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給機關以應有的讚揚：在演說家的講話、劇院的演出和婦女服裝式樣都像是從傳送帶生產出來的時代，逮捕方式還能使人感到一些多樣性。你被帶到工廠出人口的一旁，在你用通行證確證了自己身份以後——你就被抓走了;你發著三十九度的高燒被從軍醫院抓走(安斯·伯恩施坦)，而醫生卻並沒有對你的逮捕表示反對(他反對試試!);你直接從手術台上、在做胃潰瘍手術時被抓走(h。m·沃羅比堯夫，邊疆區國民教育局督學，一九三六年)——半死不活地，全身是血，就被送進了牢房(卡爾普尼奇回憶);你(納吉亞·列維茨卡妮)要求會見被判刑的母親。給你會見!——而這卻是對質和逮捕!你在食品店被請到定購部去，在那裏就把你逮捕;逮捕你的人是你看在基督麵上讓他在家留宿了一夜的朝聖者;逮捕你的是來抄電錶的電工;逮捕你的是在街上與你相撞的騎自行車人;鐵路乘務員、出租汽車司機、儲蓄所職員和電影院管理人員——所有這些人都會逮捕你，你隻是事後才會看到藏得很好的深紅色證件。
有時，逮捕好像是一種遊戲，在這上麵用了多少過分多餘的奇思巧想，花了多少吃飽了沒處消耗的精力，其實，不這樣做遭難者也不會作什麽抵抗的。是否行動人員想這樣來顯示自己的工作，來為其眾多的人數進行辯解。其實看來隻需給所有預定要抓起來的家兔們分送去傳票就夠了——他們自己就會在指定的時刻帶著小包裹走進國家安全機關的黑色鐵門，以便在給他們預定好的牢房裏占有一席之地。(對集體農莊莊員正是這樣逮捕的，難道還需要夜間穿過荒郊野地上他家去?把他叫到村蘇維埃去逮捕起來就行了。粗活工人一般是叫到辦公室去逮捕。)
當然，任何機器都有自己的吞進額，超過這個定額它是辦不到的。在緊繃繃滿騰騰的一九四五——四六年，那時一輛一輛的軍用列車從歐洲開來，需要一下子把它們全部吞進並送到古拉格群島去，——這種花樣豐富的遊戲已經沒有了，理論也大大地褪色了，舉行儀式用的羽飾也丟光了，結果幾十萬人的逮捕弄得像於巴巴的點名：拿一張名單站在那裏，從一列車裏喊名叫出來，再關進另一列車去，這就是逮捕的全貌。
我國幾十年政治逮捕的一個特點，恰恰在於被抓起來的人是清白無辜的，因此也就是不準備作任何抵抗的。造成了一種誰都是在劫難逃的共同感覺，一種不可逃脫國家政治保衛局——內務人民委員部手掌的觀念(在我國的身份證製度下，這是符合實際的)。在逮捕流行病蔓延時期，人們每次上班，甚至都先向家裏人告別，因為不知道晚上還能不能回來——連那個時候，他們都幾乎沒有人逃跑(隻有少數人自殺)。這正合需要。馴羊狼好啃。
這種情形之所以發生，還由於對逮捕流行病的機製不了解。逮什麽人，不碰什麽人，機關往往沒有切實的選擇依據，而是為了完成控製數字，湊齊數字可能有一定規律，也可能帶有完全偶然的性質。一九三七年有一名婦女到新切爾卡斯克的內務人民委員部接待站去，詢問如何處理她被捕鄰居的沒有奶吃的乳兒。那兒的人對她說：“清等一等，我們查一下。”她坐待了兩個小時光景——就從接待站被抓走送進了牢房：正急需湊滿數字，可是又派不出那麽多工作人員到全城去抓，而這一位已經自己送上門來!相反，住在奧爾沙附近的拉脫維亞人安德烈·巴威爾，內務人民委員部上門去抓他，他不開門跳窗戶跑了，一口氣逃到西伯利亞。雖然他用自己的真名實姓住在那裏，而且證件上寫得清清楚楚，他是從奧爾沙來的，他卻始終沒有被關進去。既沒有被機關傳訊，也沒有受到任何懷疑。因為有三種通緝：全蘇聯的、共和國的和省的，而對逮捕大流行時期的逃犯，至少有一半不會宣布省級以上的通緝。根據偶然情況，諸如鄰居告密等，決定逮捕的人犯，很容易用另一個鄰居頂替。像安德烈·巴威爾那樣，偶然落入圍捕圈或陷入設伏的住宅並有勇氣即刻在第一次審訊前逃跑的人，從來也不會遭到追捕和受到追究;誰要是留下來等待公正處理，誰就得到刑期。然而幾乎所有的人，占壓倒多數的人，正是這樣表現的：猶豫畏縮，束手無策，聽天由命。
誠然，內務人民委員部在抓不到所需要的人的情況下，往往讓親屬具結不出境，而隨後補一個手續，用留下的人代替逃跑的人，是輕而易舉的。
