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一九年就已經斷定，從國外歸來的俄國人(為了什麽?帶著什麽任務?)是很可疑的俄國遠征軍團(在法國)回國的軍官們因而都進了監牢。
一九一九年，在真真假假的陰謀四周撒開了大網(“國民中心”，軍事陰謀)，在莫斯科、彼得格勒，以及其他一些城市裏，按名單實行槍殺(就是說把自由的人抓起來立即槍決)，並把所謂近立憲民主黨的知識界幹脆一下劃拉進獄去。什麽叫做“近立憲民主黨的”知識界呢?指的是既非保皇的又非社會主義的，那就是說全部科學界、全部大學界、全部藝術界、文學界，以及全部工程界。除了走極端的作家以外，除了神學家和社會主義理論家以外，其餘全部的知識界，它的百分之八十，就是近立憲民主黨的。依照列寧的意見，算入這裏的例如有柯羅連科“被資產階級偏見所俘虜的可憐的小市民，”“讓這樣的‘天才’坐上幾星期牢並不為過。”關於個別被捕的集團我們是從高爾基的抗議中得知的。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伊裏奇在答覆他時說：“……我們清楚，這裏也有錯誤，”但“這算什麽了不起的災難!這算什麽了不起的不公平!”，並勸告高爾基不要浪費精力去“為腐爛了的知識分子訴苦。”
從一九一九年一月起，施行了餘糧徵集製，為了搜集餘糧，組織了餘糧徵集隊。它們在鄉村中到處遇到反抗有時是軟磨硬頂的反抗，有時是急風暴雨式的反抗。對這種反抗的鎮壓，也在兩年之間提供了(不算就地槍決的)非常充足的逮捕流量。
在這裏我們有意識地撇開不談隨著戰線的移動，隨著省份的占領而被契卡、特別科和革命法庭消滅掉的那很大一批人。上麵提到的內務人民委員部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的那個指示，要求各地“把一切與白衛軍活動有牽連的人無條件槍決”。但有時你會感到茫然：界限該怎樣劃才對?一九二o年夏天國內戰爭還沒有全麵結束，可是在頓河地區已經結束了，如果這時候從那裏的羅斯托夫和新切爾卡斯克把大批的白衛軍官們押送到阿爾漢格爾斯克然後用駁船運往索洛維茨群島(據說有幾艘駁船在白海裏被鑿沉了。不過這類事在裏海也發生過。)那麽這應當算進國內戰爭時期呢還是和平建設時期的開端呢?如果在同一年，在新切爾卡斯克，一個懷有身孕的妻子因為窩藏了她的丈夫而遭槍殺，這又該放在哪一類裏註銷呢?
一九二o年五月有一個《關於後方破壞活動》的俄共中共決議。根據經驗，我們知道每一個這樣的決議都是引起囚犯水流新泛溢的推動力，都是水流的外部標誌。
在上述各股水流的組織工作中的一項特殊困難(也是一項特殊的優越性)就是一九二二年以前沒有刑法典，沒有任何刑事法律的體係。抓什麽人，怎樣處置，抓人者和下水道管理者全以革命的法律意識為依據(而它永遠是沒有錯誤的!)。
本書將不考察刑事慣犯和“普通犯”的水流，所以這裏隻是提醒一句，行政、機構和法律大變革時期的普遍災難和匱乏必然造成偷竊、搶劫、暴力行為、賄賂和倒買倒賣(投機)作案數字的劇增。這類刑事犯罪對於共和國的生存雖然不是那麽危險，但也部分地遭到追究並以其囚犯的水流擴充著反革命分子的流量，但是，據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由列寧簽署的人民委員部法令指出，投機也有純屬政治性質的：記已有出售、為出售而收購或貯存國家壟斷食品並以此為營生的罪行的分子(農民貯存糧食就是為了出售，並且是以此為營生的，否則農民的營生該是什麽??作者注)……處以為期不少於十年的剝奪自由，同時科以最重的強製勞動並沒收全部財產。”
從那年夏天起，本來已經負擔過重的農村年復一年地無償交出自己的收穫。這引起了農民的暴動，當然也就引起對他們的鎮壓和新的逮捕。(“人民中最勤勞的部分被剷除殆盡了。”柯羅連科一九二一年八月十日給高爾基的信。)我們知道(不知道……)一九二o年有對“西伯利亞農民協會”的審判，在二o年底，初步鎮壓了唐波夫省的農民暴動(對它沒有進行司法審判)。
但是從唐波夫農村抓人主要是發生在一九二一年六月。全唐波夫省布滿了關押參加暴動的農民家屬的集中營。一塊塊的公地圍起了木柱，拉起了帶刺的鐵絲網。誰家的男人有參加暴動的嫌疑，就把這一家人在那裏麵關押三個星期。如果三星期之內那家的男人沒有出麵用腦袋來贖取自己的家屬這一家人就會遭到流放。
