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又問我恩格斯坦是否給我打過電話，或者過來看過我。
我又一次說“沒有”，說我最後一次看到他大約是十天前的事了。最後我問道，他們的問題是什麽意思，我能起到怎樣的作用。
其中一名警察深深地嘆息著，他和他那位死去的同事一樣年輕、結實。他語不成句地說著話。
“明天您就可以在報紙上看到新聞了。昨天夜裏我的朋友赫曼·韋尼克在他的汽車裏被燒死了。”
“這事怎麽發生的?”我問。
“如果知道得清清楚楚，我們也就不會到這裏來了，”另外一位警官解釋道，他看起來更為和氣，“不過這是一起謀殺案，這一點可以肯定。韋尼克發現了三起可疑的婦女死亡案的線索。盡管有些情況似乎還很模糊不清，但恩格斯坦很可能就是兇手。我們知道韋尼克想到恩格斯坦那裏去，因為他發現了一些新的疑點。後來他再也沒有出現過，直到昨天夜裏半個身體已被燒成炭的他才從自己那輛破損的車裏被拉出來。”
他們並沒有談到維托德的屍體。我該不該問他的消息呢?
我不敢問。
“這事究竟發生在哪兒?”這句問話聽起來更加中性。
“汽車掉到魏恩海姆附近的深淵裏去了，之前有人往我這個毫無知覺或者早已死去的朋友身上澆上了汽油，”兩個人中那個年輕一點的人控訴道。
我臉色蒼白而痛苦，這事我知道，可是聽到他們如此描述時，我表現出這樣的表情也許是合適的。
他們還讓我仔細想想維托德上一次給我講過什麽話，一旦我想起什麽可疑的情況，趕緊打電話給他們。
“他自己究竟怎麽說的?”我善意地問道。
他們倆交換了一下目光。
“他什麽也不能說，”其中一個說。
“為什麽?”我問，“他逃走了嗎?”
“他的生命危在旦夕，”那個人回答道，“如果他無法恢復知覺的話，說不定他今天就會一命嗚呼了。醫生認為他已經沒有什麽希望了。他同樣也坐在那輛墜落的車裏，但從車裏被拋了出來。很可能他想從車上跳下，可就在這時候車子出事了。”
我眼裏滿是驚恐。
“他現在究竟在哪兒?”我問。
“在聖約翰醫院，但現在謝絕來客拜訪。盡管醫生們在給他做人工呼吸，但您不應該抱有什麽希望了。”
兩名警官和我禮貌道別。他們剛離開，上司馬上就走進來了，他臉上寫滿了好奇。
我簡明扼要地告訴他，我的朋友中又有一個人死了。
“海爾特女士，您最讓我擔心了!”他驚恐地嚷道，“您到鏡子裏去照照自己，您真的完全就是一副愁眉苦臉的形象。您必須馬上看病去，這是我的命令!所以我不希望在這裏看到您。您就乖乖地躺在家裏的床上，按醫生說的去做。我覺得您對自己職責的敬業精神有點過頭了。在經歷了那麽多的人生痛苦之後，即便超人也是無法挺住的!”
我向他表示感謝，把麵包重新包起來，帶上狗和外套走了。我真的開車去看醫生了，但看到那兒隻在下午才有四個小時的門診接待時間。
那我至少還可以躺下休息一會兒了。
可是在此之前我必須對洗澡間進行消毒。我從衛生用品商店帶來了一大瓶“薩格羅坦”牌消毒液。我在洗澡間裏發現，我的狗在那兒拉肚子了。我用了兩個小時對洗澡間進行了消毒，然後又對整個房間殺菌消毒。
我所謂的家庭醫生多年來和我照麵了沒幾次，他認為我明顯消瘦和臉色蒼白有問題。我的整個腹部繃得很緊，擠壓時很疼，他安排了其他檢查項目，首先是第二天早上抽血化驗。
回到家，我躺在床上，那條狗在我身旁為我悲傷，錄音機裏播放著傷感的勃拉姆斯的音樂。那把左輪手槍和維托德的外套在我旁邊放著。一天中剩下的時間消失在黑色和紫色中，我的人生像放電影一樣以憂鬱的畫麵展開，我的頭腦再也無法思考了。
第二天，報紙刊登了一篇那個警官被謀殺的長文，說是那個犯罪嫌疑人目前躺在監護病房裏，他的傷勢非常嚴重，隨時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險。另外三起犯罪行為可能也是他所為。
我駕車去醫生那裏，抽了血，預約第二天再去看病，並開了兩星期的病假。我完全精疲力竭地重新躺在床上。我完全可能再也無法像正常人一樣活著了。
不知道什麽時候，基蒂給我打來電話。她在哭，簡直不知道何去何從。
“他死了嗎?”我問。
“更糟糕，比死更糟糕，”基蒂啜泣著說，“他還活著，而如果他還活著，我可以想像得出，那是最可怕的命運了。下身麻痹，腦損傷。”
“他還有知覺嗎?”
“短時間才有。”
我差點兒被嚇死。
“他說什麽了嗎?”