普遍的無辜也就產生普遍的無所作為。也許還不至於被抓起來?也許這樣就對付過去了?a·h·拉德仁斯基是偏僻的科羅格裏沃地方學校的主要教師。一九三七年在集市上有一個農民走到他身旁轉達了某人的話：“亞歷山大·伊萬內奇，快離開吧，你已經上了名單了!”可是他留了下來：要知道整個學校都靠我支持，他們自己的子女也在我這裏念書——他們怎麽會把我抓起來?……
(過了幾天就被捕了。)不是每個人都能像萬尼亞·列維茨基在十四歲的年紀就懂得：“每個誠實的人都應當入監牢。現在爸爸在坐牢，等我長大了——也會把我關起來的。”(他二十三歲被關進監牢。)大多數則麻木不仁地抱著一線希望。既然你是無罪的，——那為什麽要把你逮起來呢?這是錯誤!人家已經抓住你的衣領在拖，而你卻還暗自念念有詞：“這是錯誤!一弄清楚——就會放出來!”把其他人大批關進去，這也不像話，但是每個人的具體情況誰弄得清楚：“也許拔一個恰好是……?”至於你，你肯定是無辜的!你還把機關看成是合乎人類邏輯的機構：一弄清楚，就放出來。
因此你幹嗎要逃跑呢?……你怎樣可以抵抗呢?須知你隻會惡化自己的處境，你會妨礙把錯誤弄清楚。你連下樓梯都跟著腳，因為叫你不要讓鄰居聽見，哪裏還談得上進行什麽抵抗。
後來在勞改營中他便會痛切感到，如果每個行動人員夜裏去執行逮捕時，不知道能不能活著回來，因而也和自己家屬訣別的話，那情形會怎樣呢?如果在大規模捕人入獄時期，比如在列寧格勒，當把全城四分之一的居民投入監獄的時候，人們不是坐在自己的洞穴裏，聽到每一次大門砰砰響聲和樓梯上的腳步聲就嚇得發呆——而是明白了他們再也不會失去什麽，於是精神抖擻地幾人一組手中拿著斧頭、錘子、火鉤子，拿著順手拿到的一切東西在自己的門道裏設下埋伏，那又會怎樣呢?既然早就知道，這些夜間便帽客來者不善——那就給殺人兇手迎頭痛擊，這決不會錯。還有那輛停在街上隻坐著一個司機的“烏鴉車”——趕走它，或者紮穿車輪n機關不會馬上算出工作人員和車輛的缺額，這樣一來，不管史達林多麽渴求，這個可詛咒的機器一定會停下來!
如果……如果……對於後來發生的一切，我們簡直是咎由自取。
再者，抵抗什麽呢?拒絕解下褲帶?或者拒絕站到房間角落裏?或者拒絕跨出家門檻?逮捕是由一連串小動作、是由許多細微末節構成的。為了單獨的任何一件小事，似乎都沒有意思去爭論(當被捕者的思想圍繞著一個大問題“為了什麽?”在轉圈子的時候)，而所有這些小動作集合在一起也就不可避免地構成了逮捕。
有時，逮捕好像是一種遊戲，在這上麵用了多少過分多餘的奇思巧想，花了多少吃飽了沒處消耗的精力，其實，不這樣做遭難者也不會作什麽抵抗的。是否行動人員想這樣來顯示自己的工作，來為其眾多的人數進行辯解。其實看來隻需給所有預定要抓起來的家兔們分送去傳票就夠了——他們自己就會在指定的時刻帶著小包裹走進國家安全機關的黑色鐵門，以便在給他們預定好的牢房裏占有一席之地。(對集體農莊莊員正是這樣逮捕的，難道還需要夜間穿過荒郊野地上他家去?把他叫到村蘇維埃去逮捕起來就行了。粗活工人一般是叫到辦公室去逮捕。)
當然，任何機器都有自己的吞進額，超過這個定額它是辦不到的。在緊繃繃滿騰騰的一九四五——四六年，那時一輛一輛的軍用列車從歐洲開來，需要一下子把它們全部吞進並送到古拉格群島去，——這種花樣豐富的遊戲已經沒有了，理論也大大地褪色了，舉行儀式用的羽飾也丟光了，結果幾十萬人的逮捕弄得像於巴巴的點名：拿一張名單站在那裏，從一列車裏喊名叫出來，再關進另一列車去，這就是逮捕的全貌。
我國幾十年政治逮捕的一個特點，恰恰在於被抓起來的人是清白無辜的，因此也就是不準備作任何抵抗的。造成了一種誰都是在劫難逃的共同感覺，一種不可逃脫國家政治保衛局——內務人民委員部手掌的觀念(在我國的身份證製度下，這是符合實際的)。在逮捕流行病蔓延時期，人們每次上班，甚至都先向家裏人告別，因為不知道晚上還能不能回來——連那個時候，他們都幾乎沒有人逃跑(隻有少數人自殺)。這正合需要。馴羊狼好啃。
