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逮捕後留下的人，日後將是漫長的被攪亂了的空虛生活，嚐試去遞交東西。但從所有的窗口聽到的總是狗吠般的聲音：“名單上沒有這個人，”“沒有這個人!”在列寧格勒大逮捕的日子，要走近這樣的窗口甚至得排上五晝夜的隊。隻有經過一年半載，也許被捕者本人會發出點回音，或許從裏麵會傳出一句話：“該犯沒有通信權。”而這就已經意味著——此生休矣。“沒有通信權”——這幾乎無疑地是說：已遭槍決。
一言以蔽之，“我們生活在可詛咒的條件下，一個人忽然下落不明了，連最親近的人——妻子和母親……都整整幾年不知道他的情況。”說得對嗎?不對嗎?這是列寧於一九一o年在巴布希金的訃告中寫的。說一句直率的話：巴布希金為起義者運送武器，因而遭到槍殺。他知道他是在冒什麽風險。與我們這些家兔們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這就是我們關於逮捕的概念。
上麵描述的這種類型的夜間逮捕，在我國確乎是慣常的做法，因為它有一些重大的優越性。住宅裏的所有人聽到第一響敲門聲就被嚇破了膽。逮捕對象是從熱被窩裏拖出來的，他還完全處在半睡不醒的無能為力的狀態中，神智是不清的。在進行夜間逮捕時，行動人員在力量上占有優勢：他們是幾個武裝人員前來對付一個褲子都沒有穿好的人;在收拾東西和進行搜查時，想必在門口不會聚集起一群遭難人的可能擁護者。按次序不慌不忙地先光臨一所住宅，然後去另一家，明天再去第三家和第四家，這樣，編內行動人員便可以得到合理的使用，能夠把比這些編內人員多許多倍的城市居民關進監獄。
這種夜間逮捕還有一個優點，那就是：無論毗鄰房屋，無論城市街道，都看不見一夜之間帶走了多少人。這種夜間逮捕嚇壞了近鄰，對於遠鄰來說卻算不了什麽事件。它們好像沒有發生過似的。夜間，“烏鴉車””在這條柏油馬路上往來奔馳，白天，年輕的一代舉著旗幟和花束，唱著歡樂光明的歌曲沿著它邁步行進。
但是，對於那些以抓人為專職的捕手來說，被捕人的驚恐慘狀不過是習以為常、膩煩厭人的瑣事，他們對逮捕行動的理解要廣泛得多。他們有一大套理論，不要想得天真，以為這種理論是不存在的。逮捕學——這是普通監獄學教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有堅實的社會理論基礎。逮捕有依各種特徵的分類法：夜間的和白天的;家中的、工作地點的、路上的;初次的和重複的;分散的和成群的。逮捕可以依照所需的出其不意程度、依照預期的抗拒程度(可是在幾千萬個場合根本沒有預期會發生任何抗拒，而且確實沒有發生)來進行區分。還可以按照預定的搜查的嚴重程度，按照是否要作查抄物品登錄，是否查封房間或住宅;是否要隨丈夫之後並把妻子逮捕而子女則送到保育院去，或者把剩下的全部家屬發送流放，或者還把老人們也送去勞改營等等來區分逮捕。
