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革命的意誌和精神很容易猜想到，在這數月裏，“克列斯特”、“布蒂爾卡”及許多同一類的外省監獄，塞滿了大富豪、社會知名人士、將軍和軍官，以及各部和整個國家機關的那些不執行新政權命令的官員。契卡的最初一項行動，就是逮捕全俄職員協會罷工委員會。內務人民委員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的最初一個通令指出：“鑑於官吏們的怠工……各地應發揮最大的主動性，不放棄沒收、強製和逮捕等手段”。
雖然弗·伊·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底為了建立“最嚴格的革命秩序”，要求“無情地粉碎醉鬼、流氓、反革命分子及其他人等製造無政府狀態的一切企圖”就是說，他預料十月革命的主要危險將是來自醉鬼，而反革命分子僅僅聚集在第三排的某個地方。但是他對任務也有比較廣泛的提法。在《怎樣組織競賽》一文中(一九一八年一月七、十日)，弗·伊·列寧宣布了一個普遍性的統一目標“肅清俄國土地上的一切害蟲”。而且，他把害蟲理解為不僅是階級異己分子，並且還有“逃避工作的工人”，例如彼得堡黨印刷所的排字工人(這是很久以前所發生的事。我們現在甚至難於理解，工人們剛成了專政者，怎麽會逃避為他們自己幹活)。還有：“……在大城市的哪一個街區，在哪一個工廠，在哪一個村子……沒有……咱稱為知識分子的怠工分子?”誠然，肅清害蟲的形式，列寧在這篇文章中預見到是多種多樣的：有的地方坐牢;有的地方叫他們去打掃廁所;有的地方“一當監禁期滿就發給他們一張黃色卡片”;有的地方把寄生蟲槍決，這裏可供選擇的是：監牢“或者受到最勞累的強迫勞動的處分”。雖然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已規定並提示了懲罰的基本方向，但還建議把找尋最好的肅清辦法作為“公社和村社”競賽的對象。
誰被包括在這個廣泛的害蟲定義中，我們現在已無法作詳盡無遺的研究：俄國的居民成分太不劃一了，其中可以遇到一些孤立的、完全不需要的、而現在已被遺忘了的小集團。地方自治工作者當然是害蟲。合作社創辦人也是害蟲。房產主都是害蟲。在文科中學的教員中有不少害蟲。教會的教區理事會滿是害蟲，教會合唱團裏害蟲在嗡嗡叫。所有的神甫都是害蟲，所有男女僧侶就更不用說了。而且連那些托爾斯泰主義者，當他們去參加蘇維埃工作，譬如說參加鐵路工作時，沒有書麵起誓保證拿著武器去保衛蘇維埃政權，也暴露出自己是害蟲(我們還將看到對他們進行審判的事例)。話既然說到鐵路就說說鐵路吧有很多害蟲躲在鐵路製服下，必須把他們揪出來，對某些還要拍打拍打。還有報務人員，這些不知為什麽大量地是不同情蘇維埃的不可救藥的害蟲。關於鐵路員工全俄執行委員會以及其他的工會，也說不出什麽好話，那裏往往充滿了敵視工人階級的害蟲。
僅僅我們所列舉的這些集團.就已經是一個極大的數字足夠幾年的清除工作了。
而各種各樣的可惡的知識分子、不安生的學生、各種怪人、真理尋求者和苦行者又有多少呀?彼得一世就曾竭力從羅斯身上清除掉這些人，因為他們總是妨礙嚴整的政製。
如果利用過時了的訴訟形式和法律規範，而且還是在戰爭的條件下，要進行這項衛生大掃除是不可能的。但是，採取了一種嶄新的形式;非司法的製裁，全俄肅反委員會把跟蹤、逮捕、偵查、檢察、審判和決定的執行集中於一身的革命哨兵，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懲罰機關，就擔負起了這項不高尚的工作。
在一九一八年，為了使革命在文化方麵也得到更快的勝利，開始掏空和撒淨聖徒的遺骸，拿走教堂用具。為了捍衛遭到破產的教會和寺院，爆發了人民騷動。到處敲起了警鍾，東正教徒們跑來了，有的還拿著棍棒。當然，有的必須就地開銷，有的要抓起來。