還要早些，在一九二一年三月，經過彼得保羅要塞的特魯別茨堡壘，把喀琅施塔得暴動的水兵，除槍決了的外，都送到了群島。
一九二一年是從全俄肅反委員會的“對資產階級加強鎮壓”的命令(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開始的。現在國內戰爭已經結束，但鎮壓不應削弱，而應加強!這在克裏米亞是怎樣一種情況，沃洛申在若幹詩篇裏為我們保存了下來。
一九二一年夏天，那個企圖製止俄國麵臨的空前未有的饑荒的救濟饑民委員會遭到了逮捕(古斯科娃、普羅科波維奇、吉施金等)。問題是在於，這些給飯吃的手不是那些可以允許來給饑民飯吃的手。這個委員會的被饒恕了的主席，垂死的柯羅連科，把對委員會的摧毀稱作是“最壞的一種政客行為，政府的政客行為”。(一九二一年九月十四日給高爾基的信。)(柯羅連科還使我們注意到一九二一年監獄的一個重要特點“它整個浸透了傷寒病”。當時坐過牢的斯克裏普尼科娃及其他人也證實這一點。)
在一九二一年，已經有了以“批評現行製度”(不是當眾而是私下談話時)為罪名逮捕大學生的作法(例如季米裏亞澤夫學院e·多雅連科集團)。上述集團是由明仁斯基和雅戈達親自審訊的，由此看來，當時這類事例還是不多的。
但是也不那麽少。一九二一年莫斯科高等技術學校學生們突然地英勇罷課，怎能不以逮捕告終呢?從窮凶極惡的斯托雷平反動時期的年代以來，這個學校就有從本校教授中選舉校長的傳統。當選的是卡林尼科夫(我們還將在被告席上看到他)，革命政權派了一個默默無聞的工程師來代替他。正逢緊張的考試期間。學生們拒交試卷，在校園裏舉行了群情沸騰的集會，否決了派來的校長，要求保持學校自治的製度。然後集會全體參加者步行出發去莫霍夫大街，要和莫斯科大學同學聯合開會。這倒是個謎：當局怎麽辦呢?是個謎，但不是對於共產黨的。在沙皇時代整個高尚的報界，整個知識界都會沸騰起來：打倒政府，打倒沙皇!而現在記下演說人的名單，讓集會者散開，停止考試，在暑假期間把所有要抓的人分別在不同地點一個一個地抓進去。其他的人也因此而沒有拿到工程師文憑。
也是在一九二一年，逮捕異黨分子的範圍擴大了，並進入了常軌。俄國的一切政黨，其實，除了勝利的政黨外，都已被搞掉了(啊，不要給別人挖坑!)。而要使政黨的解體成為不可逆轉，還必須使這些政黨的成員，使這些政黨成員的身體解體。
一九一九年，在真真假假的陰謀四周撒開了大網(“國民中心”，軍事陰謀)，在莫斯科、彼得格勒，以及其他一些城市裏，按名單實行槍殺(就是說把自由的人抓起來立即槍決)，並把所謂近立憲民主黨的知識界幹脆一下劃拉進獄去。什麽叫做“近立憲民主黨的”知識界呢?指的是既非保皇的又非社會主義的，那就是說全部科學界、全部大學界、全部藝術界、文學界，以及全部工程界。除了走極端的作家以外，除了神學家和社會主義理論家以外，其餘全部的知識界，它的百分之八十，就是近立憲民主黨的。依照列寧的意見，算入這裏的例如有柯羅連科“被資產階級偏見所俘虜的可憐的小市民，”“讓這樣的‘天才’坐上幾星期牢並不為過。”關於個別被捕的集團我們是從高爾基的抗議中得知的。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伊裏奇在答覆他時說：“……我們清楚，這裏也有錯誤，”但“這算什麽了不起的災難!這算什麽了不起的不公平!”，並勸告高爾基不要浪費精力去“為腐爛了的知識分子訴苦。”
從一九一九年一月起，施行了餘糧徵集製，為了搜集餘糧，組織了餘糧徵集隊。它們在鄉村中到處遇到反抗有時是軟磨硬頂的反抗，有時是急風暴雨式的反抗。對這種反抗的鎮壓，也在兩年之間提供了(不算就地槍決的)非常充足的逮捕流量。
在這裏我們有意識地撇開不談隨著戰線的移動，隨著省份的占領而被契卡、特別科和革命法庭消滅掉的那很大一批人。上麵提到的內務人民委員部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的那個指示，要求各地“把一切與白衛軍活動有牽連的人無條件槍決”。但有時你會感到茫然：界限該怎樣劃才對?一九二o年夏天國內戰爭還沒有全麵結束，可是在頓河地區已經結束了，如果這時候從那裏的羅斯托夫和新切爾卡斯克把大批的白衛軍官們押送到阿爾漢格爾斯克然後用駁船運往索洛維茨群島(據說有幾艘駁船在白海裏被鑿沉了。不過這類事在裏海也發生過。)那麽這應當算進國內戰爭時期呢還是和平建設時期的開端呢?如果在同一年，在新切爾卡斯克，一個懷有身孕的妻子因為窩藏了她的丈夫而遭槍殺，這又該放在哪一類裏註銷呢?