還單獨有一整套的搜查學(我曾讀到過供阿拉木圖法律函授學校學生用的小冊子)，書裏大為讚賞一些司法人員，他們在進行一次搜查時，不怕麻煩地翻騰三十二噸糞肥、六萬木材、兩大車幹草，清除了整個宅旁園地的積雪，從爐子裏掏出磚頭，掏了髒水坑，檢查了抽水馬桶，在狗窩、雞窩、鳥巢裏作了搜尋，刺穿床墊，從身上揭下貼著的膏藥，甚至拔下金屬假牙找尋是否藏有縮微文件。此書向學生們竭力推薦，一次搜查要從人身開始，以人身結束(以防這人順手從搜查過的東西中抓走某些物件);事後還要去同一地點，但要在早晚不同時間，再作一次搜查。
不——不，逮捕的方式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伊爾瑪·明戴爾是個匈牙利女人，她在共產國際(一九二六年)弄到了兩張大劇院的戲票，是頭排位置的。偵查員克列蓋正在追求她，所以她就邀請克列蓋一起去。他們溫情脈脈地度過了全部演出時間，而在演出結束後，他就把她直接帶到了盧賓卡。一九二七年六月裏，百花盛開的一天，在庫茲涅茨橋，臉頰豐滿梳著褐色辮子的美人安娜·斯克裏普尼科娃剛給自己買了藍色的連衣裙料子，有一個穿著講究的年輕人走來請她坐上馬車(而車夫卻已經明白了，便皺起了眉頭：機關是不付車錢的)，要知道這並不是幽會，而是逮捕：他們現在就拐到盧賓卡，駛進黑洞洞的大門。如果說(過了二十二個春天以後)，穿著白製服、身上散發出貴重香水氣息的海軍中校包利斯·布爾科夫斯基給一個姑娘買了塊大蛋糕，那末請不要發誓保證，這塊大蛋糕定會落到姑娘手中，而不是被搜查人員劃得刀痕縱橫，並由他本人帶進他的最初的牢房去。不，無論白天的逮捕，路上的逮捕，以及大庭廣眾的逮捕，我們這裏從來也沒有忽視過。然而，它做得幹淨利落，並且，令人驚異不置的是，遭難者本人同行動人員總是協調配合，盡可能顯得氣度雍容，為的是不使別的活著的人們察覺出這個大限已到的人的滅亡。
不是對任何人都可以到家裏敲門進去加以逮捕的(要敲的話，也得由房屋管理員或郵遞員去敲)，也不是對任何人都可以在工作地點加以逮捕。如果預定要逮捕的人極為機靈，逮捕宜於在離開他所習慣的環境的地方進行——離開他的家屬，離開同事，離開誌同道合者，離開密室：他什麽也不應當來得及銷毀掉、藏起來、轉移出去。對於軍界的或黨的大官們，有時先給一個新的任命，撥給一節有客廳的車廂，在途中再加以逮捕。某一個被挨家逐戶的捕人嚇呆了的，已經整一個星期因上司陰沉冷漠的臉神而惴惴不安的無名小卒——突然被叫到工會委員會去，在那裏滿麵春風地給了他一張到索契去的療養證。家兔感動了——這麽說，他的恐懼是徒然的。他表示感謝，他歡天喜地急急忙忙跑回家去收拾箱子。離開車還有兩小時，他責罵笨手笨腳的老婆。好了，終於到達了車站!還有時間。在旅客候車室裏，或者在賣啤酒的櫃檯旁，一個非常討人喜歡的年輕人喊了他一聲：“彼得·伊凡內奇，您沒有認出我來嗎?”彼得·伊凡內奇不知如何是好：“好像沒有，雖然……”年輕人態度十分親熱地說：“啊，可不，可不，我來提醒您吧……”接著向彼得·伊凡內奇的妻子恭敬地哈腰請求：“請您原諒，您的丈夫過一會兒就……”妻子允許了，這個陌生人就像知交似地挽著彼得·伊凡內奇的手把他帶走了——永遠或者為期十年!