這種情形之所以發生，還由於對逮捕流行病的機製不了解。逮什麽人，不碰什麽人，機關往往沒有切實的選擇依據，而是為了完成控製數字，湊齊數字可能有一定規律，也可能帶有完全偶然的性質。一九三七年有一名婦女到新切爾卡斯克的內務人民委員部接待站去，詢問如何處理她被捕鄰居的沒有奶吃的乳兒。那兒的人對她說：“清等一等，我們查一下。”她坐待了兩個小時光景——就從接待站被抓走送進了牢房：正急需湊滿數字，可是又派不出那麽多工作人員到全城去抓，而這一位已經自己送上門來!相反，住在奧爾沙附近的拉脫維亞人安德烈·巴威爾，內務人民委員部上門去抓他，他不開門跳窗戶跑了，一口氣逃到西伯利亞。雖然他用自己的真名實姓住在那裏，而且證件上寫得清清楚楚，他是從奧爾沙來的，他卻始終沒有被關進去。既沒有被機關傳訊，也沒有受到任何懷疑。因為有三種通緝：全蘇聯的、共和國的和省的，而對逮捕大流行時期的逃犯，至少有一半不會宣布省級以上的通緝。根據偶然情況，諸如鄰居告密等，決定逮捕的人犯，很容易用另一個鄰居頂替。像安德烈·巴威爾那樣，偶然落入圍捕圈或陷入設伏的住宅並有勇氣即刻在第一次審訊前逃跑的人，從來也不會遭到追捕和受到追究;誰要是留下來等待公正處理，誰就得到刑期。然而幾乎所有的人，占壓倒多數的人，正是這樣表現的：猶豫畏縮，束手無策，聽天由命。
誠然，內務人民委員部在抓不到所需要的人的情況下，往往讓親屬具結不出境，而隨後補一個手續，用留下的人代替逃跑的人，是輕而易舉的。
普遍的無辜也就產生普遍的無所作為。也許還不至於被抓起來?也許這樣就對付過去了?a·h·拉德仁斯基是偏僻的科羅格裏沃地方學校的主要教師。一九三七年在集市上有一個農民走到他身旁轉達了某人的話：“亞歷山大·伊萬內奇，快離開吧，你已經上了名單了!”可是他留了下來：要知道整個學校都靠我支持，他們自己的子女也在我這裏念書——他們怎麽會把我抓起來?……
(過了幾天就被捕了。)不是每個人都能像萬尼亞·列維茨基在十四歲的年紀就懂得：“每個誠實的人都應當入監牢。現在爸爸在坐牢，等我長大了——也會把我關起來的。”(他二十三歲被關進監牢。)大多數則麻木不仁地抱著一線希望。既然你是無罪的，——那為什麽要把你逮起來呢?這是錯誤!人家已經抓住你的衣領在拖，而你卻還暗自念念有詞：“這是錯誤!一弄清楚——就會放出來!”把其他人大批關進去，這也不像話，但是每個人的具體情況誰弄得清楚：“也許拔一個恰好是……?”至於你，你肯定是無辜的!你還把機關看成是合乎人類邏輯的機構：一弄清楚，就放出來。
因此你幹嗎要逃跑呢?……你怎樣可以抵抗呢?須知你隻會惡化自己的處境，你會妨礙把錯誤弄清楚。你連下樓梯都跟著腳，因為叫你不要讓鄰居聽見，哪裏還談得上進行什麽抵抗。
後來在勞改營中他便會痛切感到，如果每個行動人員夜裏去執行逮捕時，不知道能不能活著回來，因而也和自己家屬訣別的話，那情形會怎樣呢?如果在大規模捕人入獄時期，比如在列寧格勒，當把全城四分之一的居民投入監獄的時候，人們不是坐在自己的洞穴裏，聽到每一次大門砰砰響聲和樓梯上的腳步聲就嚇得發呆——而是明白了他們再也不會失去什麽，於是精神抖擻地幾人一組手中拿著斧頭、錘子、火鉤子，拿著順手拿到的一切東西在自己的門道裏設下埋伏，那又會怎樣呢?既然早就知道，這些夜間便帽客來者不善——那就給殺人兇手迎頭痛擊，這決不會錯。還有那輛停在街上隻坐著一個司機的“烏鴉車”——趕走它，或者紮穿車輪n機關不會馬上算出工作人員和車輛的缺額，這樣一來，不管史達林多麽渴求，這個可詛咒的機器一定會停下來!
如果……如果……對於後來發生的一切，我們簡直是咎由自取。
再者，抵抗什麽呢?拒絕解下褲帶?或者拒絕站到房間角落裏?或者拒絕跨出家門檻?逮捕是由一連串小動作、是由許多細微末節構成的。為了單獨的任何一件小事，似乎都沒有意思去爭論(當被捕者的思想圍繞著一個大問題“為了什麽?”在轉圈子的時候)，而所有這些小動作集合在一起也就不可避免地構成了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