現在對一九一八一九二o年進行思考的時候，我們遇到一些難題：那些還沒有送進牢房就已經崩了的人算不算進監獄流量中去?所有被貧農委員會在村蘇維埃辦公室旁邊或院子後麵收拾掉的人，列入哪一欄?每省都揭開了成嘟嚕的陰謀(梁贊兩起、科斯特羅馬一起、維西漢沃格茨克一起、魏裏日一起、基輔幾起、莫斯科幾起、薩拉托夫一起、契爾尼科夫一起、阿斯特拉罕一起、雪裏格爾斯克一起、斯摩棱斯克一起、波勃魯依斯克一起、唐波夫一起、卡伐克利斯克一起、契姆巴爾斯克、魏裏戈魯克、姆斯季斯拉夫裏一起，及其他)。它們的參加者哪怕是來得及一隻腳踏上了群島的土地?或者因為沒有來得及，就不必列入我們研究的對象了?除了一些著名的暴亂(雅羅斯拉夫爾、穆羅姆斯克、雷賓斯克、阿爾紮馬斯)被鎮壓外，我們對某些事件光是知道一個名稱例如一九一八年六月科爾賓斯克槍殺事件這是怎麽回事?槍殺了誰?……往哪裏寫呢?
解決下列的問題也有不少困難：是否應把好幾萬的人質算在這裏，或者應列入國內戰爭的資產負債表?這是一些本人並沒有被控犯什麽罪甚至沒有用鉛筆登錄過姓名的和平居民，他們被抓來消滅掉是為了恐嚇和報復軍事上的敵人或暴動起來的群眾。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以後，內務人民委員部向各地發出指示“立即逮捕一切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從資產階級和軍官階層中則應取得大量人質”。(好吧，譬如說在亞歷山大·烏裏揚諾夫“一組人謀殺未遂後，不光是把這批人逮捕，而且把俄國所有的大學生及大量地方自治工作者都抓起來，那又如何呢?)國防委員會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作出決議顯然是在列寧的主持下建議契卡和內務人民委員部把清除鐵路積雪工作“進行得不完全令人滿意”的地區的農民取作人質，“如果以後不完成清除積雪工作，他們將被槍決”。人民委員會一九二0年底的決議允許把社會民主黨人也取作人質。
然而，在僅限於考察普通逮捕的同時，我們就應當指出，多年間滔滔不絕的“背叛革命的”社會黨人的水流早自一九一八年春天就開始流淌了。所有這些政黨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人民社會黨人，幾十年來隻是假裝成革命家，隻是戴上了假麵具他們為此也曾去服苦役，那全是裝模作樣。隻是在革命的急速進程中，才立即暴露出這些社會叛徒們的資產階級本質。那自然就應當把他們抓起來!在逮捕立憲民主黨人、驅散立憲會議、解除普列奧勃拉仁斯基團和其他團的武裝後，緊接著就開始一點一點地，起初是悄悄地，逮捕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從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起，即把他們開除出一切蘇維埃之日起，這種逮捕就進行得較多較齊整了。從七月六日起，把那些更狡猾、更長久地假裝成唯一徹底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同盟者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也趕到了那裏。從那個時候起，隻要在任何一個工廠或在任何一個城市發生工人騷動、不滿、罷工(這些騷動、不滿、罷工在一九一八年就已發生過多起，在一九二一年三月震動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後來是喀琅施塔得，並逼出來一個新經濟政策)，契卡就在安撫、讓步、滿足工人正當要求的同時，不聲不響地在夜裏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作為這些騷動的真正罪魁禍首抓起來。在一九一八年夏天，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和十月，大抓無政府主義者。在一九一九年，把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中能抓到的那部分人投入牢獄他們在布蒂爾卡監獄一直坐到一九二二年對他們的審判。就在一九一九年，著名的契卡人員拉齊斯關於孟什維克寫道：“這類人不光是妨礙我們，還有更大的害處，所以我們要把他們從路上清除掉，免得絆住我們的腳步，我們把他們關到一個僻靜的地方去，送進布蒂爾卡去，並且迫使他們一直坐到勞動與資本鬥爭結束的時候。”在一九一八年七月，非黨的工人代表大會全體代表被克裏姆林宮拉脫維亞衛隊逮捕。幾乎全部在塔幹卡槍斃。