車站四周熙熙攘攘什麽也沒有察覺，……愛好旅行的公民們!不要忘記，在每個車站上都有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派出機構和幾間監室。
假熟人的這種糾纏是那樣厲害，一個沒有受過勞改營狼一般訓練的人是不那麽能夠輕易擺脫掉的。不要以為，如果你是美國大使館的一名工作人員，譬如名叫亞歷山大·德·，那麽你就不會光天化日之下在高爾基大街中央電報大樓近旁被逮捕。你的素昧平生的朋友穿過稠密的人群向你奔來，攤開那善於抓捕的雙手：“薩夏!”他不是埋伏在一邊，而是幹脆朝你喊“喂，好朋友!多少年不見了!?來，咱們往旁邊站站，別妨礙人家。”而在旁邊，在人行道邊，這時正好開來一輛“勝利牌”小汽車……(過幾天塔斯社將在各報憤怒聲明：有關方麵對亞歷山大·德·失蹤一事毫無所知)。是啊，這有什麽了不起?我們的好漢們在布魯塞爾也搞過這樣的逮捕(若拉·勃列德諾夫就是這樣被捕的)，在莫斯科算個什麽。
一言以蔽之，“我們生活在可詛咒的條件下，一個人忽然下落不明了，連最親近的人——妻子和母親……都整整幾年不知道他的情況。”說得對嗎?不對嗎?這是列寧於一九一o年在巴布希金的訃告中寫的。說一句直率的話：巴布希金為起義者運送武器，因而遭到槍殺。他知道他是在冒什麽風險。與我們這些家兔們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這就是我們關於逮捕的概念。
上麵描述的這種類型的夜間逮捕，在我國確乎是慣常的做法，因為它有一些重大的優越性。住宅裏的所有人聽到第一響敲門聲就被嚇破了膽。逮捕對象是從熱被窩裏拖出來的，他還完全處在半睡不醒的無能為力的狀態中，神智是不清的。在進行夜間逮捕時，行動人員在力量上占有優勢：他們是幾個武裝人員前來對付一個褲子都沒有穿好的人;在收拾東西和進行搜查時，想必在門口不會聚集起一群遭難人的可能擁護者。按次序不慌不忙地先光臨一所住宅，然後去另一家，明天再去第三家和第四家，這樣，編內行動人員便可以得到合理的使用，能夠把比這些編內人員多許多倍的城市居民關進監獄。
這種夜間逮捕還有一個優點，那就是：無論毗鄰房屋，無論城市街道，都看不見一夜之間帶走了多少人。這種夜間逮捕嚇壞了近鄰，對於遠鄰來說卻算不了什麽事件。它們好像沒有發生過似的。夜間，“烏鴉車””在這條柏油馬路上往來奔馳，白天，年輕的一代舉著旗幟和花束，唱著歡樂光明的歌曲沿著它邁步行進。
但是，對於那些以抓人為專職的捕手來說，被捕人的驚恐慘狀不過是習以為常、膩煩厭人的瑣事，他們對逮捕行動的理解要廣泛得多。他們有一大套理論，不要想得天真，以為這種理論是不存在的。逮捕學——這是普通監獄學教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有堅實的社會理論基礎。逮捕有依各種特徵的分類法：夜間的和白天的;家中的、工作地點的、路上的;初次的和重複的;分散的和成群的。逮捕可以依照所需的出其不意程度、依照預期的抗拒程度(可是在幾千萬個場合根本沒有預期會發生任何抗拒，而且確實沒有發生)來進行區分。還可以按照預定的搜查的嚴重程度，按照是否要作查抄物品登錄，是否查封房間或住宅;是否要隨丈夫之後並把妻子逮捕而子女則送到保育院去，或者把剩下的全部家屬發送流放，或者還把老人們也送去勞改營等等來區分逮捕。
還單獨有一整套的搜查學(我曾讀到過供阿拉木圖法律函授學校學生用的小冊子)，書裏大為讚賞一些司法人員，他們在進行一次搜查時，不怕麻煩地翻騰三十二噸糞肥、六萬木材、兩大車幹草，清除了整個宅旁園地的積雪，從爐子裏掏出磚頭，掏了髒水坑，檢查了抽水馬桶，在狗窩、雞窩、鳥巢裏作了搜尋，刺穿床墊，從身上揭下貼著的膏藥，甚至拔下金屬假牙找尋是否藏有縮微文件。此書向學生們竭力推薦，一次搜查要從人身開始，以人身結束(以防這人順手從搜查過的東西中抓走某些物件);事後還要去同一地點，但要在早晚不同時間，再作一次搜查。