一九二o年五月有一個《關於後方破壞活動》的俄共中共決議。根據經驗，我們知道每一個這樣的決議都是引起囚犯水流新泛溢的推動力，都是水流的外部標誌。
在上述各股水流的組織工作中的一項特殊困難(也是一項特殊的優越性)就是一九二二年以前沒有刑法典，沒有任何刑事法律的體係。抓什麽人，怎樣處置，抓人者和下水道管理者全以革命的法律意識為依據(而它永遠是沒有錯誤的!)。
本書將不考察刑事慣犯和“普通犯”的水流，所以這裏隻是提醒一句，行政、機構和法律大變革時期的普遍災難和匱乏必然造成偷竊、搶劫、暴力行為、賄賂和倒買倒賣(投機)作案數字的劇增。這類刑事犯罪對於共和國的生存雖然不是那麽危險，但也部分地遭到追究並以其囚犯的水流擴充著反革命分子的流量，但是，據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由列寧簽署的人民委員部法令指出，投機也有純屬政治性質的：記已有出售、為出售而收購或貯存國家壟斷食品並以此為營生的罪行的分子(農民貯存糧食就是為了出售，並且是以此為營生的，否則農民的營生該是什麽??作者注)……處以為期不少於十年的剝奪自由，同時科以最重的強製勞動並沒收全部財產。”
從那年夏天起，本來已經負擔過重的農村年復一年地無償交出自己的收穫。這引起了農民的暴動，當然也就引起對他們的鎮壓和新的逮捕。(“人民中最勤勞的部分被剷除殆盡了。”柯羅連科一九二一年八月十日給高爾基的信。)我們知道(不知道……)一九二o年有對“西伯利亞農民協會”的審判，在二o年底，初步鎮壓了唐波夫省的農民暴動(對它沒有進行司法審判)。
但是從唐波夫農村抓人主要是發生在一九二一年六月。全唐波夫省布滿了關押參加暴動的農民家屬的集中營。一塊塊的公地圍起了木柱，拉起了帶刺的鐵絲網。誰家的男人有參加暴動的嫌疑，就把這一家人在那裏麵關押三個星期。如果三星期之內那家的男人沒有出麵用腦袋來贖取自己的家屬這一家人就會遭到流放。
還要早些，在一九二一年三月，經過彼得保羅要塞的特魯別茨堡壘，把喀琅施塔得暴動的水兵，除槍決了的外，都送到了群島。
一九二一年是從全俄肅反委員會的“對資產階級加強鎮壓”的命令(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開始的。現在國內戰爭已經結束，但鎮壓不應削弱，而應加強!這在克裏米亞是怎樣一種情況，沃洛申在若幹詩篇裏為我們保存了下來。
一九二一年夏天，那個企圖製止俄國麵臨的空前未有的饑荒的救濟饑民委員會遭到了逮捕(古斯科娃、普羅科波維奇、吉施金等)。問題是在於，這些給飯吃的手不是那些可以允許來給饑民飯吃的手。這個委員會的被饒恕了的主席，垂死的柯羅連科，把對委員會的摧毀稱作是“最壞的一種政客行為，政府的政客行為”。(一九二一年九月十四日給高爾基的信。)(柯羅連科還使我們注意到一九二一年監獄的一個重要特點“它整個浸透了傷寒病”。當時坐過牢的斯克裏普尼科娃及其他人也證實這一點。)
在一九二一年，已經有了以“批評現行製度”(不是當眾而是私下談話時)為罪名逮捕大學生的作法(例如季米裏亞澤夫學院e·多雅連科集團)。上述集團是由明仁斯基和雅戈達親自審訊的，由此看來，當時這類事例還是不多的。
但是也不那麽少。一九二一年莫斯科高等技術學校學生們突然地英勇罷課，怎能不以逮捕告終呢?從窮凶極惡的斯托雷平反動時期的年代以來，這個學校就有從本校教授中選舉校長的傳統。當選的是卡林尼科夫(我們還將在被告席上看到他)，革命政權派了一個默默無聞的工程師來代替他。正逢緊張的考試期間。學生們拒交試卷，在校園裏舉行了群情沸騰的集會，否決了派來的校長，要求保持學校自治的製度。然後集會全體參加者步行出發去莫霍夫大街，要和莫斯科大學同學聯合開會。這倒是個謎：當局怎麽辦呢?是個謎，但不是對於共產黨的。在沙皇時代整個高尚的報界，整個知識界都會沸騰起來：打倒政府，打倒沙皇!而現在記下演說人的名單，讓集會者散開，停止考試，在暑假期間把所有要抓的人分別在不同地點一個一個地抓進去。其他的人也因此而沒有拿到工程師文憑。
也是在一九二一年，逮捕異黨分子的範圍擴大了，並進入了常軌。俄國的一切政黨，其實，除了勝利的政黨外，都已被搞掉了(啊，不要給別人挖坑!)。而要使政黨的解體成為不可逆轉，還必須使這些政黨的成員，使這些政黨成員的身體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