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所謂他做了些什麽，”她自豪地回答，“即使他是一個臭名昭著的殺人犯，我也會愛他，可是他不是殺人犯。眼下我生活在瘋狂的邊緣，希望他自己選擇死亡。”
她的話使我感動，我也哭了。基蒂是一個好人，而我是一個壞人，可是這些概念又能表示什麽呢。
過了幾天，我麵臨了又一次打擊：我獲悉自己得了癌症，必須盡快進行手術。
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狗怎麽辦，它到哪兒去。
我把胸針作為快件寄給了恩斯特·施洛德。在一封簡短的信中，我隱隱約約地向他說明了事實真相：這枚胸針不是我買的，而是一位女主人送給我的。同時，我問他是否可以請他的孩子照顧一條陌生的狗兩個星期。恩斯特馬上打電話過來，向我表示衷心的感謝，並許諾當天晚上就把狗接走。他是和安內特一起來的，安內特一進房間，馬上抓住迪士高，高高興興地接受了這一任務。
安內特坐到車裏的時候，我才輕輕地說：“你的女兒有一個姐姐，可是你對此卻一無所知。你可以靜下心來想想，是否想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是否仍然不想知道。”
恩斯特握了握我的雙手，什麽話也說不出來。
我對麻醉和手術感到特別恐懼。以前，當我的親朋好友嚇得不敢去看醫生，一旦需要作手術時，他們就會陷入恐慌狀態。我甚至還特別強調說：“對醫生而言，這純粹是例行公事而已;他們就像在流水線上的工人一樣，天天從事上述的裁縫作業——根本不可能發生差錯。”
可現在，輪到我本人的時候，這個流水線作業看上去就不同了。我真的總是想起那些病人：他們無法從麻醉狀態中甦醒過來，可是，由於不人道的技術，盡管他們像死人一樣，卻仍然需要病床。難道我也是這樣一種再也無法甦醒過來的解決方案嗎?
在醫院裏，人們給我安排到了一個雙人房間裏;先前做的所有檢查又重新做了一遍。我的鄰床上躺著一個沉默寡言的中年女人，她在孜孜不倦地用衛生紙鉤一隻小帽子，我問了她兩遍，她才回答說，她明天出院。
手術前一天的晚上，一位希臘麻醉師過來檢查我的血壓，研究我的化學值、心電圖以及胸透，並詳細詢問我的家族和自己的病史包括過敏反應。
“您害怕嗎?”他問道。
我點點頭。
“許多人害怕麻醉，因為他們自以為醒來時自己已經死了，”他開玩笑道(我覺得這句話一點兒也不好笑)，“不過我完全可以給您提供硬膜外麻醉，也就是您隻有下半身被麻醉。”
“謝天謝地，那麽我真的就可以看到外科醫生們那些粗糙的臉了，聽見他們如何談論足球，將他們的柳葉刀磨得鋒利了吧!”
“通過服用安眠藥使自己得到鎮靜，您完全可以處在一種昏昏欲睡的狀態，然後閉上眼睛。您的耳朵裏插上了耳機。我有一盤希臘的瑟塔基舞曲帶子。”
我真想說，他應該把瑟塔基舞曲帶子塞進自己那隻綠色的浴帽裏。不過我保持著彬彬有禮的態度，請他給我上一種體麵的萬金油式的麻醉藥物，這樣我就可以對這一程序什麽都不知道了。
緊接著，一位外科醫生向我解釋手術的方法及其風險。我內行地點點頭，可後來發覺，因為激動，他的話我連一句也沒有聽明白。
夜裏，我睡眠出奇地好，因為服用了安眠藥很快就睡著了。我旁邊的女人大清早就被一名憤世嫉俗的男子接走了，他連向我問候“早上好”都沒有，他認為這個沒必要。
我還沒上手術台，我的鄰床已經被換上新的床鋪了。一位白髮老婦使勁握緊我的手。
“我是新來的室友!”
我的室友穿著一件淡紫色毛巾睡衣，在狹窄的床架上翻跟鬥、做肩倒立和橋式動作以開始她在醫院的時光。我聽說她年輕時曾經是體操冠軍。當她正要開始給我介紹一本穀物食譜中的那些長壽菜餚的烹調法時，我被接走了。
幾小時之後，我才醒過來，我的手臂上在輸液，一名護士在一側陪伴著。我還活著。
可不知什麽時候，疼痛開始了，我漸漸處在半睡半夢狀態，明白我遭遇了可怕的事。我麵前的牆上掛著丟勒的那幅《祈禱的手》和梵穀的那幅《鐵路橋》，這些被視為希望使者的畫作是由一位熱情的護士長掛到牆上去的。
我的室友第二天做手術。等到我們兩個人身體好轉，她終於可以向我朗讀巴伐利亞一個用測泉叉尋找地下水源的女人的日記時，我慶幸自己有了一個新鄰居。
這是我實現的幾個願望中的一個，而且也隻是因為我在醫院裏呆的時間特別長的緣故。
這位新鄰居有著一頭獾一樣的毛髮，小姑娘一樣的打扮，身上穿著同一種顏色：綠色的短襪，綠色的裙子和外套，綠色的鞋子和圍巾。當那個綠衣女人穿著那件長睡衣的時候，在過道裏等候她的丈夫進來了。我又一次聽到了熟悉的柏林方言。
“我給你帶來了一張小東西的照片，”他溫柔地說，將一張放在銀邊鏡框裏的照片擺放在床頭櫃上。他離開後，我朝那邊偷看。那是一張牧羊犬的照片。
