾年抓人的真正規律是數字的給定性，分級攤派，統一分配。每一個市、區，每一個部隊都接到控製數字，並且必須如期完成。其餘的一切那就要靠行動人員的門道了。
前契卡人員亞歷山大·卡爾加諾夫回憶說，塔什幹接到電報：“即送來兩百!”而他們剛剛扒拉過一遍，好像再也“無人”可抓了。盡管從區裏送來了五十來個。主意有了!把民警機關抓起來的普通犯改定為五十八條!說到做到。但控製數字還依然沒有達到!民警機關報告：吉普賽人在市裏的一個廣場上無法無天地搭起了帳篷，怎麽辦?主意有了!包圍起來把十七歲到六十歲的男人統統作為五十八條扒進來!於是任務完成了!
還有這樣的情形，原來給沃舍梯的契卡人員(民警局長紮博洛夫斯基講述)攤派的任務是在全共和國共槍決五百名，他們請求增加，又批給了他們二百三十名。
這類稍稍加進一點暗語的電報是由普通電報局拍發的。在捷姆留克市，女報務員絲毫沒有疑心地轉告內務機關的總機：請於明日將二百四十箱肥皂送往克拉斯諾達爾。第二天一清早她就聽到了大逮捕和發送犯人的消息從而猜出了其中的奧秘。她把接到那封電報的事告訴了女朋友。她當即就被抓了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