雖然弗·伊·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底為了建立“最嚴格的革命秩序”，要求“無情地粉碎醉鬼、流氓、反革命分子及其他人等製造無政府狀態的一切企圖”就是說，他預料十月革命的主要危險將是來自醉鬼，而反革命分子僅僅聚集在第三排的某個地方。但是他對任務也有比較廣泛的提法。在《怎樣組織競賽》一文中(一九一八年一月七、十日)，弗·伊·列寧宣布了一個普遍性的統一目標“肅清俄國土地上的一切害蟲”。而且，他把害蟲理解為不僅是階級異己分子，並且還有“逃避工作的工人”，例如彼得堡黨印刷所的排字工人(這是很久以前所發生的事。我們現在甚至難於理解，工人們剛成了專政者，怎麽會逃避為他們自己幹活)。還有：“……在大城市的哪一個街區，在哪一個工廠，在哪一個村子……沒有……咱稱為知識分子的怠工分子?”誠然，肅清害蟲的形式，列寧在這篇文章中預見到是多種多樣的：有的地方坐牢;有的地方叫他們去打掃廁所;有的地方“一當監禁期滿就發給他們一張黃色卡片”;有的地方把寄生蟲槍決，這裏可供選擇的是：監牢“或者受到最勞累的強迫勞動的處分”。雖然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已規定並提示了懲罰的基本方向，但還建議把找尋最好的肅清辦法作為“公社和村社”競賽的對象。
誰被包括在這個廣泛的害蟲定義中，我們現在已無法作詳盡無遺的研究：俄國的居民成分太不劃一了，其中可以遇到一些孤立的、完全不需要的、而現在已被遺忘了的小集團。地方自治工作者當然是害蟲。合作社創辦人也是害蟲。房產主都是害蟲。在文科中學的教員中有不少害蟲。教會的教區理事會滿是害蟲，教會合唱團裏害蟲在嗡嗡叫。所有的神甫都是害蟲，所有男女僧侶就更不用說了。而且連那些托爾斯泰主義者，當他們去參加蘇維埃工作，譬如說參加鐵路工作時，沒有書麵起誓保證拿著武器去保衛蘇維埃政權，也暴露出自己是害蟲(我們還將看到對他們進行審判的事例)。話既然說到鐵路就說說鐵路吧有很多害蟲躲在鐵路製服下，必須把他們揪出來，對某些還要拍打拍打。還有報務人員，這些不知為什麽大量地是不同情蘇維埃的不可救藥的害蟲。關於鐵路員工全俄執行委員會以及其他的工會，也說不出什麽好話，那裏往往充滿了敵視工人階級的害蟲。
僅僅我們所列舉的這些集團.就已經是一個極大的數字足夠幾年的清除工作了。
而各種各樣的可惡的知識分子、不安生的學生、各種怪人、真理尋求者和苦行者又有多少呀?彼得一世就曾竭力從羅斯身上清除掉這些人，因為他們總是妨礙嚴整的政製。
如果利用過時了的訴訟形式和法律規範，而且還是在戰爭的條件下，要進行這項衛生大掃除是不可能的。但是，採取了一種嶄新的形式;非司法的製裁，全俄肅反委員會把跟蹤、逮捕、偵查、檢察、審判和決定的執行集中於一身的革命哨兵，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懲罰機關，就擔負起了這項不高尚的工作。
在一九一八年，為了使革命在文化方麵也得到更快的勝利，開始掏空和撒淨聖徒的遺骸，拿走教堂用具。為了捍衛遭到破產的教會和寺院，爆發了人民騷動。到處敲起了警鍾，東正教徒們跑來了，有的還拿著棍棒。當然，有的必須就地開銷，有的要抓起來。
現在對一九一八一九二o年進行思考的時候，我們遇到一些難題：那些還沒有送進牢房就已經崩了的人算不算進監獄流量中去?所有被貧農委員會在村蘇維埃辦公室旁邊或院子後麵收拾掉的人，列入哪一欄?每省都揭開了成嘟嚕的陰謀(梁贊兩起、科斯特羅馬一起、維西漢沃格茨克一起、魏裏日一起、基輔幾起、莫斯科幾起、薩拉托夫一起、契爾尼科夫一起、阿斯特拉罕一起、雪裏格爾斯克一起、斯摩棱斯克一起、波勃魯依斯克一起、唐波夫一起、卡伐克利斯克一起、契姆巴爾斯克、魏裏戈魯克、姆斯季斯拉夫裏一起，及其他)。它們的參加者哪怕是來得及一隻腳踏上了群島的土地?或者因為沒有來得及，就不必列入我們研究的對象了?除了一些著名的暴亂(雅羅斯拉夫爾、穆羅姆斯克、雷賓斯克、阿爾紮馬斯)被鎮壓外，我們對某些事件光是知道一個名稱例如一九一八年六月科爾賓斯克槍殺事件這是怎麽回事?槍殺了誰?……往哪裏寫呢?