不——不，逮捕的方式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伊爾瑪·明戴爾是個匈牙利女人，她在共產國際(一九二六年)弄到了兩張大劇院的戲票，是頭排位置的。偵查員克列蓋正在追求她，所以她就邀請克列蓋一起去。他們溫情脈脈地度過了全部演出時間，而在演出結束後，他就把她直接帶到了盧賓卡。一九二七年六月裏，百花盛開的一天，在庫茲涅茨橋，臉頰豐滿梳著褐色辮子的美人安娜·斯克裏普尼科娃剛給自己買了藍色的連衣裙料子，有一個穿著講究的年輕人走來請她坐上馬車(而車夫卻已經明白了，便皺起了眉頭：機關是不付車錢的)，要知道這並不是幽會，而是逮捕：他們現在就拐到盧賓卡，駛進黑洞洞的大門。如果說(過了二十二個春天以後)，穿著白製服、身上散發出貴重香水氣息的海軍中校包利斯·布爾科夫斯基給一個姑娘買了塊大蛋糕，那末請不要發誓保證，這塊大蛋糕定會落到姑娘手中，而不是被搜查人員劃得刀痕縱橫，並由他本人帶進他的最初的牢房去。不，無論白天的逮捕，路上的逮捕，以及大庭廣眾的逮捕，我們這裏從來也沒有忽視過。然而，它做得幹淨利落，並且，令人驚異不置的是，遭難者本人同行動人員總是協調配合，盡可能顯得氣度雍容，為的是不使別的活著的人們察覺出這個大限已到的人的滅亡。
不是對任何人都可以到家裏敲門進去加以逮捕的(要敲的話，也得由房屋管理員或郵遞員去敲)，也不是對任何人都可以在工作地點加以逮捕。如果預定要逮捕的人極為機靈，逮捕宜於在離開他所習慣的環境的地方進行——離開他的家屬，離開同事，離開誌同道合者，離開密室：他什麽也不應當來得及銷毀掉、藏起來、轉移出去。對於軍界的或黨的大官們，有時先給一個新的任命，撥給一節有客廳的車廂，在途中再加以逮捕。某一個被挨家逐戶的捕人嚇呆了的，已經整一個星期因上司陰沉冷漠的臉神而惴惴不安的無名小卒——突然被叫到工會委員會去，在那裏滿麵春風地給了他一張到索契去的療養證。家兔感動了——這麽說，他的恐懼是徒然的。他表示感謝，他歡天喜地急急忙忙跑回家去收拾箱子。離開車還有兩小時，他責罵笨手笨腳的老婆。好了，終於到達了車站!還有時間。在旅客候車室裏，或者在賣啤酒的櫃檯旁，一個非常討人喜歡的年輕人喊了他一聲：“彼得·伊凡內奇，您沒有認出我來嗎?”彼得·伊凡內奇不知如何是好：“好像沒有，雖然……”年輕人態度十分親熱地說：“啊，可不，可不，我來提醒您吧……”接著向彼得·伊凡內奇的妻子恭敬地哈腰請求：“請您原諒，您的丈夫過一會兒就……”妻子允許了，這個陌生人就像知交似地挽著彼得·伊凡內奇的手把他帶走了——永遠或者為期十年!
車站四周熙熙攘攘什麽也沒有察覺，……愛好旅行的公民們!不要忘記，在每個車站上都有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派出機構和幾間監室。
假熟人的這種糾纏是那樣厲害，一個沒有受過勞改營狼一般訓練的人是不那麽能夠輕易擺脫掉的。不要以為，如果你是美國大使館的一名工作人員，譬如名叫亞歷山大·德·，那麽你就不會光天化日之下在高爾基大街中央電報大樓近旁被逮捕。你的素昧平生的朋友穿過稠密的人群向你奔來，攤開那善於抓捕的雙手：“薩夏!”他不是埋伏在一邊，而是幹脆朝你喊“喂，好朋友!多少年不見了!?來，咱們往旁邊站站，別妨礙人家。”而在旁邊，在人行道邊，這時正好開來一輛“勝利牌”小汽車……(過幾天塔斯社將在各報憤怒聲明：有關方麵對亞歷山大·德·失蹤一事毫無所知)。是啊，這有什麽了不起?我們的好漢們在布魯塞爾也搞過這樣的逮捕(若拉·勃列德諾夫就是這樣被捕的)，在莫斯科算個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