“沒有。好在他重新處於人工半麻醉狀態了。如果他脫離危險，他將在輪椅裏過一天算一天，沒有語言，或許也沒有記憶，沒有思維。我實在放不下心來。”
“你對他做的那些事情怎麽看?”我問基蒂。
我又一次說“沒有”，說我最後一次看到他大約是十天前的事了。最後我問道，他們的問題是什麽意思，我能起到怎樣的作用。
其中一名警察深深地嘆息著，他和他那位死去的同事一樣年輕、結實。他語不成句地說著話。
“明天您就可以在報紙上看到新聞了。昨天夜裏我的朋友赫曼·韋尼克在他的汽車裏被燒死了。”
“這事怎麽發生的?”我問。
“如果知道得清清楚楚，我們也就不會到這裏來了，”另外一位警官解釋道，他看起來更為和氣，“不過這是一起謀殺案，這一點可以肯定。韋尼克發現了三起可疑的婦女死亡案的線索。盡管有些情況似乎還很模糊不清，但恩格斯坦很可能就是兇手。我們知道韋尼克想到恩格斯坦那裏去，因為他發現了一些新的疑點。後來他再也沒有出現過，直到昨天夜裏半個身體已被燒成炭的他才從自己那輛破損的車裏被拉出來。”
他們並沒有談到維托德的屍體。我該不該問他的消息呢?
我不敢問。
“這事究竟發生在哪兒?”這句問話聽起來更加中性。
“汽車掉到魏恩海姆附近的深淵裏去了，之前有人往我這個毫無知覺或者早已死去的朋友身上澆上了汽油，”兩個人中那個年輕一點的人控訴道。
我臉色蒼白而痛苦，這事我知道，可是聽到他們如此描述時，我表現出這樣的表情也許是合適的。
他們還讓我仔細想想維托德上一次給我講過什麽話，一旦我想起什麽可疑的情況，趕緊打電話給他們。
“他自己究竟怎麽說的?”我善意地問道。
他們倆交換了一下目光。
“他什麽也不能說，”其中一個說。
“為什麽?”我問，“他逃走了嗎?”
“他的生命危在旦夕，”那個人回答道，“如果他無法恢復知覺的話，說不定他今天就會一命嗚呼了。醫生認為他已經沒有什麽希望了。他同樣也坐在那輛墜落的車裏，但從車裏被拋了出來。很可能他想從車上跳下，可就在這時候車子出事了。”
我眼裏滿是驚恐。
“他現在究竟在哪兒?”我問。
“在聖約翰醫院，但現在謝絕來客拜訪。盡管醫生們在給他做人工呼吸，但您不應該抱有什麽希望了。”
兩名警官和我禮貌道別。他們剛離開，上司馬上就走進來了，他臉上寫滿了好奇。
我簡明扼要地告訴他，我的朋友中又有一個人死了。
“海爾特女士，您最讓我擔心了!”他驚恐地嚷道，“您到鏡子裏去照照自己，您真的完全就是一副愁眉苦臉的形象。您必須馬上看病去，這是我的命令!所以我不希望在這裏看到您。您就乖乖地躺在家裏的床上，按醫生說的去做。我覺得您對自己職責的敬業精神有點過頭了。在經歷了那麽多的人生痛苦之後，即便超人也是無法挺住的!”
我向他表示感謝，把麵包重新包起來，帶上狗和外套走了。我真的開車去看醫生了，但看到那兒隻在下午才有四個小時的門診接待時間。
那我至少還可以躺下休息一會兒了。
可是在此之前我必須對洗澡間進行消毒。我從衛生用品商店帶來了一大瓶“薩格羅坦”牌消毒液。我在洗澡間裏發現，我的狗在那兒拉肚子了。我用了兩個小時對洗澡間進行了消毒，然後又對整個房間殺菌消毒。
我所謂的家庭醫生多年來和我照麵了沒幾次，他認為我明顯消瘦和臉色蒼白有問題。我的整個腹部繃得很緊，擠壓時很疼，他安排了其他檢查項目，首先是第二天早上抽血化驗。
回到家，我躺在床上，那條狗在我身旁為我悲傷，錄音機裏播放著傷感的勃拉姆斯的音樂。那把左輪手槍和維托德的外套在我旁邊放著。一天中剩下的時間消失在黑色和紫色中，我的人生像放電影一樣以憂鬱的畫麵展開，我的頭腦再也無法思考了。
第二天，報紙刊登了一篇那個警官被謀殺的長文，說是那個犯罪嫌疑人目前躺在監護病房裏，他的傷勢非常嚴重，隨時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險。另外三起犯罪行為可能也是他所為。
我駕車去醫生那裏，抽了血，預約第二天再去看病，並開了兩星期的病假。我完全精疲力竭地重新躺在床上。我完全可能再也無法像正常人一樣活著了。
不知道什麽時候，基蒂給我打來電話。她在哭，簡直不知道何去何從。
“他死了嗎?”我問。
“更糟糕，比死更糟糕，”基蒂啜泣著說，“他還活著，而如果他還活著，我可以想像得出，那是最可怕的命運了。下身麻痹，腦損傷。”
“他還有知覺嗎?”
“短時間才有。”
我差點兒被嚇死。
“他說什麽了嗎?”
“沒有。好在他重新處於人工半麻醉狀態了。如果他脫離危險，他將在輪椅裏過一天算一天，沒有語言，或許也沒有記憶，沒有思維。我實在放不下心來。”
“你對他做的那些事情怎麽看?”我問基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