解決下列的問題也有不少困難：是否應把好幾萬的人質算在這裏，或者應列入國內戰爭的資產負債表?這是一些本人並沒有被控犯什麽罪甚至沒有用鉛筆登錄過姓名的和平居民，他們被抓來消滅掉是為了恐嚇和報復軍事上的敵人或暴動起來的群眾。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以後，內務人民委員部向各地發出指示“立即逮捕一切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從資產階級和軍官階層中則應取得大量人質”。(好吧，譬如說在亞歷山大·烏裏揚諾夫“一組人謀殺未遂後，不光是把這批人逮捕，而且把俄國所有的大學生及大量地方自治工作者都抓起來，那又如何呢?)國防委員會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作出決議顯然是在列寧的主持下建議契卡和內務人民委員部把清除鐵路積雪工作“進行得不完全令人滿意”的地區的農民取作人質，“如果以後不完成清除積雪工作，他們將被槍決”。人民委員會一九二0年底的決議允許把社會民主黨人也取作人質。
然而，在僅限於考察普通逮捕的同時，我們就應當指出，多年間滔滔不絕的“背叛革命的”社會黨人的水流早自一九一八年春天就開始流淌了。所有這些政黨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人民社會黨人，幾十年來隻是假裝成革命家，隻是戴上了假麵具他們為此也曾去服苦役，那全是裝模作樣。隻是在革命的急速進程中，才立即暴露出這些社會叛徒們的資產階級本質。那自然就應當把他們抓起來!在逮捕立憲民主黨人、驅散立憲會議、解除普列奧勃拉仁斯基團和其他團的武裝後，緊接著就開始一點一點地，起初是悄悄地，逮捕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從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起，即把他們開除出一切蘇維埃之日起，這種逮捕就進行得較多較齊整了。從七月六日起，把那些更狡猾、更長久地假裝成唯一徹底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同盟者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也趕到了那裏。從那個時候起，隻要在任何一個工廠或在任何一個城市發生工人騷動、不滿、罷工(這些騷動、不滿、罷工在一九一八年就已發生過多起，在一九二一年三月震動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後來是喀琅施塔得，並逼出來一個新經濟政策)，契卡就在安撫、讓步、滿足工人正當要求的同時，不聲不響地在夜裏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作為這些騷動的真正罪魁禍首抓起來。在一九一八年夏天，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和十月，大抓無政府主義者。在一九一九年，把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中能抓到的那部分人投入牢獄他們在布蒂爾卡監獄一直坐到一九二二年對他們的審判。就在一九一九年，著名的契卡人員拉齊斯關於孟什維克寫道：“這類人不光是妨礙我們，還有更大的害處，所以我們要把他們從路上清除掉，免得絆住我們的腳步，我們把他們關到一個僻靜的地方去，送進布蒂爾卡去，並且迫使他們一直坐到勞動與資本鬥爭結束的時候。”在一九一八年七月，非黨的工人代表大會全體代表被克裏姆林宮拉脫維亞衛隊逮捕。幾乎全部在塔幹卡槍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