時間一長，作為好鄰居，這位狗媽媽終於開始露出原形了。她偶爾拿出一瓶偷偷帶入的白酒喝上一口，在她特地用袖子擦幹淨那把菸嘴之後，總是滿懷熱情地願意把菸嘴提供給我。
她的話使我感動，我也哭了。基蒂是一個好人，而我是一個壞人，可是這些概念又能表示什麽呢。
過了幾天，我麵臨了又一次打擊：我獲悉自己得了癌症，必須盡快進行手術。
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狗怎麽辦，它到哪兒去。
我把胸針作為快件寄給了恩斯特·施洛德。在一封簡短的信中，我隱隱約約地向他說明了事實真相：這枚胸針不是我買的，而是一位女主人送給我的。同時，我問他是否可以請他的孩子照顧一條陌生的狗兩個星期。恩斯特馬上打電話過來，向我表示衷心的感謝，並許諾當天晚上就把狗接走。他是和安內特一起來的，安內特一進房間，馬上抓住迪士高，高高興興地接受了這一任務。
安內特坐到車裏的時候，我才輕輕地說：“你的女兒有一個姐姐，可是你對此卻一無所知。你可以靜下心來想想，是否想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是否仍然不想知道。”
恩斯特握了握我的雙手，什麽話也說不出來。
我對麻醉和手術感到特別恐懼。以前，當我的親朋好友嚇得不敢去看醫生，一旦需要作手術時，他們就會陷入恐慌狀態。我甚至還特別強調說：“對醫生而言，這純粹是例行公事而已;他們就像在流水線上的工人一樣，天天從事上述的裁縫作業——根本不可能發生差錯。”
可現在，輪到我本人的時候，這個流水線作業看上去就不同了。我真的總是想起那些病人：他們無法從麻醉狀態中甦醒過來，可是，由於不人道的技術，盡管他們像死人一樣，卻仍然需要病床。難道我也是這樣一種再也無法甦醒過來的解決方案嗎?
在醫院裏，人們給我安排到了一個雙人房間裏;先前做的所有檢查又重新做了一遍。我的鄰床上躺著一個沉默寡言的中年女人，她在孜孜不倦地用衛生紙鉤一隻小帽子，我問了她兩遍，她才回答說，她明天出院。
手術前一天的晚上，一位希臘麻醉師過來檢查我的血壓，研究我的化學值、心電圖以及胸透，並詳細詢問我的家族和自己的病史包括過敏反應。
“您害怕嗎?”他問道。
我點點頭。
“許多人害怕麻醉，因為他們自以為醒來時自己已經死了，”他開玩笑道(我覺得這句話一點兒也不好笑)，“不過我完全可以給您提供硬膜外麻醉，也就是您隻有下半身被麻醉。”
“謝天謝地，那麽我真的就可以看到外科醫生們那些粗糙的臉了，聽見他們如何談論足球，將他們的柳葉刀磨得鋒利了吧!”
“通過服用安眠藥使自己得到鎮靜，您完全可以處在一種昏昏欲睡的狀態，然後閉上眼睛。您的耳朵裏插上了耳機。我有一盤希臘的瑟塔基舞曲帶子。”
我真想說，他應該把瑟塔基舞曲帶子塞進自己那隻綠色的浴帽裏。不過我保持著彬彬有禮的態度，請他給我上一種體麵的萬金油式的麻醉藥物，這樣我就可以對這一程序什麽都不知道了。
緊接著，一位外科醫生向我解釋手術的方法及其風險。我內行地點點頭，可後來發覺，因為激動，他的話我連一句也沒有聽明白。
夜裏，我睡眠出奇地好，因為服用了安眠藥很快就睡著了。我旁邊的女人大清早就被一名憤世嫉俗的男子接走了，他連向我問候“早上好”都沒有，他認為這個沒必要。
我還沒上手術台，我的鄰床已經被換上新的床鋪了。一位白髮老婦使勁握緊我的手。
“我是新來的室友!”
我的室友穿著一件淡紫色毛巾睡衣，在狹窄的床架上翻跟鬥、做肩倒立和橋式動作以開始她在醫院的時光。我聽說她年輕時曾經是體操冠軍。當她正要開始給我介紹一本穀物食譜中的那些長壽菜餚的烹調法時，我被接走了。
幾小時之後，我才醒過來，我的手臂上在輸液，一名護士在一側陪伴著。我還活著。
可不知什麽時候，疼痛開始了，我漸漸處在半睡半夢狀態，明白我遭遇了可怕的事。我麵前的牆上掛著丟勒的那幅《祈禱的手》和梵穀的那幅《鐵路橋》，這些被視為希望使者的畫作是由一位熱情的護士長掛到牆上去的。
我的室友第二天做手術。等到我們兩個人身體好轉，她終於可以向我朗讀巴伐利亞一個用測泉叉尋找地下水源的女人的日記時，我慶幸自己有了一個新鄰居。
這是我實現的幾個願望中的一個，而且也隻是因為我在醫院裏呆的時間特別長的緣故。
這位新鄰居有著一頭獾一樣的毛髮，小姑娘一樣的打扮，身上穿著同一種顏色：綠色的短襪，綠色的裙子和外套，綠色的鞋子和圍巾。當那個綠衣女人穿著那件長睡衣的時候，在過道裏等候她的丈夫進來了。我又一次聽到了熟悉的柏林方言。
“我給你帶來了一張小東西的照片，”他溫柔地說，將一張放在銀邊鏡框裏的照片擺放在床頭櫃上。他離開後，我朝那邊偷看。那是一張牧羊犬的照片。
時間一長，作為好鄰居，這位狗媽媽終於開始露出原形了。她偶爾拿出一瓶偷偷帶入的白酒喝上一口，在她特地用袖子擦幹淨那把菸嘴之後，總是滿懷熱情地願意把菸嘴提供給我。